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土改分田勤耕耘（1948年至1958年）

迷宫的出口

　第五章、土改分田勤耕耘

（1948年至I958年）

1948年下桃花吐村的土地改革，当地人称为大风暴，镇压地主，没收财物，分配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有了自己的土地，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土地革命带来的变化，一直激励着后人，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成为我们范氏家族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一｝土改分配大变革

在土地改革运动中，镇压了地主，没收的财场土地分给贫困家庭，这不仅彻底摧毁了下桃花吐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更点燃了乡村发展的希望，为后续的农业生产和乡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村里几代人记忆中不可磨灭的重要篇章。

(1) 斗地主分田

据父亲说，我的家乡北票在1947年12月29日全境解放，1948年1月成立了北票县，土默特中旗联合政府，隶属辽西省。北票县第十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向桃花吐区下桃花吐村派遣了土改工作组。在工作组的指导下，建立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下桃花吐村农民协会，作为土改执行机关，一切权力归农会，成为领导村民参与土改的核心力量。一场旨在打破封建土地枷锁、让农民当家作主的运动，在下桃花吐村的土地上悄然拉开序幕。

1947年的冬天，下桃花吐村被漫天大雪覆盖，凛冽的寒风呼啸而过，却丝毫吹不散村庄里涌动的变革热潮——土地改革的“大风暴”正席卷这片土地，暴风骤雨般开展起来，改写着无数农民的命运。土改工作组和农委会，首要任务便是摸清村里的土地与财产状况。他们走家串户，与村民促膝长谈，详细登记每户人家的土地数量、地块位置、房屋状况，以及农具、牲畜等财产情况。尤其针对少数地主阶层长期占有大量土地、压迫农民的情况，工作组细致核查其土地来源、实际耕种情况，严密追查是否存在隐藏土地、转移财产以逃避清算的行为。每一笔登记、每一次核查都力求公正透明，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份该归还给农民的资源，不给投机取巧者可乘之机。

彼时，村里的范青田积极投身革命洪流，加入了农委会，成为土改工作的重要力量；年仅14岁的范玉香也不甘落后，加入儿童团，以稚嫩的肩膀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我的父亲范青林与其他村民、儿童团成员一道，频繁参加农会和工作组召集的大小会议，这些会议遍及家家户户，将土改的政策与意义传递到每一个村民心中，点燃了大家争取自身权益的热情。

在掌握充分证据后，农会组织农民与地主展开斗争，在下桃花吐村南头的庙外召开了批斗地主大会。会上，村民们纷纷站出来，勇敢揭发地主的罪行，那些长期压迫农民、掠夺资源的地主在群众的声讨中无所遁形。

对于罪行恶劣、民愤极大的地主李某等人，经土改工作组与农委会共同研究决定，依法对其执行惩处，这一举措大快人心，也彰显了土改运动打击恶势力、维护农民利益的坚定立场。与此同时，对地主的土地、房产、农具、家具、牲畜等财物的清算工作全面展开。工作组严格按照政策，在留给地主家庭必需的生活物资后，将其余全部没收，并统一汇集到当地农会办公处。随后，根据贫困家庭的实际需求，农会公平合理地将这些财物分配给他们——无地的农民分到了期盼已久的土地，缺衣少食的家庭获得了生活物资，缺少农具的农户领到了耕种所需的工具。

在那个土改运动时期，下桃花吐村农委会选派我四叔范青年把没收财物造册登记，担起了管理财物的重任。四叔范青年肩负这项工作，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需要公正无私的态度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在没收地主财物的过程中，四叔事无巨细，严谨认真。地主家的田地、房屋、农具等众多财物，他都一一登记在册，确保没有任何遗漏或差错。面对一些地主的不配合甚至暗中藏匿财物的行为，四叔不辞辛劳，反复上门做思想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向他们讲解土地改革的意义和政策的不可违抗性。同时，他细心地观察地主家的每一个角落，凭借着敏锐的洞察力，成功找回了不少被藏匿起来的贵重农具和粮食，保证了这些财物能够公平地纳入分配范畴。

