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藏游之大同

悟空

山西大同，武州川畔的武周山下，云冈石窟如一幅展开的佛教艺术长卷。这座开凿于北魏文成帝时期（460年）的皇家石窟群，耗时60余年，动用数万工匠，最终留下45个主要洞窟、1100余个附属洞窟、5.9万余尊造像。若问“云冈最值得看的窟”，答案不在简单的“必打卡清单”，而在那些用石头雕刻的“信仰密码”与“美学革命”里。这些窟，是北魏王朝“政教合一”的见证，是佛教中国化的起点，更是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艺术丰碑。

大同市云冈石窟景区，简称云冈石窟景区（Yungang Grottoes Scenic Area），是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云冈区云冈镇境内的旅游景区，景区面积达2.5平方千米。1972年5月，云冈石窟正式对外开放。云冈石窟景区主要分为石窟群与景观区两部分。

北魏和平元年（460年），北魏文成帝复兴佛法，命昙曜高僧主持开凿了规模宏大的云冈石窟。石窟依山开凿，规模恢弘、气势雄浑，东西绵延约1公里，窟区自东而西依自然山势分为东、中、西三区。现存主要洞窟45个，附属洞窟209个，雕刻面积达18000余平方米。造像最高为17米，最小为2厘米，佛龛约计1100多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云冈石窟按照开凿的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不同时期的石窟造像风格也各有特色。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内容丰富多彩，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被誉为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宝库。2001年12月14日，云冈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07年5月8日，大同市云冈石窟景区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确定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成为大同市第一家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云冈石窟原名武州（周）山石窟寺，明代开始改称云冈石窟。北魏和平元年（460年），文成帝拓跋濬接受高僧昙曜建议，“于京城西武周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拉开了云冈石窟百年营造的序幕。

1972年5月，云冈石窟正式对外开放。

2007年8月18日，云冈石窟荣获国家5A级旅游景区揭牌仪式在云冈石窟广场举行。

2008年，云冈石窟开展了大景区建设，对云冈石窟景区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治理。政府搬迁了一镇六村，景区面积扩大10倍，达到2.5平方千米。

2025年1月1日起，云冈石窟景区全面实行线上实名预约参观，取消现场人工窗口购票服务。

昙曜广场位于云冈石窟景区入口处，占地6000多平方米，是为纪念云冈石窟的开创者昙曜高僧而建。整个广场及亭廊建筑渲染着浓重的北魏皇家气象，广场中央的昙曜雕塑以潇洒大器的写意手法，塑造了一代佛门大德的艺术形象，高古清逸，似筚路蓝缕，风尘仆仆，却是袈裟飘逸，似乎从千年前的尘埃中走来。公元460年，北魏文成帝复兴佛法，命昙曜高僧主持开凿了规模宏大的云冈石窟，因此，昙曜不仅是开凿云冈石窟的创始人，也是北魏著名的佛学大师和译经大家，是北魏佛教昌盛的奠基人。

礼佛大道

十三对千佛列柱依次列于礼佛大道两侧。神柱高8.73米，系黄沙岩雕刻，由下而上依次为须弥座、力士、白象、柱体的完美组合，造型高耸、精致亘绝，在两侧浓密的松林掩映下，矗立的神柱气势雄伟、蔚为壮观，仿佛通天入地，也仿佛唯有这样的神柱铺成的路才可以叫作礼佛大道。千佛列柱的原型在第9、10窟，第12窟，第14窟等处，均以大象、狮子等神物驮承，立体而又恢宏，呈现出平城时期北魏皇宫的恢宏模样

第1、2窟是云冈石窟最东端的洞窟，为一组双窟，开凿于公元471—494年。两窟外壁东西两侧各残存一座单层方形佛塔。洞窟上开明窗，下开窟门，平面为方形，平顶，中心塔柱直达窟顶，四壁开龛造像，可供僧人绕塔参禅礼拜，为典型的塔庙窟。据考证，第1、2窟辽代以前窟前曾建护国寺，为云冈十寺之一，明清号曰“石鼓寒泉”，属云中八景之一。

