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强的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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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乡暖篮：六七十年代贵州农村学童的冬日记忆与八十年代的悄然退场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贵州农村，每至秋冬时节，清晨的乡间小路上总会出现这样一幅温暖的图景：背着布书包的学童们，手里大多提着一只小巧的竹编篮子，篮子里裹着厚厚的旧棉布，掀开布面，隐约能看到炭火的微光与跳动的火星——这便是陪伴无数贵州农村学童走过寒冬的“取暖小篮子”。它既是特定时代下应对严寒的生活智慧，也承载着一代人的求学记忆；而到了八十年代，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这只曾遍布校园的暖篮，却悄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兴其衰，皆与时代发展的脉搏紧密相连。

一、六七十年代：取暖小篮子成为学童“冬日标配”的深层动因

在六七十年代的贵州农村，取暖小篮子之所以能成为学童的“冬日必需品”，并非偶然，而是自然环境、物质条件与教育场景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一个细节都折射出当时的生活底色。

从自然环境来看，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冬季气温虽不算极端严寒，但高海拔带来的湿冷穿透力极强，且农村房屋多为土木结构，墙壁缝隙大、屋顶隔热差，教室内更是四面透风——没有玻璃的窗户常糊着油纸，寒风能从纸缝中灌进教室；地面是夯实的泥土，冬日里冻得硬邦邦，坐在板凳上，寒气能从脚底直窜头顶。对于每天清晨就要踏着寒霜赶路、在冷教室里久坐学习的学童而言，保暖需求极为迫切。而取暖小篮子体积小巧、方便携带，恰好能解决“移动取暖”的需求：上学路上提着，双手能揣在篮子两侧的棉布兜里；到了教室，篮子可放在脚边，炭火的余温能焐热双脚，上课时手冷了，还能伸进篮子里暖一暖，成为抵御湿冷的“贴身暖炉”。

从物质条件来看，六七十年代农村物资匮乏，取暖设备极度短缺。当时农村普遍没有电力供暖，更不用说煤炉、暖气等设备；即便有煤炭，也多优先用于家庭做饭，难以大量供应给学校或学童个人取暖。取暖小篮子则是“低成本、易制作”的典范：篮子主体多是家中老人用竹篾编织的，有的是旧竹篮改造，有的是专门为孩子编的小尺寸，竹篾之间的缝隙用布条塞住，既轻便又能挡风；篮子里的“热源”也取自生活边角料——多是农家烧火后剩下的“火炭”（木柴燃烧后的余烬，火力温和且持久），或是将少量煤炭与柴灰混合，用陶罐或铁皮盒装好，再裹上旧棉衣、旧棉絮，既能保温又能防止烫伤。这种“零成本或低成本”的取暖方式，完美适配了当时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几乎家家户户都能为孩子准备一只。

从教育场景来看，六七十年代贵州农村学校多分布分散，学童上学路途遥远。许多孩子每天要走两三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学校，冬季天亮得晚，清晨出门时天还黑着，山路湿滑且寒风刺骨，取暖小篮子不仅能暖手，篮子里的炭火微光还能在昏暗的山路上起到一定的“照明”作用，给孩子壮胆；到了学校后，课间休息时，孩子们还会围在一起，掀开各自的暖篮，分享篮子里偶尔带来的烤红薯、烤土豆——炭火的余温将食物烘得香甜，暖篮也成了孩子们课间社交的“媒介”，让寒冷的冬日校园多了几分烟火气与童趣。

二、八十年代：取暖小篮子逐渐消失的多重推力

进入八十年代，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推进，贵州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曾经不可或缺的取暖小篮子，也随之逐渐减少，直至退出学童的日常，其消失的背后，是物质供应、教育环境与生活观念的全方位升级。

首先，物质条件改善让“替代取暖方式”普及，暖篮的“必要性”大幅降低。八十年代后，农村经济逐渐活跃，煤炭供应不再紧张，许多家庭开始为孩子准备更便捷的取暖用品——比如用铁皮制成的“手炉”，密封性更好、热量更持久，且不易掉炭灰；后来又出现了塑料暖水袋，灌满热水后可揣在怀里，无需担心炭火烫伤或一氧化碳风险，使用起来更安全省心。同时，农村电力逐渐普及，部分条件较好的家庭开始用上电暖器，虽然当时电力供应仍不稳定，但已能满足短时间的取暖需求。这些新的取暖工具，在安全性、便捷性上远超传统的暖篮，逐渐取代了暖篮的地位。

其次，学校办学条件升级，削弱了暖篮的“场景需求”。八十年代，国家加大了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贵州农村学校开始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土木结构的教室逐渐被砖瓦结构替代，窗户装上了玻璃，能有效抵御寒风；部分学校还为教室配备了煤炉，冬季上课时，老师会提前生好炉火，教室内的温度明显提升，孩子们无需再靠“贴身暖炉”抵御寒冷。同时，随着农村道路建设的推进，部分偏远村庄的学童开始乘坐拖拉机、三轮车等交通工具上学，路上的时间缩短，露天受冻的时长减少，对暖篮的“路途中取暖”需求也随之下降。此外，学校对校园安全的重视程度提高，考虑到炭火可能引发火灾或一氧化碳中毒，部分学校明确不允许学生携带暖篮进校园，进一步加速了暖篮在校园场景中的消失。

最后，生活观念与审美变化，让暖篮失去“情感认同”。八十年代是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时代，农村家庭的生活水平提高，对孩子的“生活品质”要求也随之提升。年轻一代的父母更倾向于给孩子购买“现代化”的用品，认为铁皮手炉、暖水袋更干净、更体面，而用竹篮、旧棉布制成的暖篮则显得“老旧、土气”，不符合当时的审美潮流。同时，随着电视、报纸等媒体的普及，城市生活方式逐渐影响农村，孩子们开始模仿城市孩子的穿着与用品，对传统的暖篮失去兴趣——曾经围在一起分享烤红薯的“暖篮社交”，逐渐被分享连环画、玩具的新社交方式取代，暖篮不再是孩子们之间的“联结符号”，其承载的情感价值也随之淡化。

三、暖篮消逝：时代进步的缩影与记忆的留存

取暖小篮子的消逝，并非一种“传统的失落”，而是贵州农村从“物资匮乏”走向“生活改善”的直接见证。它曾是六七十年代农村学童应对严寒的“无奈选择”，也是特定时代下民众生活智慧的体现——用最简单的材料，解决最实际的需求，每一只暖篮里，都装着父母对孩子的牵挂，也装着一代人在艰苦环境中求学的坚韧。

如今，在贵州农村的老人家中，或许还能找到几只布满岁月痕迹的暖篮：竹篾已泛出深褐色，棉布上还留着炭火熏烤的印记。它们不再是取暖工具，而是成为承载记忆的“老物件”，偶尔被拿出来时，老人们会指着篮子，给晚辈讲述当年“提着暖篮走山路上学”的故事。而对于成长于八十年代后的人来说，“取暖小篮子”更像是一个存在于长辈口述中的“时代符号”，提醒着人们：今天的温暖与便捷，源于过往岁月的积累与时代的不断向前。

这只小小的暖篮，虽已退出日常，但它所见证的时代变迁、承载的生活记忆，却永远留在了黔乡的冬日里，成为一代人心中不可磨灭的温暖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