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记忆——“偷粪”者惊魂（原创）

乐园（秦跃宏）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家住在湖南省株洲市北区。那是一片被工厂环绕的区域，周边林立着十多家大小工厂。马路边有一条约2米多宽的石子小路，左边是带刺的铁丝网，像一道冷酷的屏障；右边是高大的围墙，仿佛在守护着某种神秘。沿着这条小路进入大约200米的地方，有一处住着约三十多户人家的四合院。四合院的东北头小坡上，有一个公建厕所，周边则是五公司的家属区。由于来这儿方便的人多，居民们又在靠近四合院的边上搭建了一个简易的厕所。

1965年7月，母亲生下了妹妹。为了更好地照看我们三个孩子，母亲毅然辞掉了在缝纫社的工作。父亲望着家里这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整日愁眉苦脸。他那一个月仅仅37.8元的工资，在这物价并不低廉的年代，实在难以养育我们。看着父亲紧锁的眉头，我小小的心灵里也满是忧虑。

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父亲想尽了办法。他在离家二百多米的地方，开垦了一块三百多平方米的荒地。在荒地边上，父亲还挖了一个蓄粪池，精心地种上了各种菜苗。然而，由于肥料匮乏，第二年的收成并不理想。菜苗们像是营养不良的孩子，瘦瘦弱弱，结出的果实也少得可怜。

1967年3月，学校开始招生。我当时满七岁却还差一个多月才到入学年龄，学校规定不招收我。看着小伙伴们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我心里满是失落。而父亲却觉得这是个机会，他为我自制了很小的掏粪工具，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以后你就每天在两个厕所来回掏粪，再把它倒进蓄粪池里，这样咱们的菜就能长得好啦。”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从此便开始了我的掏粪生涯。

在工厂的边缘，有一个种蔬菜的杉木圹生产队。队里有一个专门负责十来个公共厕所掏粪的40来岁中年男人。他身高1.7米左右，两个大眼球凸出来，样子有点凶神恶煞，有点像电影里的“座山雕”。每次见到他，我心里都有点害怕。他总是霸道地不准我们掏粪，说这些厕所是他们生产队的。所以，每次去掏粪，我都得先小心翼翼地看看他来了没有，或者等他走了以后才敢行动。

有一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厕所掏粪。我一边掏着，一边还不时地四处张望，生怕那个“座山雕”突然冒出来。可没想到，他这次竟然躲在厕所的后面。就在我专心掏粪的时候，他突然冲了进来，一脚就把我的粪桶踩坏了。粪水溅了一地，我心疼极了，也愤怒极了。我极力反抗，用粪匙往他身上打去。他恼羞成怒，像一头暴怒的狮子，用力打了我一巴掌。我顿时眼前一黑，摔倒在地。脸上火辣辣地疼，我爬起来，哭着往家里跑去。

回到家，父母看到我左脸血迹斑斑，还有五个清晰的手指头印，心疼得眼泪都出来了。父亲二话不说，叫上彭叔叔，就追了出去。他们追了几百米，终于看到了那个男人。他正担着粪桶快步走着，父亲和彭叔叔一个箭步冲上去，把他按倒在地，狠狠地暴打了一顿。等他们停下来的时候，才发现那个男人的手也被打断了。

那个男人回去后，叫来了二十多个生产队队员。他们一个个手拿锄头、铁棒，气势汹汹地把四合院围了起来，大声叫嚣着要我父亲和彭叔叔出来。一时间，四合院里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仿佛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就在这时，单位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派出所的民警以及大队干部都赶来了。他们出面进行调解，通过一番协商，最终达成了协议：自建的厕所归我们，公建的厕所归生产队；打伤的人各自负责。

父亲带着我来到市里医院检查。医生的话如同一道晴天霹雳，我的左耳膜内陷了，很难治好，听力下降、耳鸣等不适将会影响我一辈子。早几年，我甚至到北京协和医院去求医，可依然没有办法治愈。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

经历了这场风波后，父亲和我更加用心地耕耘那块菜地。每天天不亮，父亲就带着我来到菜地。他手把手地教我翻地、播种、浇水、施肥。我虽然年纪小，但干起活来却一点也不含糊。我们辛勤劳作，汗水湿透了衣衫，但我们从未放弃。

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菜地里的蔬菜渐渐长得茂盛起来。绿油油的青菜、红彤彤的西红柿、紫莹莹的茄子，各种各样的蔬菜挂满了枝头。我家的菜吃不完，母亲就把它们做成干豆角、豆豉辣椒、干茄子皮、干菜笋等，留着冬天吃。

那段偷粪历险的经历，是我童年记忆中一段难忘的伤痕。它让我过早地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也让我看到了父亲为了家庭的付出和担当。虽然左耳的伤痛一直伴随着我，但那段经历也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它就像一颗深深的印记，永远留在我心里，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