第1窟俗称“石鼓洞”。外壁明窗东侧保留了清代朱廷翰题刻的《游云冈石佛寺》诗句。洞窟平面呈长方形，中央方塔为仿木构屋顶塔檐，分上下两层。下层四面各开圆拱龛，龛内雕坐佛；上层四面均开三间盝形帷幕龛，南北雕坐佛，东西雕交脚弥勒菩萨。塔顶处蛟龙盘绕，须弥山逶迤。北壁开大型三间式盝形龛，明间主像为高3.15米的交脚弥勒菩萨，左右梢间为对称设置的舒相坐势思惟菩萨。东壁下层是反应孝道《睒子本生》的佛经故事浮雕，大部分风化严重，现仅存2幅。南壁窟门、明窗两侧屋形龛内，雕刻了《维摩诘所说经》的“文殊问疾品”佛教题材造像。门拱顶部雕刻二龙缠绕，这种雕刻在门拱上的雌雄双龙造型，明显体现了佛教的护法思想，在云冈石窟中独此一例。顶部南侧雕刻直径1.4米的三朵浅浮雕大团莲。窟顶飞天曼舞环绕团莲，富丽而庄严肃穆，严谨而巧丽活泼，在宣示了一定佛教意义的同时，也为洞窟增添了强烈的艺术动感。

云冈石窟地处大同煤田北部，大地构造位于华北地台北部边缘云冈块坳中。其岩性特征为集宁群右所堡组主要由一套经历中深-深度变质作用，普遍遭受不同程度混合岩化的变质岩组成。寒武系-奥陶系主要为一套碳酸盐岩（灰岩及白云岩）组成。石炭系-二叠系-侏罗系主要为一套水陆交互相的砂岩、泥岩及煤层组成。其构造主要为云冈向斜，主向斜轴呈北东40°左右，其向斜北西翼宽缓，地层倾角平缓。区域性断裂构造主要有口泉断裂带和竹林寺断裂。区内岩浆岩活动不发育。云冈石窟前为十里河一级阶地、漫滩及河床，顶部及其以北属低山丘陵，地形起伏不大，总体北高南低。

云风古称武州寨，自愁武灵王以通西北的边关。魏式袁辛拓以五平中西文化交流百撤管湖，武州山太万平城（舍大同）丝绸之路的前斗。待腾，其黑仍是胡汉之间的重要乳通

第3窟又名“灵岩寺洞”，是云冈规模最大的洞窟，洞窟形制较为特殊。整体洞窟高大、雄伟、壮阔。两门四窗，外部建有巨大平台，平台中央是一座矩形洞窟，内置交脚弥勒，俗称“弥勒洞”；东西两端各有一座方形三层石塔，风化严重。平台上石壁平展而高耸，平台石壁10米以上的位置，整齐排列着12个呈纵长方形的梁孔，梁孔内部深处均与山顶作竖井相通。后室雕三尊大像，主尊为倚坐佛像，高约10米，肉髻高耸，面相圆润，五官端正，眼大耳阔，两眉间白毫鲜明，身姿挺拔，比例协调，通肩式袈裟紧贴身躯，厚实圆润的双手作无畏、与愿印。左右两侧胁侍菩萨高6米，头顶发髻高耸，发丝根根有序；头发成缕，散披两肩；宝冠雕刻精细入微，显示了严谨的设计思想和成熟的雕刻技艺。这三尊造像较之云冈其它造像，都更加丰满圆润，在艺术表现上明显区别于其它造像。其雕凿年代，目前有北魏、隋、唐及辽四说，多依据造像艺术风格而推论。洞窟内地面上沟槽纵横，深浅不一，呈现出大规模人工取石及正在开凿洞窟的施工场景。这些遗迹现象的存在，为研究石窟开凿方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第6窟完成于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之前。第6窟楼阁东西两壁绘有十八罗汉形象，每壁九身，手执不同法器，立于云海之间，是清初重建阁楼时的作品。窟门上方，旧时悬有康熙皇帝御笔“庄严法相”匾，但在文革“破四旧”时被毁。窟门两侧雕刻的八角柱，原本由大象和狮子驮承；柱旁两壁是怒目横眉、体格健硕的四天王塑像，天王上方崖壁绘有一对白色红地的五爪龙，体态生动，气势非凡。

