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唯一的犹太人，之十五（The only Jew in the room)

香溪居士

作者： 阿维 沙莱夫（ 以色列）校译：香溪居士 第十五章

轻度浩劫

第二学期课程取消的频率越来越高。也许幕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停课使得白天有了空闲时间，很快学院图书馆就成了我最喜欢的去处，我可以在那里花几个小时阅读巴勒斯坦作家阿巴德·叶海亚的小说《拉马拉凶杀案》。我必须在萨尔曼博士的课堂上口头介绍这部小说，并为阿布·绍德博士的课程写一篇相关论文。
此刻我无法想象自己能用阿拉伯语写这篇论文，但船到桥头自然直。阅读《拉马拉凶杀案》已成为我语言学习努力的主要焦点。我走到哪里都把它带在包里，一有机会就拿出来阅读。进展缓慢，书页边缘写满了从谷歌翻译和阿尔巴尼词典查来的翻译涂鸦。我觉得它们都是这项集体努力的一部分。

当我坐在那里阅读时，我想知道还有多少其他以色列犹太人正在阅读巴勒斯坦人用阿拉伯语写的小说？我是唯一一个吗？我们讲希伯来语的国家是一个被2.8亿阿拉伯语使用者包围的语言岛屿，我们既不会说也读不懂它。这是可悲的。
我把图书馆的一个角落变成了我的固定位置。它位于宗教和圣训区。书架上摆满了成千上万本关于伊斯兰教法、哲学和道德的书籍。要到那里，我必须经过一个新到书籍的展示区。我慢慢地往前走，一路浏览新书。有些书是由西岸和巴勒斯坦侨民的作者写的，它们涉及一些政治敏感问题。有时我会利用休息时间翻阅书籍和杂志，从一本跳到另一本。有些书对以色列持非常负面的看法，将锡安主义描述为一种种族主义、暴力、危险的运动，执行最恶劣的殖民主义，甚至可以与纳粹罪行相提并论。这些书不能被忽视，它们在书架上大声疾呼。在这里学习可能不接触这样的文本吗？怎么可能有人读了它们却无动于衷？这种关于以色列的激进文学如何影响一个试图融入国家教育体系的学生？图书馆的寂静中蕴含着一种不安。一种困惑的沉默。但这些激进书籍并不代表校园其他地方的氛围。事实上，我几乎从未接触过批判性的，更不用说激进的话语，也没有接触过任何极端主义的课程内容。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项目中的大多数学生似乎也不阅读政治文献，要么是因为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要么是对阅读整体不感兴趣。即使在西岸和加沙地带发生严重动荡的日子里，他们似乎对政治也不感兴趣。我的总体印象是，这里的每个人都专注于他们的个人目标——获得教师证书。校园的整体氛围是冷静和务实的，课程也是如此。没有偏离教育主题。更广泛的问题几乎从未被讨论过，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随意交谈中。如果我曾经相信在这里学习会让我接触到政治激进主义、激进思想和有争议的会议，那我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有时似乎没有什么能让学生兴奋、震惊或将他们从智识沉睡中唤醒。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读了一些批评以色列阿拉伯课程的文章，声称它造成了社会排斥和教育跟踪。其他文章则关注现有教育内容与当今以色列阿拉伯人的生活和生活挑战的相关性之少。然而，自从我开始这个项目以来，这些问题没有在课堂上被正式提出过。没有一门课程提出过。
这种悖论——一方面接触到激进内容，另一方面又完全缺乏与这些文本的互动——让我感到惊讶。也许以色列阿拉伯人倾向于避免敏感问题，宁愿压抑它们。就像一个家庭保守秘密一样。或者，政治话语的缺乏源于对以色列当局的原始恐惧以及以色列阿拉伯人所处的复杂政治现实。
我试图回忆是否曾经见过将卡塞米与恐怖袭击联系起来的媒体报道。互联网搜索显示，2018年7月对圣殿山的袭击中，两名以色列警察被杀，其中一名肇事者是曾在该学院注册但不久后离开的学生。卡塞米工程与科学学院院长达莉亚·法迪拉博士于7月15日发表声明谴责这次袭击，说这名年轻人前一年已经离开学院，袭击发生时不是学生。
直到现在，我在这里连所谓的反以色列话语的影子都没看到过。在课堂材料中没有，在课堂本身也没有。此外，也没有讨论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巴勒斯坦的角度来看待这片土地。
我的儿童文学课程是这种缺失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该课程通过分析著名文本来探索儿童文学的发展及其在教育领域的重要性。在课程中，我们考察了故事对儿童语言、想象力和好奇心的贡献，并讨论如何利用故事来培养和支持处理情感、生理和社会困难的儿童。
其中一个吸引我的故事叫做《小灯笼》，作者是加桑·卡纳法尼。当我们在课堂上读它时，我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那种我喜欢在女儿睡前读给她听的故事，就在她闭上眼睛进入甜蜜梦乡之前。卡纳法尼是一位有天赋的巴勒斯坦政治作家和诗人，他的几本书已被翻译成希伯来语。然而，在以色列人的意识中，他被铭记为一名恐怖分子，他曾担任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PFLP）的发言人，并在黎巴嫩被暗杀。

