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厢老街的由来

南江

　　在上海南市区的老城厢深处，曾经藏着一条名为“陈士安桥街”的窄巷。它不像方浜路老街那般游人如织，也没有外滩万国建筑的璀璨夺目，六十年前，老街的路面还是一块块两个巴掌大的石头铺垫的，穿高跟鞋行走很容易崴脚。由于年代久远，这些石头被岁月磨得发亮，两侧的砖木老屋还留着斑驳的墙皮，风穿过巷口时，仿佛还能听见老上海独有的“笃笃”脚步声——而这条街的名字，藏着一段与桥有关、与普通人命运相连的往事，要从宋元年间的黄浦江边说起。

那时的南市区还不是如今的城市模样，而是黄浦水系支流纵横的“水乡一隅”。当时这一带多是农田与浜河，其中一条名为“方浜”的河道穿境而过，浜上没有桥梁，往来的村民只能靠摆渡船通行。遇到汛期河水上涨，渡船摇晃得厉害，常有老人、孩童险些落水；若是天寒地冻，河面结薄冰，摆渡更是难上加难。住在方浜边的村民里，有个名叫陈士安的中年富商，他经营建造房屋的原材料，他乐善好施，在方浜河附近是个有名的大善人。

有一年冬天，方浜的冰面忽然裂开一道缝，一艘渡船被冰棱划破，船上的两个孩子掉进了水里。陈士安恰好路过，连棉袄都没顾上脱，就一头扎进冰冷的河水里，把孩子一个个救上岸。看着冻得嘴唇发紫的孩子，再想想这些年因渡河出的意外，陈士安当晚就拍了板：“要在方浜上修座桥，让大家走得安稳。”

　　可修桥不是易事，那会儿的陈士安虽然家业已有很大的规模，但建造一座桥很可能花掉他一半的家产。妻子支持他，她娘家也是个商人，妻子去娘家动员父亲支持女婿的善举。方浜河上第一座如愿逮成。

桥修好那天，全村人都来庆贺，有人提议给桥起个名字，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就叫‘陈士安桥’！没有他，哪有这座桥啊！”陈士安却红了脸，连连摆手：“这桥是大家一起修的，该叫‘同心桥’才对。”可街坊们不依，最后还是把“陈士安桥”的名字刻在了桥的石碑上——石碑不大，却刻得工工整整，连陈士安救孩子、带头修桥的小事，都被石匠悄悄刻在了碑的侧面。

　　有了桥，方浜两岸的往来一下子方便了。清晨，农民挑着新鲜的蔬菜从桥上过，要去城里的集市卖；晌午，学堂的孩子背着书包跑过桥，笑声洒在青石板上；傍晚，做工的匠人扛着工具回家，在桥上歇脚时，还能和对岸的邻居聊上几句。渐渐地，桥的两头开始有人摆摊：先是卖早点的摊子，蒸着热气腾腾的粢饭团、豆浆；后来又有了修鞋的、补锅的、卖针头线脑的小铺子。再往后，有人索性在桥北面的小路两边盖了房子，一家挨着一家，慢慢形成了一条小街。因为街是围着陈士安桥建的，大家就顺口叫它“陈士安桥街”，这个名字一叫，就是几百年。

到了明清时期，南市区逐渐成为上海的商贸重镇，方浜周边的农田变成了市井，陈士安桥街也渐渐热闹起来。街上的房子从最初的茅草屋、竹屋，换成了砖木结构的“石库门”小屋，门楣上雕着简单的花纹，天井里种着月季、石榴。街面上的铺子也多了起来：有卖南北货的杂货店，柜台上摆着装满红枣、核桃的陶缸；有卖布的绸缎庄，五颜六色的布匹挂在竹竿上，风一吹就飘起来；更劲爆的是百米老街还有一家棺材铺，而陈士安桥西段拐弯的薛弄底街竟然也有两家棺材铺。我上中学时，每天去学校必经之路，经过阴森森的棺材铺，都不敢看。六六年，文革初期，破四旧，这些棺材铺首当其冲，一口口棺材被革命小将拖到丽水广场烧了。如今的老庙黄金，亚一金店，上海老饭店都座落在丽水广场。