洞窟形制为中心塔柱窟，中心塔柱高约14.4米，分为上下两层，直抵窟顶。洞窟整体设计，中轴贯穿，两侧对称；壁面规范整齐，龛像上下分层，叙事左右连续，是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设计最完整、内容最丰富、雕刻最精细、最为富丽堂皇的洞窟，也是保存状态最好的洞窟之一。据初步统计，该窟现存各类佛教造像2900余尊，装饰图案穿插其中，芸芸众相、各尽风貌。中心塔柱南面下层龛内，端坐着一尊身著龙纹袈裟的泥塑佛像，左手抚膝，右手施无畏印，螺发绀蓝，表情淡然，是一尊后世包泥彩塑的佛像。这是云冈石窟中唯一身著龙袍的佛像，泥皮坚实，衣纹流畅，装饰讲究，颜色苍古，特别是袈裟上的龙形贴塑不同凡响，大约属于辽金作品。塔柱上层为四面立佛，四角各有一座大象驮立的九层镂空塔柱，倚塔内侧站立着8身胁侍菩萨，与四立佛等高呼应。在南壁的窟门与明窗之间，雕有一个大型屋形龛。屋檐帷幕之下，端坐着三位姿态各异的圣者，他们分别是释迦、文殊和维摩诘。佛结跏坐在中央的须弥座上，施无畏与愿手印，静静倾听；文殊菩萨在佛右侧，半跨坐榻，双手动作似在言说；佛左侧的维摩居士，头戴尖顶帽，身著大氅，右手举麈尾，侧身似与菩萨对话。此幅浮雕画面，表现的是《维摩诘经》第十一“菩萨行品”的故事情节。

除此之外东壁中层南侧有“鹿苑说法”，西壁对应为“弥勒出世”。东壁北侧有“降服火龙”故事龛，西壁中层中央有“降魔成道”故事龛，在“降服火龙”龛外，崇山峻岭之间有9身瘦骨嶙峋、身着短裤，背囊攀山的梵志形象；在“降魔成道”龛外，有17身面相狰狞，手执各种武器，向佛袭击的魔军。这些形象的创造，融入了艺术家对佛经故事的理解，生动而夸张，精彩而丰富。

第6窟中佛传故事是表现的主题之一。从中心塔柱下层四面到洞窟东、南、西三壁下方，以右旋礼佛的顺序，浮雕刻画出数十幅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讲述了古印度释迦族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出身不凡、智力超群，却深感人生的苦恼，决意出家寻求解脱，历经了种种磨难，降服了魔军外道，最后悟道成佛的故事。

第9窟窟门为仿中国传统庑殿式建筑，两侧对称布龛，中西合璧，具有浓重的装饰意味。窟内四壁分层布龛，造像题材多出自《法华经》。窟顶为平棊格状，格内雕团莲及飞天，八夜叉体魄健硕，力举万钧，单手承托横枋。后室北壁主像雕释迦，东西两壁各一胁侍菩萨。第9窟后室北壁雕倚坐佛，高9.8米，经后世补塑施彩。东、西壁北侧各雕一胁侍菩萨，高5.3米，均经后世补塑。南壁雕刻保存较为完整，内容十分丰富，表现了大量的佛教因缘故事，如：鬼子母失子缘、二兄弟出家缘、尼乾子投火缘、天女供养缘等，这些故事均出自于昙曜高僧所译的佛经《杂宝藏经》。

第12窟中前室雕刻的各类手持不同乐器的音乐伎特别引人入胜。前室北壁最上层的天宫乐伎，是一个以壁面通栏形式塑造的由十四个圆拱联龛排列组成的乐伎形式。十四位乐伎各占一个圆拱龛，龛间并用立柱、紧密相联，联龛间上隅的童子像平添了更多的朝气与活泼。乐伎从东到西分别以担鼓、埙、义觜笛、细腰鼓、琴、箜篌、筚篥、琵琶、筝、横笛、琵琶、排箫、齐鼓、吹指等乐器作演奏状，结构宏大、形式侈丽、场面壮观。第12窟前室顶壁交接的弧面上，突出地雕刻了手执不同乐器、站立演奏的六身夜叉形象。南壁三身：中间者双脚交叉而立，两手高举，食指对拨；东侧一身挎腰鼓，西侧一身挎担鼓。东南角和西南角各一身，手捧筚篥和埙。另外一身位于东壁上方，手执曲颈琵琶。这些有头光的夜叉乐伎，体形较大，身体和四肢滚圆粗短，身著短裤，上身赤裸。其中央双手高举者，扭腰耸胯，两腿交叉，手指呈拨击状，仿佛为指挥领舞者。

第12窟门楣上一组舞伎群，动作连贯，气韵奔放，是人间舞姿的艺术再现。窟顶逆发形伎乐天，体格壮硕，具有北方少数民族性格特点。该窟内乐器雕刻的形制、演奏方式以及乐队的组合形式，反映出的东西方文化艺术交融以及北魏社会乐舞发展的时代特征，是中国音乐史上弥足珍贵的绝版遗存。