卡纳法尼被怀疑策划了1972年由日本恐怖分子实施的机场大屠杀，造成数十名以色列人和外国游客死亡和受伤。在阿拉伯媒体公布了一张照片，显示他在贝鲁特与日本恐怖分子微笑并肩站在一起，就在他们出发前往以色列的前几天之后，他被直接与这次袭击联系起来。在以色列袭击发生三个月后，卡纳法尼被放在他车里的炸药炸死，据信是以色列突击队放置的。

《小灯笼》讲述了一位年轻公主的故事，她深爱的父亲国王年老去世，留下了一份令人惊讶的遗嘱：为了登上王位，年轻公主必须完成一项任务。令公主惊讶的是，遗嘱中还有一个明确的威胁。如果她未能完成任务，她将被迫在木笼中度过余生。更糟糕的是，公主不能自由地拒绝这个挑战。而任务是什么？是将太阳的光芒带回皇宫。
公主启程前往山顶，她认为她能够从它的位置摘下太阳并将其带到宫殿。但她发现即使从最高的山峰也无法到达太阳。她空手而归，心情沉重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陷入绝望。突然，一个装有信件的信封出现在她的门下，敦促她迅速行动，并警告说如果她失去信心就不会成功。公主传播消息，任何帮助她完成父亲任务的人都将获得慷慨的奖励。她的消息传遍了整个王国；她的一些臣民认为她失去了理智，而另一些人则赞扬她的决心和抱负。但似乎没有人急于帮助她。
与此同时，国王的顾问告诉她，她的时间不多了，这当然增加了她的绝望。一天，公主注意到一位老人站在宫殿门口，手里提着一盏小灯笼。他要求进入，并大声宣布他想帮助公主实现她父亲的遗嘱。公主从窗户看到卫兵把他赶走，而他抗议他们羞辱性的对待，质问如果像他这样的老人都不允许进入宫殿，公主怎么能完成国王的任务。公主急忙赶到宫门，但当她到达那里时，老人已经走了。指挥官告诉她，这不是老人第一次被从宫门赶走。绝望再次威胁着要使公主瘫痪，但另一封神秘的信件到来，敦促她立即行动，并提醒她时间不多了。
公主派遣她的士兵到王国的各个角落，希望能找到那位神秘的老人。临近傍晚，她惊讶地看到成群的人提着灯笼照亮夜空，向宫殿走来。人群想进入宫殿，但由于试图挤进去的人数太多而受阻。最后，公主命令卫兵突破周围的墙壁，城堡充满了耀眼的光芒。公主对人们携带的所有灯笼感到惊讶，她的卫兵告诉她，她的臣民被迫购买它们，因为盗贼在王国里肆虐。国王的顾问解释说，当黑暗深沉时，每个人都必须点亮自己的道路，但在一起，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可以照亮整个王国。这个故事当然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巨大的光芒进入宫殿，赋予公主王冠的权利。她以自己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父亲的任务。

