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全国优秀纪检干部堡面前乡刘金廷

我想你

　　刘金廷，湖南邵东堡面前乡大云村人。曾获县、市、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纪检干部和先进工作者、立功等荣誉称号。一九八四年到一九九六年，中央纪委、省委、市委和县委颁发荣誉证书十六本，授予全国优秀纪检干部勋章，奖励一级工资，退休养老金高百分之五，享受省部级劳模待遇。

请看退休干部话当年

改行当秘书 蹲点永胜社

刘金廷

为了充实和加强基层的领导，上级决定，各乡党的总支委员会提升为党委会。一九五七年二月，堡面前乡由曾再生同志任党委书记，周伯魁同志任副书记，贺俊任乡长，刘金廷任党委秘书，宁润身任行政秘书。

党委秘书的职责是，参与政务，管理事务，还有“上管天文地理、下管鸡毛蒜皮”的说法。参与政务，就是给党委当参谋，具体掌握党的各项工作情况，综合、概括、提炼出有价值之精华，为党委安排、部署工作提供参考，同时向上级党委汇报。撰写典型材料，推介先进经验，起草重要会议工作报告。专题性、阶段性工作总结。管理事务：做好机关的主要事务工作，重要会议准备；文字材料的印发；会议记录；文书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保存、利用等等。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四年，在堡面前、毛荷殿、石株桥三个公社党委连续当了十八年的参谋。安心本职，埋头实干，从未向领导提出改行、调动的要求。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在毛荷殿公社党委当了四年宣传委员，一九七八年底，又调我到毛荷殿区委干了四年区委秘书。在秘书工作岗位上，整整干了二十二年，占了我四十五年工龄的一半。这段黄金时光是怎样渡过的，这是后话。

且说当年，党委书记曾再生找我谈话，由财粮委员改任党委秘书，我感到十分突然。财粮工作刚好一年，初步理清了头绪，摸索了一点经验，准备日后进一步干好，突然换个新的工作，心中无底，脑子空虚。便向领导提出：“我一个刚出来工作的小伙子，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弱，惟恐干不好。”曾书记说：“县财政科告诉我，堡面前是全县农业税代金最多的乡，去年圆满完成当年的任务，还收了一些老欠，属全县第一，财粮工作的其它任务也完成得出色。县里非常满意，还表扬了你。头一年干财粮工作干得好，相信你换一个工作一定能干好。乡成立了党委，要配一个党委秘书，让你来干，是领导器重你，大胆干吧。”我是曾再生同志一手培养出来的，我十分尊敬他，听他的话，接受了任务。

上任伊始，县委办召开各乡党委秘书会议，进行简短的业务培训，布置工作，提出要求。县委办吴天翼同志负责抓我们一片的情况，每周电话汇报一次，包括工作进度报表、典型经验、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有时下来，陪同他到高级社调查研究。我就拜他为师，学到了许多东西。

经过一段的实践摸索，逐步熟悉业务。觉得工作靠一个“勤”字取胜，做到四勤：脑勤。凡事多动脑筋想一想，这一点至关重要。只要思维敏捷，思路清晰，善于观察事物，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就能够主宰事物，不做事物的奴隶。口勤。就是虚心向别人学习，面对面的求知识，求经验，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用口头语言互相交流，且忌夸夸其谈，言之无物，空虚飘渺，俗称“打话平伙”，更不得自诩呈能。手勤。就是要多做实事，不当想入非非的空想家，夸夸其谈的口头英雄，袖手旁观的观潮派。只有努力实践，才能得到真知，获取成果。脚勤。就是多走动，看得多，听得多，新生事物接触得多，开阔心胸，启迪智能，增长才干。有些事情，要靠脚巴子勤快，才能落实，才能完成任务。当秘书就是为党委服务，为领导服务，跟着领导的指挥棒转，完成工作任务。

在干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驻点办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巩固、发展，显示集体优越性，把单干户全部吸收入社。这是办社的基本要求。全体乡干部分工包干，负责把社办好。我分配到永胜高级社。这个社离乡政府近，只有一里之遥，规模不大，就只永尔岭一个天然村落，三十户，一百五十多人，八十来亩田，四十亩土，社主任廖广兴、会计周棉生。我于三月中旬（农历二月初）进驻。办社是新生事物，我没有社会经验。依靠团员和干部，发动群众，把社办好。

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社员们刚刚入社，田、土、耕牛、大农具都归公了，多数人心里动荡不安，有个别的还想退社。在掌握思想动态之后，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会议宣传的基础上，走家串户，促膝谈心，做思想工作，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解开疙瘩，端正态度。经过摆事实，讲道理，大家认识到高级社有三大优越性。一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铲除剥削温床，防止贫富两极分化。二是发挥资源互补的优势，人尽才，物尽其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三是集体力量大，战胜困难，抗拒灾害，力量比单干户要大得多。从而树立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坚定了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心，激发了办好高级社的雄心。

搞好经营管理。如何调动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发挥高级社的优越性？搞好经营管理是关键。同社管委员会商量，集中精力，抓紧时间，在春耕大忙前，把各项管理方案作好。

计划管理。社管委会统一思想后，分头到五个生产队，充分发动群众，制订年度生产计划。发挥集体优势，挖掘增产潜力，制订增产措施，达到增产增收。综合各队的计划，适当的补充修订，形成全社总计划，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产量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二十左右，树立起奋斗目标，增强信心。

劳动管理。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按能力强弱，技术高低，评定劳动底分，最高不超过12分。队长按各人的特长，合理排工，当天晚上由记工员记好工分。订立劳动纪律，服从安排，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按时出工散工，迟到早退者，扣减2分。保证工夫质量，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扣减2分，还要返工。

财务管理。社里有会计、出纳、保管专管财务。现金、实物的管理、分配，分项建立了制度，实行民主理财，财务公开制度。

发动群众制订经营管理方案。集中大家的智慧，订出既积极又可行的管理方案。更重要的是，社员参与管理，增强关心集体，热爱集体的意识，看到入高级社有奔头，充满信心，调动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坚持与社员“三同”。除了在乡政府开会，向县委汇报，下去调查外，都住在点上，一日三餐，在王细求家里呷，细求的母亲特别热情，为我准备好饭好菜，我坚决谢绝了，坚持按家常生活，大家呷什么我随着呷什么。上半年洋芋煮麦子团子，桐子叶麦子粑粑，下半年蒸红薯，煮萝卜片子，吃得真有味。夜晚睡周松良家里，他两口子非常好客，房子宽敞，床铺工整，夜晚有空，大家来耍，谈笑风生，感到很温暖。生产劳动，除了耙田不会，别的样样能干，经常和社员们开展劳动竞赛。插秧，我算中等水平，一天上午插一个三亩大丘，八个年轻人一起，我在中间打猎，他们在旁边紧跟，你追我赶，不到一上午插完了，享受着劳动的欢乐。

同社管会检查管理方案的执行情况，每月一次，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促使经营管理方案顺利实施。一九五七年风调雨顺，真是天公相助，人心帮忙，超额完成了各项计划指标。年终决算，每人平均分得粮食（折合稻谷）四百五十斤，人均纯收入四百六十元，社员们享受着高级社优越性的成果，兴高采烈。永尔岭的三户单干户，原想要胜过高级社，结果收入比高级社低，五八年正月，都向廖广兴要求加入永胜高级社，廖广兴愉快地接收了他们。

　　建人民公社 办公共食堂

刘金廷

宁丕成同志被扫回老家劳动改造以后，一九五八年四月，县委派李德发同志任堡面前乡党委书记，曾再生同志任副书记。李书记到任，我没有驻点的任务，专门为党委当参谋。

一九五八年三月底，中共邵东县委召开第二届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九五八年生产大跃进规划》和《组织一九五八年生产大跃进》的决议。李书记认真贯彻执行县委的决议，采取有力措施，一手抓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一手抓各项生产。为了把县委的决议直接贯彻到广大党员、干部和社员群众，鼓足干劲，掀起生产大跃进的热潮，决定召开全乡群众大会。农历三月一个月光通明的夜晚，来自全乡各地的两千多人，在堡面前街拱桥下面的沙滩（四九年洪水冲毁的一片稻田尚未恢复，约十来亩）上集合开会，李书记站在临时搭设的主席台上，宣讲县委的决议精神，本乡的大跃进计划、措施和行动安排。他气势磅礴，精神抖擞，洪亮的嗓音，铿锵的声调，在堡面前垅町里回荡，震动与会人员的心胸！会议从夜晚九点开始，到十点多钟结束，最远的大羊、新元、八一、双联、永桂等地有十多里路程，大家不愁辛苦，情绪饱满，士气高涨，兴奋而归。

