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怆的辉煌——写在张爱玲逝世卅周年之际篇七

太阳

《中秋遥祭张爱玲》

月魄轮回证此身

海裳开谢两冰轮

沉珠犹带胭脂色

卅载霜华刻玉痕

——李性刚

想起张爱玲，总是想起钻石。因为张爱玲的光芒，是一种钻石的光芒。钻石棱角分明，也最耀眼迷离、最昂贵稀有，也最夺人魂魄。张爱玲无须佩戴钻石，她本身就是一粒钻石……人们看到的，也许只是她的钻石光芒，而我看到的，是那地层之下的无尽煎熬。——季季

七、去国之谜

　　解放后，1950年7月，在夏衍等人发起下，上海举行了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张爱玲应邀并以“梁京”之名登记出席大会。这曾经成为大会的“亮点”之一。身份特殊的张爱玲能够与会，确实非常引人注目。像她这样经历的人，能受邀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实在是一个不小的礼遇。

张爱玲确实也很重视这次会议，还认真研究了自己的依着打扮。但一到会场，可能就感到了别人都穿列宁装，只有自己穿着旗袍这种不合群的尴尬，并敏锐地捕捉到自己曾受胡兰成汉奸罪名的牵连而百口莫辩，这重身份与新时代的不协调。

张爱玲的这种尴尬，甚至连好友柯灵都感受到了。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曾回忆说：“季节是夏天，会场在一个电影院里，记不清是不是有冷气，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

在《解放日报》7月24日公布的《出席本届文代大会代表名单》中，“梁京”之名列于按繁体字姓氏笔画排序的“文学界”代表之第四名，依次是：唐弢、师陀、倪海曙、梁京……其中有来自延安和其他解放区的，有来自国统区的，更多的是长期在上海的，包括不少被称之为民国旧派或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充分显示了解放初期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广泛和共产党文化政策之宽容。

作出邀请张爱玲参加上海首届文代会决定的，无疑是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最高领导夏衍。

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对此说得明白：“抗战结束，夏衍从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出了个张爱玲，读了她的作品。解放后，他正好是上海文艺界一号领导人物。这就是张爱玲出现在‘文代会’上的来龙去脉。”

夏衍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作出这样的决定自在情理之中，因为夏衍是当时中共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典范。在当年没有一个革命作家敢承认张爱玲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时，作出这个决定确实显示了新政权的宽宏和夏衍个人的心胸雅量。

在《夏衍全集》第八卷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张爱玲的记载：“我认识张爱玲和读她的作品，是唐大郎介绍的。唐大郎也是一个有名的‘江南才子’。所以，也可以说，欣赏张爱玲的作品和希望她能在大陆留下来，一是爱才，二是由于恩来同志一直教导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一方针。”

夏衍: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文代会之后，大约在1950年夏到1951年初，张爱玲作为文代会代表，积极响应在上海文代会上通过的“上海文艺工作者配合华东土改工作的倡议”以及相关决议，并在夏衍的安排下，到苏北农村参加了近半年土改。正是因为参加苏北土改的经历，促成了张爱玲后来的长篇小说《秧歌》的成功创作。

说到张爱玲的此段经历，需要介绍一下殷允芃这个人。殷允芃，女，记者兼作家，台湾大学毕业后，去美国攻读“新闻传播”硕士，在担任费城《询问报》记者期间曾访问过张爱玲；返台后，任职于美国新闻处，担任过《合众国际社》、《纽约时报》的驻台记者。殷允芃在《访张爱玲女士》中写道：“写《秧歌》前，她曾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那时是冬天。”

这句话，为张爱玲曾参加过苏北土改这件事做出了事实胜于任何雄辩的佐证。这里的“乡下”，应该理解为是苏北农村，“住” ，就是在那里参加土改。因为，《秧歌》是以苏北农村土改为故事背景的，如果张爱玲没有此段生活经历，是写不出相应题材作品的。而“那时是冬天”，又正符合当时的季节。

文代会之后，文艺工作者去苏北农村的时间正好是冬天。真是时势造英雄啊！上海解放，一夜间风云突变。政治波澜的巨大狂变将张爱玲一会儿涌向波峰，一会儿又摔下涛谷。而到苏北几个月的深入生活，正是张爱玲和中国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但也应该是她距离“当时的她”最远的一个时期，因而也是她感到最尴尬和最苦恼的一个时期。

不是吗？此时曾经的大汉奸夫人，既成了共产党新生政权的文代会代表，又成了支援苏北土改工作的女干部，再次被形势推上了高峰，声名正从另一个高地鹊起。这段经历，使张爱玲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和未来。

早在1945年出版的《文化汉奸罪恶史》中，从未涉足政治，幼稚得可爱又可怜的张爱玲居然也榜上有名。

年底，上海出现的《女汉奸丑史》和《女汉奸脸谱》两本小册子，都把张爱玲与汪精卫妻陈璧君、周佛海妻杨淑慧、陈公博外室莫国康、黑帮头子吴四宝遗孀佘爱珍、川岛芳子等“女汉奸”相提并论。

作为大汉奸胡兰成的妻子，内心已是百孔千疮的张爱玲自感难脱干系，承受着巨大压力。

一时间，猜测、诽谤、中伤纷至沓来，她感到越来越恐惧和悲凉。

　　因为张爱玲参加了苏北土改，所以这里需要交代一段关于“土改”的历史背景：

1947年1月，在时任中央社会部长康生率队进行的土改试点经验影响下，各地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等现象泛滥成灾，捆、打、吊、磨、拔胡子、喂粪便等酷刑数不胜数，致使不少地方都出了人命。一些地主富农分子，甚至他们中的开明者，被活活打死的大有人在。

