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哥的邀约：牵起茶园村半生暖

老王板话

国庆哥的邀约：牵起茶园村半生暖

我生于1966年，是山西省晋城市城区钟家庄街道尧头村人。在我人生的记忆长河中，距离尧头村两公里西南方向的茶园村，始终是一片浸润着温情的港湾——那里是母亲的出生地，是我未曾谋面却满怀敬重的姥爷、姥姥的家园，更是承载了我半生眷恋的“姥姥后”。

　　母亲姓赵，是茶园村赵家的三闺女。姥爷、姥姥一生共育有五名子女，四个女儿环绕着唯一的儿子，便是我的舅舅赵来喜。大姨选择留守故土，嫁与本村人家；二姨则嫁往大箕乡的下河村，从此山水相隔，多了份遥远的牵挂；母亲作为老三，跨越两公里的山路，嫁入尧头村，让两个村庄的缘分愈发紧密；最小的四姨，起初嫁与本村焦家，后来随夫成为“南下干部”，人生轨迹一度远走他乡，命运却又将她带回山西，最终进入省城太原的公安系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更担任了省公安厅装备处处长。这一脉亲情的脉络，在时光里蜿蜒，或近或远，始终扎根于茶园村的土壤。

　　遗憾的是，我从未有幸见过姥爷与姥姥。那个年代医疗条件有限，他们早早离世，没能等到我长大，没能亲耳听见我喊一声“姥爷”“姥姥”。但这份缺席的遗憾，却被舅舅、舅母的疼爱悄然弥补。舅舅是村里的老党员，以前还当过农业社的队长，胸前的党徽虽不常戴，可“为大伙办事”的信念早已刻进骨子里；舅母则因生在封建社会，早早缠了小脚，走路时脚掌轻轻点地，像踩在棉花上般缓慢，可做起事来却从不含糊。

　　每逢年节，母亲总会牵着我的手，提着精心准备的年货，前往舅舅家走亲戚。那条通往茶园村的路，印满了我童年的足迹，也留存着一段至今想起仍暖彻心扉的往事。记得有一次，母亲挎着“马头篮”，里面装着给舅舅家的礼物，牵着我的手徒步前往茶园村。走到快下茶园大坡的谷洞口时，远远便望见舅舅的身影——他正蹲在路边，手里握着铁锹，裤脚卷到膝盖，沾满了黄泥土，身旁堆着几块新砍的木板，显然是在给农业社下地种田的社员修缮厕所。作为老党员和以前的农业社队长，这类义务活他从不含糊，总说“社员们在地头忙活，得有个干净地方方便”。

　　可当他抬头看见母亲挎着篮子、牵着我的模样，眼睛瞬间亮了，立刻放下铁锹，在衣襟上蹭了蹭手上的泥，快步奔了过来。他先是接过母亲肩上的竹篮，顺手掂了掂，笑着说“又带这么多东西”，又小心翼翼地将我抱起，用满是老茧的手拍了拍我身上的灰尘，大步朝家的方向走去。舅舅的臂膀坚实有力，带着泥土的清香和阳光的暖意，那是我童年里最安稳的依靠。

　　抵达舅舅家时，舅母早已扶着门框在门口等候。她穿着藏青色的大襟衫，裤脚扎得整整齐齐，看见我们来，连忙迈着小脚往里让，走得虽慢，却一步一步稳当。进屋刚坐下，她就转身去了灶台边，先是从陶罐里舀出红糖，用开水冲了两碗糖水，双手端着碗走过来时，小碎步迈得格外小心，生怕洒出一滴。“快趁热喝，暖暖身子”，她把碗递到我和母亲手里，又转身去炉边添了几块煤，让炉火更旺些，好让我们烤烤冻得发红的双手。

　　舅舅家有六个子女，一家八口人，吃饭的人多，那年月物资匮乏，日子过得紧巴，可我和母亲每次到访，舅母总会把家里最实在的吃食端出来。她围着灶台转，小脚在狭小的厨房来回挪动，洗菜、和面、切菜，每一步都有条不紊。中午做拉面时，她用手腕发力揉面，面团在她手下渐渐变得光滑，擀成大张薄饼后切成均匀细条，下锅煮熟后捞进碗里，再浇上提前熬好的烩菜——菜里是自家腌的萝卜干、晒的干豆角，偶尔能见到几块土豆，油花不多，却炖得软烂入味。到了下午，她不另起灶，而是把中午剩下的烩菜热透，再蒸一锅白米饭，米饭颗粒分明，拌着烩菜吃，同样喷香。即便食材简单，她也总能把饭菜打理得干干净净，待客的麻利劲儿，半点不输手脚灵便的人。

