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波澜壮阔》图书 赠家乡

贯灼

让得不到此书的篇友，通过这美篇简单看一下。

　　《往事波澜壮阔》图书十万多字，全书一百肆拾捌张照片，大概六个篇章。

一、私塾先生教出一批高干精英

二、中国重工业的开创者、奠基人之一

三、一个农家子弟的无憾人生

四、一位科技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五、漫漫求学路 逆境亦出彩第

六、狂风恶浪无所惧 牛田洋上显身手

如下还有六篇段花絮各有春秋，………

148张照片各有故事………从乡村到城市、边疆，从国内到特区、国外，………！

你看吧，打开书页，越看越饥，越看越渴，如饥似渴这里显现出来了，不想放手了，不吃不喝想看完。它是一部记载历史，是教科从书，是少年营养读物和励志竭精的成长补品，是中年人的必学责任传承，是老年人羡慕的不可高攀的过往人生。

（小编从书中摘抄了部分篇段和图片分享你们，望有机遇到原书饱览书里详细阅读）

作者张冠一，九月二十三日冒雨乘车一百公里，到红色单拐捐献《往事波澜壮阔》图书，下午冒雨回家乡红色汉寨，向村委和大汉寨中心小学捐献《往事波澜壮阔》图书。

張冠一，大汉寨村人，革命家庭，从事外贸工作，为党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一生坎坷，历尽磨难，励志人生，真是波澜壮阔。

参加捐赠图书者九人

右侧：张占伟 张冠一 张芳欣 张芳强。

左侧：张贯着 张红卫 张芳兵 张少辉。

张德阳 负责拍照 服务。

自 序

2019年 93岁的叔叔张策，在北京医院病房里顽强地克服多种疾病造成的伤痛，写出了近3万字的《为人民服务阳光染红了大汉寨，大汉寨村革命历史纪实》真实生动地记述了他熟知的数十位本村英烈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国为民英勇奋斗的故事，他要为老百姓立传！他在写给村党支部和乡亲们的信中说：“毛主席一生倡导践行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看得见摸得着活灵活现的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把为人民服多的思想世世代代传承下去。我想通过撰写为国为民做出无私奉献的大汉寨人的具体实践，激励今人，留传后世。”

叔叔写的长篇纪实文章和写给村党支部的信，极大地感动鼓舞了汉寨村人，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建一个《大汉寨革命历史纪念馆》。这年暑假期间，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纪检书记张建、复旦大学知名教授张红旗和在成都工作的张京弟弟齐聚清丰，共议建纪念馆大事。一天下午张红旗带他的同学张建华和张占伟 来看望我们，听了叔叔的故事后大受感动，他们说现在濮阳市委宣传部正要出一本书《一百年来一百位为共和国做出杰出贡献的濮阳人》向建党一百周年献礼，他们让我把叔叔的事迹写出来，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不但写了叔叔，还写了我爷爷，我父亲和曙光爷，张建华通知我，四篇文章写得好，真实感人，都被选中了！

我欣喜若狂，期盼着这本书早日面世，可是等呀等，过了七一啦还不见书出来，我问张建华方知：濮阳市领导班子换届，不出书了。我听后万分痛惜，多么好的创意，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竟然未能落实。

痛惜之余，我下决心自己出书也要把我辛辛苦苦写的四篇文章宣传出去！ 可是要出一本书，仅这四篇文章还远远不够，还要写什么呢？我想要写我亲身经历的最熟悉的人和事，我经历了解放前和解放后，感受了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经历了57年反右派，58年大跃进、60年大饥荒饿死人、66年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69年7.28汕头牛田洋特大台风海潮死里逃生。改革开放后，我从事对外经贸工作20年，跑遍国内和到国外招商引资，我一生工农商学兵都干过，为我写书提供了大量丰富多彩、鲜为人知、极有价值的素材，写人物可涉及毛主席、周总理及之后的多位高级领导，中山大学陈寅恪、梁宗岱等一大批知名教授和以林绍昌为代表的众多中小学老师，我广泛接触的无数可敬的工、农、兵和各界人士，写事件有“河南吴芝圃与潘杨王事件、信阳事件”、牛田洋大台风大海潮淹死553名解放军战士和大学生事件……我一生经历种种艰难困苦和生死考验，把我经历的这个风云变换、天翻地复、波澜壮阔的特殊时代写出来，描绘出我心中这丰富多彩无与伦比的历史画卷，为史鉴后世，砥砺来者，尽绵薄之力，或许能为名人、名史作点有益贡献，更可为我的亲朋好友们留下永久的纪念。

张冠一

2024年6月18日

私塾先生教出一批高干精英

爷爷早年教过私塾，后来又教小学，解放后还担任过民办中学班主任。他教诗词、古文，也教白话文，还教珠算和书法。他为培养大汉寨后人呕心沥血，倾注了他的智慧和心血，为抗日民族解放事业培养了一批高干精英，如：

1、 张曙光（1921一2014），原名张秋忙，是我的本家爷爷，自幼与我父亲张超跟爷爷读私塾，1938年3月和我父亲同时在村里入党，曾任河南省通许县长、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柴油机厂副厂长：1955年公派赴苏联留学，担任留学生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1957年回国担任哈尔滨锅炉厂副厂长、厂长、一机部热工研究所党委书记兼所长，一机部郑州机械研究所所长。他是新中国热工机械研究的创始人、奠基者之一，也是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同事、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的老领导。

　　2、张超（1920一2002），爷爷长子、我父亲，1938年3月入党，19岁担任清丰县抗日民主政府权第一任县委书记，他在任时，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1943年起，又先后任尚和、朝城、南乐三县的县委书记，抗战八年，出生入死，领导军民，百折不挠。1948年随军南下，任湖北两勋地委宣传部长、副书记，郧阳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工业部副部长，省委副秘书长。1953年到农村和工矿企业搞调研，写出两简调研报告，针砭时弊，提出建议，关乎工业和农业大政，得到中央肯定。1954年，转战工业战线，先任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一任党委书记，后调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任党委第一书记，是新中国重工业开拓者、奠基人之一。

　　3、张策（1926一2025），爷爷次子，我的叔叔。没上过学，只跟爷爷读了少时私塾，从小种地，勇敢抗日，12岁入党，担任村党支部委员、青救会主任。14岁上调冀鲁豫边区一地委工作。曾任地委组织部干事、科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1949年随军南下，曾任贵州荔波县县委书记、中央组织部科长、二级巡视员、副局长，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干部处长兼机关监委书记，四川达县地委副书记兼渠县县委第一书记、江津地委书记、四川省测绘局党委书记兼局长，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中组部调配局副局长（正局级），中纪委驻劳动人事部纪检组组长（副部级），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中央批准，享受正部长级医疗得遇。叔叔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在党的每一级组织工作岗位上（村、区、县、地、省、中央局、中央组织部）都工作过，为党的组织干部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4 、张剑南，原名张怀俭（1918一1960），自幼跟随我爷爷读私塾，1938年村里人党，解放后任新乡地区封丘县县长。封丘与兰考隔河相望，同样是风沙肆虐、盐碱成灾、粮食歉收、民生艰难。张剑南是焦裕禄式好干部，视百姓如父母，对人民、对工作极端负责，他带领干部群众，防沙、治涝，与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大力推行互助合作，基本改变了封丘一穷二白面貌。1958年，中共封丘县委书记韩洪绪写了《一个苦战两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文，毛泽东主席为此文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的“编者按”，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湖》一书。

1958年6月14日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来京参加第4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的封丘县县长张剑南和应举社社长崔希彦，与他们进行了亲切座谈，毛主席将封丘县应举社作为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一个脱贫致富样板。座谈结束后，毛主席亲切邀请客人与家人共进晚餐，向他们介绍夫人江青、侄儿毛远新和女儿李讷。毛主席待他们亲如一家，使他俩到无尚光荣，无比温暖，这也是我们大汉寨村的一个殊荣。

　　5、张秀峰（1924一1973），12岁入党，1937年担任村里第一任儿童团团长，1939年参军，在抗大一分校学习、解放后任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后转业地方，任中国科学说地球物理研究所办公室主任。1972年调中国科技大学任政治部主任。

　　6、张光涵，原名张银书，1939年入党，1949年随军南下，曾任贵州省龙里县县长，安顺地区行署专员。等等。

2003年，我去一机部郑州机械研究所看望曙光爷，他很感慨地说：“贯一，你爷爷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博学多才，深藏若虚，我们这批人能有点成就，都是从小跟你爷爷读私塾打下的良好思想基础、文化基础，个个能说能写，能文能武，德才兼备，在革命队伍中被组织认为是大知识分子而倍受重用。你爷爷教导我们要从小树立崇高理想，远大志向，以先贤为榜样，做尽忠报国的清官流芳百世，不当祸国殃民的污吏遗臭万年！你爷爷在咱村带出来的好家风，好村风，读书风，让大汉寨村人才辈出！在一个偏远农村涌现出一大批抗日英雄、建国精英，实属罕见！”

大义锄奸 拥军模范

爷爷是一个深明大义、爱憎分明的人，很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他憎恨国民党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敬佩共产党朱、毛红军能征善战，爱国为民。

1937年，日本鬼子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举进犯中原，百姓惨遭蹂躏，度日艰难。刚组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四支队创建革命根据地，要进住大汉寨。当时村里主事好人持两种对立意见，争执不决：一种是欢迎四支队进村，另一些人坚决反对，害怕当兵的骚扰。我爷爷和家族长广僧老爷爷，宝堂爷说明四支队是红军队伍，为抗日而来，是来护民的。完全不同于国民党兵欺压百姓，最终总算说服了汉寨其他主事人，开寨门迎接四支队进驻了大汉寨。我爷爷积极配合支持四支队的工作，为抗日救国慷慨解囊，尽力支持共产党、八路军抗战。爷爷奶奶毫不犹豫地支持两个儿子加入共产党参加革命，我们家成为共产党抗日家属，是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捕杀对家。为避战乱，爷爷带领全家东躲西藏，四处逃难，担心吊胆。爷爷既要种地养家糊口，又要负责全家人的安全。当他得知我村共产党员张易官、张合生、张世显被日本鬼子抓走后，生死不明：张廷珍被国民党捉住后大卸八块、残酷杀宒，爷爷更加日夜牵挂两个儿子在外的安危，爷爷那瘦弱的身躯担负着多么大的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呀！但是爷爷总是勇敢面对。处之泰然，积极乐见、毫无怨言。