由于领导得法，措施有力，充分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加上天公相助，风调雨润，一九五八年获得了史无前列的农业大丰收！

一九五八年八月初，毛主席视察了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接着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普遍建立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人民公社。八月底，邵东县建立了第一个人民公社——两市塘人民公社，县委决定十月份全县实现人民公社化。随之，五十六个乡镇改体为十七个人民公社。

毛荷殿人民公社由毛荷殿、堡面前、荷公殿三个乡、五十六个高级社组成，公社机关设在毛荷殿街上原区公所机关。九月开始建社筹备工作，我随之从堡面前调到毛荷殿。公社设党委办公室，主任蒋志成、副主任吕夏云、秘书刘金廷、统计姚作荣。办公室一班人负责公社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在白鹿学校中山堂前面的大操坪搭建一个主席台，横标“毛荷殿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对联：“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两句标语口号。台上悬挂着毛主席像，摆着一个八仙桌，十几条双人凳。会场南北两大出入口扎拱门，同主席台一样，用柏树枝、纸花、纸绣球装点，可谓隆重！

十月一日上午十时许，开会的人群高举红旗，耍龙灯，舞狮子，锣鼓齐鸣，铳炮喧天，每个高级社用抬箱抬着各家各户的《土地管业证》（管业证交公社，表示土地变为公社所有）涌进会场。一万多人挤满了操坪，场内秩序井然。大会由公社党委副书记李德发主持，党委书记金积福作报告。他传达上级的指示精神，描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讲人民公社的性质、体制、经营管理方式等内容，最后他说：“从今天起，所有田、土、山、水，耕牛、农具，社办企业，粮食、资金等一切资产全部归人民公社所有，物资由公社统一使用，收益由公社统一分配，劳力由公社统一调度。马上办起公共食堂，粮食由公社供给，全民呷大锅饭，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

公社机构庞大，人员众多。公社党委七个正副书记，书记金积福，一副书记李德发，二副书记刘明远，三副书记曾再生，四副书记周伯魁，五副书记刘阳生，副书记刘蔚起。党委下设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武装部。公社管理委员会主任李德发，一副主任刘阳生、二副主任孙龙生。下设办公室、农业、财经、商业、工业、民政、公安、文教、卫生等部。群众团体有共青团、妇联。国家干部三十多人，集体干部二十多人。二级机构有农、林、水、文化、畜牧等站和企业办、多种经办等单位，供销社独家经营商业，营业所和信用社统管金融，粮食站统管粮食，食品站经营肉、蛋、鱼、禽。初办的公社机关兴旺繁忙。

公社下设十七个大队和一个农科站。大队设党总支委员会，总支书和大队长都由国家干部担任，副职和一般干部从高级社的主要干部中择优选用。大队下设九十二个中队，中队下设五百五十个小队。

公社党委办公室分工我负责收集工作情况，每周向公社党委和县委办公室综合汇报一次，向各大队通报好坏典型经验教训。情况来源：各大队秘书每周电话汇报一次，参加公社各种会议听取汇报，自己下去调查。白天收集情况，晚上综合整理，编写工作简报，印发社队干部；好的典型写成新闻稿纸投向报社。每天超负荷工作，半夜过后才能休息，三分之一的夜晚写作通宵达旦，浑身是劲。

各方面情况反映，社队各级机构设置、组织建设、制度建设，都比较顺利。建立公共食堂十分艰难。开始宣传，办公共食堂，消灭贫富差距，大家共同富裕；实行公社供给制，出工不计酬，呷饭不要钱，呷到头发白牙齿缺。这种宣传大多数社员反感。他们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家大要分，不分必败；过去一根血脉的人尚且不能长期大合龙，现在五门杂姓几十户伙为一家，只有害处，没有好处。思想抵触，这是第一大难题。社员家里的粮食、菜蔬、家畜家禽收归食堂，除了极少数贫困户外，各家都坚决反对，以往的交易，斤两计较，分文必争，如今食堂收集物资各家各户的数量质量差距几倍甚至几十倍，自己用血汗换来的劳动成果，不愿让给别人，这是第二大难题。农民居住分散，尤其是小山冲里，户与户相距几里路程，一日三餐往返食堂呷饭，好不方便；特别是老弱病残更为艰难，有些人要寻短见，免受其苦，这是第三大难题。建立公共食堂，不准各户开火，鼎罐锅子全部收集。食堂没有热水供应，没有公共澡堂，社员洗澡成了大问题，这是第四大难题。此外还有不少困难。面对这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公社党委下定决心，采取强硬措施加以解决。公社、大队干部分头包干，下去组织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加入食堂，率先交出应交食堂的物资，自家停止开火。组织专业队伍到各户做思想工作，做通一户，收集一户的物资，争取多数户解决问题。对少数顽固户实行强制手段。到十月底，全社建起了五百五十个公共食堂，实现了每个小队一个食堂。食堂规模，一般二十户左右，最大的三十户左右，最小的十户左右。

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内，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化。农民除了穿的衣服，盖的被铺、住的房屋和日用家具归个人所有之外，一切都归公社所有。农民家庭没有副业、养殖业、小商小贩等活动。人人端着食堂的碗，个个都归队长管，劳动力没有自由可言。有人说这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出了步伐。

　　.撤公共食堂 让农民生息

刘金廷

公共食堂建立之初，社队干部和共产党员积极热情，采取措施，想把它办好。居住集中，社员思想和物资条件好，干部能力强的食堂办得可好。食堂一班人马得力，管理制度严明，厨房大木饭曾瓦、大炒菜锅、大案板、全套炊具等一应俱全，摆设整洁；做出的饭菜可口。餐厅三四大间，二十来套桌凳摆布整齐成行，抹得发亮。各家扶老携幼到餐厅就餐，每桌八人，三菜一汤，饭不定量，对病、老不能到餐厅就餐，另行安排到家。储藏室米柜、扎菜坛子、鲜菜干菜等物陈列井井有条。饲养班子健全，牛、猪、鸡、鸭、鱼饲养较好。像这样的一类食堂约占十分之一。食堂班子不负责，统一的规章制度不执行，食堂炊具、餐具满屋狼籍，实物保管不善，生活办得不好，矛盾多端，社员吵闹的三类食堂约占十分之二。随着时间推移，矛盾日趋激烈。1、呷饭不要钱，劳动不计酬，挫伤了劳动积极性，造成农业大减产。大家只想呷社会主义，不愿干社会主义，出工不出力，做事不讲求质量、效率和效益。个别地方打禾，把禾割倒在田，谷子不收；挖红茹只割了茹藤不挖红茹，就算完成任务。五九年和六O年连续两年大减产。五九年春荒，有些食堂缺粮少菜，公社内部调剂解决，到夏荒，公社无处可调了。六O年发生饥饿，许多人患水肿病、妇科病，饿死了一些人。2、原来各家的生活水平、生活习惯、人员素质差别很大，合在一起生活，都不尽人意，常常发生矛盾纠纷，甚至出现斗殴。3、日常生活中，许多实际问题很难解决，例如热水洗澡、治病煎中药、忌口，老弱病残不能到食堂就餐，家离食堂远，夏热冬寒等等，群众意见纷纷。4、小队和食堂干部有的素质不高，不善管理，方法简单粗暴，动辄训人骂人，停餐扣饭，引起矛盾激化，出现恶性循环。公社、大队、中队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许多措施，全面整顿，重点帮助，收效甚微。由于左倾路线刮“五风”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问题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尖锐，公共食堂实在无法办下去了。

我经过调查研究，如实向上级党委汇报，我坚决反对那些报喜不报忧，说假不道真的浮夸虚报行为，忠实地履行秘书工作职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有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是了解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毛主席讲了十九个问题，其中有个公共食堂问题。会议主要是总结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工作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错误。一些同志批评了“五风”的问题。会议中途又转向反对右倾，揪出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全国上下开展反右倾运动。本来已经“左”倾，又来反右，火上添油，“左”得更加出奇，“五风”越刮越旺。一九六O年八月，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提出了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同年十月，党中央部署，在全国开展“整风整社”，纠正“五风”错误。中央发出《紧急指示信》，确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彻底纠正“五风”、“一平二调”退赔兑现；让社员既有大集体，又有小自由，划给小量自留地、自留山，经营小型家庭副业和养殖业；恢复农村自由市场。

