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印痕 ：夏峙、冬伤与山巅火

爱菊

美篇号：129576468

文字/编辑：爱菊

图片：来源于网络

引言

多年以后，寒来暑往、昼夜交替间，每逢闲暇静坐窗前，一阵风、一声蝉鸣、一缕炊烟，都能轻易使我回忆起在孙旗屯乡工作的那段时光。

那是一段在刀锋边缘游走的岁月——盛夏的闷热里，一场宝马车引发的干群对峙剑拔弩张；腊月的刺骨寒风中，一桩欠薪砍人案险些酿成大祸；秋初的山巅上，一次非法庙宇拆除竟让火光灼人。

也是在那里，我摸清了基层工作的路子：它就像在刀锋上跳舞，既要明辨是非，更要贴紧民心，还得扛住沉甸甸的责任。因为你面对的，都是揣着生计与尊严的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怒、他们的盼，他们的安危样样都轻视不得。

这三段记忆，像三枚钉子，牢牢钉在我的生命里。纵然时过境迁，依然清晰如昨。

一、盛夏的对峙

1998年的夏天，空气像拧不干的湿棉絮，裹着湿热往人骨头缝里钻，闷得胸口发沉。院里的龙爪槐，树叶蔫头耷脑地卷着；蝉在杨树枝头扯着嗓子叫，吵得人心烦意乱。

我伏在办公桌上整理材料，汗水顺着鬓角往下淌，在纸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忽然，院子里传来潮水般的嘈杂——高一声低一声，声声裹着怒气，像暴雨前滚过天际的闷雷。

“今天不把车的事说清，咱就去区政府讨说法！”有人扯着嗓子喊，声音里满是憋闷的火气。

我隔着纱窗望去，心口猛地一沉：大院里黑压压挤满了人。白发老人满脸焦灼，用拐杖“咣当咣当”捣着地；抱孩子的妇女紧护着怀里的娃，婴儿却哭着闹着挣扎着要下地；几个中年汉子攥着拳头凑在一起嘀咕，神情动作里都带着股火药味，仿佛再碰一下就要爆燃。

综治办的小赵一头冲进来，脸色发白：“王书记，院里是小所村的群众，来了几十号人！我已经联系村书记了，他马上就到。情况是这样：租地办厂的老板欠了村里两年地租，村里打官司赢了，老板却无力偿还。法院依法查封了他那辆九成新的宝马车，据说值八十万，村民本以为能通过司法拍卖抵偿地租，结果几个月过去仍没动静，最近还有人发现，法院工作人员临时用它当公务车——这才闹到乡里来的！”

我让小赵赶紧打开会议室空调，先请大家进去歇着，又当着众人的面承诺：“我这就跟村干部去请区政法委协调，今天一定给大家一个准信，绝不会让各位白跑。”可情绪一旦烧起来，哪是三两句能浇灭的？人群里，一个穿蓝色衬衫的年轻人往前站了站，语气生硬：“这事根在法院！今天要是没说法，我们就去堵法院大门，不信没人管！”“对！去法院！”赶来的人齐声应和。“事情总有办法解决，堵门是妨碍公务，使不得。”我急忙向他们解释。

就在这僵持的当口，政府办的小马气喘吁吁跑进来，话都说不利索：“刚、刚接电话——小所村有几个人情急之下，已经把那辆宝马从法院擅自开回村里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步棋太险了。他们这是擅自转移法院查封财产，可能会激化与法院的矛盾，还可能因此举不当陷入被动。我当即拍板：“小赵，你留在乡里继续劝返群众，耐心解释法律风险，稳住大家情绪；我现在就去区里汇报。”

赶到区政法委时，付书记听完我的汇报，没皱一下眉，反倒淡淡一笑：“群众没错，他们要的不过是该得的地租，是合理诉求，只是方法欠妥。这事你别管了，我去跟法院沟通，督促加快拍卖处置流程，尽快结案。”