第20窟是云冈的“封面”。主佛高13.7米，结跏趺坐，肉髻高耸，鼻梁高挺，嘴角微扬，双目低垂，似笑非笑。其衣纹简洁流畅，如“曹衣出水”，却又因风化呈现出斑驳的“石纹肌理”，仿佛千年风雨都刻在脸上；

此窟为“昙曜五窟”之一（另四窟为16-19窟），主佛被认为是模拟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的形象。北魏皇室以“凿窟造像”将自身与佛绑定，“皇帝即佛”的观念在此窟首次明确；

大佛双手残缺，左手原持袈裟角，右手施无畏印。学者推测，这可能是北魏分裂（534年）后，东魏、西魏为争夺正统性，对石窟进行的“破坏与修复”所致。站在窟前，看残缺的佛手与完整的佛面，能触摸到历史的“暴力与温柔”。

第20窟窟前立壁与窟顶早年崩塌，辽时建有木构窟檐，后毁于兵火，形成露天造像。主佛高13.7米，高肉髻，广额丰颐，长目高鼻，有八字髭，手结禅定印，质地厚重的袒右袈裟，衣纹凸起，具有犍陀罗造像遗风。大佛挺拔健硕的身躯，气势雄浑的神情，突出表现了鲜卑游牧民族的强大，是云冈石窟雕刻艺术的代表与象征，也是中国早期佛教雕刻艺术的空前杰作。大佛两侧各一立佛与胁侍菩萨，西像惜毁。

第19窟以三世佛为主像，主尊高16.8米，是云冈石窟雕刻中的第二大佛像。第19窟由中央主窟和两侧附洞三个洞窟组成，主窟由中央崖壁向内开凿，下辟窟门，上开明窗，窟内呈平面椭圆形，向上为穹窿顶。在两侧“八”字形的崖面，各开凿一座与主洞窟形制相同的较小洞窟，这样就形成了具有对称结构的洞窟布局，并成为昙曜五窟中规模最大、洞窟形制最为特殊的洞窟。由于中央主洞外壁后退，较同期开凿的昙曜五窟外壁北移了约5米，因此有学者推测洞窟开凿时发生崩塌，被迫后移重建而成。

第19窟主佛像结跏趺坐，佛像耳轮齐肩，下颌崩毁，着袒右肩袈裟，轻薄贴体，衣纹简洁明快。佛像右手举胸施无畏印，左手掌心向上握法衣于膝上，以表达佛法的无畏与传承。窟外东西耳洞中，各雕刻一尊倚坐佛像，西耳洞佛像，耳廓宽大垂肩，体魄挺拔劲健。这种分窟安置三世佛的布局设计，既有变化，又显庄严，是北朝石窟形制的新创举。

第18窟设计严谨，造像组合完整，北壁中央立佛像高15.5米，臂膀宽阔、身躯雄壮，身披千佛袈裟，气宇轩昂，高肉髻，面颊丰圆，鼻梁高挺，浑厚质朴。东西壁的胁侍佛像对应而立，端庄肃穆，与主尊共同构成了三世佛格局。东侧胁佛头顶华盖，面庞浑圆，体魄伟岸。主佛与胁侍佛之间，雕有胁侍菩萨和十大弟子像。左胁菩萨头戴花冠，秀丽典雅。上端五弟子雕刻，俱为西域人特征，或提瓶静立，或拈花微笑，或闭目倾听，或若有所悟，或喜从心生。这种以主尊大佛为中心，两侧胁侍佛、菩萨、弟子对称布局，大小区分，成双成对的组合方式，形成了一幅尊卑有序、构图完整的经典画面，营造出极其神圣、庄严的宗教气氛。第18窟窟门西侧有造像题记《大茹茹造像记》，是北魏正光四年（523年）柔然可汗南侵平城时，柔然皇后前来游览武州山石窟寺所留。

第17窟是云冈早期洞窟中唯一的交脚菩萨大像窟，洞窟平面马蹄形，穹窿顶，前立壁上开明窗、下辟窟门。窟内地面低于窟外地面一米深，依旧保持了开凿时凹凸不平的糙面。洞窟四壁以千佛雕刻为主，雕像清简劲直，纯真朴质，反映了云冈早期造像的艺术特点。

