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

我心飞翔

美篇昵称：我心飞翔

美篇号：6503055

“家”是岁月的见证，是情感的积淀，是亲人的温暖，是心底的归宿。我已度过了七十五个春秋，而“家”的形态却是千变万化，折射出社会的变迁。秋日翻看旧照，颇感“今日重临寻旧梦，寂寥庭院意难收”。故将我从小至老居住过的旧居与旧照集成美篇，留下温馨或苦涩的回忆。

我1950年就出生在天津马场道46号的这座小洋楼中。我家祖宅本在河西区的徳租界，旧时叫特别一区。那座德式的老楼在抗战初期被日军征用，所以全家迁到了英租界的这座老楼。尽管抗战胜利后祖宅收回，但已不适合居住，所以就一直租用马场道这座小洋楼。

我的父母就是在这里结的婚，这是父母在西式婚礼结束后，于家中换上中式礼服的留影。

这是父亲抱着出生不久的我在老宅院子里的留影，时间1950年夏，也是我留存的最早的照片。

这是1951年夏，我的父母抱着我的合影，地点就在这座老楼的后阳台。这也是我与父母的第一张合影。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从北京来天津，我陪父亲来此怀旧时的留影。那时这座小洋房正在维修。

由于岁数太小，我对这座老楼的生活完全没有印象。只是后来经过这里时，父母告诉我，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1952年我两岁，由于家族的变故，大家各自分居另过。但也都住的不远。奶奶与九伯父住在洛阳道积善里临街的一所小楼，而四姑就住在隔壁一所。本来我家应搬到小白楼的养和里，那里有一所楼是在母亲名下，但因当时的俄国人家庭还没有搬出，所以我家就搬到了同在马场道的安裕里四号。我家三口加上保姆住一楼一层，二楼是沈家。旁边的安裕里五号则是刘青山住所。

这是在安裕里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地点在安裕里的小胡同里，那时的环境确实非常安裕。

我家在安裕里住到1957年。也就是说我从两岁到七岁在这里住了五年，已经有了不少印象。如沈家的沈钢沈铁兄弟，他俩长我几岁，是我童年最早的玩伴。

其中的沈铁后来到了澳大利亚的悉尼，现在已是著名的侨领，澳大利亚天津同乡会会长。他每次来北京开会，都会来天津与我等几位老友相聚。前几天他应邀来北京参加9·3大阅兵典礼，然后来津小聚，这是在五大道一家餐厅的合影。左一是我，中间是沈铁。

这是我安裕里时代的留影。

这是与姑姑家的表姐表妹在安裕里对过小花园里的留影。那里原叫英国公墓，五十年代有小蘑菇坟，后来改为花园。现在的位置在河西区罗马花园一带。

1956年父亲从天津的开滦矿务局董事会调到北京外交部，被派到缅甸驻华大使馆做英文翻译。1957年母亲带着我和两岁的妹妹庚琪来到了北京。因天津的小洋楼住惯了，来到北京，通过舅舅的朋友，租到了位于东城东堂子胡同东口的这座小洋楼，我家住在三楼一层。

后来得知，这座在当时北京还非常稀少的小洋楼有背景，是伍连德医生的旧居，伍连德是国际著名卫生防疫专家，首位获诺贝尔奖提名的华人科学家。

弟弟就出生在这座小楼，当时叫甲55号。这虽然是一座小洋楼，但我们居住的三楼其实属于阁楼，而且是铁皮楼顶，尽管里面空间不小，但“冬冷夏热”还透风，住着很不舒服。

那时的史小为附近的同学组织了学习小组。我和林翠青及11号的吴尚群是一个学习小组。风风雨雨几十年过去了，当我们都已是耄耋之年时，微信群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每隔几年班里老同学们还会聚会一次。这是2023年班级从史家胡同小学毕业六十周年之际，我们三人回到母校聚会时的合影。

这张照片摄于1957年。我家刚刚搬到北京，我考上了史家胡同小学。住在二楼的林家林翠青与我同岁，我们同班，我管她叫“小妹林”。她三姐教我们童谣“八月十五中秋节，果子月饼摆满碟。东西好，我也不多吃，吃多了闹病上不了学”。我至今没忘。