　　清末民初，上海开埠后，城市发展得越来越快，方浜河被填平，就是现在的著名的百年老街方浜路。陈士安桥也与时俱进拆除了，成了一条南北贯通的老街。六十年代陈士安桥街依旧保持着老上海的模样。石板路被行人的脚步磨得光滑；到了文革时期，街边的老铺子渐渐的都关闭了。

或许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陈士安桥”的故事，也不知道这条街的名字背后，藏着一个普通人用热心与坚持筑就的温暖过往。一个叫陈士安的富商，一群热心的街坊，一座横跨浜河的桥，以及一条因桥而生、因烟火而旺的老街。

这就是上海南市区陈士安桥街的由来——它不是因名人显贵而得名，也不是因繁华商贸而闻名，而是因一个普通人商人的善意，因一群人的同心协力，才在岁月里扎下根，长成了一条满是烟火气的老街，成为老上海记忆里，最温暖的一笔。

后来，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豫园商圈不断的扩大，九五年，大动迁，陈士安桥街也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陈士安桥街”这个名字，仅仅成了我们这一代的回忆。

　　接下来我要慢慢的讲述 ，这条嵌在城厢深处的老街，算起来已有数百余年光阴。这条不足百米的街巷像一截被时光打磨的旧木，藏着几代人的呼吸与故事。两侧的民居多是两层小楼，黛瓦参差如老墨点染，檐角高低错落似岁月勾勒的皱纹，虽无章法却自有一种烟火气。别看房子外观朴素，根基却扎实得很——墙体是沿袭两千余年的秦砖，青灰色的砖面还留着古匠人凿刻的痕迹，历经风雨仍坚如磐石；屋顶由彬木大梁架起，铺着层层叠叠的汉瓦，雨天时雨水顺着瓦垄蜿蜒而下，滴答声能在巷子里绕上好几圈。

这便是老辈人最实在的建筑哲学：用最少的银钱，建最顶用的房子。据说当年这样一套上下两层的江南特色小楼，只需两根小金条便能平地而起。底层清一色开着小商铺，木门板早被岁月磨得发亮，清晨卸下门板的吱呀声，是老街一天里最早的晨曲。

　　新政府建立前的那些年，老街像个风雨飘摇的驿站。见过大世面的富户们急着贱卖家产，携家带口去了香港、台湾，胆大的索性飘洋过海闯荡南洋。留下的多是些小本经营的商户，他们扛过了战乱年代的流离颠沛，满身风霜却眼神笃定，只求能安稳过上几天温饱日子。这些人拖儿带女扎根在老街，家底薄、观念也保守，为人处世向来谨小慎微，移民海外的念头从未敢有。他们攥着手里的小生意，眼巴巴盼着新日子能带来转机，可没过多久，公私合营的大潮便汹涌而至。无论店铺大小、生意冷热，都被这股浪潮吞没了，那些勉强支撑的小烟杂店，撑到文革风暴来临前，终究还是一个个关了门。

我家隔壁的烟杂店，便是其中之一。店主是对老实巴交的中年夫妇，男人话少，整日在柜台后拨弄算盘；女人手脚勤快，货架总收拾得整整齐齐。店里的货算不上丰富，无非是些日用杂货：玻璃罐里装着水果硬糖，纸包着的盐巴与卫生纸码在角落，墙钉上挂着伟人的画像。几排香烟码在橱柜最显眼的位置。可附近几家国营百货商店货品齐全，早把他们的生存空间挤得所剩无几。夫妻俩唯一的法子便是“以勤补拙”，硬是把小店做成了24小时营业。

也正因如此，我总在半夜被惊醒。老街的“瘾君子”们不管时辰，隔着门板就砸得砰砰响，只为买一包“飞马牌”或“劳动牌”香烟。那敲门声混着呼喊声，常常能吵醒半条街的人。让人奇怪的是，店里从不卖“大前门”。后来才懂，老街的烟民口味重，反倒瞧不上那些上等烟。当年的“大前门”是真讲究，打开烟盒便有浓郁的烟草香扑面而来，鲜黄的烟叶毫无掺杂，烟丝质量比现今的“中华”还要纯正。可惜现在的“大前门”早已今非昔比，味道变了许多，连不少农民工都不愿抽。