北壁主像为交脚弥勒大像，菩萨高15.6米，头戴宝冠，发缕垂肩，胸配龙形项链及珠宝璎珞，臂戴钏，上身斜披络腋，束腰收腹，下穿羊肠长裙，狮子座，具有浓郁的异域情调。西壁立佛面庞浑圆，造型古朴。第17窟不仅是云冈石窟中第一座交脚弥勒菩萨大像窟，也是中华佛教诞生最早的弥勒巨像。弥勒信仰的传播不仅仅用来宣扬过去、现在、未来世界的佛统相继，同时也符合皇权永固的思想。洞窟东西两壁的盝形龛内分别雕刻着大型坐佛像及立佛像，与主尊弥勒菩萨共同构成三世佛组合。东壁坐佛双肩齐挺，服饰线条流畅，刀法娴熟。西壁佛像背光外缘供养天，单腿半跪，双手捧莲，神情恬静，造型优美。北魏太和十三年（487）造像龛，是云冈石窟分期断代的重要标尺。

西部洞窟群

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云冈皇家工程宣告结束，西部山崖成为民间造像的乐土。云冈西部中小石窟群从第二十一窟开始，向西延伸约240米，分布着近百个大大小小的洞窟。其主要洞窟25座，占到云冈主要洞窟的一半以上。这一窟群虽然数量较大，但多数洞窟规模狭小，布局多样，洞窟形制也有差异。明显不同于云冈早中期整齐划一的皇家石窟。

云冈晚期石窟数量庞大，但洞窟规模较小，且以平顶方形窟为主。在继承早中期皇家洞窟形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与创新。云冈晚期不少洞窟的拱形窟门两侧，雕刻有立姿护法神像；有的门额券面上雕刻为叶片向上、象征火焰的单列忍冬纹；在云冈多数洞窟采用上开明窗、下辟窟门的基础上，晚期洞窟又出现了一门二窗或一门五窗的形式；晚期洞窟出现多样的窟顶平棊。云冈晚期洞窟雕刻艺术的多样性、世俗化倾向明显，人物形象变得愈来愈消瘦，衣服下部的皱褶越来越重叠，成为中华佛教“秀骨清像”风格的诞生之地。事实上，云冈中期洞窟的造像就开始发生变化，佛像不仅穿上了汉族服装，而且人物的面容、体型也逐渐向清秀型转化。

宿白先生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一代宗师”，是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2018年，九十六岁的宿白先生在北京逝世，三年后，归葬云冈石窟，栖于他生前深情凝视过的武州山畔。

作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宿白先生拓展了历史时期考古的多个领域，考古学界戏称，宿先生一个人可抵“三个半教授”，以此赞扬他在汉唐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石窟寺考古和古代建筑方面的学术贡献。

尤其是他被誉为“云冈研究第一人”，一生致力于石窟寺的考古与研究，尤其是用最严谨的型制学方法，将云冈石窟的分期研究推向国际高度。

华严寺位于大同古城内西南隅，始建于辽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寺院坐西向东，山门、普光明殿、大雄宝殿、薄伽教藏殿、华严宝塔等30余座单体建筑分别排列在南北两条主轴线上，布局严谨，规模宏大，占地面积达66000平方米，是我国现存年代较早、保存较完整的一座辽金寺庙建筑群，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史料记载，辽代佛教华严宗盛行，道宗皇帝曾亲撰《华严经随品赞》十卷，雕印《契丹藏全书五百七十九帙，于西京敕建大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安放，并于寺内"奉安诸帝石像、铜像"，从而使大华严寺成为皇家祖庙。辽代末年，寺院建筑十之七八毁于兵火，金代依旧址重建，至元代初年仍不失为云中巨刹。明宣德、景泰年间大事重修，补塑佛像，勃然中兴。明中叶以后分为上下两寺，各开山门，自成格局，始有上、下华严寺之说。清初寺院复遭摧折，康熙初年曾事修补，但风光难现。2008年，大同市启动名城复兴工程，依据夺内"金碑"记载，投巨资对华严寺进行了大规模整修，恢复了辽金时期大华严夺的鼎盛格局。

这座隆盛于辽金两朝西束重地的北国梵言，寺内的建筑、塑像、壁藏、壁画、平暴、藻井等，以历史之悠久，观得之浩犬，技艺之高超，堪称辽金艺术博物馆。主殿大雄宝殿始建子辽清宁八年（公元1062年），金天春三年（公元1140年）依旧址重修，面阔九间，单体建筑面积达1559平方米，是我国规存辽金时期最大的佛殿；薄伽教微殿建于辽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面身五间，殿家依墙排刻重楼式小木作藏经阁38间及"天宫楼阁"葱间，巧夺天工，玲珑之致。被著名建筑学家籍恩成先生誉房"露内孤品"，大殿中杂佛坛上供奉的31尊辽代泥塑堪称过塑消务，尤以合等露齿著萨拍最，程妙隍肖，史学家郑振铎先生费实易"东方缝纳斯"：华产金婚是继应县木塔之后全国第二大艺术德卯结构的方形太塔，通高43米，上景金量：下承连池，特别尾塔下近500平本长的干停教富，采用100吨纯铜打造而成，内供高僧舍利及平等佛像，金碧辉煌、全国唯一，是传统与玛勃完美结合的兵控之作。