邵东县委及时贯彻中央的决定，一九六一年三月，全县十七个公社划为四十九个，（同年七月又继续划小为八十一个，一九六五年九月调整为四十三个；一九八四年五月，公社撤销，建立了乡、镇，大队改为村，生产队改为村民小组，结束了二十五年的人民公社史。）县委派周子叶同志到毛荷殿公社主持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原公社党委书记王克己一九五九年八月从火厂坪调到毛荷殿，十二月调到团山公社，一九六O年十一月又从团山调到毛荷殿公社，因为在“五风”中犯了严重错误，一九六一年二月县委决定对他停职反省，在县招待所交代问题。在县扩干会期间，我到反省室里去看望他，他风趣的对我说：“小刘，我犯错误停职反省，你还来看我！”我说：“不管您处顺境还逆境，都是我的领导，我一样的尊敬您。”最后他说：“我可能要调离你们毛荷殿，以后在一起的日子少了。”周子叶同志初来乍到，对毛荷殿的情况生疏，要求我详细向他介绍。我先用一张白纸画出毛荷殿公社的简明地图，定好方位，画出十八个大队的地界线，标明主要道路、垅町、河流、山脉。交了地图后，汇报社队干部、群众思想、公共食堂、农业生产等方面情况。他满意地说：“很好，听了你的介绍，对毛荷殿有个全方位的了解，心中有谱了。”接着召开公社党委会，传达上级的工作安排意见，研究社队规模的划分，干部安排，撤销公共食堂的准备工作。最后决定，毛荷殿公社一分为三，毛荷殿、堡面前（同年七月又划为堡面前、云麓）、荷公殿。大队规模划小，撤销中队和公共食堂，小队改为生产队。全面执行中央的政策。安排好三个公社的干部，报县委批准后，宣布实行。一九六一年三月廿一日，毛荷殿公社的全体部和党委成员分别合影作离别纪念。周子叶同志完成任务回县复命。

我被安排在毛荷殿公社继续干秘书工作。党委书记刘阳生接任后，组织全体干部开展新公社的工作。撤销原六个老大队划分为十九个新大队，一百O一个小队规模不动，性质改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组建好大队领导班子，整顿好生产队班子，于六一年四月中旬召开全社各大队党支书记、大队长和生产队长会议，原原本本贯彻执行中央政策。宣布撤销公共食堂，研究经营管理，划分社员自留地和自留山，制订六一年生产计划，讨论增产措施，设法渡过苦日子难关。会议开得十分热烈，与会人员情绪激昂，有些生产队长流着热泪说，共产党、毛主席英明伟大，犯了错误及时改正，刹住共产风，解散公共食堂，救老百姓的命！大家充满着信心，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我继续在双桂大队敦睦堂生产队蹲点。四月初下到队里，第一件事就是解散公共食堂立好社员的家。这个食堂算是办得好的，尚存稻谷四千多斤，红茹三千余斤，还有少量干菜、油盐之类，还有碗筷等物，二十多户，一百余人，按人平分到户。食堂里的桌凳、扎菜坛子等物归原主。一天工夫，食堂财产全部分光，人们厌恶的公共食堂不复存在。接下来安置社员的家。火灶，就是农村家庭户的象征，无火无灶不成家。如今家家户户无柴火，无锅鼎（五八年冬收去炼铁了），个别户的灶毁了，部分户的灶坏了，这些东西必须尽快筹措，不能一日息火停餐。大家哄起到供销社抢购锅鼎，上山寻找干柴，无灶户用砖头架临时灶。忙碌几天，各户把家立起来了。

搞好经营理，成为当务之急。共产风刹住了，大锅饭取消了，实行生产队核算，按劳分配。社员们都关心生产队的经营，更关心自家的收益。队管委员会先划分自留地，每人五厘，自留山每人一分，近山十余亩全部分光，两天丈量到户，皆大欢喜，大家十分珍惜这点自由的小天地。生产计划，每人水田八分，旱土三分。双季早稻亩产六百斤，双季晚稻亩产四百斤，红茹亩产三千斤，还种一些麦子等杂粮，平均每人产粮一千斤（红薯四斤折合一百斤稻谷），扣除国家征购和种子、饲料，每人口粮六百斤，比六O年的口粮高出一半。劳动管理，评定劳动底分，身强体壮，生产全能的劳动力十分，以下按条件递减。劳动定额主要农活定量定分，实行包工。出工由队长安排，调包结合，调工一天按底分计酬，包工一天按定额计酬，每人每月出集体工廿六天，超一天奖一天的工分，少一天罚一天的工分，其余时间搞自留地。财务公开，民主监督，每月公布一次收支帐目，年终决算分配一次兑现。社员一致认为，这样的经营管理，完全切合实际，既积极又可行。社员们满怀信心，积极努力，实现生产计划。同时家庭开展多种经营，大种苏菜，渡过难关。公社党委认为敦睦堂的经验很好，在全社推广。

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政府给农民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农民被“五风”扭曲了的心态得到了矫正。那种大兵团作战昼夜不宁、平调无偿劳动变成了合理安排，各执其事，按劳取酬的有偿劳动。处处别扭的公共食堂生活变成了小家庭的正常自由生活。时常绷得很紧的思想变得宽松舒畅。虚弱的身体逐步强壮起来，水肿病、妇科病逐渐治愈，生育恢复正常。农村出现了生机。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物资逐渐多了起来。一九六二年国家又进一步放宽政策，允许计外物资议价销售，出现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小市场经验。纸包糖粒子十多元一斤，鸡十多元一斤，萝卜、红茹二三十多元一百斤，这些高价物资，比计划价高出十多倍。农民既有大集体的主体经济，又有小自由的补充经济，还有议价销售额外收入。生产积极性高涨，农村经济开始复苏。公社的国家干部看到农村形势发展很好，不少的同志觉得工资太低，常唱“米花索，那希多”，月工资34.5元，不如一只鸡、一担红薯萝卜，想回家务农。那时国家还处在困难之中，采取精简机构，裁减干部的办法减轻国家负担。区社党委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动员干部申请回家，许多人积极响应，主动递交申请书，区委和县委组织部见申请书就批。毛荷殿区八个公社一百二十多个国家干部，批准回家五十多个。云麓公社十五个干部，只有党委书记罗伦、原籍郴州的财会辅导员徐裕光两人留在公社，其余的十三人都被批准回家。我不嫌弃工资低，也不羡慕萝卜贵，跟着共产党一直干下去。国家干部申请回家当农民，衬托出农业发展农民实惠的大好形势。

　　举三面红旗 刮五股歪风

刘金廷

人民公社刚刚建立，大张旗鼓宣传“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向共产主义迈进！”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共八大二次全会通过了毛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党全民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奋力拼搏。五八年初，提出了“生产大跃进”的口号，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为钢为纲，高计划指标，采取强硬措施，加快发展建设，超英赶美，跻身世界前列。人民公社实行生产资料公有，生活资料平均分配，发展生产，共同富裕，尽快建成社会主义。高举三面红旗的愿望是好的，把国家建设得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得幸福美好。由于思想左倾狂热，行动急躁冒进，超越时空，脱离实际，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特殊化风。这五股歪风，吹得人们晕头转向，心灰意冷，造成了一场大灾难！

共产风。公社化之初，大肆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等口号。在人民公社内部，取消私有制变为公有制，取消按劳取酬变为平均分配。在公共食堂，呷饭不要钱，公社有粮发。在生产队劳动不计酬，劳与不劳一个样，多劳少劳一个样。社员们做事抬起打喊，放倒歇气，出工不出力。劳动积极性被共产风刮走了。

浮夸风。在那“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九五八年六月廿日《人民日报》报导了河北安国县甫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创小麦亩产五千一百零三斤的高产记录。接着各地报刊争相报导粮食高产“卫星”。青海柴达木盘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小麦最高亩产八千五百八十六斤。广西环江县红旗公社稻谷最高亩产一万三千零三十五斤。湖南浏阳县大瑶人民公社红薯最高亩产一百五十万斤。八月廿七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共中央办公厅派赴山东寿张县了解情况的同志写的一封信。信中说，今年寿张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上在搞全县范围的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五万斤、十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至二万斤玉米、谷子。在党报的宣传鼓动下，各地争放高产“卫星”，喊空洞口号，搞形式主义。《邵东报》五八年十一月八日报导：石株桥大队放晚稻高产卫星，一亩田下一万担肥料，深耕一尺五寸，密植横直一寸，产谷一万斤。黑田铺公社华云大队二亩红茹亩产一万六千斤。黑田铺公社双泉铺大队发射小麦大面积高产卫星，深耕九尺七寸，亩产十五万斤。宋家塘十小时实现灌溉自流化。工业方面，九龙岭公社日产铁四百一十九吨。五八年十月十五日，火厂坪公社日产煤炭五千一百吨。这样的高产卫星，县委通报表扬。我们本地喊出了“与天斗，玉皇低头，与地斗，阎王让路，与人斗，右倾保守靠边！”的口号。开展树先进，插红旗，组织学赶超；促后进，拔白旗，进行帮教批。摆擂台，搞竞赛等活动一个接一个，迫使头脑发热，浮夸虚报。县、社开大会，组织向大会报喜，敲锣打鼓，铳炮连天，声势浩大。领导不顾“喜”中假和忧，大肆表扬鼓励。例如报生猪生产的喜讯，实现公社万头场，大队千头场，小队百头场，全社养猪十万头，实际不足两千头猴子猪。浮夸风把实事求是的精神吹到九霄云外去了。