我们家成了村里抗日救国的堡垒户。我父亲是县委书记，叔叔在地委工作，奶奶是大汉寨村“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1940年，八路军21团，驻扎在我们村，团部设在我们家，当时地委、县委的一些会议在我家召开，地委、县委机关工作人员很多都到我家吃住，冀鲁豫党政军的一些领导人也和爷爷有交往。1940年，爷爷就与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宋任穷相识，爷爷称赞宋任穿文武全才、智勇兼备，没有架子，说宋任穷也当过小学教员，和他说得来。

1940年建立民主政权前，共产党是地下组织，党员在活动中，经常来我家吃饭，不管来多少人，住多长时间，白天还是夜晚，爷爷奶奶都是热情款待，视为亲人，从不收钱。建立政权后，来我家吃饭的同去吃饭后开个条，到政府报销，开多开少，爷爷奶奶从不计较。

我村有个恶霸叫张宝举，开个药铺，雇了两个店员，娶了个小老婆。他脚穿黑皮鞋，头戴白礼帽，眼架一副深色墨镜，手提一个日本造收音机，群众认为他与日本人有勾结，是个汉奸恶霸，会威胁到我们村共产党组织和八路军的安全。我爷爷就和家族长张广僧、张宝堂（张宝举的亲弟弟）商量决定除掉张宝举。我们同一个家族，同住一个胡同，这是个为抗日救国大义灭亲之举。一天，他们了解到张宝举骑自行车外出，马上派精明力大的张廷壁、张易谦在张宝举家门上方系了个粗麻绳，藏门后守候，晚上张宝举推着自行车一进门，张易谦猛扑上去将期死死抱住，张廷壁将麻绳套其头上，狠狠一拉，就将张宝举吊死拉，给大汉寨除了一大祸害，保证了大汉寨村民的安全。

　　中国重工业的开创者、奠基人之一

一一记我的父亲张超

崇文尚武 投身革命

父亲张超，原名张允恭，字德炘，号游山，1920年6月20日生于清丰县大汉寨村。

我家世代耕读传家，书香门第，我曾祖父张芝兰和祖父张宝成都是农村知识分子，都当过私塾先生。曾祖父善写碑文，远近闻名。祖父是村里的主事人之一和“明白人”。父亲天资聪明，活泼好学，四、五岁就跟我祖父念私塾，夯实了文化底子。我祖父对两个儿子的要求不一样，对于我父亲是要他崇文尚武，光宗耀祖：对我叔父的要求则是一心务农，撑门立户。在我视父的精心传授下，父亲写了一手刚劲有力的颜体毛笔字。他还拜本村武术教练张松菊为师，练习梅花拳、洪家拳，平时双腿上绑一个五斤重的铁瓦，苦练轻功。解下铁瓦，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父亲最崇拜的是民族英雄岳飞，立去要像岳飞一样，文武双全，尽忠报国。

他九岁到六塔集读高小（当地1一4年级称初小，5一6年级谓高小。六塔高小是清丰县共产党组织的创始人晁哲甫创办的，晁解放后任平原省主席、山东大学校长，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在六塔高小建立起地下党组织。我父亲很快接受了他的革命思想，表现积极活跃，唱进步歌曲，演文明戏，成为一个多才多艺、出类拔萃的好学生，受晁哲甫厚爱。

父亲高小毕业后，回我村教小学，开展党的宣传发动工作。我三俊彬叔看到我常说：“您多聪明才华，少有人能比。召开群众大会，下边乱哄哄的，他三句话就能把人吸引住，会场鸦雀无声”。

九死一生 抗战八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年年底，八路军四支队进驻了汉寨村。在八路军党组织影响下，汉寨村党组织有了大发展，由原来的3名党员迅速发展到40多名党员，父亲于1938年3月入党后，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把汉寨村建成了军民抗日的红色堡垒，人称“清东莫斯科”。父亲从1940年初开始，担任清丰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第一任县委书记，直到1943年，之后又先后任尚和、朝城、南乐三县县委书记，前后领导冀鲁豫边区四个县的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八年抗战。

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采取先安内后攘外国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蒋匪帮配合侵华日军在我们这一带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实行了五次“强化治安”运动，推行了“保甲连坐法”，在许多村庄都安上了据点，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抢光、烧光政策，使我根据地人民遭受到残绝人寰的灾难。1941年“4.12”沙区大扫荡中，日本鬼子把有的整村人都杀光了，残不忍睹。

我村八路军战土张廷珍被国民党伪军捉住后大卸八块，残忍杀害：我村共产党员、县公安队战士张义官、张合生、张世显在一次日伪军偷袭中被捕，不知死活，杳无音讯。

父亲在他写的《三大回忆录》中，记述了他曾十一次遭遇生命危险，凭着机智勇敢，战胜匪寇，避过死神的故事。略举二三。

“第一次历险是1940年初，我和清丰县委组织部长赵振邦（陈玉彬）、社会部长于秀绂三人去县西参加地委召开的会议，路过清丰县城。我自己带着一个小手枪，藏放在小篮子里，走上城东南角城墙，一看有三个敌兵在那里站岗，我们即很担心被他们搜查逮捕枪杀。于是我说：“你们俩见过羊拉车吗？”赵、于二人即说：“见过羊拉犁。羊怎么会拉车？”我说：“您看那也城壕里那只羊驮多少东西，力那么大啊！”三个敌兵听到我们说说笑笑，也去看了城壕里驮东西的那只羊，他们惊奇地说：“羊能拉犁，没见羊能拉车……”就这样，他们分心了，忘了搜查我们，我们赶快走进城里去了。安全跟过了日本鬼子占领的清丰县城，好危险！"

“第五次历险是1942年秋季的一天。日本鬼子和伪军围剿我们常驻的留固、王毛一带。探知此消息后，于头一天晚上，县委和县政府人员都分散转移到别处去了，我和县委敌工部长晁文中、四区区委书记张光涵（张银书）三人因较疲劳未转移别处，晚上我们三人睡到留固东边野外一个小秘窑里，认为比较安全。谁知到次日凌晨，日本鬼子和伪军从南、东两边用梳剿的办法向我们围剿起来。一会儿，有几个日本鬼子路过我们三人睡的小秘窑的洞口，哇啦哇拉说了一会儿什么，就走了，既没有下到小秘窑搜捕我们，也没有向里边打枪扔手榴弹，真是怪事，使我们三人意外安全脱险。”

“第八次历险是1943年秋冬之间。在当的的尚和县二区，为躲避日伪军的围剿，我们县委带领正在开会的各区区委书记和县大队转移到一个伪军据点旁边农民家住下，次日十二点后，侦察员报告说：“日伪军各回据点，此据点的伪军已回到小王庄，正在抢粮。”于是，我们迅速赶到了小王庄，从西和北两面围攻伪军（一个连），很快被我们打垮。我们捉住十几个伪军，得了十一支枪，把被抢的粮食交还给农民。但在攻打伪军时，伪军还曾扔一榴弹，打到县大队副孙二虎的背上，却没有爆炸。我当时兼任县大队政委，和孙二虎紧挨着，既没有炸死他，也没有炸伤我。可见，天佑我也！”

1944年5月，我抗日地方武装配合冀鲁豫军区部队消灭了盘踞在清丰县的日伪军和汉奸政权，收复了清丰县城，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和众多战利品，取得了解放清丰的伟大胜利！

创办“二汽”组建“一重”

1954年，毛主席指示建设我国自己的汽车制造厂，经湖北省委提议，经中央批准，任命父亲为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任命省委副书记刘西尧（老大学生，后任教育部部长）为厂长，中央又派朱德总司令秘书潘开文（老红军）为党委副书记。刘、潘二人都比父亲年纪大，资格老，级别高。可见中央对父亲的重视和信任。

父亲没有辜负中央的重托。他和刘西尧厂长等二汽党委一班人，团结奋斗，励精图治，奔赴湖北、四川两首选址，面向全国招人，迅速搭起了工作架子，打好了基础，开创了局面。之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中央调整工业布局，二汽项目暂停，父亲又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党中央为了发展我国重工业，尽快实行工业现代化，决定在苏联援助下，立项建设新中国第一批工业基础国有大中型企业。其中，就有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建设一个世界一流，亚洲最大的现代化重型机器厂。它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和国防安全。

1957年，中央调任父亲为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首任党委书记，那年他37岁，风华正茂。厂长是杨殿奎（后任五机部常务副部长），留苏归来的赴东宛（后任国家人事部部长）任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工厂选址在黑龙江富拉尔基一片杂草丛生，野狼出没的辽阔大草原上。父亲和一重党委班子面对着一片荒原，一堆困难，条件艰难，气候恶劣，冬天零下40度严寒，他们发扬了抗日八年不畏艰险、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施行三边战略一一边准备，边施工，边生产，发起三大战役一一打桩工程，沉箱工程，金属结构工程。他们统帅指挥着万人建设大军采用平行作业法：空中、地面和地下三条战线同时施工，人不闲，机不停，有条不紊，忙而不乱，昼夜不息，热火朝天，苦干加巧干，终于在1959年基本完工，一座座高大的广房在嫩江南岸的北大荒像神话般地拔地而起，1960年6月通过国家验收，提前一年光荣完成了建厂任务。

在建厂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来厂参观指导，对一重的建设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誉“一重”为“国宝”。从此，“国宝”和“共和国长子”的美誉，名扬全国。

父亲领导了“一重”从基建到投产的全过程，从现论到实践，为国有企业“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树立了一个典范，为中国重工业的发展开路奠基，披荆斩棘，功勋卓著。

