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学之路-----与老邻居老同学老朋友分享

和平

　　一提到自学，我的思绪马上就被拉回到了五十几年前，打开那尘封的日记，往事历历在目：大革命过去了三年多，毛主席和党中央开始要求恢复正常秩序，提出“复课闹革命”，要求学生既要复课学习，又要继续搞“革命”。因66年开始的大革命而没有从小学升到初中的小学生共有66，67，68三届（俗称：新三届），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划了一道线：以1969年4月12日为界，凡在这个时间前年满16岁的小学生就自动失去了进入中学学习的资格，由此，他们创造出了一个特殊群体：“超龄生”（后来有些“超龄生”通过政审和体检被陆续推荐到国营单位工作，而没有进入国营单位的“超龄生”也不用下农村而可以在城市内找到其他工作，这让我们羡慕不已）。我是67级的，自然而然地被这股革命的洪流卷入到了重庆市第25中。

重庆市第25中学坐落在原“长安寺”上，位于长江索道的北站旁，当年的校门：

　　因新三届入学上课的时间相同，学的又是同一套教材，也可以说这三届小学生到了中学就是同一年级的中学生了，那时学校的班级都是按军队编制，后来成立的红卫兵也是军队编制，我还记得25中的红卫兵司令名叫：安占武；我和大部分小学同班同学被分配到一连八排上课，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叫：周艳（女），数学老师叫：郑伟国。毕业照：

毕业照的第一排C位，正襟危坐的就是工宣队代表，坐在工宣队员代表两侧的就是周老师和郑老师。

当年的各学校都进驻了工宣队代表和军代表，工宣队代表和军代表设有独立的办公室，他们要参与学校的各方面管理，并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尽管他们文化不高但他们在校内颇受尊重。可能是因为人数太多，教室不够用，一间教室是两个班上轮换着上，每天只上半天课，一周上上午，一周上下午。学校还在各班抽调男女学生来组成了“校宣传队”，“校宣传队”通过表演文艺节目来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道理。学校要求学生不能穿“奇装异服”进入学校，有天中午放学，我就看到有两个男学生站在校门旁的课桌上低头认罪，他们穿的小裤管被从下到上剪开了好几道口子。

由于是复课闹革命，因此除了要上文化课外，我们还要经常开批判大会和批斗大会，会后还要写批判文章或心得体会，我们学的是简化课本：

因有各种大会及活动，能静下心来学习的时间也不多，所以大家学得并不轻松。

到1970年夏天，学校在操场坝组织了一次全校大会，有几个黑黢黢的穿着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人在主席台上宣传并号召同学们去云南 “屯垦戍边”，他们说去到那里是吃米饭发工资，这让读完中学就必须下乡的我们来说，无疑又多了一条可供选择的、更加光明的道路，这帮”军人”吃住在学校，为的是方便到每一个班上去回答学生们提出的任何问题，以解决同学们的后顾之忧，学生们也可以到他们的住处去找他们咨询。在我们25中的宣传结束后，听说那些”军人”又到了26中……。

到云南“支边”，当即成为学生和家长们的重点话题，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议论着，总之，大部分人都非常看好去“支边”的这个事情，只是有些同学和家长觉得云南边疆离开重庆太远了一点。

不久，学校就开始通知凡是想要去“屯垦戍边”的学生，可以写申请了。因当年基本上都是多子女家庭，子女下到农村并不会减轻家庭的多少负担，反倒为家庭增添了一种牵挂，当听说去云南是上班，还可以拿工资时，大家都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于是同学们纷纷递上有家长签字的申请书，我也上交了申请。为了能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我母亲还专门请假从位于大渡口的重钢来到市内，趁中午那一点时间到周老师家里去表明家长的决心，那天中午我带着母亲来到25中，一路打听，才在一个筒子楼内找到班主任周老师的住处，她住的是一间大约八个平米的房间，门对着的是一扇窗户，窗户下放了一张桌子，室内只有简单的几样家具，门边放有一个煤球灶，周老师把我们让进屋后，我母亲立即向她表明支持我去“支边”的决心，周老师在与我母亲作了短暂的交流后，我们就离开了。

当第一批支边同学的名单下来后，周老师在课堂上大声公布名单时我没有听到有自己，我就去问周老师：为什么没有我呀？周老师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你身体不好！当我回来将结果告诉家人后，大家都很失望，但我外婆是舍不得我去到这么远的，其实，我的内心也是不想去支边的，因为，确实离家太远。