四叔范青年是一个正直而又善良的人。他深知这些财物对于贫苦农民的重要性，也明白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他一丝不苟地管理着每一件财物，详细记录着它们的来源和去向。然而，当土改工作组和农委会按政策分给四叔范青年(成份贫农）财物时，他却毅然拒绝了。四叔的拒绝并非一时冲动，而是源于他内心深处的坚定信念。他认为，自己参与土改工作，是下桃花吐村贫苦百姓、土改工作组的信任，是为了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为了谋取私利。他说：“这些财物是属于大家的，应该分给那些最困难的乡亲们。我有自己的双手，能够养活自己，不需要额外的财物。”四叔范青年的言行，深深地感动了周围的人。

土改工作在四叔范青年和农委会人员的努力下，土改运动各工项工作顺利地进行着。下桃花吐村没收地主富农的耕牛、农具、房屋、衣物等，也在土改队的指导下，顺利、公平地分配给了农民，财物也送到了最需要的人手中。

（2）贫农土地证

1947年的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浪潮正席卷大地，位于北票县的下桃花吐村也迎来了历史性的变革。彼时，土改工作组与农会带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深入村落，逐户为村民核定阶级成分——这不仅是对家庭经济状况的界定，更关乎着无数农民未来的生活走向。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界定是：对地主成分的界定是占有大量土地，自己不劳动，靠剥削农民为生的人；富农拥有较多土地、耕牛、农具齐全，自己参加劳动，还雇请两个以上长工者；贫农是没有土地或极少土地，全靠向地主租地耕耘，交租后所剩无几，还要靠打散工，但仍无法支撑起码的生活者；还有中农，最穷的是雇农。

在这场关乎命运的划分中，范氏家族的四位核心成员：范青田、范青云、范青年与范青林（笔者父亲），凭借家中无多余土地、靠租种或帮工为生的实际情况，被农会正式划定为“贫农”。这一身份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意味着“根正苗红”——此后数十年间，无论是家族子弟入学、入团、入党，还是参加工作填写档案，“家庭成分”一栏始终工工整整写着“贫农”，成为范氏家族与新社会紧密相连的初始印记。

阶级成分划定后，土改的核心举措迅速落地：工作组与农会将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与财物，按政策分配给贫农、雇农。土地改革，是根据“彻底消灭地主阶级，满足贫雇，发展生产”的原则。而在分配土地这件大事上，四叔范青年更是付出了诸多心血。在那段忙碌的日子里，常常忙得顾不上吃饭、休息，心里只想着尽快把这些工作落实好，让村民们早日享受到土地改革带来的实惠。他深入到每一户村民家中，详细了解各家的人口数量、劳动力情况以及过往的耕种能力等。为了能让土地分配得更加公平合理，他和农委会成员、村民们一起开会，耐心倾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有的村民觉得自家人口多，希望能多分些土地，有的则担心分到的土地太过偏远不利于耕种。四叔范青年把这些诉求都一一记在心里，然后结合村里土地的实际情况，反复丈量、规划。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努力，最终制定出了一份让绝大多数村民都满意的土地分配方案。

土改工作队和农会，根据指示精神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再提出具体的工作要求。一定范围内应适当调整整块地，减少零分零割块过多的现象； 在评定土地等级时必须注意土地质量相同，常年产量相同等。通过田亩定级、抽多补少、抽肥补瘦、自报公议等一系列工作，完成了土地的平均合理分配。我父亲分到16.1亩，土地还了家，庄稼汉真的成了土地的主人。

中共中央1947年发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 第十一条规定：“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及债约，一律缴销。”派遺到下桃花吐的工作组和农会决定，在村民的共同见下，烧毁了地主阶级曾经用来掠夺农民的地契和文书，长久以来“耕者无其田”的困境，在这一刻被彻底打破。这一举动象征着农民们终于摆脱了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迎来了新的生活。