1961年，父亲调到东北局参与《鞍钢宪法》和《中国工业十七条》的制订，表现出了他很高的政策理论水平。……………。

国而忘家，公而无私

父亲一生都在践行他“尽忠报国”的志愿，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一心扑在党的事业上。自从1948年南下后，一直到离休，36年没有回过家。1984年离休后，他在组织安排下，才重回故乡，旧地重游。1963年我爷爷、奶奶在老家相继去世，他也没有回家探望，我们村里很多人都没有见过他，我们一家人与他相处的时间也少之又少，正如我姐姐张芳蕊（生于1935年）在她编写的《张超年谱》中所述：“我和父亲一起相处的日子并不多，我两三岁的时候，父亲就离家参加了抗日战争。那时进行的是地下武装斗争，斗争十分艰苦，十分危险，父亲经常在外行军打仗，难得回家，即使回家，也多是在深更半夜时偷偷回家。并且经常带着一帮战友，匆匆忙忙地在家吃上一顿饭，眨眼工夫便又走了。父亲夜间回家时，我常早已进入梦中，很难见到父亲的面。那时，甚至连父亲长得是什么样子，我也实在说不清楚。我和父亲一起相聚的日子，一生算起来总共不过十天半月。”

父亲对父母妻儿都没有尽到应尽的义务。自古忠孝难两全，想来家国也是不能两全吧？我们都能班解原谅他。

父亲的大公无私，公私分明，有时到了不还人情的地步。

1959年，我贯三哥送我到父亲工作的富拉尔基市读书，“一重”人事部门安排贯三哥当工人，工厂正需要，他也符合条件，父亲知道后很生气，（只上了几天班）坚决让贯三哥回家种地，贯三哥二话没说就返回了老家，他和我贯五哥都在家当了一辈子农民。

（这种事情全国找不到，一个省部级干部，老家有两个儿子务农一辈子）

1987年，父亲应邀回清丰参加为老师晁哲甫立碑活动，当时大孙子怀勇也在清丰。活动结束后要回安阳，怀勇本想陪爷爷一起回安阳。不料爷爷说：“车是公家派给爷爷办公事的，你不能坐，买票乘公交车回去吧！”

做为爷爷的大孙子张怀勇，生活在贫穷的农村，高中时期1978年给爷爷写信要求：“能每月给5块钱，保证能给您念出的大学生，最终5元梦破灭，农家人吃饭都是问题，靠他父亲劳动一天两毛钱的工分，实难供养他。爷爷给孙子回信内容一点亲人味都没有，一家人看完信后哭了半天。！！”

父亲一辈子大公无私，公私分明，清正廉洁，两袖清风。他对形形色色的以权谋私、行贿受贿深恶痛绝，毫不留情。

父亲离休后聚精会神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国际共运，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写下读书笔记和论文，关注改革开放和国家大事，还曾上书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直抒己见，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和老干部对国家前途命运和党的事业的忠诚之心。他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共产党人！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张冠一

2019年9月8日

一个农家子弟的无憾人生

一一记我的叔叔张策

农民出身 勤劳好学

我的叔叔张策（原名张允献），1926年11月23日出生于河南省清丰县大汉寨村。

我爷爷秉承“耕读传家”的祖训，对两个儿子的人生之路作了如下安排：长子张允恭（后改名为张超）读书做官，光宗耀祖；次子张允献（后改名为张策）种地务农，发家守业。

爷爷是个饱读诗书的农村知识分子、教书先生，他的教育思想开明进步，不少学生都参加了共产党。他也很重视农业生产，自己坚持参加农业劳动，在他身上充分体现出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的思想。他不让叔叔读书识字，主要是担心他读了书后人心变活，就不再安心在家务农了，他想把叔叔培养成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所以要叔叔自幼致力于体力劳动，学干各种农活。叔叔从内心里喜欢干活儿，他对劳动的兴趣是从刚学会走路时我奶奶牵着他捡树叶、拾树枝开始的。……叔叔聪明好学，一学就会，一干就很像样，深得爷爷、奶奶喜爱和乡邻们夸赞。

当时，有不少叔叔的小伙伴上学念书，而爷爷是私塾先生，却不让叔叔上学，引起了乡邻们的议论。一位张林子的远亲张承修也是私塾先生，他就对爷爷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不让允献念书，只叫他做农活，会耽误他的前程。”社会與论给了爷爷压力。奶奶也对爷爷：“你就让献识两个字吧！”爷爷思考再三，才开始教叔叔学《三字经》《论语》，还教叔叔学打算盘和仿写字帖。叔叔又到村小学插班读过一学期第四册《语文》。抗战开始后，就停学了。在这仅有的一学期里，学校换了三位老师：先是张剑南，接着是我父亲张超，后来又换成了我爷爷。叔叔学习认真，做事投入，边读书边干农活儿，很快就锻炼成为一个初通文字又会干各种农活儿的少年农民，养成了孝顺、勤劳、好学的优良品德。

叔叔仅上过半学期的小学，所以他在参加革命工作后填写履历表时，总是这样写：个人出身：农民：文化程度：“相当小学”。

少年入党 组织重用

大汉寨村1932年就有了共产党，最早的共产党员是我的大姨天张云舞（廷浚），我们两家人分别住在一个三家巷两头，他先后发展了张殿元和张秀峰（都是我本家爷爷）入党。叔叔从小受到他们的影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鬼子大举侵略中国。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使日本侵略者很快占领了华北大地，推行“强化治安”、“保甲连坐”，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国民党、伪军、汉奸卖国求荣，活动猖獗，和日本鬼子沆瀣一气残害老百姓，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大汉寨也未能幸免。

1937年12月，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四支队犹如神兵天降，来到大汉寨村西寨门外。关于让不让四支队进村，村人分成两种意见，一种怕军队进村扰民，不同意进村；另一种意见支持其进村。我爷爷听说过朱、毛领导的共产党八路军是抗日的队伍，纪律严明，他是坚决主张四支队进村的。最终，爷爷他们的意见占了上风。四支队进村后，继承了红军的好作风，严格遵守人民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爱民不扰民，秋毫无犯，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对比，很快就行到村民们的拥护爱戴。

四支队进村当天，首先建立起儿童团，任命13岁的共产党员张秀峰为团长，任命11岁的叔叔为儿童团歌咏队长。儿童团白天站岗放哨，晚上集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紧接着村里成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会”和农民夜校、自卫队等组织，面貌焕然一新。乡亲们都说共产党好！八路军好！青年人积极要求入党，踊跃参军。村党组织迅速又发展到四五十人，建立了村党支部。我父亲张超1938年入党，担任了支部书记，后来成为清丰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后的第一任中共县委书记。叔叔1939年入党后担任村党支部委员兼“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儿童团团长、歌咏队队长，成为大汉寨最活跃的抗日积极分子之一。四支队把大汉寨建成了坚固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和红色堡垒，被誉为“清东莫斯科”，同时也培养出大汉寨村一大批抗日英雄和革命干部。

回支队南下后，1940年，大汉寨又迎来了八路军南进支队21团，成为21团常驻地，团部就设在我们家。团长胡乃超是吉林省德惠县人，是抗日名将吕正操的入党介绍人，他和叔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当中我奶奶是村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带领全家人和村里妇女为21团热情服务，做好拥军后勤工作，军民一家，情同手足。村民称21团为“老百姓的守护神”，21团官兵视老百姓为“衣食父母”。21团的官兵常说：“我们要是打不了胜仗，对不起大汉寨的父老乡亲！”21团官兵平等、军纪严明，党员作表率、当先锋，能征善战，敢打敢拼，打了好多胜仗，拔掉好些日伪军的炮楼据点。叔叔耳濡目染，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21团将士们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他幼小的心灵中立下了勇敢杀敌、抗日救国的志向。………。1940年春，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玺到大汉寨村考察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专门找入党不久的叔叔谈话，叔叔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张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河南省委书记。

1941年初，时年14岁的叔叔被调到冀鲁豫边区一地委工作，从此，他离开了可爱的家乡大汉寨，投入到抗日战争硝烟迷漫的广阔战场。

1942年，他调任中共高内县委秘书。高内县地处沙区，被日伪军扫荡封锁，灾情严重，形势险恶。叔叔不畏艰险，深入各村发动群众，扩军备战，打击敌人，保护百姓，生产救灾，得到很大锻炼，受到农村干部群众的好评。

1944年，叔叔调到冀鲁豫九地委组织部，参加了南乐战役，负责动员青年参军，组织物资支援前线，指挥民兵担架队配合分区医疗队救治伤员，这段经历使叔叔更深刻体会到军爱民、民拥军，人民战争无往而不胜。

1945年到1949年初，叔叔在冀鲁豫边区九地委（后改为四地委）组织部工作，历任干事、科长兼地委机关党支部书记，在张国华、赵紫阳、自潜等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他们都是理想崇高、意志坚强、智勇双全的抗日精英。叔叔从他们那里学习到许多工作方法和斗争经验，他们也爱护、信任这个好学肯干、忠诚可靠、率直自律的年轻人。在那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地委机关很精干，大家同吃、同住、同战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49年初，根据党中央指示，冀鲁豫革命根据地抽调大批干部组建南下支队，编入军队序列，随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挥戈南下。叔叔就是这批南下干部之一。杨勇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率领的五兵团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之势，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解放了安徽、江西许多城镇和大片领土。叔叔随军到达江西后，任鄱阳地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并于九月按上级指示，从江西出发向西挺进贵州。12月上旬，五兵团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贵阳，继而解放了贵州全省。

1951年， ………………。

两进中组部 为党做贡献

1953年，中央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组织工作的需要，决定加强中央组织部，扩大机构，增加人员，要求各省推荐两位德才兼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优秀干部到中组部工作，贵州省委推荐了叔叔。经过严格考察，1954年初，叔叔接到中组织调令进京，被分配到中组部新成立的综合干部管理处工作。这是他第1次进中组部工作。7年间，他参与了对中南、西南两个大区中央管理的高级干部的考察和任免；参与了中央决定撤销的六大中央局上万名干部的工作分配；参与了中央管理的高级干部历史问题的审查和清理和调研等。这七年，叔叔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他的工作态度、能力和实绩给领导和同志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1961年1月，叔叔被派往新组建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工作，先后任干部处副处长、处长兼西南局机关党委监委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任命为西南局文化大革命领于小组办公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1967年初，叔叔被扣上了两个罪名：一是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安插到西南地区的黑爪牙”，二是“假党员”，因为造反派不相信叔织会在12岁的年龄入党（在抗战初期北方农村党组织这样的情况很多），因此被批斗关进“牛棚”。