大同行走，与打车司机、商贩及普通市民进行交流，听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有耿彦波就没有大同的现在。在华严寺山门有这样一幅对联：人生百年如朝露，活在当下世间万象皆浮云，乐住心中

弥陀殿

佛台中央供奉"西方三圣"，也称"弥陀三尊"，中间为阿弥陀佛，两边为大势至菩萨和观音菩萨。阿弥陀佛能接引信众去往西方净土，又称"接引佛"。主壁绘《极乐世界图》，描述了美丽幸福没有烦恼痛苦的西方极乐佛国的景象，两侧墙壁为《九品接引图》,绘有接引佛所做不同的手印，分别表示接引的不同等级。

普光 明 殿

毗卢遮那佛音译为"光明普照"，大殿由此得名。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六间，重檐歇山顶，前出抱厦。殿内塑有"华严三圣"，中为毗卢遮那佛，左文殊菩萨，右普贤菩萨。环殿壁画绘《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以文殊、普贤和观自在菩萨的造像为中心分为三大部分，讲述了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的教诲下，参访五十三位老师，求得善知终成真觉的故事。

在华严寺普光明殿看到一幅对联：世事熙熙，从来富贵无了局，到此说了就了人生攘攘，自古名利难放下，如斯当放便放

大雄宝殿

始建于辽清宁八年（公元1062年），辽保大二年（公元1122年）毁于兵火，金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依旧址重建、大殿面阅九间，进深五间，总面积为 1559 平方米，为现存古代木构宗教单体建筑中规模最大者。大殿正脊两侧一对琉璃鸱吻高达4.5米，是我国早期建筑中最大的鸱吻。

殿内主供五方佛、为明代艺术之精品，环殿壁画于清光绪十六年由大同木地画工黄安等人绘制，共875.2 平方来，殿顶平棋为明代宣德年间补装，在清代光绪初年重新彩绘，有1012块、纹饰无一雷同。

1933年9月，梁思成一行来到大同开展的古建筑考察，详尽地考察了开凿于北魏时期的云冈石窟，并开展对华严寺、善化寺的调查，他的足迹遍布大同的各个角落。特别是手绘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鸱吻、测量善化寺的斗拱，甚至因测绘应县木塔而险些坠亡。

最令人动容的，并非他对古建的记录，而是他对“整旧如旧”的执念。他曾提出将大同老城整体保护、新城另辟的规划，却因战乱与时代局限而被搁置。来之前读过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大拙至美》等，也了解到作为一个门外汉，欣赏古建筑的一些基本常识：一看屋顶，二看斗拱，三看梁架，四看天花板，五看柱网，六看壁画、彩塑、雕刻。

薄伽教藏

建于辽重熙七年（公元1038 年），面阔五间，进深四间，歇山顶，是辽代殿堂建筑的典型。殿内佛坛之上供奉 31 尊辽代泥质彩塑，堪称辽代雕塑之精品，尤以合掌露齿胁侍菩萨最为代表，被誉为"东方维纳斯"。环殿依墙而建的小木作重楼式壁藏 38 间及后壁当心间"天宫楼阁"五间，雕刻精美，巧夺天工，被梁思成先生叹称"海内孤品"。

整座大殿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是我国不可多得的辽代艺术珍品，被誉为"辽代艺术博物馆"。

善化寺门前五龙壁，原是大同城南兴国寺的照壁，1980年乔迁至此，与善化寺作伴共筑盛世美颜。照壁长19.9米，高7米，壁面用五彩琉璃镶砌，上面浮雕着五条巨龙，上下翻飞，盘旋回绕，其形态优美、雕刻精细，龙爪子、眼睛、睫毛、双须、竖发无不霸气外露，王者风范十足。

善化寺的前身“开元寺”属国立寺院，始建于唐开元年间（713年―741年）。

五代后晋时，更名为“大普恩寺”。辽末保大二年（1122年），辽金交战，金兵攻陷辽陪都西京（今大同），大普恩寺“栋宇所仅存者十不三四”，乃至沦为金兵屯营之地。

金天会六年至皇统三年（1128年―1143年），该寺住持圆满大师以花甲之年广募善缘，重修寺院，用15年的时间将寺院重修如新。

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世祖忽必烈曾经“命江浙转运司通管课程，集诸路僧四万于西京普恩寺作资戒会七日夜”。