这个短篇故事充满了政治、社会和教育含义。读完它后，我迫不及待地等待课堂讨论。与此同时，我读了罗丝兰·达伊姆博士的文章，该文章批判性地分析了这个故事，照亮了我自己的分析之路。根据达伊姆博士的说法，深受爱戴的国王之死可能象征着巴勒斯坦纯真时代的结束和一个衰落时期以及政治自由丧失的开始。国王遗嘱中的任务可能表明巴勒斯坦侨民与被占领家园之间的联系，或者也许是人民与其领导层之间的联系，以及动员援助拯救家园和加速从占领中解放的迫切需要。指导没有经验的公主实现目标的国王顾问也许象征着卡纳法尼自己的工作，他试图鼓励他的人民采取行动。卡纳法尼可能试图将自己描绘成唤醒以色列和散居国外的一代年轻巴勒斯坦人的人，敦促他们下定决心解放巴勒斯坦，同时克服当前的挑战。
人民之间关于公主使命的分歧反映了巴勒斯坦社会的深刻裂痕，支持巴解组织和武力解放巴勒斯坦想法的人与勉强接受现实为事实（即接受以色列存在）的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公主时间耗尽和选择权用尽说明了巴勒斯坦人民面临的困境——行动还是不行动。按照作者的理解，失败或不行动将使国家的儿女永远成为囚徒或难民。提灯笼的老人代表公众，经历着以色列的占领和流离失所，但无法引起既定领导层对需要做些什么来改善他们处境的注意。挡住老人去路的宫殿卫兵代表那些主张坚持政治现状的人，从而挫败人民突破冷漠屏障的努力。以指挥官为首的卫兵不认同公众的痛苦，就像巴勒斯坦政治领导层一样，他们对浩劫的灾难负有一部分责任。这正是像卡纳法尼这样的年轻巴解组织活动家试图推翻以带来改变的同一领导层。那么盗贼是谁？他们不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犹太人吗？被攻破的墙壁和涌入宫殿的人群呢？你猜对了：那是期望的结果，巴勒斯坦难民返回他们的土地，也许也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标志——一支从约旦射入巴勒斯坦的箭。
我期待着听到我的同学们对这个故事的看法，以及他们如何看到它与当前政治和社会背景的联系。卡纳法尼的故事对生活在以色列的年轻阿拉伯女性仍然有意义吗？卡纳法尼的想法仍然符合年轻一代的愿望吗？学生们认识到采取行动打造新的政治现实的紧迫性吗？学生们如何看待那些犹太复国主义盗贼——其中之一就坐在他们中间，专心听着讨论？卡纳法尼的田园诗般的想法如何与他在1972年策划机场大屠杀的参与相协调？
我数着日子等待下一节课，但当它终于到来时，讨论轻松地绕过了整个政治问题。没有人提到达伊姆博士的文章。偶尔有人提到“占领”、“帝国主义”或“回归权”；但除此之外，分析几乎完全围绕着普遍的人文主义思想，话语迅速聚焦于普遍主题，同时完全脱离任何巴勒斯坦元素。

以下是我们的讲师写在黑板上的要点：

这个故事赞美了公主，从而指出了年轻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这个故事颂扬了面对绝望的坚持不懈。
这个故事提出了应对生活挑战的方法，并强调了责任和做出勇敢决定的重要性。
这个故事强调了社会凝聚力和帮助他人的重要性。