1971年初叔叔被宣布“解放”，出任中共四川省渠县县委第一书记、渠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达县地委副书记，江津地委书记，四川省测绘局党委书记兼局长。这段时间，仍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区各单位都是派性斗争激烈，局势混乱，问题成堆，叔叔以坚定的革命意志、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智慧，团结带领班子安定人心，稳定大局，抓革命、促生产，团结一致向前看，在干部群众中有着很好口碑。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10月，叔叔调任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1977年12月，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1978年6月，叔叔第二次被调入中共中央组织部，任干部调配局副局长（正局级）。不久，他担任了中组部接收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档案工作组组长。这是为平反冤假错案而进行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工作，时间很紧，任务很重。“文化大革命”中，从1967年9月到1971年的“913事件”前，共成立了14个中央专案组和三个中央专案办公室，这次要接收的专案材料共17349卷，391363件，涉及受审查的党政军高级干部669人，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0人，中央书记处书记10人，国务院副总理7人，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71人，中央机关各部正副部长、各省正副省级和军队同级干部213人，专案材料堆积如山。叔叔本着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接收工作组的同志夜以继日的开展紧张有序，严谨缜密的工作，如期圆满完成了档案交接任务，为中央平反冤假错案和正确使用干部提供了依据和有力支持。

1979年，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提出要造拔优秀中青年干部。中组部派出若干考察组到各个省、市、自治区考察优秀中青年干部。第一考察组由时任中组部部长宗任穷带队，叔叔负责具体考察工作。他们深入到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等省、市、自治区做了大量细致的考察工作，提出了推荐人选意见，向部里作了汇报。中组部最后形成了160多人的优秀中青年干部名单。这批名单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及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

叔叔入党80多年，在党的各级组织部门都工作过，从基层党支部到中央组织部无一缺漏。这样的经历，在全党都是少有的。他在中央组织部工作18年，两进两出；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工作11年，还做过县委、地委书记。在中组部工作期间，他所做的工作都是大事，例如：参与制订干部管理工作政策；外出调研，为中央提供组织干部工作方针政策的决策依据；考察了解中央管理的高级干部和各省市区领导班子，对他们称职与否提出综合考察意见，供中央决策。叔叔长期在党中央的核心部门工作，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骄不躁，谦虚低调，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责任感和党性，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大机关办大事的小干部。他的品德才干和工作业绩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1987年初，叔叔被党中央任命为中纪委派驻国家劳动人事部纪检组组长（副部长级），后来经中央批准享受正部长级医疗待遇。

80年代末，叔叔出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直至1995年离休。

不忘初心 鞠躬尽瘁

叔叔离休后，一直关注党和国家的大事和工人农民的命运。他没有其他爱好，从早到晚读书看报，偶尔去各地参观调研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典型，如河南临颖县南街村和新乡市七里营镇刘庄。他认真写笔记，分析国内外形势，思考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沉重历史教训，为党和人民的前途命运操心劳神。当他看到党风不正、腐败不止、干部变质脱离群众、农村基层党组织弱化等现象给党和人民带来极大的危害，看到他毕生坚守的这块圣地受到如此的污染而深感痛心。他坚持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与老同志交流思想，直抒己见，以坚定的信念，鲜明的态度，勇敢地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党的18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严治党、铁腕反腐”，“老虎苍蝇一起打”等一系列举措，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叔叔感到心情舒畅。

2019年春，93岁高龄的叔叔不顾体弱多病，双目近乎失明，在北京医院住院期间，深情地回忆写出近3万字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染红了大汉寨一一大汉寨村革命历史纪实》，真实生动地记述了他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数十位大汉寨英雄先烈和革命志士为国为民英勇奋斗的革命故事。这些往事如不说出来，势必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再无人知哓。他要为乡亲立传，为普通农民立传，为基层党组织立传，要以大汉寨这一滴水，折射出真理的光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在给大汉寨村党支部的信中说：“咱们村1932年建立党组织，至今已90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后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想通过撰写大汉寨人为党为民做出的重大贡献的具体事实，激励今人，流传后世。”村党支部的同志们看了他的信和他写的村党史，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决心宣传好大汉寨的光荣革命历史，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新长征中，重振大汉寨雄风！

最近我和叔叔通视频，他还在坚持撰写党史回忆录。我很感动，我说：“叔叔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典范”叔叔说：“作为共产党员，啥时候也不能忘了初心，我从一个农家孩子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是那个时代造就了我，是党和人民的信任培养了我。我一生难以报答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如果按照现在的选人用人标准，看学历、重文凭，我进不了中组部的大门。后来我幡然醒悟，我和我这一代很多老同志一样，也是大学生，我们上的是社会实践大学，比什么样的大学都大，实践出真知嘛！我今年94岁了，还能做到往事不忘，记忆犹新，能说能写，这也许是和我从小就干各种农活、在庄稼地里摸爬滚打、吸收新鲜空气打下的好底子有关吧！我上的这个社会大学，是终身大学，一息尚存，学无止境！”

叔叔这扑实的肺腑之言，充满着自信旷达、深邃思考和真知灼见。他一生为党为民，赤胆忠心，廉洁奉公，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坚持原则，不忘初心，不忘工农，在我心中树立起一座丰碑！

张冠一

2020年3月1日

“洋秀才”成了“土八路”

张曙光，原名张秋忙，1921年8月生于清丰县大汉寨村。1929年至1937年跟随我爷爷在本村读私塾，是我父亲张超的最好的同学和玩伴。他自幼勤奋好学，酷爱古文诗词，珠算娴熟，学啊一手好毛笔字。1937年暑期，清丰县第一完全小学招生，秋忙爷参加报考，取得了全县第七名好成绩，他被村民夸赞为“洋秀才”。

在清丰读高小时，他爱读古典小说、英雄故事和朱自清的散文，在进步人士、班主任老师左一芳影响下，他开始接受革命进步思想，立志追求真理，报效祖国。

1937年日本鬼子挑起了侵华战争，大举进攻华北，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步步紧逼，我大片山河沦为日本占领地，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部队实行“不抵抗”政策，纷纷南逃。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国难当头，张曙光毅然决然放弃学业，投笔从戎，抗日救国。

我抗日武装八路军四支队于1937年进驻了汉寨村，张曙光回村与四支队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积极参加了四支队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群众的活动。

1938年3月张曙光自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到南宫县青年纵队政治部学习党的理论和抗日救亡知识。8月初毕业后回村任党支部组织委员、支部书记。12月到中共直南特委参加党支部书记培训班。

1939年1月至9月他以本村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9至12月出任中共直南特委巡视团副团长、冀鲁豫区党委巡视团团员。

1941年4月11日他随冀鲁豫区党委书记率领的巡视团到三地委内黄县检查工作。12日拂晓，日军35师独立混战团及伪军1万余人，分五路以合围之势向巡视团发起猛攻，围剿巡视团，巡视团与强大凶恶的敌人周旋了八天八夜，经过十分激烈战斗，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943年1月张曙光随八路军唐克威部队南下，到开封杞县后出任县委组织部长，1944年任达生县县委副书记。

1946年8月，通许县委书记张超海畏惧国民党的围剿和艰苦的环境，叛党潜逃。张曙光临危受命，挺身而出，接任通许县县委书记兼大队政委，他率领县委、县政府干部和地方武装隐蔽到黄泛区树林里，召开了全县科级以上和部队连级以上干部大会，他在大会上反复强调各级政权和武装力量一定要坚持“县不离县，区不离区，村不离村”，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牵制敌人，消灭敌人，狠狠打击国民党的围剿，创造了通许“反围剿”斗争经验典范，受到区党委表杨。

“土八路”变为“洋专家”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建设人才奇缺，党中央为了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实现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目标，决定从党政干部中抽调一批文化程度较高，经过战争考验，德才兼备的干部到工业战线上来，张曙光被选中了。他愉快地接受了组织安排，1953年到武汉市内燃机厂筹备处任副主任。由于工作中杰出的领导能力和出色表现，1955年初，中央又调他到上海柴油机厂任厂长，他意气风发，礼贤下士，谦虚谨慎，团结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超额完成了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并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40匹马力柴油机，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昂扬斗志和创新拼搏精神，受到各级领导的一致高度好评。

为了培养一批尖端专家型建设人才，1955年11月中央决定选派张曙光赴苏联留学，并任留学实习生大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这是多么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啊！他深感自己肩负着党的希望和人民的重托，下定决心，敢于担当，不辱使命，既要管好自己还要树立榜样，带好这一批留学生队伍。他到达苏联厄，无意游山玩水和各种娱乐活动，废寝忘食，争分夺秒，如饥似渴地集中精力学习科学知识。苏联是第一个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实现工业化，钢铁生产和机器制造都名列世界前茅，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张曙光认为苏联在各方面都有太多东西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他虚心地向苏联专家教授学习专业知识、科研方法和管理经验，使他从一个小学文化的“土八路”一跃成为了一名掌握当代最新科技知识的“洋专家”。

领导科研 爱才育人

1957年夏，张曙光出色光我了学习任务，回到祖国，成了我国工业科研领域的“宝贝疙瘩”，成了我国自已培养的又红又专的“洋专家”，他被任命为哈尔滨锅炉厂技朮副厂长、厂长，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哈尔滨锅炉厂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工业大项目，张曙光成为我国锅炉和热力机械领域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运用从苏联学来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为我国锅炉和热工机械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尖端科技人才！

1964年11月至1966年5月他先后到兰州石油机械研究所和沈阳气压机厂任“四清”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

1966年6月一机部任命张曙光为一机部热工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还在一机部政治部搞专案工作。他早已了解江泽民同志是个人才，1955年他的同赴苏联学习，回国后江泽民担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车间厂长，后调上海任电器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张曙光提名并得到一机部批准，江泽民同志由上海电器研究所调到武汉热工研究所任所长兼党委书记，1966年6月17日，江泽民同志正式到武汉热工研究所赴任。正赶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掀起大批判高湖，夺取斗争。毫不例外，江泽民被夺了权“靠边站”，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当时加在江泽民同志头上两顶帽子：假党员，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67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到武汉锅炉厂访问，这一天所里所有同志都允许去欢迎总理和贵宾，唯独将江泽民和其他6位领导被关进一间空屋，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已处于瘫痪状态。张曙光听到这些情况后，感到问题严重，十分痛心。他请示领导批准后亲赴武汉热工研究所解决问题。

