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名士】黄士衡

观澜书院

黄士衡（1889—1978）字体楷，号剑平。湖南郴县人。早年就读于郴郡联合中学堂、长沙广益中学附设大学预科。1913年留学美国爱荷华大学，1917年获文学士学位：次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19年任纽约《民气报》主笔。1920年回国，任四川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文史系主任。1923年任湖南商业专门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后任校长。1926年任省立湖南大学商科学长，兼校行政委员。次年夏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1936年任省立湖南大学校长。其间，组建校毕业考试委员会，严格毕业资格。1937年当选国大代表，后任抗日军事参议员、船山中学校长。抗战胜利后回国立湖南大学任教。1953年任教于湖南师范学院。1959年任湖南省文史馆副馆长。曾当选全国人大特邀代表、湖南省政府委员。

黄士衡，1889年出生于湖南省郴县永丰乡长冲村的一个书香门第。其叔祖父纯垓是清朝最末一届中选的青年进士，曾任直隶省交河县知县，后无意仕途，回郴州归隐山林；其父如瑚为前清秀才，以教私塾为生，英年早逝，家道中落；其兄体桂接受新思潮较早，毕业于岳麓书院高等学堂，曾参加过辛亥革命，有救国救民之志。

在家庭和父兄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黄士衡从小养成了热爱劳动、坚持自学的习惯，打下了浓厚的国学根底。8岁入私塾，15岁入郴州北湖高小，清末毕业于郴州六诚联立中学堂。

1911年，在其兄的资助下，黄士衡先后入湖南高等中学高等班和湖南私立广益中学附设大学预科班学习。

1913年，黄士衡考取留美公费生，先入马萨诸塞州芒腾候蒙预备学校补习英文，后到印第安纳州乌路普莱佐大学攻读美国历史、政治学、社会学。

1914年，黄士衡转学到埃阿瓦州立大学，主修历史，辅修政治教育学。

1915年，袁世凯复辟称帝，黄士衡愤而在旧金山《少年中国报》和纽约《民气周报》投稿，反对其倒行逆施，被停止领取公费一年，不得已实行半工半读，解决学习费用问题。

1917年夏毕业，获学士学位。1917年秋，黄士衡赴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习历史和政治学。一年后，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继续留校研究社会教育科学。

1919年，黄士衡被聘为纽约《民气报》主笔，仍一如既往提倡民族平等，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巴黎和会与其后各种条约、协定对我国的侵犯和掠夺。曾以“山东问题”为题，撰文斥责北洋政府卖国求荣，反对《兰辛石井协定》，谴责美国袒护日本侵占胶州湾。

黄士衡在青少年时期目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国家屡受列强侵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使他很早就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提高全民教育水平以作为立国兴国之本。

黄士衡身在异邦，心系祖国。回国之前，对他较为赏识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院长想挽留他在研究院工作，黄士衡拒绝了其好意，说：“我的根在中国，在湖南的许多事情需要我去做。”

1920年夏，黄士衡学成回国，在四川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任文史系主任两年。曾在学生联合会就人口问题发表演说，认为中国如不控制人口，必将人满为患。他的人口论与马寅初的人口论相比，其研究早于马寅初《新人口论》达36年之久。

1923年，黄士衡任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工业专门学校教授。1924年任商专校长。

1926年初，在湖南省商专、法专、工专三校合并基础上先后成立的湖南大学筹备处和湖南大学行政委员会，他被任命为八筹委之一和十位行政委员之一。因此，他是湖南大学的直接创建者之一。

1927年7月，黄士衡第一次出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由于当时大革命失败，学校停课。任职半年，因政局变动而去职。

在湖南教育界群龙无首的情况下，1929年2月于危难之时，黄士衡再度出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任职3年期间，他着力充实湖南大学，发展职业教育，恢复中山图书馆，兴建公共体育场，筹建各县民众图书馆，颇有建树；倡导“茅茨土阶，皆可办学”，推动湖南省公立和私立学校的长足发展。

黄士衡特别关心家乡文化教育事业。1931年曾自购《万有书库》两部各千余册，分别捐赠母校郴郡联立中学及郴县民众图书馆，并对郴郡联中、联师的筹建，省立三师的选址及私立学校的呈报备案等，均给予指导帮助。

1942年，黄士衡大力支持私立适存中学上马，受聘为该校董事长。该校开办伊始时只有初中班，1947年增设高中班，鼎盛时期，学生人数近千人，教师约90人。

抗战期间，黄士衡通过对湘南地区的考察，认为当时湖南省的普通中学为数已不少，唯独农校缺乏，仅长沙市有“修业”高农和“开物”初农两所，湘南半壁尚无一所农校，这与我国素称“以农立国”的本旨极不相称。在他倡议下，经湖南省政府备案，于1949年1月在郴县良田镇正式成立湖南省私立益湘农业职业学校。