瞎指挥风。毛荷殿公社是瞎指挥风重灾区之一。公社党委书记王克己，河南人，四九年南下。他点子多，迫力大，驾驭能力强。一九五九年八月第一次调进毛荷殿，到任就组织大兵团作战，行动军事化，劳动力出工组成营、连、排、班，一切行动听指挥。思想革命化，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怕苦，不怕累，打泥滚，出黑汗！白天抓紧干，黑夜加油干，昼夜连续干；出动千军万马上大云山六仙殿之上的高峰取黑色岩土，运到佳木、白鹿、城福大町里做肥料，挑一担土往返路程十到三十里。采冬青，冬天组织劳动力上山砍青叶子茅柴铺到渡冬田里，第二年春耕又把茅柴搬上来，根本没有肥料可言。这样的情况县里作为大跃进的先进典型通报表扬。公社一再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下级服从上级，群众服从干部，干部指向哪里，群众就奔向哪里。此风把群众吹得晕头转向。

强迫命令风。多数干部和社员群众对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思想抵触，行为惰怠。为了开辟大跃进的新局面，狠抓干部的作风建设，树立刮“三风”的先进典型，大加表彰，提拔重用，号召大家学习。对“三风”有抵触的干部，戴上“右倾保守”的帽子，轻者教训批判，重者撤职查办。对驻大队的国家干部频繁调动。采用多种手段迫使干部刮“三风”。对待社员群众，采用批判斗争和停餐扣饭两种办法。停餐扣饭，是社员最伤心、最害怕的处罚。所以一切绝对服从，苟全一日三餐。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优良作风被湮没了。

特殊化风。既然是“特殊”，何能普遍化？这是那个特殊时代特殊的体制决定的。公社化后，什么都是大一统，什幺都是凭票计划供应。穿的有布票、棉花票，呷的有粮票、油票、肉票、糖票、副食票、香烟票等等，用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肥皂、煤油等都有票。这样造成了不光是大大小小的干部有特权，凡是管理和销售物资的管理员、营业员、炊事员和屠夫手中都有一定的特权，他们都可以搞权钱交易，谋取私利，形成了特殊化风。特殊化风在农村主要表现在“开后门”和“多呷多占”。凭票供应物资都在前门购买，超计划票证的余额部分，搞权钱交易从后门购买。呷食堂饭，本是生活清苦，人人平等，有权的人暗地在食堂里煮好的吃喝。还有社队干部检查工作，在食堂就餐，另外办菜招待。手中没有任何特权买平均物资吃平均饭的社员群众意见纷纷，敢怒而不敢言，只是消极怠工以示反对。“开后门”和“多呷多占”这两个新词语就是这样产生的。

一九五九年冬，县委组织冬季生产检查，毛荷殿、灵官殿、佘田桥、水东江四个公社为一个分团，县委常委尹健松为团长，公社党委书记、农业副书记、党委秘书、大队总支书记参加，共计百余人。这次检查的情况，可见“举旗刮风”的一斑。检查团成员在毛荷殿公社集合，检查从毛荷殿公社开始。那是一个冬日融融的大好晴天。早八点检查团从毛荷殿出发，走城福（长风）、三头铺、南家凹、台洲、雷湾、堡面前、八十年、树桐年、腊树凹、等江铺、蔼竹亭、枫木山、金石塘、田螺凹、龙骨头、石桥铺回毛荷殿，行程六十余里，所见所闻，印象最深的是四件事：一是沿途堆肥连绵不断，用稀泥糊成大小不等的堆子，里面堆的是什幺东西？有人用棍子凿开表面的泥土检查，有的是草皮，有的是土，有的是石头，有的是柴斗。二是山冲的渡冬田铺满了青叶子茅柴，说是踩冬青。三是树桐年大山冲里，有一支两百余人的队伍，打着赤膊挖山造林，工地上插着红旗。他们见检查团到了，高呼口号，热烈欢迎检查团指导工作！鼓干劲，出黑汗，苦战一冬，消灭荒山造好林！号称大兵团作战，挖山造林。四是大兵团积肥。检查团行至风车口，有探子向运土肥的人群飞报：“检查团来了！”我们走到灯笼牌，只见公路上挤满了运黑土的社员群众，多数用粪箕挑，有用鸡公车、牛车拖的，也有老年妇女和小孩用提箩提的。一直到石桥铺，约两公里长，三千余人。我问一位用提箩提着五六斤黑土的小脚老婆婆：“您老人家怎么也来运肥料？”她苦丧着脸回答：“这是造孽呀！我那个食堂里年青人多数外出修水库、炼钢铁，在家的劳动力少了，分任务要我们也来顶数，不来就要停餐扣饭，莫法，只有跟着大家来了！”当晚在毛荷殿公社会议室，县检查团听取了公社党委书记王克己的汇报。

散会后，佘田桥公社党委书记周新桥在办公室给家里打电话，谈了他当日的所见所闻后，说：“毛荷殿公社冬季农业生产搞得热火朝天，真有大跃进气魄！你们在家里好好组织，以实际行动迎接县委检查团。”第三日检查佘田桥公社，我们行至佘田桥街桥头，但见马灯一路挂到佘湖山巅，大约隔二十米左右一盏，计三百余盏。当地大队的大队长陪同检查团介绍说：“我们组织一千多人出夜工上山积土杂肥，刚才散工呷早饭。”我注意观察，路上未见跌土，所挂马灯，大部分是从供销社调来的新灯，没有燃烧痕迹，有弄虚作假之嫌。

土法炼钢是“举旗刮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损失惨重。一九五八年，党中央确立了工业以钢为纲的指导方针，提出年产钢二千万吨的奋斗目标（五九年八届七中全会调整为一千八百万吨，后又降为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地方提出“土法上马，全民办钢铁”的口号，一切要为“钢铁元帅”保驾护航，钢铁元帅升帐，一切都要让路。邵东县在大办钢铁运动中，出现了劳力大平调，资源大损耗，森林大破坏等严重问题。

劳力大平调。佘田桥公社大石桥盛产铁矿石，含量较高，附近办了一家邵东钢厂。为了多出快产钢铁，县委就近抽调近万人集中大石桥炼铁，毛荷殿公社占两千精壮劳动力。一九五九年春，公社党委派我去检查督战，我们公社的人员从家里携带全部生活物资和生产工具，分成八个连队，一个连办一个食堂，安插在就近民房，由县指挥部调度使用。在矿山附近的一排排梯田里，用土砖砌成直径宽两米、高三米的炼铁土炉几百座。工地上红旗招展，人流如潮，挖矿石、运矿石、装矿石、燃料入炉，热闹非凡。炉子装好了就点火开炉，三日三夜，炉内烧得通红，就是没有铁水流出。领导关注，找技术人员探查原因，是土炉不行，温度不够，矿石不能溶成铁水。纯矿石不行，又将农村各家各户的锅子、鼎罐收集拢来投入炉中，还是不能出铁。于是待冷却后用炸药炸“牛脑壳”。这样的无效劳动搞了一年多，无一点收益回社参加分配。

资源大损耗。消耗大量劳动，未能创造财富。损耗了大量的焦炭、木炭等燃料未能炼出钢铁。损耗了大量的铁矿石，糟蹋了大量的田土。为了支持钢铁生产，毛荷殿公社在五八年冬收集锅鼎到马路边上，等待汽车运去炼铁。从堡面前到灵官殿夸口庙的公路边断断续续摆着的锅鼎直到六一年食堂下放还没有运走，后来不知到哪里去了。

森林大破坏。大办钢铁燃料不足，煤炭一时出产不赢，就大烧木炭。根据县里的指示，毛荷殿公社在五八年冬出动大量劳动力砍伐树木，不管屋前屋后的风景林，还是深山里的用材林，选大的砍伐烧木炭。原来古木参天，郁郁葱葱，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的地方，变成了癞头山、光颓屋，大刹风景。