他是个德高望重的老革命、知名专家，武汉热工研究所的干部群众无人不尊敬佩服他，亲切地称他“老领导”，通过他耐心细致的工作，江泽民同志很快得到解放，恢复了工作。从此张曙光与江泽民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友谊关系，江泽民多次抽空去看望这位老领导。江泽民在上海任市长、书记时，张曙光也去上海看望过他。

1973年至1983年张曙光调任一机部郑州机械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兼所长，在这十年间，他咂心沥血，励精图治，爱才育人，带出了一个风清气正、蒸蒸日上的国内一流研究所。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同志，当年就在这个研究所工作，他从锻造研究室主任、中国锻造协会秘书长提拔为副所长，与张曙光共事多年，对这位老革命、老领导极为敬重。罗干勤奋好学，已懂5门外语，还积极参加英语培训班，是最好的学生。有一年研究所要进口一台德国机器，与德国谈判时德语翻译不懂专业术语，翻译不成，负责引进设备的王笑南同志请来罗干同去当翻译，罗干精通专业又精通德语，圆满完成了谈判任务。张曙光很欣赏器重罗干，改革开放之初河南省委要郑州机械研究所推荐又红又专科技干部，张曙光先后推荐了两名，其中一名就是罗干。罗干先任河南省进出口科委主任，后任副省长兼科委主任，之后就上调国务院和中央工作。

张曙光离休后，在北京散步时不幸被九路公交车撞倒，昏迷不醒，生命危险，住不进院，家人焦急万分，只好打电话找罗干求救。罗干同志立即将其送进天坛医院，并请专家会诊，抽出他头中的积血积水，保住了生命，恢复了健康，长寿90多岁，全家人都十分感谢罗干同志。

高风亮节 感人肺腑

张曙光最欣赏岳飞的“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名言，他经常教育大家，要老实做人，踏实干事，不弄虚作假，不跑官要官。多为人民奉献，少向国家索取。

中央领导看他这位老领导在北京住的是五十年代的老房子，又旧又小，提出给他换套新房子，他坚决不要，认为这老房子就挺好，谢绝了领导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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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创业志 大战西牛田洋

我们接受解放军“再教育”的第一课，是听刘伟新连长讲述牛田洋创业史。

1962年，广州军区为了减轻国家负担，决定在汕头牛田洋围海造田，解放军牛田洋生产基地诞生。

1963年，陆军第41军122师11138名官兵进驻牛田洋，执行筑堤拦海围垦牛田洋海滩任务。部队于9月14日进行筑堤工程试验，9月23日，筑堤工程全面铺开。战士们靠船运、肩挑、手提，从几十里外开山采石，就地取材挖土方，……………

………………！

1964年，国务院农垦部部长王震将军来牛田洋视察，师领导安排王部长到刘伟新所在的四连参观。王震将军参观后，紧紧握住刘伟新连长的乎感慨地说：“奇迹，奇迹！这里不就是359旅开辟南泥湾业绩再现吗？”

1966年初，牛田洋生产基地围消造田的事迹由广州军区上报到总后勤部，引起中央军委重视。1966年5月7日，毛主席看了中央军委《关于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立即挥笔批示道：“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老从事农副业生产…………”牛田洋从此成为毛主席光辉“五七”指示的发祥地，闻名全国。

………………！

1969年新春伊始，师党委向全体指战员发出战斗号召，向牛田洋西围进军，扩种2000亩稻田，向“五七”指示发表三周年献礼！要在最短时间内，挖好西围排灌沟，保证把西围两千亩碱田洗谈，赶上春插季节。师部把任务分解到团，由团再分解到营、连。西围工地红旗如海，歌声如潮，西围大战在冷风凄雨中拉开序幕。同学们每天凌晨从驻地出发，顶风冒雨，横跨中围，急行军一个半小时才到达西围。

隆冬季节的海边，北风呼啸。同学们挖泥取土，下半身不得不浸在泥水里作业，冻行瑟瑟发抖。有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衣服湿透，仍然顶风冒雨继续战斗。连队春节不放假，大年初一照常出工，中午由炊事班把饭菜送到工地，同学们在风雨中吃完冰冷的饭菜后，马上接着干。一直到傍晚，才带着一身的疲劳，急行军返回住地。同学们向解放军看齐，再苦不叫苦，以苦为荣，战天斗地练红心，越是难险越向前，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二排长盛龙生正在发高烧，带病来到工地。他看到工程进度太慢，带头批判“活命哲学”，率先垂范，一马当先，两手大把大把地挖泥。王振淦同学在深水区推木板，膝盖碰到水里一块大石头上长的贝壳，划破了一个两寸多长的深口子，顿时鲜血直流，晕倒在水沟里，被同学护送到卫生所。医生给他伤口缝线、打针，叮嘱他要好好休养，可是他第二天坚持一瘸一拐地又来到工地。

我看到同学们都在拼命干，但工程进度仍然很慢，远远落后于解放军战土连队，心中着急，想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以名言，于是到营房找来一把铁锨头，装在一个1.8米长的鋤把上，这在整个牛田洋是个首创。我身高1.83米，配上一个1.8米长的大铁锨，犹如关公耍大刀，用起来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一铲下去，就把一大块泥块完好地挖了上来，上稀下干，便于传递。周修文同学与我酷默契，他敏捷地接过泥块，顺当地往下传去，大大提高了挖泥效率，不到一个小时家抗出有两间屋子大小的深坑。刘伟新连长来看过后十分惊喜，赞叹首：“张贯一，你真行，一人能顶几个干！”从此，我受到刘连长的特别赏识。周修文同学写了一篇十分优美的牛田洋故事《张大铲与周小铲》，真实生动，被不少描写牛田洋的书收录。

“刀在石上磨，人在苦中炼”，通过一个多月的西围艰苦奋战，我斗私批修，以苦为荣，以苦为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思想境界在革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我们学生二连提前圆满完成了了上级下大的战斗任。

春耕苦 拉犁拉耙当牛使

在西围大战凯旋而归后，紧接着，在春寒陡峭的三月，大闹春耕的战斗在牛田洋全面打啊。

牛田洋稻田原是一片大烂泥滩，深浅不一，拖拉机一进去就陷进深泥里无法自拔，进退不得。解放军战士给我们做出了才旁样，以人拉犁拉耙代替机耕。同学们“向解放军学习”，“为革命拉犁垃耙！”，“甘当革命老黄牛！”同学们满怀革命豪情，上穿棉袄，下穿短裤，以人代牛，五个一张犁。一人在后扶犁，四人在前面拉，每人拦腰挎着一根粗竹杠，有时直接把绳套在肩上拉，在刚围垦的稻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奋力前行。每个连分有一千多亩地，……………………我看到李肇星、王永泰、石同宁三位同学拉犁拉耙特别卖力，他们三人个子不高，但长得壮实，拉犁时身体拼命往前倾，肩上的绳子拉得紧绷绷，让自己多承担拉力。李肇星肩膀处衣服已磨破，他垫上潮汕人常用的水布，继续拼命用力拉。突然听到他“哎哟”一声，扶犁人赶紧叫大家停下来，让李肇星洗去脚上泥巴一看，发现他脚下被锋利的贝壳划破了一个6一7厘米长的大口子，鲜血如注。我们赶快护送他到连队卫生所进行消毒包扎。医生让他休养几天，他仅休息了半天，第二天又一拐一拐地来到田头干活。拉犁拉耙劳动强度特别大，连首长关心大家，包了一次大肉包子给大家改善生活，我个子高，饭量大，吃了11个，自认为是创纪录啦，我问李肇星，他说吃了9个，王永泰说他吃了15个，石同宁说他吃了17个。我觉得不可思议，开玩笑说：“你的三个小钢炮，炮不大，装药不少！”把他仨都逗乐啦！炊事班的同学说，我们连每人每天平均吃两斤大米。很多同学反映，经过西围大战和拉犁拉耙，神经不衰弱啦，胃病好啦，吃得多啦，睡得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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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台风 斩恶浪 死里逃生

晒谷场上的征尘未洗，我们马不停蹄又投入了抢插晚稻的战斗，早晨天刚亮，全连夜集合下田插秧。中午，炊事班把饭菜送到田头，同学们吃完饭又马上接着干，直到天黑才收工。一整天泡在如蒸茏般闷热的稻田里，低着头，弯着腰，憋足劲比赛插秧速度，一心只为了早日完成插秧任务。

7月26日，一个来自太平洋的强台风迅速向我国大陆逼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出强台风预警，但并未引起同学们足够重视，甚至心存侥幸，有不少同学高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7月27日下午四点左右，一阵阵凉爽的海风袭来，让同学们顿感精神振奋，干劲倍增，更加快了插秧速度。突然高音喇叭响起，传达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给汕头市革委会打来的电话。周总理说：“太平洋3号强风中心风力12级以上，并有暴雨，破坏力将很大！希望各有关部门注意，要积极做好防风抗灾的准备工作”。这才使同学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接通知要求撤回到营房，投入加固营房的紧张战斗。在营房四周，我们把楠竹扛子深深地砸进土地里，再用一根根粗粗的麻绳绕过房顶，两端拉紧，牢牢地绑在楠竹扛子上，防止台风把房顶掀翻吹跑。把窗户也紧紧关好，再用绳子拴上，确保抗击台风万无一失。晚饭后，大家惊奇地发现，天空中呈现出奇异的美景北观：阳光被团团黑云笼罩，火烧云烧得西天暗红，从火烧云的边缘放射出一条红一条黑的霞光，从东到西像一条条巨龙。“高天滚滚寒流急”，我们全被这种从未见过地奇异天色迷住了，并未想到这竟是一场空前浩劫灾难的前兆。

7月27日晚，刘连长召集全连作了战前动员，他慷慨激昂地说“千准备万准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是第一准备。千种武器、万种武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是最好武器，抗击台风的斗争是斗私批修的课堂，是检验我们接受再教育成绩的演兵场。”

7月28日凌晨三点，台风前部已开始登陆，起初像是有地震，电灯在风中摇荡，电线在房外嘶鸣。连长将130多名同学集中在二排草房里，进行战前最具特殊意义的“天天读”。连长高举“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声对大家说：“台风中心马上就要登陆，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