就在两年之后的1959年，我家买下了同样在东堂子胡同的半套四合院，中间加了院墙，成为一座独门独户的院落，当时叫甲15号，文革后改为37号。从此我家告别小洋楼，过上了四合院的生活。

原来的房主是清华大学教授夫人夏太太，她自己留下的是临胡同口的南房与东房，我家则是三间北房加上东房，共有七间，还包括了两间卫生间。尽管不能和天津五大道的小洋楼相比，但也是抽水马桶、澡盆与洗脸盆一样不缺，还是两套。加上地板地、硬木格扇与木吊顶，在北京算是讲究的住宅了。

我家后院是周家。周大融也在史家胡同小学上学，高我一班。对过的吴家住在一座西班牙风格的小楼，吴德恺小学是王府小学。他的小学原是一座教堂，我的小学原是史可法的家祠。加上同学谢大为，我们四人成为非常要好的童年伙伴。

1966年的文革中，我们几家都遭到了红卫兵抄家的冲击，独门独户变成了大杂院，十六岁的我们突然就理解了环境的恶劣与生活的艰辛。不过那时毕竟年轻，我们骑着自行车，游遍了北京附近的山山水水，成了无书可读的“逍遥派”。

在随后的1968年，我们各自去了兵团与农村，做了“知青”。

这是吴家的小楼。这座曾经是北平最早儿童医院的小楼在大拆大建的年代拆除了，实在可惜。

我这几位童年的玩伴各个家世不凡。谢大为的爷爷谢元甫曾为哈佛医学院医学博士，历任北京协和医学院泌尿外科教授、中央医院院长，是吴德恺伯父吴阶平的老师，谢大为的父亲又与我舅舅是美国伯克利大学的同班同学。周大融的母亲曾是爱国实业家，在重庆掩护过周总理，解放后成为水电部的司长。

这是文革中母亲与妹妹在院子里的留影。

父亲在文革初期就被调离岗位参加了无休无止的学习班。并且工资也停掉了，只能每季由父亲写申请，经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军代表签字同意后，再去王府井的人民银行，持证明从自家被冻结的存款中领取生活费，标准是每人每月10元。我家五口人，每月的生活费就是五十元。而我家原有的独门独院，抄家之后只留下了两间，每月上缴房租与水电费后可怜的生活费就所余无几，日子过得紧紧巴巴。这还不算，到1968年我临下乡之前，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又降到了8元，而且我那一份随着户口撤销也没有了。当时规定每人可带一只箱子和一个捆好的铺盖卷儿。知青办只为每人发了一身棉衣棉裤，余下的就需要自己准备了。我需要置办的物品包括衣服、棉鞋、洗脸盆、毛巾、牙刷牙膏等等，这些东西虽不值钱，但这点儿生活费也不够用呀！无奈之下家里把唯一还值几个钱的英国"凤头"自行车卖了，又卖了几件毛衣。母亲怕我冷，从箱子里翻出一些碎皮子，拼起来给我做了顶皮帽子，还在箱子里塞进了一顶旧蚊帐，勉强收拾出一皮箱的衣物。

就这样，我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这座四合院内从1959年住到了1968年，那一年我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古的科尔沁草原。

刚来到内蒙古的哲里木盟开鲁县农村时，知青的房子还没盖好，十名女生就住在小队部的土坯房。那地方叫场院，平时用于套牲口、卸车、晒粮食。有事儿了队长就召集村民们在队部开会。而我们三名男生就住在场院外靠道边的两间土坯房。那真是个孤零零的小房子。外屋是灶，通过烧柴使里屋的土炕热起来。里屋同外屋一样大，仅仅六平米大小，南面是土炕，上面是一领苇席，苇席上是我们三个男生的铺盖。我睡中间，左面是胡森，右面是苏君砚。