1971年3月份，我们班上有7个同学去支边了，剩下的同学们继续上课，我顿时感觉教室空了不少，并查觉到同学们的情绪有些低落，两个月后，支边同学从云南来信了，收到信的周老师迫不急待地在班上进行了宣读，这才让大家又慢慢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后来，第二批“支边”名单又批下来了，自然也没有我，听说有些班上去“支边”的人多，就只好合班上课。到7月1日我才被批准加入红卫兵（相当于团组织）：

这也是最后一批红卫兵了，由此可见，我在班主任周老师那里肯定是不受待见的，这块胸标我从来没有戴过，我也没有参加过红卫兵的活动。

7月底学校进行了毕业考试，这次考完后大家继续到校上课，记不得是哪一天，老师只是例行公事地说我们的课上完了，同学们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意外，因为，大家的前途早已确定：下农村。现在回想起来感觉真的很遗憾，竟没有与老师道个别、说个话、感个谢什么的，因为，那时候人们讲的是阶级斗争和革命友谊，如果带有点感情色彩，就会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情调。记得每次开大会，台上发言的总是火药味十足，台下听众更是群情激昂，台上沙哑的嗓音喊着最革命的口号，台下激动得手舞足蹈（现在的传销现场与之相比，可以说是小巫见了大大巫）。

一直都没有等到学校宣布毕业，更没有发毕业证书，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样，到时间就放假了，这学年的上半学期还比较正规，先要上交个人总结：

然后，老师还要写评语：

最后一学期，就只发了个毕业考试的成绩单：

　　离开学校后，革命委员会并没有要求我们新三届的学生立即下农村，而是又划了一道线，凡1969年未满15岁的中学毕业生经推荐、批准和政审（家庭成分不好的不能上高中）才能升入高中学习。到了1972年（什么时候已记不得了）才开始动员新三届的学生下到农村去，我们25中对口的农村是涪陵石柱，我们班对口到悦来乡，当年是动员下乡，尽管没有强迫下乡，但无故不下乡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大环境就是如此（放到现在，难以想象）。符合条件的学生就自觉到派出所，将自己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下到要去的农村，同时可以获得国家布票、棉花票等的奖励，以便置办下乡行李，随后，就会通知集中时间，由“革委会”安排的车船分批送达，这就是“自愿”下乡的全过程。有条件的也可以自己联系条件好一点的农村去落户，这在当时叫“挂钩”，我因身体不好就暂时没有下乡。

到1972年底，符合条件的同学们都陆续“自愿”地下到了农村，和我在一起耍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一清静下来，我才查觉我们的数学只学到解直角三角形，出于我对数学的兴趣，我一心就要想解任意三角形，因为，在中学时我常常通过自习把老师没有教过的习题都提前做好在作业本上了，以便于上课时和同学吹牛（那个时候各方面都很乱，老师也不敢管得太多，万一惹到了造反派就会有大麻烦），老师见状就在我的作业本上签上“以后再改！”，反正每次喊收作业时我就把作业本交上去就是了，让老师慢慢改。1970年4月29日我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为了计算这颗卫星的轨道长度，我就去请教了郑老师，郑老师一直没有给我答案，但架不住我多次求教，终于有一天他写了一道公式交给我，我拿到这道公式，这才发现自己根本看不懂，就抄在笔记本里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三年后来才明白：那是一道积分公式，这时才知道郑老师真的是找到了解法！

当我对解任意三角形产生兴趣后，就把正读高中弟弟的数学课本拿来看，但简化了的数学书我看不太懂，后来，我在（兴隆巷38号我中小学同学）郭平的家中借到他大姐（他大姐曾是高三学生）用过的中学课本，看起来就比较容易理解了，在学三角函数时，我不知道正余切函数的读音，就去到新华书店看书，当注意到有学者模样的中年人就前去请教。到1975年，经常和我在一起玩的就只剩下兴隆巷38号的：李亚平（超龄生），郭平（我的中小学同学，病残知青），陈社周（小名：小弟，多留一），11号的：徐小钦（病残知青），8号的：秦德忠（超龄生），37号的：李荣（多留一），新华路285号的：王川（我的中学同学，病残知青），陈东科（王川邻居，病残知青）。我们当年主要的耍法是：下棋，打牌，转解放碑。