　　转正为国干 分工管财粮

刘金廷

一九五六年五月，撤区并乡。全县十七个区撤销，二百六十七个乡、七个区辖镇、一个县辖镇，合并为五十五个乡、一个镇。原第十七区划为毛荷殿、荷公殿、堡面前三个乡，由云麓、南源、堡年、安和、建台五个小乡合并为堡面前乡。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山村小集镇堡面前设立政府机关。利用清末建的团防局三间老屋办公。办公房东临街道，南挨油铺，西近河流，北靠戏台和观戏坪。坪东便是亭子，亭子过道宽敞，过道里面是神殿改为供销社营业厅。解放前，这里是一条约四百米长的半边街，分天、地、仁、和四市，四十来户，一百七十余人，全街一家中药铺，一家客栈，两家杂货铺兼卖猪肉，一家油铺，一家染铺，一家师公。亭子走廊是个小市场交易大米等物资。设立乡政府，为这个小集镇增添了几分繁荣。乡里的干部，除周伯魁由区里放下来的外，全部从小乡干部中择优录取，转为国家正式干部。成立党的总支委员会，书记周伯魁、副书记文荣华、组织委员王义明、宣传委员李运生。乡政府乡长贺俊、副乡长刘克文、秘书宁润身、民政委员刘希堂、生产委员刘南田、财粮委员刘金廷、团总支书记刘怡元、妇女主任文荣华兼。一班人马，风华正茂，朝气蓬勃，团结协作，干劲十足。灵官殿办事处（辖堡面前、毛荷殿、荷公殿、灵官殿、茶子山、石株桥六个乡）派曾再生同志任堡面前乡指导员，加强领导。

在干部队伍中，我是最年轻的一个，未满十八岁，周围的人多数对我作不懂事的孩儿看待，有时甚至逗着好玩，有领导担心工作任务难以完成。我察觉到这种情形，心里琢磨着，怎样才能让人们改变看法，树立起自己的威信？联想起三国时期，东吴周瑜十八岁当督都，老将程普不服，周瑜开会，程普托病不出。后来听说周瑜军事部署得当，用兵有方，表现出卓越的才能，程普拜服了，同心协力，效忠国家。这个故事启发和鼓舞着我，暗下决心，用出色的业绩来回敬他们。

各乡班子组好后，县里立即召开乡干部会议，稳定情绪，统一思想，部署工作。大会结束，县财政科留下财粮委员培训业务。学习财政会计、记帐、报表、资金管理，既管帐，又管钱；国有资产登记管理，农业税征收，粮食统购统销的业务。会上我认真领会精神，钻研业务，生怕有疏漏之处。经过努力，明确了工作任务、要求和做法，懂得了业务常识，树立了必胜的信心。

回到乡里，第一件事就是发干部工资，报销办公用品发票，发放救济款和残废、复员军人补助。紧接着做征粮和粮食统购统销的准备工作。到原区公所领回《土地分户清册》。一九五二年实行查田定产，分户逐丘丈量水田面积，按土质分为一、二、三等，确定每等的稻谷亩产标准，求得稻谷总产量，按总产量计征农业税（公粮）。还按每人年口粮标准三百六十斤，超过部分国家统购，不足部分国家统销。农业税，统购户交稻谷，统销和自足户交现金（代金）。任务繁重，请刘纯俭、张长能帮助。第一步，深入到社、到户，查清土地异动，人口增减。我们三人分工各包一片，带着《土地分户清册》，逐户核对落实，一个月时间完成。第二步计算农业税额。我们三人在王家庄一间房子里，计算到户，填写清册，夜以继日的干了一个月才结束。经过这一工作，熟练了珠算，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又快又准。第三步填发农业税征收通知单。入社的农户，通知单发到农业合作社，单干户则要发到户。经过两个半月的努力，准备工作胜利完成。

计算结果，全乡二千四百一十户，九千六百三十人，二十二个高级社，入社户数二千O四十户，入社人口八千一百四十个，单干三百七十户，一千四百九十人。水田五千二百六十八亩，定产量二百六十三万斤，征粮一十三万一千五百斤，其中公粮五千八百斤，代金一十二万五千七百斤，扣人民币七千五百四十二元。粮食统购五千八百斤，统销九十一万七千九百斤。任务完成后，向领导汇报，乡党总支委员会十分满意。曾再生同志笑眯眯地对我说：“小刘，干得好，原来担心你搞不好，现在放心了。”

时值秋收，缴纳农业税时机已到。那时农民的爱国热情很高，有现成的谷子，踊跃交纳爱国粮，有的高级社组成大队伍，浩浩荡荡送谷到国家粮食仓库；交代金要现钱，难度大得多，特别是单干户，要所在的高级社菅，社干部不主动。摸清情况，向党总支委员会汇报，争取领导重视，群力群策抓农业税征收。本人主管业务，更应积极主动，三手抓。

会议敦促。自从发出征收农业税通知单，开会布置征收任务以后，逢会都讲，引起社主任重视。到十一月中，任务还只完成一半，心里着急。在一次社主任会议上发言，公布进度，表扬先进，批评后进，分析后进的原因，强调社主任如何做好工作，保证在十二月底完成任务。散会了，新元高级社主任李德义等几位长辈当着我父亲的面同我开玩笑：“小刘，你刚才讲话讲得很好，很受感动，很受启发。不过，你父老子八爷也在下面听，你对父亲也教训起来了。”我笑着回答：“我一个乳臭未消的小子，岂敢教训长辈！工作需要，摆事实，讲道理，敦促大家早日完成任务。如有不妥之处，还望长辈们批评指教。”大家在欢笑中离散回家了。

登门催促。从发通知单到完成任务的近四个月内，我个人逐社，单干户逐户登门催促五次，全体干部下乡帮助催交。登门面对面的交谈，很实际，效果好，有不少户，上门一次就交了。越到后期越难收，或是思想上的难通户，或是经济上的困难户。有的拖欠户住在边远的山冲，跑一次来回三四十里。新元社的树桐年冲里一户一元五角钱的代金，去他家走了四次，每次都和蔼地讲道理。最后受到了感动，他说：“刘同志，你为我的一点代金走了一两百里路，讲了一谷箩的话，真是脚板走成丁，嘴巴磨成泡，今天也该交了。”

简报督促。征收期间，印发了六期《农业税征收简报》每期公布进度，介绍好的典型经验，表扬好人好事。送县财政科和乡里的全体干部，下发各高级社和拖欠代金的户。一份小简报，办的质量不高，收效还是较好的。社干和农户，对墨沾纸的东西都重视，受表扬的高兴，拖欠户的名单公布全乡，给本人有点压力，给别人有种看法，形成社会舆论督促的作用。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如期圆满完成了当年农业税征收任务，还收回了前三年的老欠。是全县农业税代金完成得最好的乡。

家庭如学校 父母胜教师

刘金廷

衡邵边界，屹立着巍峨的大云山。西麓有个大云村，境内群山起伏，峰嶂迭层，环抱着一垅十二冲；苍松翠竹，青杉绿梓，杂木丛林，郁郁葱葱，掩映着农舍庭院。小溪流源于大云山，自东南向西北奔去。如今硬化的公路纵穿而过，是堡面前乡的南大门。

田垅中段的北侧，有一座形似罗汉盘坐的高山，山脚下座落着积厚堂，世称刘家屋。一九三八年戊寅五月初六日午时，我出生在这里。书名刘金廷，班辈名远达，字一平，号云山居士。

父亲刘寿田，母亲罗玉秀，少年结婚成家。继承父业，颇为殷实，一九五O年土地改革时，家有五个半人，划为中农成份。

父亲上过六年私塾，熟读“四书五经”，受正统的儒学教育，能用儒学思想治家，严格管教子女。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他用纸写了四句话：“要勤奋，不懒惰。要刚强，不懦弱。要机智，不呆砣。要正义，不邪恶。”教我们认、读，理解意思，要求照着去做。自己身体力行，做出榜样，儿女跟随仿效。形成了我们的家风。