白天我们卷起铺盖，若来客人就坐在炕沿子上面唠嗑。晚上再将铺盖拉下来，头冲炕沿睡觉。屋里照亮就靠一只煤油灯。在土炕的北面，我们的箱子就分三面摆放。老乡用削尖的木桩砸入地面后，架起几块宽窄不一的木板，上面用于放箱子，下面的地上放洗脸盆，木桩之间钉上钉子，拉起铁丝，算是有了放毛巾的地方。这就是我们三人在联丰小六队的全部家当。

到了1969年夏天，我们的集体户宿舍终于建成了。这是一排连七间、跨度七棵檩的土坯房。门窗上安了玻璃，这在那时绝对是“豪门大户”。因为当地一般的住房都是三棵檩或五棵檩的房子，而且只是一明两暗三间房。所以这排知青宿舍就非常显眼了。

这是1970年我20岁生日那天在开鲁县城的留影。转年的12月底我选调到了哲里木盟的首府通辽市，当了一名钳工。至此，我在科尔沁草原的土坯房住了三年零四个月，然后选调住进了通辽标准件厂的工人宿舍。

我所在的通辽标件厂当时虽然很红火，算是通辽市的标杆企业，但也是个不足两百人的小厂。职工宿舍内一半住的是北京与天津选调上来的知青，一半是各旗县的青年工人。我们三人一间屋，有睡炕的有睡床的。到了冬天每屋一个火炉，煤就在院里随便用，引火用的木柴及带油的棉纱也到处都是，门卫有烧热水的锅炉。

厂里有食堂，但我们几位知青学会了过日子，每天用饭盒蒸饭烧菜，放在一车间烧热墩料的铁盖上一会儿就熟。做的菜不外一勺猪油、一小勺盐加一饭盒的白菜、土豆，加上水煮熟。主食通常是小米饭或高粱米饭。那时我们年轻，一吃就是沉甸甸多半饭盒的饭。

。

1974年，厂里的北京天津知青们都已经24岁了，很多人开始“搞对象”，我们厂的一位老师傅给我介绍了一位天津姑娘，她在肉联厂工会工作，负责图书与文体活动。

她们厂比我们厂大多了，有一千多号人，大多来自各个旗县，还有很多知青，所以厂区里盖了不少的职工宿舍。这些宿舍都是红砖瓦房双玻璃窗，比我们厂阔气多了。我们厂的小年轻要结婚只能上外边租房，肉联厂却可以在厂内解决。

但随着年轻人一拨拨的结婚，肉联厂的宿舍也开始紧张了。1976年女朋友终于告诉我说，她的室友们已经在催促我们赶紧结婚，不然这间宿舍就被别人惦记上了。1976年底，我们结婚了。家就安在肉联厂里的职工宿舍。

1978年的12月18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日子，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篇章。正好这一天，我们的儿子轩轩出生了。

图为妻子佑兰在炕上扶着刚出生几个月的轩轩，后面是东北特色的悠悠车。

我的师傅为我们的新家找人打了三件套家具——立柜、平柜与写字台。那时肉联厂的宿舍细看分两类，一类像我家这样用的砖料比较好，但房间是十四平方米；另一类房间有十八平方米大，还带着院子。我们这类房子的山墙横着排了十五块红砖，而较大那类房子的山墙横着排了十八块。我内心向往着何时可以住到十八块砖宽的宿舍就好了。

这是1979年我们在通辽拍摄的全家福，也是我们一家三口最早的全家福照片。

没想一年之后，佑兰的好友嫁嫱法生夫妇调回天津了，他们临走前把宿舍让给了我们，那是山墙横排十八块砖的大间房，会过日子的他们还在院子里挖了菜窖。他们走后，院子里的煤与菜窖里的白菜全都留给了我。

这时肉联厂给每户通了自来水，我不必每天去院子里挑水了，也省去了一口大缸。家里为我们买了一个当时最早的“洗衣机”，那是一个蓝色的塑料桶，侧面有一个可以拆卸的波轮。

住中间小屋的北京单身知青为我们制作了沙发和碗柜，家里的火炕也改成了木床，我们的家越来越有模样了。

1981年初，我们终于从内蒙古的通辽调回了大城市。我没能回到北京，但回到了我出生的故乡天津。这一年，天津刚刚经过了唐山大地震，海河两岸、民园体育场内还全都是临建房，天津百废待兴。而我家，抛弃了已具雏形的家，两手空空的回到了天津。我们先后进入一轻局的国企，我在牙膏厂做辅助工，她在友谊罐头厂做包装工。我们在三十一岁的时候开启了一切归零重启的元年。