由于我一心要解任意三角形，所以，我必须每天要去看一点书，因此，我会经常让别人来接替我下棋打牌，使自己可以回家看一小会儿书。由于纯粹是自己一个人凭着对数学的兴趣去看书自学的，所以，效率不高，学得很慢，但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习惯，每天下午无论在哪里玩，我都要回家学习一两个小时才会心安理得，否则心里总会觉得缺点什么；学了以后，又会觉得自己比之前有了一点点进步，而沾沾自喜！ 尽管当年全社会都不提倡更不鼓励学文化，以至于大家都觉得学文化没有什么前途，因为，无论参军、上学和工作都是推荐和政审，我家也受大环境影响，同样也没有人来鼓励我学习，但也没有人反对我学习，我的自学也就是自己默默的学习。

当年我家很穷，重庆的夏天有点热，下午更热，我外婆就会带着弟妹下到楼下巷道处歇凉，但我仍在三楼家里学习，我外婆只要看到祝永华背着冰糕箱回来（祝永华是8号院子的邻居，她夏天卖冰糕时经常会留一些带回来让邻居们分享），外婆就会去买几支给我们吃，为了购买学习资料，我经常向外婆提出：我不吃冰糕，把冰糕钱给我。这样，外婆每次买冰糕时，就会少买一支，给我4分钱，我就存起来，积少成多，就可以买自己喜欢的学习资料了，后来，我大妹妹（小红，谭苹）工作后，每个月都给我5元，让我宽裕了不少。我小孃孃下班回来总要用水拖一遍木地板，为的是晚上凉快一点，只要地上一干，我又会继续学习，西晒的阳光透过窗户晒到背上我竟无查觉，只有当汗水从背上向下流时，才感觉像是蚂蚁在身上爬，以致于我到现在都喜欢热天。对于学习，我从来没有把它与自己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学的就是“屠龙之技”，但我还是觉得每天必须要学点什么或做点什么，才对得起那一天，因为，时间不能荒废，当时只有这种简单的想法。

当年我家住房也小，家里也没有多余的桌子，我就在饭桌上看书学习，也没有高度合适的凳子，就将凳子倒下来坐，而且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难免会影响到家人过路和做事，我专心学习以致于听不到家人喊让，有时听到了也不想动，怕的是打断思路，外婆有时也会嘟哝一句：好像那个地方是卖给他的一样！当年的学习照（拍摄于1976年）：

　　到1975年4月，我在经过两年多的学习后，就学完了：一元二次、二元一次、一元N次方程和函数极限、导数、微积分及其应用，坐标变换，三角函数及线性规划、三角函数的和差化积，不定积分以及语文、政治、逻辑、化学和物理。当学完数学分析后，我觉得继续学数学的意义不大了，随后开始了学习英语，那是因为：我看到解放碑旁的报刋门市部的玻璃柜台内摆放有英文的：北京周报，平壤时报，美国的号角报，新西兰的人民之声等英文周报，红旗棉布商店（以前叫：华华公司）对面那个重庆外文书店也有很多英文书藉，才萌发了学习英语的想法。

为了学习英语，1975年5月7日起，我多次去到王川家里向王川学习音标，因为，他是通过广播电台学的，发音比较标准。学会音标后，我就按照兴隆巷37号郭伯伯（郭发宽）小儿子（郭其悌，人称：小哥哥）教给我的办法：将英语抄在小卡片上拿着卡片来背，由于我的目标是要看懂英文的书刊，所以需要学习大量的英语单词和语法，我先是收听湖北广播电台的英语节目来学习英语，后来，感觉电台节目的进度太慢，我就开始自学并把学习英语特别是背英语单词放在了首位，下面是我当年制定的学习计划：