勤劳节俭。父亲常向我们讲解孔子的“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强调“勤俭立身之本，耕读保家之基”。父母每天从早到晚，忙碌不歇，年头到年尾没有休闲。我们跟父母过着勤劳节俭的日子。我从六岁开始，每天天亮起来，跟着姐姐扯猪草、养牛，上午和下午跟胡二哥他们上山寻柴捞松毛。八岁开始读书了，还是早晨寻猪草，下午和假日寻柴火，由捞松毛到剁茅柴，到砍树劈大柴。十二岁开始帮助农耕，积土杂肥、挖土、插秧、栽红薯，挖红薯、种油菜、麦子等农活都会做。十四岁学犁田。一个星期日，父亲在孝思园三石谷地犁田，我在刨田塍、勾犁坯。我提出要学习犁田，父亲同意。我接过犁把手，拿着竹条子，吆喝一声，那条大水牛见换了使者，居然不动！我火起来了，用竹条子猛抽几下，大吼一声，它见势不妙，才规规矩矩的往前走。父亲随着指点，如何保持深浅适度，转角打倒出犁装犁，如何打左犁、分墒等基本要领。一上午把那丘五分田犁完了。父母高兴极了，中餐烫酒加菜，庆贺儿子会犁田了！自己看到了劳动成果，十分欣慰。逐渐体会到，劳动能创造财富，还能磨炼意志，陶冶品性。

崇尚孝悌。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父亲解释说：“孝敬父母，顺从兄长，是践行仁德的根本。”我的父母和伯父母遵循孔孟之道。他们兄弟情同手足，互爱互敬，互帮互助。对祖母（祖父常年在漠滨做生意，一九四一年去世）十分孝顺。物资供养比较充裕。兄弟分家初期，每年各供给稻谷八石（每石一百二十斤），随着人口的增加，逐步减少到七石、六石，解放后到吃公共食堂饭止，最少各四石；菜蔬基本满足需要。穿衣盖被，确保冬暖夏凉。父亲说，供给吃穿用，不能算孝顺。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顺，要突出一个“敬”字，从内心敬爱。例如，出新鲜农产品，长辈先尝新，每年出新米、红茹、瓜果、苏菜，先送给祖母尝了新，父母再尝，父母尝了，大家才吃。家里遇有好吃的东西，一定会送一份给祖母。与长辈谈话，和颜悦色，语言恭顺。侍奉长辈，体贴周到。长辈交代的事情，尽心尽力完成任务。对不正确的意见，不扑面顶撞，说明道理，权衡利弊，让他自己放弃。祖母膝下二儿二媳，六个孙子、孙媳，六个孙女，十二个曾孙，八个曾孙女，凡懂事的，个个都是如此孝敬。

以礼待人。礼，是儒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宋朝朱熹老夫子解释为“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礼之体，主于敬。”人要讲究礼节、礼仪。礼节和礼仪是礼的表现形式，是外延，其内涵是敬，待人要尊敬、理解、谦让。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与人交往，和善，从容不迫。父母就是用这样的礼教处世待人。子女发生越轨行为，决不轻饶。在我八岁那年的盛夏，乐家园（即现在的大云村）在庙里打虫皇蘸，许多小朋友在庙里看热闹。金玉堂罗阳春赤膊靠庙门框站着。我见他的肚子鼓起又黑又圆，顺手在肚脐边打了一拳。罗阳春尖叫：“水牯（我儿时绰号）打人！”父亲发现了，当即把我拉到家里，令我跪下，我跪在地上，接受严厉的批评教育。认错悔过，保证不会再犯之后，才站起来。父亲教导：“灵人不要重讲，响鼓不要重捶，今后要牢记以礼待人。”

忠诚正直。父亲有一句口头禅：“为人做事要忠心直出。”他的这句话，规范了我们家人的行为。光明磊落，不搞阴谋诡计，算计他人。言而有信，不搞夸夸其谈，欺骗他人。张扬正气，不搞邪门歪道，损害他人。父亲在当地有很高的威信。土地改革时，按家庭成份，他不能当村农会干部。因为群众尊敬他，信赖他，农民协会会员选他当了村长。他当上村长后，对家里要求更加严格。他说：“孔子在《大学》里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人有学问，懂知识，明事理，就会意诚、心正、身修，身修就会家齐，家齐就会国治，国治才能天下平。父母对子女的言行稍有不端，就会及时教育纠正。我在读私塾时，一个仲春的早晨扯猪草，时间快到了，还只有半筛，见伯父的芥菜黄叶子多，我剥了半筛子。母亲切猪草时，发现有黄菜叶，便问是谁土里的。我如实相告。母亲生气，骂道：“你果家懒东西，寻猪草做出缺德事来！赶快把黄菜叶还给伯伯喂猪。”妈妈骂我缺德，使我伤心。正在难过时，父亲回来了，见状问明原因，平声说道：“妈妈批评你，要求你退还菜叶是正确的。发生错误，改正了就好。”还有一次，我在雷湾学校读五年级的一个星期天，同福生、端生三人在后头山砍茅柴。砍好一担柴在山顶大坪里休息。端生提出要来“打叉”。大家同意。各砍一抱柴，放到坪里。用三根禾枪架成三脚叉，三人离叉五六丈远处，用茅镰打叉，打倒者为胜，未打倒者为败，输一抱柴。打了四盘，端生输了，我赢了一担柴。中午时分高高兴兴挑柴回家，告诉父母：“今上午砍了两担柴。”父亲问：“为何多砍了一担？”我讲了打叉赢柴的情况。父亲不高兴，说道：“你们砍柴打叉，是一种错误行为，同打牌赌钱是一样的。赢者不劳而获，输者亏损伤心，你把赢到的柴退给端生！”我当即把赢的柴送给端生，我父亲和三伯父满意地笑了。

仁义善良。孔夫子说：“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仁的核心是亲善慈爱，无私奉献。我的祖母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她的仁德在当地有口皆碑。敬老尊贤，扶贫济困，抑恶扬善，人所共知。她一个人每年那么多谷，自己呷用五六石，剩余的全部送给周围的贫苦人家充饥，今日周家，明日贺家，后日陈家等等，每次用布袋装大米，多则一斗，少则两升、五升、八升不等，有时带着我去送，帮她提米。解放后只有八石谷一年了，她自己呷稀饭、红茹，省吃俭用，还要送出两三石谷的米。这样先后二十八年没有间断，及到呷公共食堂饭才终止。她对为非作歹的人和事，深恶痛绝。常常去庵堂寺观烧香，求菩萨保佑良民，惩罚恶魔。她对一个来家行窃的挖孔贼，不用残酷的办法惩罚，而是用仁慈帮教的办法，改造成为新人。那个挖孔贼感恩载德，跪到我的祖母面前认作亲娘。我的母亲和祖母一样，见人有难，尽其所能，多方相助。父亲对周围的困难户，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耕牛农具等方面给予扶持，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克服困难。

我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成长，长辈言传身教，后嗣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影响特别深刻。少小受到良性家庭教育，为后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受益终生。

含辛又茹苦

倾心育儿女

刘金廷

结婚初期，云龙一度月经不调。佳木黄尔头老中医罗广弟先生教我一个方子，用芭蕉根煮鸡蛋，每次半斤芭蕉根三个鸡蛋，三次可愈。此方果然灵验，当年十一月，云龙怀上了孩子。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农历七月廿五日，在老家堡面前街上，即五星大队和字生产队自己家里生下一个胖小子。我不在家，三朝才回去，只见父母和祖母高兴极了。祖母教我给小宝宝取名，我思索一会，向长辈们说：“名叫斐然，取斐然成章之意，长大了会读书，有出息。”大家连声说好，笑得合不拢嘴。满了月，云龙回白鹿学校教书，母亲跟随带小斐然。那小子四个多月就长得特别出色，确实人见人爱，尤其是见到我了，手舞足蹈，张开嘴巴，伸出舌头，狮子一般向我扑来，令我爱之入迷，心神陶醉。当年农历十二月廿五日，我和云龙带他去耳石岭给姐夫贺生，次日回家，在路上开始发烧，脸色反常，眼睛呆视，廿七日送县人民医院治疗，诊断为结核型脑膜炎。云龙带他在医院过年，我三十日回家告知病情，同家人团年，初一日又赶到人民医院。住院半个月多月，带回白鹿学校，六五年农历三月夭折，多亏李林同志帮助，将尸体淹埋在学校背后的山里。母亲气伤了身子，我和云龙悲痛欲绝。

正在伤心之时，六五年三月，我从毛荷殿公社调到石株桥公社。云龙从毛荷殿公社机关搬到娘家笃远堂住宿，继续在白鹿学校教书。她失去了儿子，离开了丈夫，心里何等难过，是可想而知的。只有星期天，到石株桥公社，我给以安慰，三四个月才恢复平静。农历八月，云龙又怀上了孩子。那时我母亲已病，他母亲又带着一个两岁的儿子，抽身不出，怀孕期间生活上得不到适当的照顾，全靠自己挺着。