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针对土改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后曾向党中央提出了四条建议。其中第二条指出：“……有的是因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致贫。这种贫农团在老区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

虽然张爱玲参与的土改不能等同于1947年的土改，但极左思想的影响很难完全消除，在工作中出现极左行为依然在所难免，对敌伪人员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依旧存在。这些现象，在她的小说《秧歌》里，是时有披露的。

这些情况的发生，对身为土改干部的她，内心一定会产生强烈触动。张爱玲肯定会感到，现实生活与自己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对一切事物都很不理解，面对此情此景，她是无奈的。她不能预测未来，更不知道自己留在上海，后果将会如何？

时至今日，张爱玲为何要离沪出走仍是一个未解之谜，而且将永远成为不解之谜。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不同的选择注定不同的命运。政局和社会形势的大变迁，能折射出时代和国家的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大陆解放前夕，因国民党大溃败而引发的群体大迁徙、大逃亡，计有约200万人离开大陆渡海迁台。

通过国家、族群和个人，以人文的、人道的，阶级的和价值的史观，来总结归纳这段历史，可以从中理解并还原出包括张爱玲在内，那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做出留在内地或去国出走抉择的根本原因。

毫不例外，思想认识和生活习惯与解放后中国的现实变化产生了严重隔膜和脱轨的张爱玲，一直都在关注着1949年后的上海。一方面，对比之下，从解放到1952年离沪赴港这段时间，像她这样背景的人，非但没有被批斗，被送进监狱，反而给了她文代会座上宾的礼遇，实在是够便宜她了，也一定会使她受宠若惊。另一方面，在参加苏北土改中，张爱玲所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歌颂土改”的创作主旨相去甚远，她肯定会在写与不写或者写什么之间困惑不已，于是出现了时代要求与自身状况间难以克服的剧烈矛盾。

胡适给张爱玲的信

　　这样的政治生活现实，自然会使张爱玲想到自己的旧官僚出身、大汉奸丈夫、女汉奸嫌疑、旅居海外的母亲、鸳鸯蝴蝶派作品等等。她虽然参加了土改，思想有了一定转化和进步，也曾想写一些为共产党和新政权歌功颂德的作品，以示赎罪，于是有了《秧歌》的问世。

然而，更严酷的土改现实使她的思想产生了波动和反复。对此，她肯定是经过前后对比、仔细权衡和痛苦抉择的。思想斗争的结果，是选择了去国出走为上策。

一种难以让人接受、十分牵强、甚至近于荒唐的解释是，张爱玲受胡兰成的“召唤”而去。笔名为谷正槐的沈寂，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的文学评论家，曾拜访过张爱玲，被看作是张爱玲出走之举的相对知情人。据他所说，解放后，胡兰成再也藏身不住，央求张爱玲一起逃港，继而辗转去日本。这时，早已从狂恋中苏醒过来，稍有理智的张爱玲心里明白，虽和胡兰成一度难舍难分，但如果被发觉与汉奸同逃，将会是何结果？但又想到自己曾对胡兰成说过：“那时你改名换姓，可叫张牵或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就不会失去了。”于是，在胡兰成一封接一封署名“张牵”或“张招”的来信催逼下，终于把张爱玲“牵”住，并“招”到香港去了。

另一种相对可信的因由就是，时代变了，而她自己的心态却难变，这“变”与“难变”之间分明产生了某种“距离”和巨大的思想反差。这也许才是造成她坚决要离沪出走的根本原因。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大陆曾经‘运动’成风，到‘文化大革命’而达于顶点。张爱玲留在大陆，肯定逃不了。她完全没有必要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为此代她庆幸。”

当然，一切皆有可能。但可能归可能，一切也都还有待进一步查证、思考和研究。

1952年夏，张爱玲不顾包括夏衍在内的众人殷殷劝告，借口向香港大学申请完成因香港沦陷被迫辍学而未竟的学业到香港复学并获得批准，离开上海，去了香港。不管是何具体原因，也不管今天人们如何去看待这件事情，至少在当时，她的出走是令熟悉她的和不熟悉她的人都很为诧然的。不仅仅是诧然，而且还有着深深的遗憾。为她遗憾的，有她多年的老相知柯灵，更有与她有着未了之情的桑弧，也有她不曾正面接触却对她异常看重的文坛最高领导夏衍。

　　张爱玲早先在上海的好友宋淇、邝文美夫妇已于1949年定居香港。邝文美就职于美国驻港新闻处。张爱玲到港后，即被邝文美介绍进美新处从事文字翻译工作。

初到香港，张爱玲感到无比孤寂和无助，思想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而且不久后，早年已定居香港的老朋友炎樱没和她打招呼就去了美国。她得知后曾失控地大哭大喊：“我实在是内心太孤单了呀！”

许多读者不了解的是，张爱玲一边在美新处工作，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秧歌》和《赤地之恋》的创作并获得在港出版。

1955年秋，在美新处任职的理查德·麦卡锡的担保和帮助下，张爱玲以难民身份获得赴美签证后，乘“克利夫兰总统号”离港赴美，抵达后，继续为香港美新处做文字翻译工作，并与先期移居美国的好友炎樱邀约同去拜访了时在美国各地讲学的胡适先生。

有必要赘述一句的是，张爱玲虽然与胡兰成同样是通过香港这个特殊地方去国出走的，但与胡兰成相比，她却选择了去往抗战中与中国并肩作战的同盟国，而胡兰成所投靠的，却是中国的死敌，日本法西斯。这件事本身，至少在当时来说，不但体现出这对曾经的夫妻完全不同的鲜明政治立场，更暴露出胡兰成这个大汉奸的无耻嘴脸。

待续，请看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