明正统十年（1445年），明英宗赐该寺“善化”，而且寺院作为官吏“习仪之所”，建立“僧纲司”管理全城僧众。善化，比喻佛法如流水，万物入水而鲜洁，以此教化人们“向善”，此名沿用。明末，由于大同总兵始降复反，善化寺遭战火摧残。

清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五年（1708年―1716年），元庆和尚主持修缮善化寺，历时9年，并彩绘壁画60余间。

1949年后，善化寺进行了几次大的修缮，1953年落架重修普贤阁，1994年落架重修大雄宝殿，1999年大修天王殿，2007年维修三圣殿，2008年复建文殊阁，善化寺历史上的巨刹风貌得以恢复。

善化寺是中国现存辽、金时期布局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寺院建筑。其中辽代的大雄宝殿、三圣殿和金代的天王殿、普贤阁，三座庑殿顶、四座辽金建筑保存于一寺之内，在中国为善化寺独有，体现盛唐雄浑之气。善化寺体现出唐宋、辽金时期建筑的演变和发展，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建筑承唐启宋的这一重大过渡与转变。

善化寺山门也有一副对联：九百载风云变幻宠辱不惊静观世变七王朝岁月沧桑沉浮无意闲看人忙

善化寺坐北朝南，南北长209米，东西宽251.4米，占地面积52543平方米。寺院中轴线布列天王殿（山门）、三圣殿和大雄宝殿，东侧有东配殿、东垛殿，西侧有西配殿、普贤阁及西垛殿。除天王殿（山门）、三圣殿、大雄宝殿和普贤阁为辽金建筑外，其余两侧配殿和钟鼓楼为明清时期建筑。寺内保存金代塑像34尊，清代壁画190平方米。明代塑像9尊，金碑2通，明清重修碑3通。善化寺体现出唐宋、辽金时期建筑的演变和发展，反映出了中国古代建筑承唐启宋的这一重大过渡与转变。善化寺内辽金时期建筑反映了当时的建筑特色，对于了解北方少数民族对于唐代木构建筑的传承有着重要意义。

天王殿，现为山门，面阔五间，进深两间，单檐庑殿顶，是中国现存金代时期最大的山门。左右次间有明塑四大天王像，横眉怒目，姿态威严。

三圣殿，是善化寺中殿，殿内中央塑有"华严三圣"像。中为毗卢遮那佛，左为文殊菩萨，右为普贤菩萨。殿内还保存有金代的两通碑碣，其中金大定十六年的这一通为宋通问副使朱弁所撰，尤为珍贵。这通金碑不仅是珍贵的文物资料，而且也是难得的书法妙品。

三圣殿位于寺内中部，建于高约1.5米的砖砌台基之上。殿面阔五间，进深四间，单檐庑殿顶。檐下斗六铺作，单抄双下昂，重计心造。殿内采用减柱法。

三圣殿佛坛上的华严三圣为金代原塑，后人予以重装。殿内两侧有金碑2通，其中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是南宋使金通问副使朱弁所撰。

朱弁，南宋徽州婺源人（1085―1144年），字少章，号观如居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叔祖父。据《宋史・朱弁传》记载，建炎元年（1127年），赵构悬榜聘使者赴金探听徽宗、钦宗二帝下落。王伦经人推荐，被任为通问使，朱弁自荐为通问副使。第二年正月，王伦、朱弁等冒着风雪，来到金国的西京即大同，面见了金国的权臣粘罕。他们向粘罕痛陈两国开战的弊端，好战的粘罕听不进两人的劝说，并将他们轰了出去。

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金人忽然派人传话说，和议可行，应派一人到金国元帅府去接受国书回国。因当时金国只答应一人回国，朱弁毅然对王伦说，我来了以后，本来就准备死了，希望你接受国书回去禀告天子，结成两国之好。

王伦走时，朱弁让王伦留下南宋的官印，并把官印藏在怀中，每天怀揣着官印睡觉，不忘自己的使命。粘罕先是让他当金国的官员，他不肯，接着就断绝了饮食来折磨他。一日，朱弁对南宋被扣留的士大夫说：“我已经选好近郊的一块墓地，如果我死了，就把我埋在那个地方。”后来，朱弁看到回南宋无望，就在当时的大普恩寺办起私塾，吸引金国王公贵族子女前来就学，为传播汉文化做出了贡献。

