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行政区划演变探

千放

　　宁夏，深居中国西北腹地，其行政区划的千年嬗变，不仅映照出地域治理边界的动态调整，更折射出中央政权对西北边疆治理理念由传统羁縻向现代整合的深刻转型。从清代卫所与府县并立的军事化管控，到民国省级建制的独立成型，再到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落地生根，每一次区划更迭，皆紧扣时代脉搏，回应区域发展与民族共治的深层诉求，谱写出一曲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壮阔长歌。

　　清初承明旧制，宁夏以“宁夏卫”为治政核心，隶属陕西，兼具边防戍守与农耕管理之责，俨然西北锁钥。然随天下渐安，治理重心由武备转向民政，1724年（雍正二年），清廷顺势推行“撤卫设县”，废卫立府，宁夏府正式设立，并划归甘肃省辖理。其下统宁夏、宁朔、平罗、中卫四县及灵州散州，首次清晰勾勒出宁夏平原农耕核心区的行政轮廓，奠定了此后两百余年治理体系的基石。这一变革，标志着宁夏由军事据点向民政区域的实质性转型。

　　面对境内农耕与游牧并存、汉蒙杂居的复杂格局，清廷秉持“因俗而治”之策，构建起“府旗分治”的二元治理体系：东部河东平原广布屯田，设府县以流官治理，赋役征调，一如内地；而贺兰山以西草原地带，则保留阿拉善厄鲁特旗与额济纳土尔扈特旗，沿用蒙古札萨克世袭制度，由部落首领自治其民，中央遥控节制。府县与旗制并行不悖，刚柔相济，既强化了对核心区域的直接掌控，又尊重了游牧民族的传统秩序，堪称清代边疆治理智慧的典范。

　　民国肇始，万象更新。1913年，北洋政府废府设道，宁夏地区改制为朔方道（1928年更名为宁夏道），治所银川，仍隶甘肃。其辖境大体承袭清末宁夏府，统宁夏、宁朔、平罗、中卫、灵武、金积、盐池、镇戎（后改豫旺）诸县，其中镇戎一县，即今固原要地，为日后区域建制之关键支点。道制虽为过渡，却为省制独立铺就制度阶梯，行政体系渐趋近代化。

　　192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设立宁夏省，省会定于银川，宁夏自此升格为独立省级政区，开启历史新篇。新省疆域大幅拓展，不仅囊括原宁夏道所属农耕诸县，更将阿拉善、额济纳两大游牧旗纳入治下，首次实现农区与牧区在省级层面的行政统合。尤为关键的是，固原地区的镇戎、海原等县尽属宁夏省辖，虽于1936至1941年间部分区域短暂划归甘肃平凉，然主体始终维系于宁夏，省界数度微调，终成“北控河套，南引关中”的战略要冲，凸显其在西北政局中的枢纽地位。

　　1949年宁夏解放，初设宁夏省，建制沿袭民国旧域，固原所辖之固原、海原、西吉、隆德、泾源诸县仍属其境。然至1954年，为优化全国行政区划布局，中央决意撤销宁夏省：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与磴口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区域则整体并入甘肃省。固原地区随之进入甘肃管辖时期，行政建制迎来重组——甘肃于原宁夏核心地带设银川专区，同时基于民族分布与地域特性，将固原、海原、西吉等县划归新立之“固原回族自治州”（地级），隆德、泾源初属平凉专区，后于1955年单设“泾源回族自治县”。此番调整，虽使“宁夏”之名暂别固原，却以民族自治形式为未来回归埋下制度伏笔。

　　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宣告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北大地落地生根。自治区以原甘肃省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为基础，更将原属甘肃之固原回族自治州所辖固原、海原、西吉三县，及平凉专区之隆德、泾源二县（含泾源回族自治县）悉数划归宁夏。此举不仅使固原地区重归“宁夏”版图，更实现了宁夏行政区划的完整重构：以银川为政治中心，统辖北部城市与南部山地，固原自此成为自治区南部重要行政单元。此后历经“固原专区”“固原地区”之演变，终在2001年升格为地级固原市，下辖原州、西吉、隆德、泾源、彭阳五县（区），治理体系日趋完善，区域发展步入快轨。

　　综上，自清代宁夏卫之设，至今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之兴，三百余载行政区划之演进，实为一部浓缩的西北边疆治理史。每一次边界伸缩、建制更易，皆回应着国家治理逻辑的深层变革——从军事控边到民政整合，从民族分治到区域自治，宁夏的区划变迁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尤以固原之归属浮沉，从民国省辖要邑，到新中国初期划归甘肃，终在民族政策光辉下回归宁夏，其轨迹不仅体现中央对区域格局的精准运筹，更彰显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促进团结、推动发展中的深远意义。今日之宁夏，山河一体，民族共融，其区划演变之路，正是中国边疆由边缘走向中心、由分割走向融合的生动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