那一刻，悬在我心上的石头“咚”地落了地。走出政法委大楼，一阵凉风裹着桐花的香气扑面而来，我才发现后背早已被冷汗浸得透湿。那句“群众没错”，后来成了我基层生涯的“定心丸”——它让我明白，只要站在群众的合理诉求这边，再难的事也有解决的办法。

几天后，小所村孙书记回话说：法院第二天就派人去了村里，向村民说明延迟处置的原因，随后按法定程序启动拍卖，最终村民推荐的买主依法全款购置了那辆宝马。村里第一时间按合同给群众补发了地租，没人再提“讨说法”的事了。

二、腊月的伤口

腊月的风裹着雪粒，刮在脸上不是疼，是“木”。出门的人，都缩着脖子。三岔口村的砖窑厂早熄了火，黑黢黢的烟囱杵在雪地里，可厂院的空气里，却闷着股燎人的火气——那是8个山东汉子憋了几个月的怨，仿佛能把这冰天雪地都烤化。

村支书的电话打过来时，我正摩挲着政府办发的新春联，端详着红纸上的“福”字。他的声音抖得像被风扯烂的塑料布：“王书记！出大事了！砖窑厂工人讨薪，被厂长拿菜刀砍伤了！现在那俩人红着眼回厂里叫人抄家伙去了，我和治保主任怕是拦不住呀！”

我抓起外套往楼下冲，拉链都没拉严实，冷风“嗖嗖”往怀里灌。叫上综治办的赵主任和司机小陈就出发了。车开在结冰的土路上，一颠一颠像骑头犟驴，五脏六腑都快颠到嗓子眼。风“哐哐”砸着窗玻璃，我的心揪得发紧——还有8天就过年了，这要是闹出人命，多少个家庭都难得团圆。赵主任攥着扶手的指节泛白：“用不用给派出所打个电话？”“先别打，看看情况再说。”

到砖窑厂时，没被雪盖住的血印先撞进眼里。从厂门外直拖到宿舍，在凌乱的脚印间断了又续。宿舍没开灯，昏暗暗的，空气里飘着烟味，还混着脚臭味。几个工人眼白上爬着红血丝：穿迷彩服的汉子攥着铁棍，指节绷得发白；戴旧棉帽的老头手里捏着块砖，指缝里的煤灰嵌进肉里；最边上的二十来岁小伙，铁锹把被他攥得泛潮，另一只手偷偷摸了摸口袋，掏出一张姑娘的照片，说：“这是俺娘托人给俺找的对象，叫俺挣了钱回去相亲。”

工头老张的手还在抖，嗓子哑得像被砂纸磨过，边说边咳，唾沫星子混着颤音：“俺们从麦天就来这儿包活，天不亮就拖砖坯；装窑时扒高上低，一不小心，脚就被砖渣硌出血；夜里守着窑火不敢合眼，生怕温度差了毁一窑砖；出砖时烫得后背生疼，汗珠子掉在热砖上，‘吱啦啦’响——就盼着腊月结清工钱！回家给娃买身新衣，给老人买盒点心，一家人围着火炉吃顿年夜饭。前前后后找厂长要了五次，他每次都拍着胸脯说‘再等等’，昨天脸一沉说‘没钱’，今天俺和老李堵到他家门口，他居然操起菜刀就砍！要不是老李急着用胳膊挡，这刀指不定就劈在头上了！”厂长见老李淌了血，“哐当”一声关了门，再没露面。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墙角的老李眼里裹着泪，咬着牙，腮帮子绷得紧紧的。见我进来，他喉结滚了两下，半天挤出一句，声音发颤：“俺们这两万块，不能不要，这些人，哪个不是家里等着这钱买年货？俺家老婆子有风湿，冬天就靠暖水袋扛，原想结了钱给她买个电暖器……”“就是，这钱必须得要！俺明年不来了！”戴棉帽的老头跟着附和，他把砖头换了只手，活动着那只僵了的手。

我尽量让声音稳下来，往前挪了两步：“兄弟们，先把手里的家伙放下。咱要的是工钱，是公道，不是拼命。消消气，别冲动——真动了手，再伤着人，钱要不回来，还得蹲局子，这年咋过？家里的老人、孩子咋办？请相信，我一定帮你们要回工钱、治好伤，绝不让你们带着伤、空着手回家过年。”

