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榆林古城忆旧之十七：别过榆林，别过李学士下巷

商子周

1976年9月，榆林，肿瘤死亡回顾调查，前排左起：杨志学，万元孝，郭锡武，王秀珍，后排左一：商子周

榆林肿瘤死亡回顾调查总结会

1987年底，调离榆林，左起：李一生，商子周，范鸿先，张定中，万元孝

　　1977年底，佳县胃癌普查工作基本结束，普查报告及相关资料业已整理归档，我也面临离开地区卫生局，另谋它途的选择，倘若如愿调入绥德“二康”，便要告别榆林，离开李学士下巷。

‍ 地区卫生局郭锡武局长找我谈话，准备正式调我到局里工作。事先，他曾私下征求万元孝副局长及其他主要干事的意见，大家对我颇多赞誉。我提前从王秀珍处获悉此消息，思前想后，做好了应答的思想准备。平日，我和郭局长单独接触的机会并不多，恰好借此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感谢他对我的栽培、认可和信任，感谢局里其他同事的支持和关照。同时，也坦言自己家庭的问题，家严曾在国民政府供职，右派分子，文革被揪斗，遣送原籍劳动改造，并表示，我这样的家庭背景在政府部门从事行政工作恐难有出头之日，还是希望回归业务工作，去二康从事肿瘤专业。郭局长表示理解，答应会考虑我的意见。

‍ 郭锡武局长谈吐儒雅，举止得体，你很少见到他板起面孔训人或者勃然动怒的时候，总是重操守，讲道理，苦口婆心，循循善诱，他严于律己，平日不苟言笑，工作兢兢业业，写得一手好文章，对公文的文字要求很严，也很欣赏我的文字能力（可能是调我的主要原因），他为人正派，在行署有口皆碑，威望极高，不久便荣升地委副书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因肾功衰竭住在绥德“二康”医院，用人工肾行血液透析，医院邀请国内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兰州军区总医院俞天麟主任会诊，成立专门的治疗组，我也是小组成员。因为熟识，他常常私下询问我病情的真实情况，有时也会聊起我当年在地区卫生局借调，后来调入“二康”医院的旧日往事，既为我能有今日的业务成绩感到高兴，也为未能留在地区卫生局工作的决定感到惋惜。

‍ 而万元孝副局长则是另一种类型的陕北干部，淳朴厚道，平易近人，勤奋努力，也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老领导。他是佳县王家砭人，毕业于绥德师范，教师出身，上世纪60年代末，文革时期地区革委会文卫组成立之初就是卫生组唯一的成员，分管全区卫生工作。他参与和见证了榆林地区医疗卫生事业艰难起步，快速发展，突飞猛进的全部历程，榆林卫生系统所有重大事件，如“宝鸡二康”搬迁、唐山抗震救灾、佳县胃癌普查、重大、意外医疗事件现场等工作，你经常能看到他不辞辛苦，四处奔波的身影。后来，他出任地区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面对“天下第一难”的国策，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改变了榆林地区落后面貌。也因此才有了我多次参加计划生育手术队，即使是回到西安，仍然应他之邀两进桐条沟的往事。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家乡这片黄土地，是榆林地区近半个世纪医疗卫生事业的一部活字典。

‍ 上世纪70年代，地区卫生局在郭锡武局长、万元孝副局长治下，造就了一个顾全大局，纪律严明，淡泊名利，风清气正的工作氛围，是一个为行署各部门所公认的重团结，讲友爱，有干劲，有目标，工作成绩斐然的集体。卫生局几名主办干事既个性鲜明，各具特点，又裁长续短，彼此互补，范鸿先的大大咧咧，不拘泥于小节，张栋中的练达世事，严谨持重，李明胜的朴实无华、谦和友善，王秀珍的率真爽朗，大度慷慨，一众同事间坦诚相处，没有明争暗斗，貌合神离，人和人之间轻松简单，工作得舒心快乐。他们和各县卫生局关系融洽，工作上相互配合，县局同志来地区办事，只要碰到饭口，都会留他们在行署食堂吃顿饭，那怕只是一碗黄米饭、酸菜熬洋芋，在那个年代就是好饭，能从菲薄的工资中个人出钱接待，也是一片诚意，一种境界。

‍ 借调地区卫生局的这段日子，和他们朝夕相处，在日常行政、业务工作中，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对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的认识，树立起正确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不媚上，不欺下，心存善念，诚恳对人，遇事敢于担当，有责任感。平日，并没有人刻意教你怎么做，都是身体力行的引导你去感悟提高，理解、明白处理问题时应该充分考虑错与对、得与失、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的各种因素，并做出正确的选择，对我日后的职业生涯有很大影响。如果说靖边县杨桥畔公社的岁月，影响我的是陕北百姓的淳朴善良、豪爽正直，那么，在榆林地区卫生局的日子，更多的是，培养造就我面对未来时的胸襟、眼界、格局，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影响，不同的感悟，但同样是受益匪浅。

‍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我从参加榆林地区恶性肿瘤三年死亡回顾调查工作起步，到参与、组织佳县全县18万人口的胃癌普查，掌握胃癌发病的第一手资料，再到在北京全国胃癌协作组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引起重视和关注，最后，佳县被列入全国胃癌流行病学、病因学综合考察的现场并得以顺利实施，佳县高发现场成立胃癌研究所，地区中心医院成立肿瘤科，榆林全区肿瘤防治工作的每一步，都走得扎扎实实，我也在不断深入的肿瘤防治研究课题中学习、提高、变得逐步成熟。然而，基础实验室研究和现场干预预防需要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坚实基础，需要一批具备无私奉献精神、甘于寂寞，能够把握医学科学进步方向、具备科研能力的优秀学科带头人和团队，而我的教育背景，工作阅历、专业知识并不具备承担牵头全区肿瘤科学研究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榆林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也无力支持借助医学院校、省级医疗机构的设备、技术和人员的力量，进一步深入开展高发现场预防干预的研究。最终，在面临学科进步的关键时刻功亏一篑，全区的肿瘤防治，仍然走回“重治轻防”的老路，高发现场的一级预防半途而废，令人十分惋惜。尽管我知道，以一己之力，谁也无法改变榆林地区肿瘤防治研究工作的状况，但有负领导期望，总是让人心怀歉疚。所以，在我上世纪90年代担任省肿瘤防治研究所所长、省肿瘤防办负责人期间，尽力支持佳县胃癌研究所的工作，安排研究所刘国卿等人参加省上组织的学术活动，每年都落实防治经费，尽管只是杯水车薪，但总能保证日常现场调研工作的正常开展，也算是对榆林、对佳县肿瘤防治工作的报答和支持。

‍ 不久，地区卫生局发函，以加强全区肿瘤防治工作、组建肿瘤学科为名，将我调入设在绥德的地区中心医院。至此，我也在逾而立之年，在面对职业生涯的又一次选择时，迈出了正确而又坚实的一步。

‍ 告别榆林，告别李学士下巷，心中突然萌生出许多恋恋不舍，不仅仅是因为这座小城的“三山拱翠”，“二水环绕”“五楼骑街”，青砖灰瓦，石板街道，四合小院，潺潺桃花泉水积淀的丰厚文化底蕴和万般风情，还有有缘相遇的众多良师益友，以及追求理想，共同奋斗的故人，更因为他是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是从事肿瘤学科职业生涯的起点，没有这段难忘的岁月，没有艰难前行的矢志不移，也就没有了我日后事业上的万紫千红和无悔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