连党支部决定组织一支由20人组成的精干突击队，任命二排长盛龙生为队长。连长话音一落，同学们纷纷来到二排长面前争先恐后报名参加突击队。“我是共产党员，第一个报名！”“我是首都红卫兵。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我挤上前高喊“我是游泳健将，最有资格当突击队员！”突击队分两行，面向北方，高举“红宝书”向毛主席像庄严宣誓后，开始投入保护营房的战斗。雨越下越大，风越来越急，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呼啸声，茅棚房子开始晃动，房顶上的稻草被一束束掀起，同学的异口同声地喊“上！”我和几名突击队员一个箭步跃上房顶，让房内同学传上床板，用身子压在床板上，压住正在吓揿动的房顶，双手紧紧地抓住房顶上的麻绳。狂风挟着暴雨，像利箭一样射向我们脸上、身上，我们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疼痛。时间一分一秒地熬过，狂风一级级增大，电线杆一排一排刮倒，远处一营房被掀了顶，茅草、竹竿、床板在空中乱舞。我正在庆幸我们的营房还“岿然不动”，忽然一阵巨风袭来，把我们的草房吹得东倒西歪，一下子整体塌架。好在我双手紧紧抓着麻绳，身体压在床板上，来了个“自由落体”，全身麻木，躺了十几分钟才缓过劲来。这时风雨交加，气势磅礴，仅相隔十几米的厨房竹蓬被密集的雨幕遮掩的依稀滩辨，我趟着过膝的积水向厨房走去。

炊事班在狂风暴雨的包围中还坚守在摇摇欲坠的伙房中，争分夺秒煮饭，杀鸭、炒菜、煮汤，我立即投入了保卫伙房的战斗。一阵狂风把炉膛前面的草墙撕裂开一个缺口，暴风雨直往屋里灌。副连长一个箭步冲过去，用身体挡住缺口。我们马上找来床板、竹秆等顶的顶，抗的抗，终于把缺口挡住了。约11点钟左右，饭菜已做好，陆续有同学来到伙房吃饭。此时一阵阵狂风从上面猛压过来，整个厨房连连摇晃，有倒塌的危险。我个子高，一只手伸出顶住棚顶，一只手抓饭抓鸭往嘴里填。突然听到营部通讯员在房外大喊：“大堤决口啦！大堤决口啦！”我立刻冲出伙房，听到刘连长果断地下命令并组织全连撤退。他带着通信员宗德山、曾枝盛前边走，我紧随其后，保护连长安全。这时，全营各连队都在忙着从中围堤下撤退到炮连马厩三围交会处。营教于员刘蔚如正在那里举棋不定，抬头看见刘连长走了过来，喜出望外，开口问道：“老刘。现在怎么办？”在这关乎全1000多人生命安危的千钧一发之际，刘连是斩钉截铁地说：“撤退！”他代替教导员向全营下达了命令。就这样，1000多人的队伍撤出石堤200多米，像长蛇阵一样，开始在4米高的石堤底下爬行。我看见，藏在石缝里的长虫、老鼠也都逃出来了，与人群一起争相逃命，被人们踩得粉身碎骨。

大约在12点左右，台风转向西南。突然一声巨响，唯一存留下来保命的中围大堤被冲开了30多米长的大缺口，狂风暴雨推拥着大海潮以十多米高的怒涛倾覆扑来。正当队伍前端跑到东、中围相连公路时，一个大浪把公路淹没了。幸得前面有座独木桥，长约6米，宽30多公分，大家二、三人夾罘后一拥过去，再往前跨过50多米一比稻田，来到了地势较高的大井、玉井村庄，总算脱离了险境。这时我看到齐团长站在大井村头的石阶上，注视着溃逃的队伍。他泪流满面！

　　在撤退时，我始终与刘家文结伴同行。他体弱多病，不会游泳，我拉着他趟水过河。我俩抢过独木桥时，恰遇一排长刘小炎不慎落水爬不上来，危难时刻，他憋出了一句电影台词：“拉兄弟一把！” 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把他拉了上来。后来同学们见到一排长，就跟他开玩笑：“拉兄弟一把！” 这成了全连的一个笑谈。我对刘家文说，我深刻体会到三个成语：“洪水猛兽、死里逃生、一贫如洗”。

我与刘家文被安置在师部幼儿园，发给一件破棉袄。下午，全连同学们从莲塘、玉井、蓬州集结，在师部逐步凑齐，经清点，一个不少，安然无恙，皆大欢喜！晚上，我连撒建到汕头劳动大学安顿下来。

第二天。风雨过去，火红的大阳照样升起。我会划船，连里派我返回牛田洋参与打捞在台风中遇难者的遗体。当我来到牛田洋，展现在我眼前是一片汪洋泽国，尸浮遍海，一片狼藉。人的尸体和猪、牛、鸭、鹅、蛇的尸体混在一起，漂浮在浑浊的水面上。往日那整齐的军曹、耕作的农田，还有大学生们的欢歌笑语都荡然无存。这场景，使我不禁心酸落泪，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去完成打捞遗体这一沉痛艰巨的任务。这是一项有同情心、使命感的技术活，胆小的人都做不了。

我打捞的方法，是用一块床板从水面轻轻铲下去，捞上来一具遗体，然后提到小船上，用草席卷好，装上停在海边的汽车上，由汽车运往墓地。我连续打捞了两天，第二天晚上突然感到肚子剧烈疼痛，拉稀不止。第三天早上，经师部医院诊断为“急性菌痢”，有极强的传染性，就马上被派车送我去丰顺县汤坑军部医院传染科隔离治疗，住院20天后，才康复返回连队。

我到连部向刘连长报到。连长特别高兴，与我围绕7.28台风及其灭顶之灾，推心置腹地谈了好长时间。我至今不忘刘连是谈话的大致内容，刘连长说：“这次强台风大海湖是汕头地区百年未是的强度最大、危害最大的一次。以前我们说最大台风是12级，据气象部门界定汕头风速53米/秒，对照风力表相当18级。这天是农历十五涨大潮，牛田洋东西两侧的韩江和榕江洪水猛泻，与生风卷起的大海潮相撞，形成十几米高的浪涛，猛烈地冲击拦海大堤。不到一小时，17000米拦海大堤被冲开62处，长达2600米，围内一气汪洋。部队营房和生产训练设备全被淹没，水深平均高3.5米。”

在抗击台风海潮，保护大堤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战斗中，470名部队官兵和83名大学生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驻守西牛田洋的0492部队就牺牲314人，657团二连一排的34名大学生仅有2人幸免于难。

据说中央军委惊悉牛田洋抗台风竟死了那么多人，周总理在听取灾情汇报时万分悲痛、非常气愤、泪流满面，7.28当晚就给广州军区打电话，要求善待死难官兵和大学生的英灵，做好善后工作。给7.28幸存的2100名大学生每人发两套军装，保护好大学生。还指示，今后要安排大学生每天半天学习读书时间。广州军区、牛田洋部队并没落实周总理的指示，除了给死里逃生、衣不蔽体的大学生每人发了两套军装外，死难官兵追认为烈士，遗体上覆盖一套军装，一双解放鞋。而同样在抗台风中牺牲的83名大学生，并未享受烈士待遇，连一套军装和一双军鞋也没给，只用一块白布和一片草席裹尸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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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彤彤的牛田洋 走出来多少英才栋梁

牛田洋人最爱唱的歌是：“红彤彤的牛田洋，革命的大课堂，毛泽东思想大放光芒大呀大放光芒，围海造田创奇迹，战天斗地志如钢……伟大的.五七.指示闪金光，我们心向红太阳……” 这首歌是牛田洋人的心声和生活的真实写照。

55军219师一万多名官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千多名大学生一起，在这里经受了艰苦卓绝的战天斗地和7.28狂风恶浪的生死考验。从牛田洋走向全国各地、五湖四海，他们当中许多人成为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或出使各国，担负起祖国外交使命，或是在科教文卫战线改革创新，建功立业，或是战在商贸战线，遨游商海…………

从牛田洋走出了以外交部长李肇星、驻英国大便马振岗、驻多哥大使石同宁、驻日本大使陈健为我表的一百多位卓越外交家，而这四个代表都出自我们学生二连！

从牛田洋走出了遍布全国各行各业大批英才栋梁！

为什么从牛田洋走出来的战士和大学生们个个都是好样的，能干出一香骄人业绩式经天纬地的事业来呢？我认为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客观与生观、外因和内因：

牛田洋是按照毛主席光辉五、七指示创建的大学校，是活学活用的毛泽东思想的最好课堂。

牛田洋受到周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周密安排。周总理让大学生到军垦农场锻炼的宗旨是：储备、锻炼、提高。周总理多次指示部队要培养好、保护好大学生，确保大学生学习外语时间，还给我们学二连派了三位英、德、法语老师。1969年4月周总理派国务院马列主任到牛田洋视察并到我们连队作报告。台风过后，周总理马上派外交部徐以新副部长来慰问、落实对大学生们的待遇政策。

这批来牛田洋锻炼的大学生是新中国成立后上学，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建设需要培养出来的“百里挑一”的“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都有一颗奋发向上、尽忠报国的责任感和自信心。这批人经过牛田洋这样一番艰巨又繁重的劳动磨练和7.28狂风恶浪的生死考验，正应验了孟子那段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往日红彤彤的牛田洋已不复存在，但光辉的牛田洋精神将会永放光芒！

崇山峻岭 教书育人

我们在汕头牛田洋接受解放军“再教育”整两年。1970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全连集合在7.28烈士墓前，指导员罗育文宣读学生二连分配方案：有的到北京国防部、航天部、交通部、地质部、新华社、电影进出口公司，有的到空军、陆军，有的去广州交易会、中山图书馆，有的到中山县等等，宣读到张冠一“广东省五华县”，我听后非常震惊，为之愕然！这种分配是根据什么原则？是学校学习成绩还是在部队表现？是哪来哪去或分回原籍？我去找连是想问个明白，刘连长说：“我原是提议将你分北方的，怎么变啦？五华有个军用机场，可能需要外语翻译…………”我正与连长交谈，外边有同学喊：“张冠一，有人找！”我出去一看，来人中等身材，皮肤白皙，眉目清秀，一表人才，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周永富，四川大学外语系毕业，一直在师部写材料，也被分到五华县，想与你来商量怎么办？”我立即回答：“只有先去报到，看看情况！”