赵主任早摸出兜里的烟，给工人们挨个递，烟盒都捏变了形：“抽支烟，消消气。”又扭头喊村支书：“快烧壶热茶来！”工人们看看我，又看看老李胳膊上渗血的毛巾。老张盯着那片红，又摸了摸自己满是老茧的手心，忽然叹口气，把手里的木棍往地上一放；那个小伙子也松开铁锹，“当”的一声，铁锹头砸在砖地上；其他人也陆续松了手，铁棍、砖头“咣咣当当”落在地上，像是卸下了千斤重负。

我让司机和治保主任叫上两个工人，先送老李去医院；赵主任留下接着劝其他人；我和村支书去厂长家。厂长家的大门关得死死的，敲了半天，才有个女人从门缝里怯生生地往外瞅。村支书扯着嗓子喊：“开门！乡里的王书记来了！”

开门的是厂长妻子，围裙上沾着面粉，脸白得像张纸，嘴唇哆嗦着，说话都不利索：“俺家老周没在家……他砍了人就跑了，俺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俺不敢拦——他急眼了，连俺都骂，连娃都打。俺知道他也难啊，这半年天天骑着破摩托跑销路，回来就蹲在那儿抽闷烟，一声不吭，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

“嫂子，先别慌，咱进屋说。”我压低声音，尽量让语气缓和一些，“这事明摆着是咱理亏：欠薪本身就违法，动手伤人更是错上加错。我刚从厂里过来，工人们现在还红着眼，嚷嚷着要和你们拼命。总躲着也不是办法，现在最要紧的是筹钱，该给的给、该赔的赔，这事才能摆平。”

她的眼泪“唰”地下来了，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围裙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声音带着哭腔，断断续续：“俺知道错了……可砖窑厂今年是真不行啊，砖堆在厂里没人要，连拉煤的钱都是找俺兄弟借的，这年都快过不下去了。娃前几天吵着要买件羽绒服，被老周劈头盖脸骂了一顿，你看沙发上那旧棉袄，袖口磨破了边，俺缝了又缝，娃还得换着穿。”她伸手摸了摸棉袄上歪歪扭扭的补丁，指尖顿了顿，眼圈更红了。

“嫂子，我知道你们难，可工人们更难。”我递了张纸巾给她，她攥在手里揉成了团，“两万块工钱得给，那是人家的血汗钱；老李的医药费、营养费，也得备个两三千。要是工人真报了警，老周不仅要全额赔偿，还得负刑事责任——派出所把老周一抓，丢人不说，留了案底，娃将来考学、找工作都受影响，这账，你得算清楚。”

她愣了半天，眼睛盯着那件旧棉袄，终于咬着牙点头：“俺听你的，这就给俺兄弟打电话，让他帮忙借钱……俺去给老李赔罪，给大伙赔罪，只要派出所别抓老周，俺咋着都成。”出门时我又叮嘱她：“这事没处理完，先别让老周和娃露面，省得再起冲突。山东老乡早走一天，你家也能早安宁一天。”

赶到镇医院时，医生刚给老李缝完伤口，正一圈圈缠绷带。“伤口不算深，但得输两天消炎药，预防感染，千万别冻着。”医生边收拾手术包，边叮嘱老李。

老李半躺在病床上，举着受伤的胳膊，绷带裹得厚厚的，像肿了一圈。看见我进来，他挣扎着想坐起来，被我按住了：“别动，好好休息。”他张了张嘴，声音有点哽咽，眼角红得发肿：“王书记，俺……俺不是想闹事，俺媳妇昨天打电话说，要是拿不回钱，过年连块肉都买不起，娃们还等着俺回去买新棉鞋呢——去年的旧棉鞋小了，一冬天孩子穿的单鞋，脚趾头冻得全是红疙瘩，晚上痒得直哭，俺听着电话里娃的哭声，心都快碎了。”