一九六六年四月上旬，石株桥公社发生了一次洪水灾害，听说界头冲里面冲坏了良田，倒塌了房屋。四月十日，农历三月廿日，我同公社党委副书记罗福成去界头冲了解灾情，准备在界岭大队过夜，一路多检查几个地方。下午五时许，我心里忐忑不安，便说道：“罗书记，我心里好象出了什么大事似的，很不安然，今晚还是回去吧。”他同意了，赶紧回石株桥公社机关。那日天色阴沉，到处灰蒙蒙的，回到公社机关，已是黄昏，约下午六点多钟酉时进屋，只见云龙躺在床上，生下了女孩，心中惊喜交加。行政秘书刘早生同志见我外出，云龙临产，便急忙到百子冲叫我姨母请来力生五奶接生，炊事员文晚爷送来开水，在他们的无私帮助下，云龙顺利生产，使我感激万分。

后来云龙告诉我，临产前两天夜里，在佳木学校开会，半夜散会回家，路上雷雨大作，跑步前进。老师们关心说：“你慢点，莫把胎儿跑下来了。”临产那天正是星期日，在娘家洗衣服，下午腹痛，好象是要生产了，回堡面前，阿婆娘不在了，在娘家生，院子里的人不得肯，只有去石株桥落月。行至鸭婆冲，腹痛加剧，捧着肚子，忍着剧痛，奋力前行。到了打水塘，痛得通身冒汗，一步一拐，到了百子冲，走两步，蹲一下，艰难地走到了我的房门前，可我又不在家，他心里更加紧张，又急又痛，手忙脚乱，胡乱开锁进屋，睡到床上，婴孩呱呱落地。随即姨妈陪着力生五奶来了，断了脐带，包好婴孩，云龙已经疲惫不堪，得以休息。

三朝日，云龙要我给女孩取名，我想，人的名字，是一种符号，无须蕴含什么意义，只要易写易认，避忌讳，不雷同，叫起来不俗就行。拿出家事记录小本子，信手写下三个名字，娟之、力之、正之。以后生的不管是男是女，依次对号，把“三之”养育成人，就心满意足了。

满了月，云龙带着娟之回白鹿学校教书，仍住娘家，得以照顾。我工资低，无钱请保姆，自己工作忙，每月两三天假见面一两次，帮不上忙，她工作，带崽，两付担子一肩挑。一九六七年夏天，娟之患烧渴症，只是喝水，拉尿，啼哭，一个星期天，太阳像火一样烧着大地，走路烫脚，云龙带着孩子步行到灵官殿地区医院看医生，打电话要我去看看。我心急如焚，快步走到灵官殿医院，见娟之一身消瘦瘫软，更加难过。看完病，打了针，付了钱，送她母女往毛荷殿，送到一斋亭子桥边，我跟云龙说：“我就送到这里，我赶回石株桥开会。”只见她母女哭成一团，慢慢的往毛荷殿走去，我心如刀割，拖着沉重的脚步往石株桥公社去了，一路上放心不下，但又没有办法。

一九六七年农历十一月，云龙又有身孕了。我担心她支撑不住，但又不能在身边照顾她。六八年仲夏，洪水将白鹿学校面前的木板桥冲垮，用几块木桥板斜架于水面之上，行人过往艰难。农历六月十八日，云龙从白鹿学校回娘家，不幸在斜桥板上摔倒，碰撞了胎儿，感到腹痛。第二天，星期日，在娘家休息，还是腹痛，通知我回去。第三天廿日清晨到白鹿学校请假，上午请人扎一把躺椅作轿子，将云龙送到灵官殿地区医院保胎。医生检查，胎儿七个多月，已经临产，上午十点多钟，云龙进了产房，打了催生针，医生下班中餐，大约十二点半钟，力之出世了，母子平安。我守在她身边，放下包袱，转急为喜，迅速准备好吃的，为产妇补充营养。在医院住了三天回到娘家。

婴儿早产，加之母体营养不良，体重只有四斤多一点，一个月不哭，不睁眼，不吸奶。母亲自己挤奶汁，用调羹喂进去，配合糖水，清开水，间两三个小时喂一次，养活小生命。满月后回到堡面前自己家里，开始哭闹，自己吸奶，奶不够，买奶糕补充，开始发育成长。到了百日，长得十分可爱，面色白里透红，五官清秀大方，喜笑好跳，招人喜欢。

云龙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又是六十个学生的老师，公务家务一双手，只有外婆帮点忙。六八年底，我去南岳疗养院治病一年多，使她减少了一份慰籍，加重了思想负担。一九六九年上半年，小学教师回社队，她从白鹿学校到堡面前学校。开始住在自己家里。家有祖母、父亲和三个弟妹，生活清苦。一天，家里无米下锅，云龙在石苏安家借一升麦子，一个人磨成粉子，手打成泡了，中午做成团子，大大小小装了五碗，云龙和祖母没有了就饿一餐，星晚一碗团子没呷饱，摔碗发嫂嫂的脾气。娟之和力之呷麦子团子，津津有味。六九年下学期开学，云龙要去上课当班主任，她带着两个孩子到学校吃住。

一九七一年农历三月，云龙面黄肌瘦，呕吐厌食，我以为是消化系统的毛病，肝、胃有炎症，缺钱医治，便自寻草药“铁马鞭”煎汤治疗，三天没有好转，请医师诊治，发现怀孕，嘱附要补充营养，改善饮食进行调治。可是经济条件不允许，云龙用艰苦奋斗的精神去调理。她担任班主任，那年又碰上学校改建校舍，教师要参加劳动，又进驻工宣队，抓得很紧。云龙上课、备课、阅卷的任务已经够重了，下午放学还要为学校挑砖、背料，有时还要开夜工。小孩无人带管，就交待五岁的娟之带弟弟。一九七二年元月五日农历辛亥十一月十九日下午劳动之后，晚上接着开夜工挑砖，有老师见她产期临近，代为请假，工宣队不准，还是和老师们一起干到晚上十一点多钟。云龙已经精疲力竭，两个孩子已在床上睡觉，她脱衣带力之睡一头，自觉快要生产了，大喊刘凤老师帮忙。刘老师到公社卫生院请妇产医师，她患病不能出诊。刘老师又跑到段家湾请大队接生员保文八奶。接生员来到学校，正之已于廿日凌晨两点多钟即丑时降生，乖乖爬在床上。八奶迅速断了脐带，包好婴儿，安置好产妇，大约已是十一月廿日凌晨三点多钟了。苦命的云龙带着三个孩子睡在一床，安然无恙。搭帮刘凤、李文文老师关心照顾，招拂早饭。早晨七点多钟，我在石株桥公社接到罗斌校长的电话，告知生了个胖子崽。我放下电话，不顾吃饭，急忙往家跑，上午九点钟左右，我走到云龙的床边，见到她们母子四人，凝视小顷，喜悦加辛酸的泪水往肚里流淌，我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让你们受苦遭践了，内疚、难过。云龙见我站在她身边，露出了苦笑。我振定下来，安慰她，给她创造欢乐气氛。接着请来岳母招拂云龙坐月，我在家待三天，安排好坐月事宜，又回公社工作了。

正之出生后，计划生育抓得更紧了，由一对夫妇生三胎改为只准生两胎，我们有一女两男，心满意足了，不要领导出面做工作，于一九七三年春，自觉实行了女扎。

那时，我们一家五口，还要孝敬祖母和父亲，全靠我每月工资三十三元五和云龙的民办教师工分补贴来维持，家里四代十个人挤在两间屋里，实在容纳不下，急需建房，经济负担更加繁重，我们夫妻克勤克俭，渡过难关。

云龙在学校长期任班主任，是五六十个学生的老师。他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高度的工作责任感，生怕误人子弟，全心全意管教学生，钻研教育教学，向学生倾注科学文化知识和优良道德品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材。改造顽劣儿童，关心成绩差的学生，争取齐头并进。学生病了，及时医治；学生饿了，设法充饥；学生衣服撕烂了，亲手缝补。对学生如自己的儿女，学生对她也视为自己的母亲。她所教班级，学生品学兼优，许多学生家长，争着把孩子送到她的班上。