上午

9点前：复习或学习英语单词

9点左右：转解放碑（不一定）

10点到11点：看外文或译英文，或 做实验

11点到午饭前：学语文或下棋打牌

下午

3点前：复习单词

3点到4点：学点数学或做其他

4点到5点：复习旧单词或挽救这些旧单词

5点到晚饭前：阅读学过的英文文章。

下面是当年我看过的一些报刊：

平壤时报订单：

新西兰人民之声报订单：

新西兰人民之声报：

越南妇女：

　　话分两头：符合条件并已“自愿”下乡的新三届学生基本上都已经下到农村去了，还有少数“知青”因各种原因留在了城里，我就是其中之一。开始并没有人来理会这部分人，直到1975年下半年，街道才通知：凡因身体原因未下乡的“知青”必须要接受统一的体检来确定去留。我也报名参加了体检，到了星期天，大家集合步行到到捍卫路的“市中区区委”，区委里面很宽，绿化也很好，由各医院临时抽调的医生分布在区委各办公室，在那里对学生进行各项检查，我因为是心动过速，所以对我的检查也很简单，医生一听就知道了。从此，社会上又多了一个群体：病残知青，当时“病残知青”的待遇是：不下农村，不安排工作，只能在家养病。我获得“病残知青”资格后，就由朝天门街道管理了，我们属朝天门一段，我除了要参加段上的群众大会、政治学习外还被要求做一些公益。尽管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但为了求得好印象，还必须去，当年在段上组织开会的是（住新华路300号的）张代表（张天志是本段最大的群众代表），在兴隆巷40号院子组织开会的是肖老头（姓名忘了，住40号院子），组织青年人开会的是周志明（住新华路300号，团支书）。

在公益活动中我和（我家楼下邻居）陈慧宜是参加的“义务交通队”：

也就是在辖区的街边执勤，看到马路上有行人走，就用铁皮喇叭喊：请走人行道！让马路上的行人走到人行道上来。我们主要负责“重庆饭店”那一段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真是可笑，因为，当年那条路上只有一趟公共汽车：1路电车，平时也没有什么车通过，人也少得可怜，完全是没事找事。在兴隆巷最大的群众代表是（住8号院子的）晏泽素，她安排我和（兴隆巷5号的）罗亚卫管理图书，在暑假期间每天下午，我们就去她家里，把图书抬到巷子里让小学生看，看完我们又收好放回去。

后来，我看到兴隆巷的留城知青大都在学些东西或找些临时工做，他们学的主要是一些实用的技能，郭平家里有台缝纫机，他就自学裁缝技术，并达到了较高水平，他还在安装半导体收音机，他是兴隆巷第一个安装成功超外差收音机的人；罗亚卫经常背个很大的琴去外面学习乐器；徐小钦则经常跑街道办事处，感觉他是一个喜欢交际的人；那时大家的经济条件都不好，如果能找到些临时工做做也不容易，李云在家学习数学和日语也在安装半导体收音机；李云因字写得好，找到了为别人刻写蜡纸的工作，一角钱一张，有时他也去供销社库房用剪刀夹辣椒，据他说是5角钱一麻袋。后来，郭平又去到北碚参加北碚玻璃器皿厂的建设，据说那里引进了一条日本生产线；秦德忠去到七星岗一家集体皮鞋厂上班；李亚平找到了做搬运工的活儿，就是从百货站用“板板车”向各百货店送货，据说经常需要扛；王川有时会去学校给高中生上英语课（代课）……。

看到周围的朋友都各忙各的去了，“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那也是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只能听天由命），他们忙于上班，我就忙于自学。经过两年多的学习，我背了6千多个英语单词，基本上能看懂一般的英文报刊了，这期间我每天还要翻译一些英语文章，以加强阅读能力，平时用的英语小词典也被我翻了个稀烂。

到了1977年下半年，听闻要恢复已经停止了12年的高考招生，我就立即停止了英语学习，我知道我的数学和英语已经不需要再提高了，转而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学习物理和化学，由于我有自学数学和英语的基础，用了不太长的时间就学完了高中的物理化学，然后，我就从市中区图书馆（就是现在人民公园下面的：国民政府外交部）：

借得大革命前出版的数、理、化习题集在家进行大量的解题练习，做完一本又去借一本，我做了很多各种类型的习题，为的是积累解题经验……。

现在回过头来看：1972年到1978年的这六年，竟是我人生道路上最为关键的几年，我深深地知道：我并不比别人聪明，也不比别人的运气好，初中两年尽管学的东西不多，但却让我对数学产生了兴趣，只是不想荒废时间才坚持了下来！尽管我每天耍的时间多，学的时间少，但因长期坚持而达到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效果。为此，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们及朋友们，是你们给我创造了一个快乐和谐的环境，让我能安心自学、安心玩耍，使我能在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脱颖而出！

后来，我赫然发现在家自学的“数学分析”和“科技英语词典”都是西安交通大学编著的，难道冥冥之中早有安排！？

注：我外婆的父亲毕业于：唐山路矿学堂，外公的父亲毕业于：南洋公学，这两所大学是交通大学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