每个家庭都有它自己的故事 ———我的爷爷

抗美

我的爷爷奶奶。

一九七一年农历十一月份的一个清晨，有人传话给当时住校读高一的我，说我爷爷在县人民医院，生命垂危。赶到医院时，爷爷已经做完了手术。当时只有一个比我小三岁的弟弟在爷爷手术协议书上签了字，他哭着告诉我当时只有他一人在爷爷身边。当时父亲正在接受审查，过了大约两个小时，父亲来了，身后跟着两个“保镖”，他眼里噙满泪水，后来近两个月，这两个人一直跟在我父亲左右，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幕在我脑海里还是那样清晰。

那时爷爷65岁，从大队书记位置上退下来后去了离我家四十多里远的三龙乡看渡船，有一笔不错的收入，补贴家用。只是离家远，不能常回家。这次爷爷骑自行车从三龙回到家已经很累了，但得知父亲被办了“学习班”，就四处寻问打探，由于劳累，晚上爷爷急性肠穿孔，先是呕吐，接着疼得在床上打滚，脸上豆大的汗珠直冒。但当时大队的赤脚医生黄正华误诊说是食物中毒，到了后半夜才用手扶拖拉机把爷爷送到大丰人民医院。由于时间的耽误，加上一路颠波，腹腔全部感染，第一次手术后没几天又因腹膜炎做了第二次手术，爷爷虽然醒过来了，但最终没有逃过厄运，在医院待了四十多天后，医院通知我们回家准备后事。怎么也不会忘记，当时生产队里沈德荣等六个壮劳力硬是用幅担架替换着用肩扛着我爷爷步行三十多里地，把他抬回了家，那天正是大年三十，又过了七天，于一九七二年农历初七，爷爷永远离开了我们。

爷爷临终前一天特别清醒，象极了一个要远行的人，反复叮咛，放心不下，问我父亲到底有没有做对不起良心的事。当父亲坚定表示没有时，爷爷脸上平静了。还强调说再难也要让我们姐弟几个继续上学。经过近两个月的煎熬，爷爷最后解脱了，终年六十六岁。

爷爷名叫施宝昌，是个能干人，性格开朗，决策力强。早年带着我奶奶用小独轮车推着他的祖宗遗骸，从启东步行到了盐城大丰东部——现在的裕华乡。当时是一片茅草地，爷爷白手起家，开荒种地。方园几十里他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解放前，和平军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对这样一片荒地也不放过，经常来扫荡，当时爷爷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一得到和平军要来扫荡消息，他就组织群众有序逃离开，躲到再东边的芦苇荡里。许多次他身陷危险处境，都能临危不惧，用智慧与敌人周旋，一次次成功地保护了群众。后来在百万雄师过长江时，他作为民兵去支援前方，回来时，乐呵呵地扛着一支枪，说是奖励得的。解放后爷爷一直当大队书记。我们的童年，少年是快乐幸福的，家里大事小事都有爷爷作主，生活的无忧无虑，有时爷爷开会回来，我们还能分到糖果吃。爷爷非常疼爱我们，给我们做各种玩具，如风筝，木制手枪等。逢年过节也有仪式感。我记得每年正月十五爷爷都会给我们扎灯笼，最多的是兔子灯笼，我们拉着满地跑。到了上学年龄，爷爷戒烟省下钱让我们一定要去念书。当时他就在我家屋前的一块空地上办起了大队的第一所小学。我崇拜爷爷，虽然他文化不多，但作为大队书记，他能治理得井井有条，作为一家之主，能为我们撑起一片天，解放前他还是个光荣的革命者。

爷爷还心灵手巧，打我记事起，家里有四间房，屋樑是木头的，中间两间是小青砖彻的，东西两间是芦笆墙。有一年秋天，放学回家看见爷爷正在东房间把芦笆墙换成红砖头墙，别人家彻墙都请师傅干，而爷爷自己打线，彻墙，很麻利，第三天就彻好了。那时的我，别提有多高兴，放学回家的路上，远远看着自家的房很自豪。

爷爷身上还有一种自带的威严，有他在，家里是详和的，爸妈不敢当着他面争吵。大队的大事小事经他调解也都服服贴贴。用现在的话讲，爷爷是个有格局的人，值得我们后辈永远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