　　除了端午、中秋、春节这些重要的节日，每当茶园村有唱戏的活动，母亲也会带着我前往舅舅家。这样的往来，一持续便是二十多年。然而命运无常，舅舅与舅母在我三十岁之前便先后离世，那些曾经的温暖日常，骤然间化作了珍贵的回忆。但这份亲情的影响从未消散，正因有舅舅、舅母作为榜样，他们的六个子女也待我格外亲热，这份跨越辈分的情谊，成为了我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或许是源于这份深厚的“姥姥后”情缘，我对茶园村的人始终怀有一份天然的好感。小时候走亲戚时，借着姥姥家的缘故，我认识了不少茶园村的同龄伙伴，他们与我年纪相差不过半岁。彼时的我们，没有在田埂上奔跑嬉戏的热闹场景，更多的是在走亲戚的间隙，相互去对方家中串门聊天。几句简单的问候，一段短暂的相处，却在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清晰的印记。如今，我们都已年近花甲，岁月在脸上刻下了痕迹，各自的生活也踏上了不同的轨迹，见面的次数渐渐减少，可彼此间的往来从未中断。翟国庆、张发元、王会兵、焦海军、焦爱良，还有舅舅的四儿子赵伟盾，这些名字如同老照片里的印记，即便久未谋面，每次偶遇或因事相见，都能瞬间找回当年的亲切，仿佛时光从未流逝。

　　就在昨天上午，手机突然响起，来电显示是翟国庆的名字。那一刻，惊喜像电流般窜过心头，我几乎是手指刚碰到屏幕就接起了电话。电话那头，国庆哥熟悉的声音带着爽朗的笑意传来：“老弟，我在陈老办公室，今晚咱们一起聊会啊！”我没有丝毫迟疑，连客套话都没来得及说，当即应道：“老哥，好的！”答应得格外爽快，连我自己都有些意外——最近体检，我的身体多项指标出现异常，家里人把我看得很紧，反复叮嘱不让在外吃饭喝酒。可面对“姥姥后”的朋友，尤其是翟国庆这位打小就热情好客的老哥的邀请，我实在无法拒绝，那份深埋心底的茶园村情谊，早已超越了对身体不适的顾虑。

　　昨晚的相聚，比想象中更热闹、更暖心。国庆哥选了个敞亮的包间，点的全是实打实的硬菜，还特意从车里抱来好几瓶名酒，笑着说“今天咱们不聊别的，就唠唠小时候的事”。他本就酒量不大，却陪着我和另外两个老弟一杯接一杯地喝，酒液入喉，暖的不只是胃，更是心。酒酣耳热之际，我们的话题不自觉就飘回了茶园村——聊起小时候串门时各家的模样，聊起舅舅当年带着大伙下地、义务修厕所的认真劲儿，聊起舅母迈着小脚在灶台边热烩菜的身影，聊起这些年各自经历的酸甜苦乐，话匣子一旦打开就收不住，不知不觉就聊到了深夜，酣畅淋漓，意犹未尽。

　　今天醒来，宿醉的疲惫和身体指标异常带来的不适感确实明显，可每当想起昨晚和国庆哥他们相聚的场景，想起那些关于茶园村的回忆，心里便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舒畅与亲切，仿佛所有的不适都被这份温暖轻轻化解了。如今，“姥姥后”的长辈们早已离世多年，可茶园村的人、茶园村的情，却像陈年老酒般，越沉淀越醇厚。

　　我常常想，或许是姥爷、姥姥的慈爱化作了茶园村的风，或许是舅舅的担当、舅母的温柔融进了茶园村的土，才让我们这些从茶园村走出来、或与茶园村有关联的人，始终带着这份刻在骨子里的亲切。而国庆哥的这一场邀约，更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让我再次清晰地感受到：茶园村的人，从来都是我的亲人；茶园村的暖，从来都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