我想知道我的在场是否影响了讨论。我是不是学生们回避《小灯笼》民族主义方面的原因？讲师提到了卡纳法尼被以色列暗杀的悲剧结局，但更广泛的背景是不存在的。对我来说，明显的问题是作者让光明重返宫殿的想法是否需要最终导致他被暗杀的流血事件，但这个问题令人沮丧地没有被提出。
下课后在图书馆，我发现自己想知道——如果不在这里，那么这种充满火药味的话题讨论会在哪里进行？就在这时，我遇到了卢布娜。
“卢布娜！你在这里做什么？”
“在图书馆还是在校园里？”她笑道。
卢布娜是我能自在交谈的少数学生之一。“这第二学期对我来说全乱套了，”我坦白说。“我感到迷失……怎么回事？”
“谁在乎呢？”她回答说。“我们赶紧完成它吧。”
我告诉卢布娜过去几周我日益增长的挫败感。第一学期充满了有意义的学习，但第二学期——充满了失望。
“我无法理解我们一些讲师的选择。”
“哎呀，阿维，”卢布娜笑着说。“如果你以为在这里能找到智力挑战，那就太天真了。这是一所阿拉伯学院。而且不是随便一所阿拉伯学院，而是属于体制的。”
“什么意思？”“这个地方，”卢布娜解释说，“二十年前还不存在。它是一个进行宗教研究的小机构。但体制介入是因为这所学院是苏菲派的，并且远离政治。”
“体制？你指谁？”
“像西蒙·佩雷斯这样的人投入了数百万资金，将卡塞米变成以色列阿拉伯地区最大、最重要的学院，”她解释道。“在佩雷斯把它作为他的宠儿项目之前，谁听说过卡塞米？没有人。现在它是阿拉伯地区最负盛名的学院。毕业生在就业安置上总是优先于来自萨赫宁和海法的阿拉伯学院的学生。总是如此。而且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但你在这里找不到任何智力挑战。平庸才是游戏的代名词。如果你想与阿拉伯知识分子交往，听一流的讲座，遇见受过教育的人……嗯，你在这里找不到他们。”
“那他们在哪里？”
“我不知道，”她说。“但不在这里。”
我继续追问。“卢布娜，阿拉伯知识分子在哪里见面？他们在哪里上演戏剧，组织讲座，提出想法，煽动变革？”
“他们不做任何这些事情，”卢布娜叹息道。“他们睡着了。”
“怎么会这样？”
卢布娜的额头皱了起来。“阿拉伯公众忙于日常生活，”她再次尝试。“忙于他们的日常事务，忙于谋生。对文化没什么兴趣。”
“犹太人也必须谋生，但这并不阻止他们创造艺术和文化。”
“阿拉伯人忙于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麻烦。”
“犹太人也有孩子和麻烦，”我回答。
“瞧，我不知道，”卢布娜承认。“我们公众中的大多数人对那种东西不感兴趣。对书籍和文化。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热爱文学。但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不读书，他们根本不在乎。几周前，我去海法参加了一个文学活动。那是一个举办阿拉伯文化活动的场所。人们去那里听讲座，见人，吃东西……组织者准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他们发出邀请，做了广告，真的全力以赴地宣传它……你知道有多少人参加吗？也许七个。七个人来听一位出版了阿拉伯语新书的巴勒斯坦作家演讲。一本将没有读者的书。没有人读书。”卢布娜垂下眼睛。“那次活动让我震惊。到了晚上，我坐在那里试图理解，怎么可能没有人出来听一位从纳布卢斯邀请来的作家。而且不仅仅是在这里。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是如此。我认识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圈子，阿拉伯文学圈。他们没有听众。人们漠不关心。”卢布娜叹了口气。“阿拉伯社会正在经历一个困难时期，我不乐观。情况似乎只会越来越糟。”
我心情沉重地离开卢布娜，前往食堂。在去那里的路上，我注意到布告板上挂着一场文学会议的邀请函。该活动致力于现代阿拉伯文学，计划几天后在雅法的曼德尔文化中心举行。
“啊哈！所以这些东西确实存在，”我热情地喃喃自语，并完整地阅读了描述：“失乐园：当代巴勒斯坦文学——现状报告。当代巴勒斯坦文学延续了悠久而繁荣的文学、散文和诗歌传统，建立在几位突破政治地理界限的关键文学人物基础上。新的巴勒斯坦文学将走向何方？是什么指引着它的道路？以及协商政治与诗学之间空间的文学公式是什么？诗人、编辑和翻译家阿尔-塔耶布·加奈姆关于当代巴勒斯坦文学新文学地标的讲座。”引人入胜。我记下了日期和细节，并想知道我是否能找到人一起去。
讲座当天，我前往雅法。我输入GPS的地址是Tkuma街1号。'Tkuma'在希伯来语中意为复兴，并带有犹太民族在大屠杀后复兴的内涵。在这个地址举办活动让我觉得具有讽刺意味。这是多么巧合啊？对比再鲜明不过了。我们的复兴是以巴勒斯坦人“失乐园”为代价的。胜利者拥有街道命名权。
曼德尔中心是一座崭新的现代建筑。一个昏昏欲睡的警卫坐在门口，未经询问就指着楼梯。“那边，”他带着俄罗斯口音嘟囔着，“二楼。”讲座在图书馆举行，那里坐着大约二十人。我扫视他们的面孔，没有看到我认识的人。从简陋的茶点桌上，我选择了一个压扁的奶酪布雷卡和一杯经典速溶咖啡，然后才坐下。当我回头看观众时，人数已增加到大约三十人，其中大多数已过中年。我很确定除了一个戴头巾的女人外，其他都是犹太人，她因某种原因在活动中途离开了。
塔耶布用流利但有些古语的希伯来语，带我们踏上了一段穿越现代巴勒斯坦文学的个人旅程，该文学行走在加桑·卡纳法尼和贾布拉·易卜拉欣·贾布拉等典范文学巨匠的阴影下。塔耶布2014年出版的书《轻度浩劫》（Nakba Lite），收录了来自以色列、巴勒斯坦领土和巴勒斯坦侨民的年轻巴勒斯坦作家的短篇小说翻译。
“这里有一小撮故事，”塔耶布说，他用轻柔的咽音发出希伯来语表示“一小撮”的单词'hofen'，不同于今天大多数人发音的喉音方式。（我甚至最后一次使用这个词是什么时候？我想知道。）塔耶布的希伯来语让我想起前阿拉伯裔议员祖海尔·巴胡尔，他因品味希伯来语并在使用时让听众愉悦而闻名。我想知道受过教育的阿拉伯人倾向于使用更高雅的希伯来语语域，是否因为他们认为它可以与丰富的古典阿拉伯语源泉相媲美。
塔耶布选择的巴勒斯坦作家属于年轻一代，巴勒斯坦文学爱好者对他们不太熟悉。我翻阅他的书，那些名字对我毫无意义。我一个都不认识。该死！一个想法开始啃噬我：一个在巴勒斯坦领域工作这么久的人怎么会如此脱节？年轻作家的名单盯着我。不了解年轻的巴勒斯坦一代，可能理解西岸的状况吗？为什么以色列安全人员在对中东事务仅仅触及表面时就认为自己是专家？