1932年，黄士衡任湖南大学校长。黄士衡以狠抓学风、严进严出作为最后一道关卡，成立了以他为主席的以及多位老校长在内的校外委员7人，以示该委员会的权威性。此举不仅保证了湖大毕业生的质量，还成为1937年湖大由省立改为国立的教育水平上过得硬的一项重要指标，这可说是他推行科学管理的又一大手笔。任湖南大学校长期间，黄士衡曾将兼职省政府委员两年的全部俸禄捐赠给湖南大学，在城内修建该校办事处房屋一所。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黄士衡毅然参加张治中组建的抗日军事参议会，任省政府顾问、第二届临时参议会议员，并被指定为第一届国大代表。

抗战期间，长沙一度失守，黄士衡率家眷回到郴县，带领乡亲们一起抗日。

1938年，国民政府委任黄士衡为内政部礼仪司司长，1939年湖南省参议会又委任黄士衡为秘书长，他都坚辞不就。然而，在办学兴教方面，他的热情仍然很高。1938年9月，黄士衡被推选担任湖南私立广益中学(湖南师大附中前身)董事长，他愉快受职。10月，日寇进犯湘北，黄士衡在长沙召开广益董事会，决定将学校南迁到常宁，暂租借柏坊乡大坪村的几栋祠舍作临时校舍。学校搬迁后，办学经费拮据，学校各费改征实物，黄士衡除捐出自己历年积蓄外，还千方百计外出筹款。他说：“若能赢得桃李满门，为我华夏争光，虽死亦无憾矣！”由于他的多方奔走，广益在国难当头的年月，仍弦诵不辍。

1940-1942年，黄士衡兼任衡阳私立船山中学校长。在处理校务之暇，他结合多年来自身的经历和学养，抓紧时间如饥似渴地钻研王夫之的学说和著述，撰写了大量读书札记和心得体会，遗憾的是，他这些耗费很大心血留下的宝贵史料，都在当时兵荒马乱年代未能留存。

1946年，黄士衡从老家郴县迁回长沙，仍回湖大任教，同年当选为湖南省参议员和国大代表。

1949年，黄士衡毅然参加程潜、陈明仁领衔的湖南和平起义，在起义通电上签字，昭示了湖南教育界广大师生迎接解放的意愿。

新中国成立后，黄士衡继续在湖南大学任教授，1950年改任研究员。

1953年，高等学校调整时，任湖南师范学院研究员。是年起，先后当选湖南省一、二、三、五届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人大特邀代表，第一届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常委，民革湖南省委会委员、常委、临时小组副组长。

1959年，黄士衡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协助谢华馆长进行馆务建设，组织馆员抢救图书古籍，收集撰写辛亥革命时期及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黄士衡真诚信赖共产党的领导，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虽然年过花甲，但仍勤奋工作，多次率团到基层视察，常以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启发、教育民革党员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对发展巩固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作出了积极贡献。

黄士衡治学严谨，慎于写作，著有《世界史大纲》《中国移民美国史》《汉语难词解释》《汉英词语典》等等。其高尚的品德、乐观的精神、开阔的襟怀，堪为后人典范。

黄士衡在旧社会做过高官，在新社会待遇优厚，但他始终坚持以粗茶、淡饭、布衣过生活，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更为关注。

1973年初，黄士衡得悉株洲县部分地区遭受灾害，随即汇款3000元救灾。

1978年6月12日，黄士衡逝世，终年89岁。

黄士衡（1889—1978）是民国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横跨教育、政治与学术领域的重要人物，其一生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的理想与实践。以下从历史贡献、思想特质、时代局限三个维度展开分析：

一、历史贡献：近代湖南教育体系的奠基者

1. 高等教育的拓荒者

作为湖南大学直接创建者之一，黄士衡参与1926年省立湖南大学的组建，并于1936年任校长期间推动该校由省立升格为国立。他通过成立“毕业考试委员会”强化质量管控，聘请任凯南、杨端六等学者充实师资，使湖大在1937年成为全国第15所国立大学，奠定其“华南教育重镇”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他将两年省政府委� �俸禄全部捐赠给湖大修建办事处，展现出“毁家兴学”的精神 。