我一个曾经的北京知青，初来天津，赤贫一枚。先是住在黄家花园的姑姑家。那时无论是北京家里的四合院还是天津姑姑家的小洋楼，都已经整所发还，可北京的房子远水解不了近渴，姑姑家的表姐妹们已经先后结婚，我不应再打扰。可住在南门外大街的岳父家实在又是太小了，只有十一平方米的面积。但岳父还是说了一句：“庚翔你要不嫌弃就回来住在家里的阁楼上吧”。

于是我们把轩轩送到了一轻局保育院，那是整托的国有保育院，每周六接走，周一送回。

我与佑兰就住在岳父家的阁楼。爬阁楼时需要先上到铺上，再踩着木梯猫腰进入上面一张床大的地方。幸亏那时我俩的工作都是四班三运转，大部分时间可以轮流睡在阁楼。

父亲来天津了，住在姑姑家。他来到了南门外这个从来没有涉足过的地方，看到了我的窘况。

到了1983年，我已经从车间的辅助工被选拔到党委宣传部做了干事，不久又担任了厂办秘书，上了电大、入了党，然后担任了厂企管办主任。此时就差一间住房了。

那时的分房政策很奇葩。按说我这个无房户应该优先分配吧！但按照“标准”，若手里有一个小间住房，就可以更换大些的甚至是单元房，可若是手里根本无房，属于“空手套白狼”，分到房的可能性很小。

不过随着职务提升到了中层，终于在1989年我三十九岁时，分到了住房。这是一个六楼到顶的独单，当时叫做直门独，只有三十几个平方。进门左手是厕所，中间一个四平方的小厅，轩轩就睡在厅里能折叠的沙发床上。右手是一间十四平米的卧室，前方是厨房，外带一个阳台。楼里没有煤气与暖气。这样的职工宿舍即便在当时也算是比较寒酸的了。

我从内蒙古带回的家具仅仅保留了一个书桌，我买了一套当时算是时髦的“捷克组合家具”，由中密度板组合而成。连襟帮我打造了双人床，表哥来帮我刷浆布线。

我还买了20寸的彩电与双卡录音机。1981年为回城打碎的家，在八年后的1989年重建了。

搬家那天，孩子兴奋地唱着自己编的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我与佑兰听着他的歌声，看着他兴奋的样子，忍不住眼圈泛红了：可怜的孩子呀！你生在北疆，跟着我们奔波流离，一直没有个像样的家，也没有自己家的概念，现在终于可以圆梦了！

图为儿子在新家中。

这是通辽肉联厂老友董法生夫妇来家做客时的留影。那期间我们这一代的回城老知青都在慢慢地改善着生活环境。

在牙膏厂工作期间，我有时也会抽时间去北京看望父母，这是为父母在北京家里拍摄的合影。

家里安装了土暖气，墙上是津门著名书法家吴玉如写给父亲的墨宝，当初父母皆在吴先生处学习书法。此时父亲已经处于退休状态了。

这是我们一家三口在父母家的留影。

一晃儿子已经上了大学。我也离开国有企业来到开发区发展，先后担任天津中信集团下属企业的副总及台湾企业顶益公司的经理。收入增加了，但住房仍是那个六楼到顶的直门独。

那时刚刚兴起商品房，天津开始规划体北、华苑、鞍山西道等新型住宅区。1996年，我买了第一个商品房，是鞍山西道景湖里100平米的两室两厅。我按照那时装修的风格，地面使用了花岗岩，护墙板是白橡木，屋顶设了吊灯，看起来很不错了。儿子从学校回家弹起了吉他，父母从北京来天津小住，看到我住房的改善也为我高兴。