“我知道，委屈你了。”我拉了把椅子坐在他旁边，握住他粗糙的手，掌心的茧子直硌人。我不由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想起了父亲那双一样布满老茧的手，“厂长家已经在筹钱了，明天一准送过来，你安心养伤，别的不用操心，过年肯定让你带着钱回家。”

第二天一早，厂长妻子揣着一沓钱来了，还拎着一箱牛奶、一兜苹果。钱被她攥得皱巴巴的，边角都磨得起毛，像是数了无数遍，最上边还有几张零钱——有一块的，五块的。她一进病房就往老李床边跪，膝盖还没着地，就被老李急忙拦住：“大妹子，使不得！快起来！”

“大哥，对不住，是俺家老周糊涂！”她拉着老李没受伤的手，眼泪滴在老李的手背上，“早上老周打了个电话，说在亲戚家躲着，没脸见你们，让俺跟大伙好好赔罪，借的钱他慢慢还。前天他出去借了一圈没借着钱，心里堵得慌，中午喝了点闷酒，脑子一热就犯了浑，你们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这是两万块工钱，一分不少，都是俺找亲戚朋友凑的；医药费俺已经交了，这一千块你拿着，买点营养品补补身子，要是嫌少，俺再去借。”

工人们围在病房门口，看着那沓皱巴巴的钱，脸上的愁云终于散了。老张接过钱，指尖有点抖，数了两遍，才分给大伙：末了又给老李多塞了五十；给戴棉帽的老头递钱时，老头还念叨着“俺爹的药快断了，这一两天得赶紧回去”；小伙子把钱揣进内衣口袋，贴着心口，又掏出来摸了摸——再塞回去。“俺们也不为难你了，”老张对厂长妻子说，“以后别再欠工人的钱了，都不容易——出门打工的，哪个不是背着一家人的指望？”

下午送工人去火车站时，风还在刮，雪还在下，落在眉毛上，瞬间化成水顺着眼角往下淌。老李把受伤的胳膊揣在怀里，伙伴们帮他拎着行李，边走边聊：老张说要给老婆买个“小太阳”，小伙说要给姑娘买条红围巾，戴棉帽的老头说包里装着给爹买的药。临上车时老张和老李握着我和赵主任的手，连声道谢。

看着火车渐渐消失在雪雾里，那红纸上的“福”字浮现在眼前。我想起老李说起娃冻肿脚趾时发红的眼，想起工人们把钱塞进内衣时小心翼翼的模样，想起厂长妻子摸棉袄补丁时颤抖的手，真切地体会到“平安才是福”。老李胳膊上的伤，几天就能长好；可这些藏在糙日子里的痛——像扎在心上的刺，何时才能拔掉。

三、山巅的火光

夏末的风还带着燥热，山间的树叶在风里轻轻颤着，空气里混着泥土的芬芳和谷苗的清香。那天，区统战部传来明确指示：五龙沟村西山上的“五龙庙”未办理宗教活动场所登记，属于非法宗教建筑，必须依法拆除，限期一周内完成。

我和党委委员先去现场勘察。五龙庙建在山巅上，只有一条窄得仅容一人通行的羊肠小道通向那里，庙的四面都是陡坡，底下就是深沟，碎石随时可能往下滑。机械根本开不上去，若靠人工拆除，得先清理周边碎石、搭建防护架，至少需要半个月，肯定赶不上限期。最终，乡党政联席会议经反复研究，虽考虑到“限期完成+现场条件限制”，却忽略了核心安全隐患——既未制定人员防护预案，也未准备防火应急装备，草率决定采取“集中焚烧拆除”的方式（后续事故证明，此方案未充分评估消防安全风险与人员安全风险，存在严重决策疏漏），仅提前清理了庙周围的杂草树枝。

拆违那天上午，党委委员带着三名同事上山执行任务，负责控制火势、防止波及周边树林；书记、乡长则领着机关干部在山脚下布“网”，一方面防止有人上山阻挠，另一方面疏散围观群众。所有人都集中精力盯着山巅方向，等待消息。