夫妻俩守着这小店惨淡经营了十多年，日子始终紧巴巴的，改善生活的愿望像风中的烛火，明明灭灭却总也燃不旺。可即便日子难熬，传宗接代的念头从未在他们心里淡去。夫妻俩年近四十，依旧膝下无子，夜里常能听见他们低低的叹息。后来托了苏北老家的亲戚，总算领养了个男婴。两人把孩子当成稀世珍宝，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百般宠溺不说，更寄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只是世事往往难遂人愿，期望有多深，失望有时便有多沉。那些后续的纠葛与伤感，我实在不忍细述。

　　烟杂店隔壁是“某记洗衣铺”，建国前生意红火得很，我母亲当年的旗袍、父亲的西装，都常送去过浆清洗。可到了六十年代初，洗衣铺渐渐没了生意，每天清晨老板打开门板，直到夜幕把店铺染黑，也等不来一件要洗的衣服。我那时年纪小，总爱和邻家孩子在门口玩玻璃弹子，常见那个老板靠在门框上抽烟，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烟卷一支接一支，烟灰积了长长一截也忘了弹。

有回他去烟杂店买烟，站在门口和店主长吁短叹，屋里突然传来其夫人的埋怨：“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还抽！抽！抽！”老板的脸“唰”地沉了下来，对着屋里吼道：“揭不开锅就把锅扔了！烦死人了！”那时的日子，谁家不是捉襟见肘？老城厢的人都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习惯，衣服破了补补继续穿，就算脏了也在家用木盆搓洗，哪里舍得送洗衣铺花钱？没人能救得了洗衣铺，最后只能挂出“停业”的木牌，这一关，便是永远。

　　屋漏偏逢连夜雨，洗衣铺关门没多久，陈家又遭了更大的变故。老板夫妇有个女儿，是街坊邻里都夸的好姑娘，聪明伶俐，模样更是出众，留着电影《早春二月》里林道静那样的发型，青春亮丽得像朵含苞的月季。姑娘文革前考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学当音乐老师，正当老两口以为日子有了盼头时，厄运突然砸了下来——姑娘不知怎的就疯了。

后来才知，是恋爱受了骗。她爱上的男人不仅早有妻室，还骗了她的钱与感情。在那个对姑娘贞操看得比天大的年代，这样的打击足以摧垮一个人。姑娘把屈辱和痛苦都埋在心里，整日不言不语，连着几夜不眠不休，最后精神彻底崩溃，成了谁也不认识的疯子。老两口抱着傻笑的女儿哭断了肠，一遍遍喊着“女儿啊，你说说话”，可回应他们的只有茫然的眼神。姑娘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老板夫妇的心也跟着空了，整日以泪洗面，街坊们送的饭菜放凉了也动不了几口。

没等多久，更残酷的事发生了。文革初期，姑娘病情稍有稳定，在家病休。某天早晨，她浑浑噩噩地拿了张伟人画像去点煤球炉，正巧被隔壁政治觉悟极高的女邻居看见。那邻居当即大呼小叫起来，居委会干部和革命群众闻声赶来，不由分说就把姑娘拉去游街。人群里口号声震天，拳脚像雨点般落在她身上，直到她浑身是血地昏过去。警车来了，她被抬上车，不久后公安局的公告栏上便贴出告示：她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处决了。那个曾站在讲台上弹钢琴的姑娘，那个父母的掌上明珠，终究没能熬过那个灰色的年代。老板夫妇没过多久便在忧郁中相继离世，这个家被时代完全抛弃了。

　　老街的店铺，个个都藏着这样悲欢离合的故事。往洗衣铺再走几步，曾有间卖猪鬃毛刷的袖珍小店，因货品单一，开了没多久就关了门。店主是对从苏北来的夫妇，男主人读过半年私塾，还算识文断字。正巧南市区有家做鞋带的国营工厂招工，夫妻俩幸运地进了厂，成了拿工资的工人。更凑巧的是，他们贫农的出身在那时格外吃香，没多久男主人就被提拔成了车间主任，可他的婆娘，却成了街坊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车间主任皮肤黝黑，身材细长，而他妻子三十出头，身高不足一米五，身材肥胖，俩人站在一起就像一幅很拉风的画。街坊们私下都叫那个女人“矮胖猪”。她脸圆肉厚，嘴唇翻翘，鼻孔微微上仰，唯独一双眼睛又大又亮，可惜长在她脸上，总让人觉得可惜了这好眉眼。她说话粗声粗气，举止更是随意，常常穿着拖鞋在老街晃悠，头发乱糟糟的也不梳理。她家的房子小得可怜，一张五尺大床占了八成空间，吃饭的小饭桌得贴着床放，全家五口人用的马桶，白天只能塞在床板底下。三个孩子渐渐长大，真不知夜里是怎么挤着睡觉的。