2002年，北京父母已经归于平静的生活却无法再继续，因为金宝街要扩建，纷传一个规划中的香港马会使得父母家所在的区域需要面临拆迁，各家都在未雨绸缪。

不久父亲来电话嘱咐我在天津给他们代为购房，希望能来天津并住在我家附近。恰好我家楼上有一套新二手房，房主是北京公司派往天津工作的一位经理，房子装修完尚未住就奉命调回。于是联系到北京房主，经商议买了下来。

那期间我正好在北京工作，佑兰就张罗着做了房子的保洁以及个别地方的重新装修。等父母搬来天津后非常高兴，直说叶落归根了。

这是2002年父母在天津新居的合影。

这套80多平米的房子一室两厅，全明设计。父亲非常满意，直说住起来比那个经过地震又年久失修的老房子舒服多了。

这是刚来天津不久，十四伯父夫妇、大哥哥、二哥哥夫妇来家拜访父母时的合影。

父母来到天津居住，我也非常高兴。自从1968年我从北京上山下乡，三十四年之后与父母又住在一起了。“子欲养而亲不待”是多少人的遗憾，但我与老伴儿可以堂前尽孝了。2002年我五十二岁，离开顶新国际集团后刚刚从清华大学MBA毕业，开启了企业管理咨询顾问与讲师的职业生涯。

这期间我们夫妇陪父母去看望亲朋好友，去马场道看当年父母结婚时的老宅，还去小白楼看母亲出生并居住了二十多年的老宅及福建路父亲家的老宅。我们还陪父母去吃起士林，逛古文化街、逛鼓楼。那几年的父母沉浸在怀旧之中，日子过得舒心惬意。只是父亲的哮喘病越来越重了。

2005年初，父亲故去了。母亲一人住在楼上很孤独，尽管她愿意独自在楼上生活，但我实在不放心，开始寻找环境好些、房子大些的房子，希望与母亲住在一起。

此时天津的商品房已经大面积的开发出来。老城厢拆的很干净，西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贝壳建筑，被誉为老城厢下的“彩蛋”。这里实际是建筑商富力城的售楼处。我们去看过后样品房后非常满意。

2006年底，我们与母亲一起搬进了这个新建的小区，这里有湖岸水榭，有石景曲径，周围有医院，有菜市，非常适合老年居住。

我们的单元是三室一厅两卫，儿子不在身旁，只有母亲与我们夫妇住在一起。母亲跟我说：“你从小离开我，没想到我老了后会跟着你们过”。

这是儿时童伴，我的小学同学谢大为来家看望母亲时与我的合影。他居住在美国加州，读书读到博士后。现在开诊所，算是继承了爷爷的医学之路。

这是2007年母亲八十大寿时在家里的合影，母亲哥哥一家及父母两边的侄男望女来了很多人，非常热闹。平时表哥表姐们也常来看望母亲，母亲一点也没感到寂寞。

这是2016年母亲过八十九岁生日时的合影。转年母亲去世了，与父亲合葬在北京的福田公墓。

儿子已经在上海成家，母亲走后，我们辞退了保姆，过上了空巢老人的生活。

做完这个美篇，心里甜酸苦辣五味俱全。“家”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并不复杂，但对于我却有着丰富的内涵。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七十五个春秋，我对“家”的理解变得单纯，那就是平安与温馨。“树欲静而风不止”，一生求一个平安不容易；对他人好，获得好的回报也不容易，千秋苦旅，唯持本心。活着，活好！

最让我感动与值得庆幸的是，我从小到老住过的每一处老房子，都有亲人、故友与之发生过交集，而且至今我们还都维系着温馨的联系，这让我生命中的每一个节点都保留着完整的记忆！

最后，以我作的一首自由体小诗结束这个美篇吧：

《曾经》

曾经

命运折断了希望的风帆，

我不惧狂暴与摧残。

因为我看到了，

冬天里朦朦的海岸。

曾经

命运凋谢了美丽的花瓣，

我不会沉沦与心酸。

因为我梦到了，

春天里艳艳的灿烂。

曾经

命运遮蔽了秀美的山峦，

我没有退缩与回返。

因为我做到了，

夏天里孜孜的登攀。

尽管

命运驶达了暮色的港湾，

我没有追悔与遗憾。

因为我尝到了，

秋天里满满的香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