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随忆之“文化人”

王立武

文章作者：褚明

美篇制作：立武

　　前几天路过一个并不起眼的一家公司，看到一则招聘广告，其中有个很普通的岗位，居然也要求本科学历以上。学历贬值还是“文化人”泛滥？还真有点琢磨不透。

不由得想到当年生活在的小镇那些凤毛麟角的“文化人”。此一时彼一时，“文化人”概念和特征的时代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

　　当年的小镇上绝大多数居民文化程度不高，读过私塾进过学堂、能“之乎者也”识文断字的寥寥无几，加之教育普及率极低，因此当年石板街上的几位“文化人”就特别的显眼。尽管并没有人直接称呼他们为“文化人”，但总感觉这些人有别于普通人，用文雅点的话来形容他们：“腹有诗书气自华”，言行举止有些“派头”。

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在小镇的社会地位总体上并不高。那个年代能进学堂的，解放后家中成份普遍不太好。在工农兵、“大老粗”吃香、“血统论”占上风的那个年代，家庭成份可不是件小事。

缘于此因，当年小镇上的有些个“文化人”的境遇并不是太好，基本属于被边缘化的普通百姓。

　　像操着一口“京腔”，写的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的老温，就是靠在小镇澡堂子里卖澡筹，顺带卖点花生酥糖臭干子谋生，是比较拮据的。此人当年在南京国民政府做过差事，据说是燕京大学髙才生。是个文官而且官阶不低，足见其文化素养之高。解放前流落到小镇落户，孤身一人谋生维艰。虽然职业卑微，但其每天都搞得“清丝丝”的，说话轻声细语，显得极其儒雅，一看就是个文化人。因为老温做过“伪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做人做事极其谨小慎微，十分低调，从不向人讲述自己的过往，除了上班与人接触外，平常在桥北扁担河大埂上一间低矮的茅草屋里，过着清心寡欲的日子。小镇人倒是对他很友善，没有奚落，没有敌视，甚至还有些帮衬。

后来老温年岁大了，回北方老家了，自此再无音讯。改革开放后，政治环境好了，如果老温健在的话，日子应该过得会好起来的，起码心情会不那么压抑了。如果依老温的文化，当年在能有个小镇教教书的差事，倒是人尽其才的，单是那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和功底深厚的书法，也会让学子们受益匪浅。可惜他没有这个资格。时代的一粒尘埃，落到个人身上也是不堪重负的。

　　特殊时期被打成“右派”的，大多数人是些文化人，因为说了一些别人想说不敢说的话而“戴帽”的。李老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好像是解放之初在陶行知创办的黄麓师范学习，毕业后当小学老师的，虽不一定是饱学之士，但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知识分子。不到三十岁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镇东生产队劳动，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惨兮兮的。记得当年在生产队挑粪的一众人群里，他总是腰板挺的笔直，头发一丝不乱，衣服虽破旧但弄的平平整整，面目清瘦却双目炯炯，一看就是个读过书的人，总给人有点“鹤立鸡群”的感觉。

由于“右派”加身，李老先生一直孤身一人，生活艰辛可想而知。镇东生产队紧挨小镇，条件算是不错的，每年年底分红还多少有些进项。因而偶尔也能见到李老先生拿个酒瓶，翻过铁路绕过河边去石板街上的供销社沽几两地瓜酒。想必回去就着简单的菜饭喝几囗，半醒半酣中，一边是回忆，一边是向往。

后来平反了，李老先生被安排到中学当会计，我们成了同事。有几次喝点小酒三番五次的对我说：“你妈妈真是个好人”。我有些不解，就回家问母亲，母亲告诉我，当年煤油供应十分紧缺，柜台很少零卖。有一次李老先生拿一个空油壶，来来回回转了几趟，小心翼翼对当营业员的母亲说能不能帮他买点煤油点灯。母亲很同情他，把为自家留的煤油匀了一半给他。他可能记住了这件事。其实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懂得感恩的，尤其是身处社会底层的时候。

　　沿着石板街两侧的学校卫生院等“公家”单位，是小镇的“文化高地”，从这里进进出出的那些教书育人、悬壶济世的，多是戴着眼镜、博学多才、骨格清奇、生活精致、南腔北调的“文化人”，自然是小镇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在我印象中，老师医生这些“文化人”在小镇还是挺受尊重的，好像没听人说过他们是“臭老九”之类的，也没有看到过他们游街批头什么的。只是在“入党、提干”上似乎少了些。他们和小镇人相处的也很友好。这可能是源于小镇人内心对“文化人”的尊重吧。

小镇有些个特别的“文化人”，不能不提到。他们虽然没有接受过多少系统的学校教育，但他们却有着一些别人难以达到的“术能”，如当年供销社能双手同时打算盘的周会计，仅靠自学医书成为远近小有名气的红星卫生所的盛老中医，大字识不了几个却能看懂图纸在小镇盖了不少楼房的瓦匠黄师傅，还有分散在各处的拉二胡、吹笛箫、唱民歌、练书画的，水平都很高，是小镇农民文化活动的主角。等等。这些人。称他们为小镇的“文化人”并不为过。

当年小镇的还有另一群“文化人”也不同寻常，就是各个大队的文书会计们。骑着一辆重载自行车，“龙头”上挂一只黑色人造革拎包，是他们的标配。比起孔武有力的工农干部，他们显得有些瘦弱。他们因为解放前后在学堂学校里读过几年书，有点文化，因为会算帐填报表，会写标语横幅，会念报纸写总结而被挑选为令社员羡慕的大队干部，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年的大队部也就几名干部，能当上文书会计确实是不简单的。老乡们哪家要给远方的亲戚写封信呀，过年要写个“门对子”呀，他们都能让你满足。这些“文化人”还算是“吃得开”的。

后来小镇教育渐兴，办起了初中、高中。上衣口袋中插支钢笔的人渐渐的多了起来，我们有幸也成了“文化人”。我的一些同学毕业后，回乡接替了这拔老去的“文化人”的工作，渐渐的成了改革开放后镇、村和乡办企业的骨干甚至领导，干的风生水起的。毕竟那个年代的高中毕业生也是个稀缺的“文化人”资源，有些知识，也有些胆识。

　　回眸过去，小镇的“文化人”不多，学问也不深，也没留下什么惊世骇俗的作品。生活简单，平凡而本真，没有呐喊与彷徨，也不尖酸迂腐。但他们的存在，代表着文化的内生动力，就如百年老街磨的光滑的青石板一样，历经风霜雨雪的洗礼，已无棱角，却依然能承载着小街前行的步伐。“文化人”的身影留在了大石桥头，融入了扁担河水……

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没有一个角色是多余的。社会的进步、文化的传承离不开“文化人”。小镇人的启蒙开智、生产生活也离不开这班本土的“文化人”。小镇能荜路蓝缕薪火相传至今，一代一代的“文化人”功不可没。

文中配图为网络下载，谢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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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年9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