每年夏天，老街的傍晚最是热闹。底楼的街坊们都把小桌椅搬到门口，一家人围着吃饭，饭菜的质量可以得出这户人家的工资收入高低。那户人家星期天早晨宰了只大公鸡，整个老街闻到大公鸡的香味的小伙伴们都会流口水。

饭后用凉水泼洒地面，“滋滋”的水汽冒起来，暑气便散了大半。没多久，板凳、竹榻、藤椅就摆满了街巷两侧，大人们摇着蒲扇聊天，孩子们成群结队去城隍庙里玩捉迷藏，可这热闹里，总少不了朱家的“节目”——当众洗澡。

　　那时的夏天闷热，家里又没浴室，男人们在门口冲凉是常有的事。接根橡皮软管，或者用脸盆舀水，穿着短裤赤着膊，几下就洗完了，街坊们也见怪不怪 。可主任的老婆偏要打破规矩，每晚九点，准会搬个木盆在门口“上演贵妃”洗浴。她倒也避开了人多的时候，借着夜幕当掩护，可即便如此，也足够惊世骇俗。

每到这时，巷子里总有些异样的安静。不少男人借着乘凉的由头，眼神却不自觉地往这家门口瞟，连路过的行人也会放慢脚步。夜色里，她湿透的白背心和花短裤紧紧贴在身上，肥胖的轮廓愈发明显。女街坊们气得直跺脚，聚在一起骂她不知廉耻，可这胖女人嘴硬得很：“家里地方小，在外面洗怎么了？我又没光屁股，你们男人自己要看，关我什么事？”

女人们把状告到居委会，干部上门调解，反倒被她堵得说不出话：“你们以为我愿意啊？给我家换个大房子，我还懒得在这儿洗呢！谁要是嫌我，我就去他家洗，看他乐意不！”干部们碰了一鼻子灰，只能悻悻离开。

这出“洗澡闹剧”却在某个夏天突然落幕了。原来胖女人在厂里更衣室偷了同事的“上海牌”手表——那同事忘了锁更衣箱，她见财起意就下了手。厂里接到报案当即关了大门，警察一来，她就慌了神，躲在厕所里发抖，裤子都没脱就蹲在那儿。没等警察开口，她就哭着认了罪。

她老公又是愧疚又是难堪，颤抖着手替她写了认罪书，当场就递了车间主任的辞呈。自那以后，这嚣张的女人再也没敢在门口洗澡，只是谁也不知道，在那狭小的屋子里，她究竟是怎么解决洗澡难题的。

　　老街短短百米，当年竟有三家裁缝铺，每家都有自己的绝活：张家擅长做中山装，针脚平整得像尺子量过；李家专做旗袍，盘扣打得精巧别致；王家则主攻童装，样式活泼讨喜。可风雨飘摇中，两家陆续关了门，只剩王家撑到了文革结束。

改革开放初期，南市区福民街小商品市场火了起来，王家裁缝铺也迎来了春天。老裁缝退了休，儿子儿媳接了班，一口气添了三台缝纫机，还招了几个学徒，日夜不停地赶工。布料的裁剪声、缝纫机的哒哒声，成了老街新的旋律。没过几年，王家就赚了街坊们都羡慕的“第一桶金”。我和王家小女儿是小学六年的同班同学，还记得当年她总带着剪刀和碎布料来学校，课间就给我们剪小纸人，如今想来，那或许就是她与裁缝这行最早的缘分。

时光荏苒，文革时期关闭的商铺，改革开放的年代一家家店铺又回来了。老街的店铺换了一茬又一茬，秦砖汉瓦上的光阴却愈发厚重。那些曾经的吆喝声、哭闹声、欢笑声，随着城隍庙大改建，陈士安桥街的历史绝唱彻底谢幕。老街的故事也随风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