天府才子 投江寻死

周永富与我乘汽车来到五华县委组织部报到，曾科长说：“你们俩分配到中学，先去县委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农村搞两年斗、批、改！”我俩一听，目瞪口呆，怎么能这样胡乱分配呢？我们已在部队锻炼两年，又要下农村锻炼，学业荒废，几年大学白上。我俩商定，不接受这种无理分配，要向上级反映，要求重新分配。找哪个上级呢？原来听说我们这批学外语的大学生到牛田洋是储备锻炼，归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代管。于是由我执笔给国务院外事办写了封信。在五华县，县委书记官最大，我俩就在一天晚饭后找到王志远书记家。王书记是山东人，很诚恳接待了我俩，对我俩的处境深为同情，但他说他无法改变国家分配方案。

过了几天，组织部曾科长转交给我们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回复函，我俩满怀希望，打开一看，全是大话空话，不解决任何问题。我俩陷入绝望，但是我俩上书国务院，夜闯书记家却成为一大新闻事件，传遍了五华县城。

我俩人心中苦闷，一片茫然，走投无路。一天下午，我没首穿城而过的琴江散心解闷，忽然有见周永富纵身要投江。我断定他不是下河游泳，而是投江自尽，迅速扑上前将他拉腰抱住拖回岸上。问他为何轻生寻死了？他向我如实道出了原委……………………！

献身外贸 大有可为

跨省调动回安阳

1974年春，我去成都看望叔叔和婶婶，向叔叔诉说了我的苦恼：“我在中大外语系学习和到牛田洋军垦农场劳动锻炼都很优秀，部队再分配时，只看家庭出身不看个人表现，把我划为“走资派”子女，被分配到广东偏远的五华县，我想调回河南工作，五华县一直扣着不放！”叔叔一听，对我说：“哎呀，我咋忘啦，你去找紫阳呀！.文革.这些年，我们断了联系。你回广东，代我去看看他和你梁阿姨。你赵伯伯是我的老上级，从抗战到四七年，我们都在一起。他跟你多也熟。在冀音琭九地委时，张国华是书记，赵紫阳是副书记，1945年张国华调走后，赵紫阳接任书它，我是地委组织部干事兼机关党支部书记。解放后，我们都有十不往。.文化大革命.，一亲阳也被打倒了，后来被解放，去了内蒙，管农业。他是业专家，很快解决了内蒙百姓吃糖和吃肉难问题，在内蒙干部群众中威望高。中央刚把他们去回广东。我和你梁伯琪阿姨也一起工作过，也是老朋友。你去找他们，会帮你的。”

听了叔叔的这席话，我看到了希望。

遵照叔叔的嘱咐，我带着叔叔写的信回广东。很顺利地找到广州东山区蟾蜍巷23号院赵紫阳书记的家。赵伯伯和梁阿姨在一楼客厅热情接得了我，我介绍说：“张超是我父亲，张策是我叔叔，我叔叔让我来看望你们！”见信如面。梁阿姨激动地说：“我们与他两兄弟都很熟，你父亲个子高，你叔叔个子我！”赵伯伯紧接着问：“你叔叔和你父亲这儿年情况怎么样？”我说：“他俩都被打成了.走资派.挨批斗，我受牵连被划成.走资派.子弟，中大外语系毕业被分配到五华县当老师，想调回河南工作，五华县一直扣着不放！” 赵伯伯听后接着说：“我了解你叔叔和你父亲，他们绝不会是什么走资派。河南比较穷，你想调回家乡工作是好事，我让秘书给你办吧！”

我没想到赵伯伯说话这么爽快干脆，更没有想到我回五华不到半月，县委组织部就召见我，说同意我调回河南，并向我出示了蔡肇发秘书用毛笔字写给五华县的信，让我感激涕零！我也用毛笔给赵紫阳伯伯和梁伯琪阿姨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的激动和感激之情。赵伯伯、梁阿姨那慈祥的面容、纯朴的乡音永远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事不宜迟。我立即与安阳市有关部门联系，申请调回安阳工作。对方很快回函，让我填写家庭情况和爱人家庭情况，我当时并未结婚，途经安阳时朋友给介绍了两个对象，只匆匆见了一面，为调安阳，只好填了其中个“韩瑞艳”，她是我老乡，知道她父母都是革命老干部，会对我调安阳有利，我想会你快调回安阳的。等啊等，一直等到五月底，安阳市组织部回函：“运动期间，暂停调动。” 让我大吃一惊，如当头一捧。刚设暑假，我就匆忙赶回安阳。经了解，方知河南派性严重，当时造反派掌权，韩瑞艳父亲是有名的保守派，安阳因故不按收我。我去找组织部，一位姓王的干事傲慢地说：“你不是认识赵紫阳吗？他在河南说话不管用。你让刘建勋（河南省委书记）说话我们才能接收你！” 这明明是故意刁难人，让我又气又恼，无可奈何！

天无绝人之路。第二天韩瑞艳在街上恰好碰见张明经一一安阳市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是韩家在鹤壁市时的好邻居。韩瑞艳向这位张叔叔叙说了市委组织部那位姓王的干事故意刁难的事，张书记听后气愤地说：“无法无天，胡说八道！你不用去找刘建勋，县官不如现管，我给你写个条去找组织部，谁再刁难你，我处分他！”韩瑞艳拿着张书记的信又找组织部，接待人还是那位王干事，看到张书吧的信后面露愧色，态度大变，毕恭毕敬地说：“我们按照张书记指示办，安阳市同意接收你，还需要等省委组织部下调令！”

说来也巧，韩瑞艳妈妈一位抗战时期老战友欧阳朋姣（时任商丘市文化局长）来安的探亲住在韩瑞艳家，韩瑞艳向她说起我调动工作一事，现在还需省委组织部下调令。朋姣姨听后笑了，马上就说：“太巧啦，我在商丘培养的一位年轻干部叫杜润生，现在是省委组织部调配处处长，他正管这事，你们去找他吧！”

第二天一早，我就乘火车赶到郑州，找到杜处长。他热情地领我到他办公室，找来了我的栏案，说：“你回吧，你不到家调令就到安阳啦！”

我真不知道跨省调动这么难，要经重重难关，所幸的是道道难关前总有“贵人”出来相助，赵紫阳、梁伯琪、张明经、朋姣姨、杜润生，一个个亲切的面容至今栩栩如生，让我终生难忘，感激不尽！

翻译兼商检 努力多贡献

我被安阳市委组织部分配到市外贸局工作。

安阳外贸局位于解放路中段北关广场唐子巷1号，是一座漂亮的拐角单面三层楼。办公楼南面，是一座五层家属楼，两楼之间是一个小院，院中有两棵参天白杨。对面路北是安阳宾馆，位置很好，交通便利。

外贸局政工科长胡德善同志跟我谈话说：“外贸局分取到把外贸部中转站建在安阳，进口货物先发到安阳，然后再向全国各地调拨。这是一个县团级单位，有很多外文资料需要翻译，中转站正在建设中，你先去中转站工作，吃住在局里。” 我愉快地接受了组织安排，因为我在大学里的专业就是英语，资料翻译工作正好对口。真的庆幸：我踏上了能发挥自己作用的对外经贸征途！

外经贸部中转站位于南关解放军13医院南面，占地300余亩，路南仓储区建有八栋大库房和铁路专用线，进口货物可以直达仓库内装卸。路北是办公区，建有一栋两层办公楼和两林两层家孱楼，之间是一个大院，建有一个职工食堂。这个拔地而起的高规格、大规模的新单位受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委派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平任主任，各科科长也都是很有工作能力的老同志，其他人多数是从外地调回安阳来的，如闫学钧是从北京外经贸部调回：刘宝恒从天津外运调来；徐兆勤西北师大毕业，从宁夏调回；周王田是海军教官，从青岛调回；葛志毅、吴君建是随父母由上海内迁；徐丽娟随丈夫从哈尔滨调来…………，外贸中转仓库人才济济，各有所长，来自五湖四海。

我去中转站起初的两年，是与一军队专业参谋拜明君同志共同负责进口业务，我翻译进口商品合同、质保证书、海运提单等外文资料，拜明君负责商品调拨，发往全国各地。我们两个人一间大办公室，工作配合得十分默契。我从1974年到1978年在中转站工作四年，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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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挑重担，商检破难关

我从《国际贸易纠份处理案例2000》一书中了解到对进口商品品质、数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可以提出索赔，我想我们接受这样多品种的进口货物，一定会有不符合会同规定的，应该提出索赔，挽回经济损失，我向领导主动提出开展商品检验、索赔业务。

我先去郑州商检局请教，郑州商检局的高工易飞驹、毛敬和接待了我，他们指出要对每宗商品对是进口合同规定进行数量、重量、规格、品质检验，达不到合同规定就可以提出索赔！当时郑州商品检验检疫局（简称商检局）成立不久，人负少、化验设备简单，承担不起检验任务，怎么办？

我只能就地取材，骑着自行车联系安阳市的大型厂矿企业化验室，进口钢材到安阳钢厂化验室，进口化工原料到安阳日化厂化验室，这两个化验室都很乐意承担了我们的化验任务。

第一次选择了日本进口钢板到安钢化验，每块钢板的规格重量都是合同规定的下限，这样结果是整批进口钢板的重量就与合同规定相差很多。

安钢化验室出具了检验报告，郑州商检局派毛敬和、河南五矿公司派康代玉与我一起到中国商检总局向日本出口商提出了索赔，我方出具检验报告有理有据，日方无话可说，乖乖进行了赔偿。