我暂时停止了这些烦人思绪的流动。当这种不安的感觉袭来时，它会引发一连串有毒的自我批评，很可能导致雪崩并将一切埋葬在其下，无论是重要的还是琐碎的。一种可能从内部燃烧我的毒药。我问自己，这种绝对化的思考方式，是不是我被认为是一个固执己见、想法奇怪的人的原因？一个持有左翼观点却又转向右翼，曲折前进的人？我处理这种日益增长的自我怀疑的方式是花点时间冷静地审视我的思维过程，平息风暴。所以我没有读过这些年轻的巴勒斯坦作家……也许我不是唯一一个？也许这些作家是深奥难懂的……也许他们的想法在巴勒斯坦街头不被接受，因此也不被以色列安全部队接受。罗丝兰·达伊姆博士最近不是指出了阿拉伯社会的阅读危机吗？她在加利利协会网站上声称，生活在以色列和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中约有80%在过去十年中没有读过一本书！以色列国防系统的研究人员专注于精英或煽动暴力的政治组织成员的出版物。尽管令人沮丧，但以色列国防军中没有人有时间关注那些对本国犹太公民人身安全没有影响的年轻巴勒斯坦人的想法。我们没有时间（或资源）去关注，例如，撰写阿拉伯社会世俗主义的塔玛拉·纳萨尔，或撰写阿拉伯-巴勒斯坦社会性行为的拉吉·巴提什。我记得我的直接上级，领土政府活动协调员，一位以色列国防军将军，当我向他提交一份由我指挥的民政部研究部门一位年轻军官撰写的研究论文时，他几乎本能的反应。该论文讨论了当代巴勒斯坦电影。将军的反应让我吃惊。“看电影，这就是你们干的事？”他讥笑道。“去做点实际的工作！”这种侮辱在之后几周都让我刺痛。