朱弁被金国扣留西京17年，其中有14年住在大普恩寺。在这14年中，他与大普恩寺的僧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特别是亲自目睹了年过花甲的圆满大师昼夜为修寺操劳的情景，写下了《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的碑文。如今，这块碑已经站立了800多年，堪称善化寺的“镇寺之宝”。

善化寺现存金碑２通，明清重修碑３通。以南宋朱弁《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最为有名。

《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石碑在善化寺三圣殿殿堂西侧南边，又称为“金碑”，立于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其碑文作者是宋代才子朱弁，故也称《朱弁碑》。碑文记述了善化寺在辽末毁于战火的情况，以及僧人圆满大师重修寺庙的壮举，全文共计1076字，是善化寺仅有的最早的文字资料。碑高4.45米，宽1.28米，用颜体写就，不仅书法雕刻技术精湛，而且碑文内容翔实生动。

2023年，善化寺金大定十六年“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被列入国务院《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

普贤阁位于大雄宝殿与三圣殿之间西侧，是一座楼阁式建筑，平面方形，面阔、进深均为三间，重檐九脊顶，金贞元二年（1154年）重建。

大雄宝殿乃善化寺之最大殿宇，前有月台，左右设有钟鼓二楼。大殿面阔7间40.7米，进深5间25.5米，单檐五脊顶，作为辽代建筑，以单体面积1200多平米排名全国第三。

大雄宝殿内正中供有五方佛像，从东往西依次排列：东方阿閦佛4

、南方宝生佛、中央毗卢遮那、西方阿弥陀佛、北方微妙闻佛。殿内东西两侧砖台之上置有二十四诸天塑像，神态各异，性格鲜明。殿内西、南两壁之上，存有清朝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至四十七年（1708年）所绘壁画，内容均为佛教故事。

金代“二十四诸天造像“的特点

大雄宝殿内共有34尊塑像。佛坛上硕大的莲花座上，端坐着如来五方佛，法相庄严、凝重典雅、衣纹流畅；莲座下还有弟子、菩萨侍立，是辽金原作。殿堂两侧分列二十四尊护法天王的塑像，神态各异，性格鲜明。殿内西壁、南壁有康熙年间所绘的壁画190多平方米。

善化寺塑像故事围绕“鬼子母”展开。佛经中记载，其前身是牧羊女，一次，她拖着怀孕的身子，随众参加王舍城的庆祝活动，高兴得手舞足蹈，最后堕胎于地，遭到众人厌恶，她在愤恨中发出恶誓：“欲来世生王舍城，尽食人子。”来世，她果然转世王舍城，生五百子女，天天吃王舍城婴儿。后来，她经佛祖说法和训诫，幡然醒悟皈依佛门。在鬼子母塑像的左脚下，有一青面红发小女鬼像，是鬼子母作恶时的形象。匠师别出心裁，以它的矮小凶恶，来衬托其皈依佛门后的善良美丽。大雄宝殿内，有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五年所绘佛经壁画。东西两侧砖台上，还塑有护法天王像，有的英武魁伟，有的潇洒狂放，有的慈祥含蓄，面容具女真色彩，北方游牧民族的性格，通过这些彩塑展现出来。

耿公在2008-2013年担任大同市长期间，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大同古城保护修复工程，核心是对古城墙、华严寺、善化寺等历史遗存进行系统性修缮，并复建了一大批传统建筑，试图将大同从“煤都”转型为“文化旅游城市”。由于改造过于大刀阔斧，当时在大同本地引来不少争议。而站在现在的角度看，在古都城市普遍崇尚“文旅兴市”的今天，耿市长当时的眼光不可谓不领先。在华严寺进门左手边上的一条小路上（普光明殿附近），终于找到了那块由耿彦波于2009年亲自撰文的警示碑。民间称为“耿公罪己碑”。碑文中写道：

“华严寺周边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建筑群，乃错误理念指导下之错误作品。其错误有三：其一，未经国家文物局审批，擅自开工修建，乃严重违法之乱为；其二，未经专家论证，缺乏历史考古依据，乃违背科学之蛮干；其三，建筑体量，密度过大、过高，对国保单位形成干预影响，乃错误理念之恶果。鉴于其投资浩大，影响恶劣，故暂为保留，立此反面教材，引为借鉴，警示后人，以免谬种流传，重蹈覆辙。故勒石铭记，明耻彰过，痛记教训，昭示来者。”寥寥数语，耿市长立碑罪己，却不忘恢复古城风貌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