2. 地方教育改革的操盘手

两次主政湖南省教育厅（1927、1929—1932）期间，他推行系统性改革：

- 职业教育突破：创办私立益湘农业职业学校（1949年），填补湘南农校空白；支持周方的平民教育运动，使湖南平民教育被誉为“全国之冠” 。

- 基础教育普及：倡导“茅茨土阶，皆可办学”，推动全省公立和私立中小学数量显著增长；捐赠《万有书库》两部充实家乡教育资源 。

- 留学考选革新：制定公开公正的留学生选拔制度，1929年选派何凤山、李达赴德深造，两人分别成为“中国辛德勒”和NASA科学家，彰显其识人之明 。

3. 抗战教育的守护者

全面抗战爆发后，他率广益中学南迁常宁，通过捐积蓄、筹实物维持教学；兼任衡阳船山中学校长期间，虽战乱仍坚持研究王夫之学说，体现“弦歌不辍”的文化韧性 。

二、思想特质：传统士大夫精神与现代意识的融合

1. 民族主义底色

青年时期即展现强烈民族立场：1915年因反对袁世凯复辟被停公费，1919年在纽约《民气报》撰文痛斥《兰辛石井协定》，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 。抗战期间，他拒绝国民政府内政部礼仪司司长等职，却积极参与张治中组建的抗日参议会，践行“书生报国”之志。

2. 教育救国的系统思考

- 人口论前瞻性：1920年代提出“中国如不控制人口将人满为患”，比马寅初《新人口论》早36年，其演说被学界视为中国最早系统讨论人口问题的文献 。

- 农业教育战略观：针对“以农立国”却农校匮乏的现状，力主创办益湘农校，强调“强国必先强农”，体现务实的发展理念 。

3. 传统士绅的现代转型

出身书香门第的黄士衡，既保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底色，又具备现代教育管理思维。例如，他在省立二女中校长人选上“三顾茅庐”敦请曾宝荪，打破传统任人唯亲的积弊；推动湖大改国立时，通过学生代表参与决策，实践民主治校原则 。

三、时代局限与历史启示

1. 改良主义的困境

其教育改革始终依托国民政府体制，未能触及土地制度、阶级矛盾等根本问题。例如，他虽重视平民教育，但1930年代湖南文盲率仍高达80%，凸显体制性障碍对教育普及的制约 。

2. 政治立场的复杂性

作为国民党党员，他曾参与“制宪国大”，但1949年毅然响应程潜起义，展现顺应历史潮流的决断。这种转变折射出民国知识分子在国共博弈中的分化与选择。

3. 学术遗产的双重性

著述《世界史大纲》《中国移民美国史》等虽未形成系统理论，但通过教育实践将学术思想转化为社会改造力量。其“教育即救国”理念在当代仍具启示：2023年湖南师大附中（原广益中学）校史馆仍陈列其办学事迹，印证教育的长效价值 。

四、历史定位：从“传统士绅”到“红色教育家”的转型标本

黄士衡的人生轨迹呈现三个关键转折：

- 1913年留美：完成从“私塾学子”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蜕变；

- 1949年起义：实现从“国民政府官员”到“人民代表”的身份转换；

- 1959年任文史馆副馆长：开启从“教育管理者”到“文化守护者”的晚年转型。

这种转型并非个案，而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在救亡图存与社会革命浪潮中寻找历史定位的缩影。他的实践证明：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革新的张力中，教育始终是连接理想与现实的桥梁。正如其晚年所言：“吾辈所能为者，唯以一砖一瓦砌成民族复兴之基” 。

黄士衡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其具体教育成就，更在于他用一生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传统。在当前教育改革深化的背景下，其“质量为本、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仍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提供重要镜鉴。

黄士衡的教育思想植根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其核心是以教育为工具实现社会改良与民族复兴。这一思想体系与湖湘文化的经世传统深度融合，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实践路径，对湖南乃至全国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教育思想的核心理念与理论建构

1. 教育救国的系统观

黄士衡提出“教育为立国兴国之本”，将教育视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路径。他认为，只有通过普及教育提升全民素质，才能抵御列强侵略、实现国家现代化。这种思想在其留美期间逐步形成，1918年发表的《中国人患问题之解决》一文，系统阐述了教育与人口、经济、社会� ��关系，被学界确认为中国最早的人口学研究文献之一 。相较于马寅初1957年提出的《新人口论》，黄士衡的研究早了36年，其前瞻性可见一斑。