可没过多久，山上传来急促的喊声：“着火了！有人被烧伤了！”紧接着，一股浓烟从山顶冒起，清新的空气瞬间被浓重的焦糊味取代。我心里“咯噔”一下，抬头就看见那位党委委员——他衣衫破烂，脸上沾着黑灰，神色慌张得像失了魂，跌跌撞撞从山上跑下来，嘴里大喊：“火烧得太快，火星溅到小赵身上！他穿的化纤衣服瞬间被点燃，另外两个去救他的同事也被烧伤了！”

我顾不上多想，拔腿就往山上冲。羊肠小道上满是碎石，硌得脚生疼，裤腿被路边的枣刺划开个大口子，我却没心思管。越往山上走，焦糊味越重，热浪裹着黑烟扑面而来，呛得人直咳嗽。到了庙前才看见：庙屋已烧得塌了半边，浓烟滚滚；庙外不远处，三个同事正痛苦地蜷缩在地上——他们的外套烧得破烂不堪，露出来的皮肤上起了大片亮晶晶的水泡，部分已破裂渗血。两个男同事想撑着站起来下山，可刚一挪步，就疼得“嘶”出声；那位女同事一只脚被火燎到，脚面上的水泡破了、渗着血水，身体蜷曲着，发梢被火燎得焦黄，还散发着刺鼻的焦糊味，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掉，她嘴上说着“太可怕了！”

我们赶紧上前，有人脱下自己的外套为他们披上，大家小心翼翼地扶着三人，一步一步慢慢往山下挪——每走一步，都能听见他们压抑的“嘶”声，听得人心揪着。

山脚下的救护车早已等候。我们把伤者扶上车后，救护车拉着警笛，一路往谷水的烧伤专科医院赶。好在杨书记提前联系了医院院长，开通了绿色通道，医生初步判定，伤者均为浅表烧伤、无生命危险，床位、医护人员、烧伤药膏也都准备妥当，伤者一到，便分别被送进烧伤治疗室。

安置好伤者后，我们分成三路去接他们的家属。我和一位同事负责去宜阳县的村里，接伤者小赵的父亲，听小赵说他母亲一直在姐家帮着带孩子，仅父亲一人在家。一路上，车窗外的风景飞快往后退，我心里却沉甸甸的——一遍遍打着腹稿，既不想隐瞒风险，又不能让老人过度恐慌。

没想到，老人听完我的话后，只沉默了几秒，便默默点了点头，声音有些沙哑却格外平静：“孩子是为公家办事受的伤，我懂。你们也不想出事，肯定尽力了，不怪你们。我现在就跟你们去医院看孩子。”除了反复问“孩子伤到哪里，会不会留疤”，他没说一句抱怨的话。那一刻，看着老人鬓角的白发，我心里又酸又敬——这份“理解”，比任何安慰都让我们愧疚，更能让我反思“决策要慎之又慎”。

幸运的是，经过治疗，三位同事陆续痊愈出院，除了烧伤部位有少许浅疤，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可那天山巅的火光、伤者痛苦的表情、老人平静的眼神，像烙印一样刻在我心底。它让我彻底明白：基层工作没有“捷径”，更不能拿安全当赌注；人命关天，容不得半点疏忽。

后记

这三段藏在岁月里的记忆，像三面镜子，照出了基层工作的“实”——群众的事，从来没有“小事”：一句“群众没错”，是“把理站在群众这边”的担当；一次拦住挥向人的铁棍、帮工人要回工资，是“不让群众受委屈”的责任；一场烧疼了人的火光，是“每一步都要慎之又慎”的警示。

多年以后，无论我走到哪里，都忘不了在孙旗屯乡工作的那几年——它教会我，基层干部要在“刀锋上跳舞”：既要在盛夏的热浪里，守住“解民忧、护权益”的清凉；也要在腊月的寒风中，护住“保民安、暖人心”的温暖；更要在每一次决策、每一次行动中，始终不忘“为群众负责、为安全兜底”的初心。因为基层的每一寸土地，都连着老百姓的日子；基层干部的每一个抉择，都装着老百姓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