研究一个社会到了解它是一个巨大的智力和实践挑战。每次你认为你已经掌握了它，一些新的见解就会表明你并没有。很少有人或组织能声称真正了解另一种文化及其社会。我们以色列人知道如何将智能导弹引导进一个通缉恐怖分子所在高楼的窗户。我们知道他在拉马拉或贝鲁特达菲亚街区的建筑里有多少人，以及其中谁是他的第二情妇。与此同时，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他的政治、宗教和社会意义。他的死亡会在街头引发什么反应，他的死亡将如何影响他的组织？老实说，我有时觉得我们以色列人对于我们的邻居几乎一无所知。
讲座结束后，观众向塔耶布提出大量问题。一位女士想知道为什么观众中没有阿拉伯人，她的问题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塔耶布与不在这里的阿拉伯观众有什么关系？”一个男人向她开火。“他要为全国所有的阿拉伯人负责吗？你为什么责怪他？”
“我没有责怪他，我也不是说他要负责，但这很奇怪，”她回答说，“他出版了一本阿拉伯作者的故事集。为什么他们不来听他讲阿拉伯文学？”
“你为什么认为阿拉伯人应该感兴趣？”另一个男人加入攻击。“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故事。这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我们来说是。我们觉得有趣。”
“为什么阿拉伯公众不应该感兴趣？”她坚持道。“他们不读文学吗？这是关于他们自己的事。”
观众现在分成两组：一组支持这位女士，另一组不支持。一如既往，犹太社会在关于阿拉伯人口的意见上是分裂的。头像网球比赛一样左右移动，追踪着论战的交锋。塔耶布似乎想说些什么。他的嘴张开了，但又闭上了，意识到他一句话也插不进去。他现在不那么重要了。犹太人在讨论阿拉伯人应该如何行为。
“你为什么为阿拉伯人定义什么让他们感兴趣？”第三个人攻击道。
“为什么按国籍来定义人？”另一个人问。
“我没有定义任何人。我只是觉得奇怪，这里没有阿拉伯人。我们在雅法，这里住着很多阿拉伯人。为什么他们中没有人今晚来听我们的演讲者？”“也许因为讲座是用希伯来语进行的？”坐在大厅后面的人回答说。从他讽刺的语气来看，他一定认为他刚刚给出了致命一击。
“但书被翻译成了希伯来语。这里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懂希伯来语，他们住在这里！”那位女士反驳道。“讲座当然会用希伯来语进行。”
“这里有一位阿拉伯女士，”另一位女士指出。“但她中途离开了。”
“是的，是的，”组织者说。“她是本地人，来自雅法。”
“她为什么离开？”另一个人问。“怎么，她不感兴趣？”
就这样，在雅法的中心，一群犹太退休人员就着速溶咖啡，争论着为什么雅法的阿拉伯人没有出现在图书馆里。
就个人而言，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仍在寻找阿拉伯知识分子见面的地方。我思考着我所在的位置：曼德尔中心，复兴街1号，雅法。难道在雅法就没有一个阿拉伯文化中心可以让这个活动举行，让阿拉伯文人分享文化和智慧吗？以色列有大量的文化中心——巴比伦犹太遗产中心、利比亚、也门、埃塞俄比亚、意第绪语、甚至拉迪诺文化中心，仅举几例。为什么阿拉伯人不设立类似的地方？一个可以听音乐、诗歌、看电影、听讲座、喝真正土耳其咖啡的地方。这种缺失肯定不是由于缺乏文化丰富性。
曼德尔中心的激烈辩论平息了，有人问塔耶布他文集的名字“Nakba Lite 轻度浩劫”。
“是的，”塔耶布微笑着回答。“这是书名，也是书中一个故事的名称。我认为它可以吸引读者，也可以引起一些争议。你知道，这总是有助于销售。”
“它在阿拉伯地区反响如何？”
“啊，嗯，这并不容易……”塔耶布犹豫地回答道。“自然的反应当然是负面的。这个标题可以被视为贬低巴勒斯坦的经历。嘲笑它。”
“作者们对你要求将他们的故事翻译成希伯来语有何反应？”
“他们非常积极。尤其是来自巴勒斯坦领土的巴勒斯坦人的回应。他们希望以色列人理解他们。特别是那些在加沙地带的人……当然，也有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用希伯来语写作，比如赛义德·卡舒阿和艾曼·西克塞克，但他们在自己的社群中不再被视为阿拉伯作家。他们被拒绝、污名化，并被标记为已向占领投降。向以色列帝国主义投降。”