有了第一次索赔成功经验，我对日本进口的钢板、钢管、盘条等商品每批都进行认真检验，凡是数量、质量不合格的，都进行索赔，为国家挽回了大量经济损失，维护了国家利益。

…………………… ………………！

一生践行“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1964年我考取中山大学外语系，9月1日上午化学系老乡曹郁琪同学来广州东站接我并带我到“怀仁堂” 报到。怀仁堂位于中大康乐园中轴线上，北面正门两边各嵌一块云石，左侧云石上为商承祚教授所题“怀仁堂”，右边云石上亦为商承祚先生所书独具特色的秦隶体“学生要立去做大事，不可做大官”。曹郁琪说：“此乃孙中山先生1923年于此处所的长篇言讲的题目。” 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刻在云石上，更深深镌刻在每位中大学子的心中，我用一生恪守践行了孙中山先生的这一谆谆教诲，多次拒绝提拔重用，一心一意干事创业。

“新官” 上任三把火 创出全市三个第一

1968年我大学毕业到汕头牛田洋部队军垦农场锻炼两年，又分配到广东五华县工作四年。1974年调回安阳一直从事外经贸工作。1983年中央实施干部制度改革，把我推到安阳市外贸局是的领导岗位，成为当时全市最年轻的局级“一把手”，算是一个“小官”。我遵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理念，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连续干了三件“大事”，创出全市三个第一，震动很大，深得好评。

为办公楼、家属楼都安上了暖气

为外贸干部职工每人定做一套呢子服

政企分开，奖勤罚懒，精兵简政

………………。 1985年一开始各公司干劲冲天，大力巩固老产品、开拓新业务，8月初就超额完成了省政府下达的出口计划，全国领先，受到省政府通报表彰并派经济日报记者进行了专访，在经济日报第三版长篇报道了我市外贸的先进事迹，引起极大好评，河南省各地市纷纷前来学习取经。从此，各种媒体常找上门来，各种荣誉接踵而至，省、市组织部门把我列为重上培养提拔对象。

仅过了两个多月，市委组织部曹中原部长通知我到中组部干部调配局报到，我不着十分好奇心找到北京西单中组部，调配局接得我的张局长亲切地说：“总理看到经济日报有关安阳外贸的报道，我们也对你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考察，认为你来做总理秘书很合适，你的意见如何了” 我一听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受宠若惊，有种一步登天的惊喜！但我转而想到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和“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的古训，激动的头脑迅速冷静了下来，不可进中南海深墙大院把自己束缚起来，应该到广阔天地去干事创业。于是我回答说：“我是学外语的，干外贸比较合适，怕当秘书干不好，请选比我更合适的人吧！” 张局长听后很感愕然，面色阴沉地说：“你让总理看中是三生有幸，多少人求之不得，你错过这么好的机遇会后悔一辈子的！” 我说不后悔，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中组部，出门后感到有些遗憾，应该让张局长带我去见见总理。

（是啊哥，当初从广东调河南是总理给你办的呀，应该去见见总理，遗憾中后的福份是你的福报。）

在深圳挂职锻炼

河南省为学习沿海特区对外开放先进经验，从全有选派了十名干部到广东挂职锻炼半年，我被安排在深圳土畜产进出口公司任副经理，公司为我召开了欢迎会，让我参加公司各种会议和业务活动，享受公司一切福利。我虚心向公司干部职工学习，很快与他们打成一片。当时公司经济效益特别好，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的女儿就在公司当外销员，我常听他们说：“深圳到处是商机，垃圾运到深圳都赚钱”。

我将在深圳听到的信息向李祖卫市长汇报，建议趁深圳初创阶段要抢占先机，赶快来深圳投资买房建办事处，扩大安阳对外开放和进出口贸易。李市长研究采纳了我的意见，让几家出口效益好的企业集资，在深圳春风路锦星11楼购买了三个单元房，建立了安阳驻深圳办事处，正科级，归外经委领导，给了我很大方便与支持，让我在深圳左右逢源，如虎添翼。

我有一大批中大同学和五华老友现已在深圳身居要职，到香港的成了大老板。我利用这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很快建起了一个庞大的朋友圈，成为销售安阳产品的销售网，把安阳的拳头产品如针织内衣、玉米淀粉、糠醛、四环素、油泵、吹风机、冻兔肉等等很快打入了香港市场，转口世界各地，“酒香不怕巷子深"许多香港客商闻讯找上门来，深圳办事处门庭若市，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安阳外贸各公司都发展了一批客户，当年都赚得盆满钵满，许多香港的“小商人”因经销安阳产品而一跃成为“大老板”。

挂职半年一晃而过，我向省委组织部建议：仅在一个单位挂职视野太窄，学到经验不全面，应组织我们到其他先进地市看一看。省委组织部按受了我的意见，让广东省组织部又安排我们十人到东莞、中山参观了十几家合资企业和外贸进出口企业，眼界大开，学会了更好利用外资。

省委组织部要求每人写一份挂职锻炼总结，由张赤侠部长主持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让各人谈挂职锻炼收获体会，会后张部长留我单独谈话，要调我到河南省驻广州办事处任主任、副厅级，我考虑到我在深圳半年为安阳外贸打下了良好基础，出口贸易如火如荼，怎么好离开我刚开创的事业？我让为出口贸易对一个城市经济拉动作用很大，比去有办事处近来送往，吃吃喝喝更有意义，于是我回绝了张部长提拔重用的好意，继续返回安阳外贸工作。

回安阳后杨宏信副书记、曹中原部长找我谈话说：“滑县杨道卓书记已年满六十，市委研究让你去滑县任书记，滑县是全国粮食大县、人口大县，希望你把挂职学到的经验运用到滑县。” 我听后很感意外，到滑县任书记虽然是组织重用，但并非我所愿，于是回答说：“书记、部长：我没有农村工作经验，怕干不好。我在深圳学习的对外开放经验更适合于留在外经委发挥作用。” 我的婉拒让书记、部长很想不到，面露难色，他俩经短暂研究后杨书记说：“市委已任命杨XX为外经委书记、主任，你若留下来只能任副主任、副书记啦！” 我立即表态说：“职务不重要，能发挥作用就好！”。我被分工主管干部|外资、外经。接着成立“安阳市引进外资办公室” 让我兼主任。安阳市又要建“海关”，又让我兼“安阳海关筹建处主任，身兼三职，重任在肩，许多具体事务要处理，只能甩开膀子拼命干。”

到比利时创建友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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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安阳与厦门、海口、黑河友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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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安彩玻壳 安松炭精棒多家三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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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港商策划在人大会量举办700人大型团拜会

我三奶奶张玉雪是印尼爱国归侨，她有八个兄弟姐妹在香港、德国从事国际贸易，都是商界精英、大老板。他弟弟张一鹰等港商计划到国内投资建一个大型轧钢厂和一个水呢厂，我向他们推介安阳市最适合投资建厂。

他们为了取得高层领导和有关部门支持，向中国桥牌大协会捐赠了一百万港币，1993年3月28日上午在世贸中心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晚上在人民大会量举办了“93年春季骏盛杯桥牌邀请赛暨新春团拜会”，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部委、各界名人700多人参加了团拜会，晚宴设70桌，邀请著名电影演员李羚做主持人，团拜会规格很高，气氛热烈友好，盛况空前。原国家主席万里受邓小平同志委托为代表团提词。第二天中方以桥牌协会名义，在钓鱼台国宾馆没宴答谢香港贵宾。

晚宴结束后我立即邀请代表团香港客人连夜赶赴安阳，第二天考察了安阳钢铁厂、汤阴轧钢厂、海军水泥厂，他们对安阳投资环境比较满意，但认为没有机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最终放弃了到安阳投资建厂的计划。

三奶奶和张一鹰在北京苦口婆心劝我去见最高领导人，调我来北京来做大官、干大事，我婉言谢绝说“不在北京，不当大官，照样可以干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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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策划组织赴国外经贸考察、招商引资

我每年都组织带领外贸人员和进出口企业参加广州广交会、深圳商交会和厦门投资贸易洽谈会，并多次策划组织赴国外招商引资、径贸考察活动。

1997年组织我市各有关部门人员赴香港、泰国招商引资，在香港举办了“安阳市招商引资项目新闻发布会” 香港中外客商云集，首战成功！

1989年7月参加“国务院引进智力办公室”在美国举办的进出口企业厂长、经理培训班，学习时间三个月，后因学潮动乱改为赴日本学习考察一个月，日方接待的是日中友好协会，我被指定为团长，负责组织参观、讲话、致词，我们考察了日本几个大城市、县、乡村和安松电器、制衣、地毯、文化用品厂等大企业，日本企业的严管高效、文明卫生很值得学习，给我们留下良好印象。

　　1993年9月我以经贸部咨询公司名义组织了一个35人代表团赴美加招商引资，受到老朋友李肇星大使关照，中国驻美大使唬邀请了克林顿经济顾问等贵宾前来参加我们的招商会，取得了很好成效，被评为“最高规格的招商会”。

受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卢秋田邀请，以中国对外友协名义，我组团18人赴俄罗斯、罗马尼亚经贸考察。在俄罗斯由国家杜马接得，参加了俄罗斯宇航中心等高科技单位，还特意拜谒了列宁故居。到罗马尼亚后罗马尼亚国家电视台对我团跟踪报导，待为上宾，影响很大。

调统战部后又让我三次出国招商

2003年市委书记找我谈话，很关心地说为我安排了一个既轻松又能发挥我特长的地方一一任统战部副部长，我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我奋斗二十年的外贸岗位，聊以自慰的是这二十年，我将一个全省最落后的外贸局变成为进出口兑值全省第一、利用外资全省第一、外经项目全省第一，在全省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省政府颁发给安明动三次大奖，让安阳市外贸达到了历史顶峰。

我轻松愉快地到统战部上任，分工主管：干部科、台办、侨联、工商联，这几个部门社会接触面很广，政策要求很高，正好能发挥我的作用，在统战部工作三年，让我三次出国搞统战招商：

2003年去澳门出席由省长主持的“河南省情经贸合作（澳门）推介会”。

2004年参加由省委统战部组织的“河南省海外联谊会赴香港代表团” 与香港各商会开展联谊活动，并应邀参加“香港小林武术文化中心奠基礼”。

2005年与省侨联主席林雪梅一起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世界客家人联谊大会”。

退而不休 商海遨游

2006年退休后，我立即被广东中山“冬虫夏草口服液研发中心” 聘任为销售总监，该公司还聘请为毛主席的白内瘴手朮的著名专家唐由之为顾问，我们成了好朋友。

2007年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