2. 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

受王夫之“行先知后”思想影响，黄士衡强调教育需与实践结合。他在湖南大学推行“科学管理”，成立由校外专家组成的毕业考试委员会，通过严格的质量管控确保学生“知行合一”。这种理念体现在职业教育中，如益湘农业职业学校开设作物栽培、畜牧兽医等课程，直接对接湘南农业生产需求。他还提出“茅茨土阶，皆可办学”，倡导利用祠堂、庙宇等既有资源 开展教育，打破了传统教育对物质条件的依赖 。

3. 公平与质量并重的教育价值观

黄士衡在教育管理中始终坚持“用人一采人才主义”，反对任人唯亲。1929年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期间，他制定公开公正的留学生考选办法，选拔何凤山、李达等优秀人才赴德深造，两人后来分别成为“中国辛德勒”和NASA科学家。在湖南大学，他通过“严进严出”政策保证毕业生质量，1937年湖大由省立升格为国立，其教育水平成为重要考量指标 。这种兼顾公平与质量的理念，为近代湖南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

二、教育实践的在地化路径与创新

1. 高等教育的奠基性贡献

作为湖南大学直接创建者之一，黄士衡参与1926年三校合并筹备，并于1932年任校长期间推动学校转型。他将两年省政府委员俸禄全部捐赠修建湖大办事处，聘请任凯南、杨端六等学者充实师资，建立严格的毕业考试制度，使湖大在1937年成为全国第15所国立大学 。其“质量为本”的办学理念至今仍是湖南大学的重要传统，2024届本科毕业生深造率达47.12%，双一流高校升学率超92%。

2. 职业教育的突破性实践

针对湖南“以农立国”却农校匮乏的现状，黄士衡1949年倡议创办益湘农业职业学校（现郴州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开设作物栽培、农业机械等课程，培养了大批农业技术人才。他还支持周方的平民教育运动，使湖南成为全国平民教育典范，1930年代全省私立学校数量增长显著 。这种“实用导向”的职业教育模式，有效缓解了地方人才短缺问题。

3. 基础教育的普惠化探索

黄士衡通过“茅茨土阶”理念推动基层教育普及。例如，李达九在其影响下，利用族祠田租创办适存中学（现郴州市二中），实现“祠堂变学堂”的教育空间转换。他还捐赠《万有文库》两部充实郴郡联立中学和郴县民众图书馆，为乡村学生提供知识资源 。这些举措使教育资源向偏远地区倾斜，显著提升了湖南基础教育的覆盖面。

三、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1. 区域教育发展的范式创新

黄士衡的实践证明，教育改革需立足地方需求。例如，益湘农校的课程设置紧密结合湘南农业特点，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技术人才，这种“在地化”模式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职业教育改革具有借鉴意义。当前，郴州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仍以农业专业为特色，为地方输送了大量技能型人才。

2. 教育公平的历史镜鉴

黄士衡“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在当代仍具现实意义。他在湖南大学推行的“严进严出”政策，通过严格的质量管控保障教育公平，这种“过程公平”的实践与当前“破五唯”改革精神高度契合。湖南大学2023年博士学位论文抽检连续三年“零负面清单”，正是这种传统的延续 。

3. 文化传承的教育使命

黄士衡对王夫之思想的传承与实践，彰显了教育在文化传承中的核心作用。他在船山中学任职期间，深入研究王夫之学说，虽因战乱未能留存著述，但其精神影响深远。当前，湖南大学设立船山学院，系统研究和传播王夫之思想，正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

四、历史局限与反思

1. 改良主义的困境

黄士衡的教育改革始终依托国民政府体制，未能触及土地制度、阶级矛盾等根本问题。例如，他虽重视平民教育，但1930年代湖南文盲率仍高达80%，凸显体制性障碍对教育普及的制约 。这种局限性提示，教育公平的实现需与社会变革同步推进。

2. 学术遗产的碎片化

黄士衡慎于写作，其教育思想多散见于实践而非系统著述。例如，他对人口问题的研究仅存于报刊文章，缺乏理论体系建构 。这种“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限制了其思想的广泛传播与深度影响。

3. 政治立场的复杂性

作为国民党党员，黄士衡曾参与“制宪国大”，但1949年毅然起义，展现历史抉择的复杂性。这种矛盾性折射出民国知识分子在国共博弈中的困境，也提示我们需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客观评价其功过。

结语

黄士衡的教育思想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教育救国”理想的典型代表，其核心理念与实践路径深刻影响了湖南教育的百年发展。在当前“双一流”建设与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其“质量为本、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知行合一”的实践哲学以及“教育公平”的价值追求，仍为新时代教育改革提供着重要启示。正如他在湖南大学任校长时所言：“吾辈所能为者，唯以一砖一瓦砌成民族复兴之基”，这种脚踏实地的教育精神，正是其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