塔耶布的讲座结束后，我与活动组织者交谈，她是一位来自雅法的阿拉伯女性。
“阿拉伯公众将塔耶布视为以色列诗人。他将现代希伯来诗歌和文学翻译成阿拉伯语，所以他也被污名化了。就我们公众而言，他越界了，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首先是个人代价，他的声誉。他应得的尊重被剥夺了。我在一个阿拉伯研究中心工作，享受着我们社会中学者所拥有的自由和尊重。当我在一个阿拉伯首都发布新出版物时，我在那里受到欢迎。但塔耶布不会得到这种荣誉。他正在为对以色列的开放态度付出代价，并将错过许多机会。”
我回想起早些时候与卢布娜的谈话，她的悲伤显而易见。
“为什么阿拉伯知识分子对以色列有这么大的问题？”我问她。
“不是每个人都有以色列问题，”卢布娜回答说。“问题通常在于普通公众。害怕社群的反应。违背集体态度、破坏合法性或打破对以色列的抵制，对阿拉伯知识分子来说是非常严肃的行为。它们伴随着沉重的代价。个人代价。这是大多数人不愿意付出的。”
“但这些知识分子，难道不是他们社区的领袖吗？他们为什么害怕他们的公众？毕竟，他们是舆论制造者。如果他们不同意某种途径或方式，为什么他们不公开反对？为什么他们不努力带来改变？”
卢布娜花时间才回答。“瞧，”她最后说。“需要付出沉重的经济代价。当作家打破关于抵制的合法共识时，人们在阿拉伯世界停止与他们交往。他们被排斥。但情况正在一点点改变。阿拉伯世界正处于动荡之中。它在我们眼前崩溃，连同过去所有基本的假设和惯例，对以色列的抵制就是其中之一。但这需要时间。访问西岸曾经被视为绝对的禁忌，是对以色列占领的屈服，但近年来，拉马拉吸引了来自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名人和歌手。尽管占领还远未结束。阿拉伯人访问以色列现在被认为是合理的。至少对那些持有西方护照的人来说是如此。看看瓦西尼·阿拉杰，阿尔及利亚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上周刚来卡塞米学院参加文学会议。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他持法国护照进入以色列，并通过艾伦比桥从约旦过境。在拉马拉停留后，他来到了这里，巴卡。”
“他意识到他访问的是一所隶属于以色列教育部的以色列学院吗？”
“我不知道他理解了什麼，”卢布娜回答说。“但他在这里。也许他告诉自己一些故事，但事实是他在这里。几年前，有人请求允许将他书中的一章翻译成希伯来语，他拒绝了。他后来只同意在翻译者将这一章发表在以色列一家隶属于激进左派、挑战现状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杂志上的条件下才同意。而现在他自己在这里。在巴卡阿尔加尔比耶。”
阿拉伯社会对用希伯来语写作、敢于访问以色列或允许其作品被翻译成希伯来语的阿拉伯作家和知识分子的敌意，触动了我。用希伯来语写作的阿拉伯作家真的被排斥吗？像艾曼·西克塞克和赛义德·卡舒阿这样的作者，我喜爱他们的书。我感到被冒犯了，他们被视为叛徒。他们的罪是什么？他们融入了以色列社会？如果是这样，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会有感到是以色列人的一天吗？
我思考着这种对公众反应的恐惧。在我看来，一个健康社会的特点是不断更新和成长，这来自于挑战普遍假设并愿意跃入不熟悉空间混乱的个体的能量和活动。无论是科学或技术突破、新产品、革命性的生产方法、改革或社会观念的改变，变化都是承担风险的结果。但当没有足够的人愿意冒险并发表不同的意见、想法或尖锐的批评时——当创新的个人代价太高时——社会就只能跋涉在遥远的过去曾是原始水池的浑浊水坑中。
也许社会的成长可以衡量为个人需要积累多少个人勇气，以及一个人感到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的自由程度。我在阿拉伯社会中看到了一个有趣的冲突，有两种世界观在起作用。在第一种中，个人受限于社区整体，缺乏实现个人目标的勇气。他或她自身的利益被视为对集体有害。在第二种中，个人是社会结构的基石，凭借勇气，他或她的愿望和行动可以带来改变。区别在于部落社会，其中集体凌驾于个体成员的需求之上，和自由社会，其中将个体视为社会的基础。在我看来，以色列阿拉伯社会可能属于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