在家里，云龙是家庭主妇，三个孩子的妈妈，无钱请保姆，家里大小事务都靠她一手操持。孩子管理，靠三姐弟互相帮助照顾，大的带小的。由于年龄太小，缺乏自理能力，常发生事故。一九七三年冬的一天下午放学后，云龙随学校老师参加体力劳动，娟之带着两个弟弟在学校附近玩，不小心正之跌到一口水井里，五岁的力之俯在井口上抓住正之的棉衣说：“弟弟莫沉下去了！”七岁的娟之一边高声大喊救命，一边抓住正之的手。在附近做事的曾有新妻子龙思寿闻声，快步跑来，把正之从井里提上来，全身是水，嚎陶大哭。龙嫂的救命之恩永远不忘。云龙赶回急得泣不成声，赶快脱掉湿衣，抹干一身，睡到床上，精心护理，两个小时正之才温暖过来。在家里喂猪，上山寻柴火，挖土种菜，衣服洗浆，清洁卫生，整天忙个不停，生活艰苦。在学校就餐，四娘崽买三份饭菜，每一份减出一点给正之；在家里，常是小菜饭，力之常呈饥饿状态。衣服逢新补烂，理发，添置日用品，都自己动手，不乱花一分钱，不浪费一点东西。我们的三个孩子是在苦水里泡大的。直到三姐弟上中学了，我才开始接管，在灵官殿每逢周六带他们回家团聚，到一九八四年结束夫妻两地分居，全家在灵官殿团圆生活。

云龙在学校是受人爱戴的优秀教师，在家里是勤劳节俭的优秀主妇，为了三个孩子，为了这个家，她付出的辛劳，用文字是难以表达清楚的。

加入共产党

毕生尽忠心

刘金廷

在石株桥公社干了九个年头，一九七三年二月又调到毛荷殿公社，继续干党委秘书工作。一担简单的被铺行李挑到毛荷殿公社机关，公社党委书记赵振国同志热情的迎接。赵振国同志虽是同乡，又早闻其名，但未曾见面，素不相识。可他一见如故，接下我的行李担子，分咐人安置到房间，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来同我一块工作！”他给我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

到任后，跟赵书记在永兴大队桥边屋生产队落户蹲点。我既抓点，又跑面，尽力为党委当参谋，凡主要工作，吃透情况，提出见解，发挥耳目助手作用。赵书记部署决策工作，处理重大问题，不耻下问，事先个别听取我的看法。我们工作配合默契，增进了革命感情。他常主动邀我陪同下队检查工作。爬山越岭，歇气之间，互相谈了许多心里话。

一次，赵振国同志问我：“你工作快二十年了，当党委秘书十六七年了，为什么还没有入党？”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认为赵振国同志是一位比较优秀的基层领导干部，是我的良师益友，我对他敬佩，信赖，掏心窝子讲述了我的情况。

一九五三年冬，保年乡团支部书记罗贤良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五五年六月参加工作，成为国家干部。那时幼稚纯洁，一心只想把工作干好，没有想过入党问题。虽然不懂事，可对人中肯诚实，开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九五六年底，堡面前乡机关开团支部会，过组织生活，我向乡团总支书记刘怡元提了一条意见，指出他生活过分讲究，脱离群众，应当改正。刘怡元听了，未表可否。一九五八年底，毛荷殿公社机关开团支部会，总结思想和工作，刘怡元批评我骄傲自满，半年未交团费，提出要开除我的团籍。公社党委分管党群的副书记曾再生改为留团察看一年，并对我严厉批评，责成写出书面检讨。我用大头针刺破右手食指，用鲜血在检讨书上写了“痛改前非”四个大字。从此工作更加刻苦耐劳，白天完成日常工作，晚上写作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工作越干越起劲，萌发了入党的念头。

从一九六O年过苦日子开始，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四清”，社教，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夺权，地方党组织瘫痪，十年内毛荷殿区停止发展党员。

一九七O年，地方党组织全面恢复。石株桥公社党委成立后，组织委员赵益国同志找我谈话，引导我申请入党。我表示，长期以来，我在创造条件，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条件成熟时一定会向组织申请。

我的性格刚烈，喜形于色，怒形于色，涵养功夫很差。发现不顺心的事，在会上直桶桶的提出，不注意策略，不讲究方法，伤害了一些领导和同志。一九六二年春，毛荷殿区委组织委员曾服廉同志在毛荷殿公社的一次干部会上批评我是个“大炮筒子”。因为“炮筒子”脾气，吃了不少的苦头。

石株桥公社党委书记刘福连同志，是一位力不从心的基层领导干部。在开会研究工作时，讲了不切实际不合情理的意见，从工作出发，我当面忠恳的提出不同的看法和更正的建议。他认为我骄傲自满，瞧不起领导，胸怀成见。一九六八年底，县委组织部介绍我去南岳干部疗养院治疗空洞型肺结核。服药半年不见效，院方提议，送我去上海开刀，我拿不定主意，写信给刘福连同志，征求组织领导的意见。他收信后，既不回信，也不派人去疗养院相商。一九七O年夏，肺结核治愈出院，出院证写明，回家全休三个月，半休六个月。回到公社向刘福连同志汇报治疗情况，出示出院证，他冷若冰霜。我回家三天，他打电话催我上班，第四天我就到石株桥公社上班了。此事我埋藏心底，既没有向上级反映，也没有在任何场合暴露，一如既往同他相处共事，没有闹过思想情绪。

总之，缺乏政治思想休养，脾气性格不好，尚未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一直没有向组织上写过入党申请书。

赵书记听了，觉得情真意切，为之动容。他说：“我们共事几个月了，听到了许多反映，也看到了工作表现，你这个人呀！论德才，当区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是能够胜任的，可是你不是共产党员，不能当。入党的问题，你已经受了长期考验，条件基本成熟。没有入党，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重要的是主观原因。五八年有人讲你骄傲自满，过了十五年，还有人讲你骄傲自满。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就是谦虚，就能进步；击人之短，呈己之长，就是骄傲，就会落后；这就是你没有入党的根本原因。力戒骄傲，谦虚谨慎，尊重别人，团结同志，继续发扬你的长处，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就能成为共产党员。”他的一席话，震憾了我的灵魂，使我永不忘怀！

那次谈话后，毛荷殿公社党委组织委员罗德酬同志又给我帮助和鼓励，我向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不久，填写了入党志愿书，由赵振国、罗德酬两位同志介绍，毛荷殿公社机关党支部通过，毛荷殿公社党委批准，报县委组织部备案，一九七四年八月六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要严格履行党纲、党章，牢记“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入党誓言，在“奋斗”二字上狠下功夫，以实际行动和卓越的成绩表达对党的忠诚！做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必须用法律、道德、纪律规范自己的行为，坚持“五戒”：

戒奸。奸是忠的大敌，藏奸必然克忠，尽忠必然除奸。阳奉阴违，两面三刀；阿谀奉承，讨好卖乖；弄虚作假，瞒上欺下；投机钻营，图谋升迁；尔虞我诈，互相倾轧；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如此种种都是不忠不义的奸行。应当揭露批判，铲除行奸的市场。我反对玩弄奸邪之术，只会老老实实做人，扎扎实实做事，组织上安排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干二十多年秘书没有怨言，当二十年科级干部，做助手倾尽全力，把工作干好，向党表达耿耿忠心。

戒贪。人起贪心，必生邪念。在官场上贪心重的人总是争权夺利。他们认为有权就有钱，有钱能弄权，因此不择手段谋位子，抓票子，走上犯罪道路，葬送一生前途。我没有贪欲，不贪财，政府给多少，我就拿多少，此外一概不要，一生没有用过冤枉钱，靠勤俭养廉，日子过得踏实，过得舒畅。

戒侈。侈糜是穷国败家的祸殃。讲排场，摆阔气，吃喝玩乐，奢侈浪费，我坚决反对。在职期间，没有浪费和乱花国家钱财。出差全国各地，每次都是抓紧时间，尽快完成工作任务，没有绕道旅游观光。我们到连云港买小轿车，有条件游览几个地方，考虑到公家的钱来之不易，时间宝贵，返回途中没有停留，径直赶回，节约了几千元的开支。不愿陪客进饭店，进舞厅，我带领干部下去工作，一般谢绝吃公餐，发包子香烟，尽量为公家节省开支。

戒赌。赌博，历来是一大社会公害。我国从一九五O年到一八O年的三十年，赌博基本绝迹。改革开放后，赌博风盛行，瘾客众多，他们把时间和精力消耗在赌桌上；有些人输惨了，行窃、抢劫，为害社会。我的儿女儿媳工作之余也参赌，多次教育阻止，仍然我行我素，气煞我也！我一生未曾涉足赌场，不沾赌资，觉得一身清净。

戒淫。淫乱也是一大社会公害。建国初期三十年，妓院绝迹。改革开放后，暗娼处处皆是，政府屡禁不止，有些党员干部嫖娼，被开除党籍，找我哭诉、忏悔，求情保留党籍。党纪非常严明，没有从宽的余地，只能依纪处理。我曾经几次住宾馆，遇到电话提供色情服务，我严词拒绝，毫不客气。

奸、贪、侈、赌、淫，实为五害，害党害国害民，要时时处处警戒，保持共产党员纯洁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