对于靠土地吃饭的范氏家族来说，更是值得铭记，我大爷范青田、二大爷范青云、四叔范青年还有我父亲(范青林）按土改政策分得了土地，并颁发给土地执照。（见编号:22）

现今范氏家族保留范青林的土地执照，长32厘米，宽23厘米，采用的是老式的红、绿、黑、白套色印刷，土地执照的正文采取传统的从右到左竖写方式，记载的内容比较详细，主要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具体发照机关、发照依据、目的和执照字号；这张土地执照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三月二十四日由东北行政委员会颁发了《土地执照》，是辽西省北票县地字第五0一一号。执照上方中央为毛主席头像，左右两边及上面为高粱构成的边框。头像上有一颗红五星，两边被两棵高粱环绕，执照头像下方从右向左为“土地执照”四个红字。第二部分是土地所有人的基本情况，包括户主姓名、人口、住址、共有人姓名、土地地段、位置、种类、亩数、四至等。我家那时六口人，(父亲范青林、母亲范刘氏、奶奶范宋氏、二爷爷范文山、大哥范玉文、次女范小女)共分得土地十六亩四分地，第一段:西山坡，旱田七亩叁分；第二段:山根，旱田贰畝壹分；第三段:二道沟，旱田叁畝；第四段：北洼，旱田四畝。第三部分是执照的落款及日期，并盖有红色的篆书印章，发照时间为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落款处盖有“东北行政委员会之印”红色篆书印章。执照底边有四幅画，从右向左分别为春耕、夏锄、秋收、送公粮车图案，四幅图分别用向日葵、高梁、大白杨分开。

这张土地执照反映了人民翻身得解放，安居乐业的美好生活，也表达了在党的领导下，终于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夙愿，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发放土地执照，不仅是在法律上保障地权，而且在实际上是土改的继续，是完成土改与发展生产结合的重要环节，是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工作。那时，家家户户都有一张土地执照。范氏家族保留政府颁发给范青林的土地执照，虽历经岁月，却承载着远超纸张本身的重量：它不仅是范氏家族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法律凭证，更记录了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在时代变革中的新生，成为范氏家族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那十六亩四分地，这些看似简单的数字，背后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它代表着一个家庭的希望，土改浪潮赋予的希望，更是家族与新中国共同成长的起点，也是范氏家族新生活的起点。土地执照是父辈们奋斗的起点，是他们对未来的承诺。有了土地，就有了根，有了奋斗的目标。

现今保存的 这份土地执照，它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见证了农民们从被压迫到翻身做主的伟大历程。它见证了旧制度的崩溃和新社会的诞生，见证了农民们从被压迫者到土地主人的转变。土地执照是父辈们奋斗的起点，是他们对未来的承诺。执照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印章，都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土地不再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而是属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共同财富。

在下桃花吐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无数的家庭如同范氏家族一样，回首土地改革那段岁月，心中充满了感慨。土地革命带来的变化，一直激励着后人，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记忆中，成为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动力。它是我们范氏家族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国家发展历程中的光辉一页。

　　｛二｝乱世筑巢范家沟

范家沟在1947年由父亲范青林与四叔范青年两家亲手开辟、浸透了汗水与心血的土地，早已超越了“住所”的意义——在土改运动.后为他们遮风挡雨，也承载着一家人的牵挂与眷恋，成为了心中再也无法替代的家园。

（1）四兄弟分家

范家大院座落在下桃花吐村西北，门牌号51，主人是我的祖父范文德。如果说天祖范有财闯关东长途跋涉、辗转迁徙、几易其地，为范氏家族在桃花吐的安居、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话；那么，祖父范文德在桃花吐的繁衍、繁盛、产业振兴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拓展建有范家大院，五间正房，西边是宽广的空场，东边盖有厢房，大院十几人口住在一起，我父亲兄弟四人还有一姑姑，大爷、二大爷、父亲娶妻成家，生儿育女，四叔年小读私塾，家兴人旺。

祖父范文德去逝后，依照祖母的意愿在康德八年(1942年）把范家的一个大家庭分为四个小家，同住在范家大院。现今保存当时分家单是席元代笔写的:

立多家单文约人范青田、云、林、年名下四人均家按股均分有老母在堂屯子后西北地壹段作为养老所用余下四股应分范青田应分正房两间在西头范青林应分当中两间范青年应分东头正房壹间耳屋壹间范青雲西头空厂三丈有余乃招范青田三丈又乃招东头范三又有南院子壹处四股均分范青田南头二丈五又范青年三丈又范青林二丈五又范青雲二丈五通夥南北六尺通东至湖同又莫古山应分四股沟东范青林、年沟西范青田、雲又者范青年因婚娶打出房东小园子壹处山后地壹段作为娶媳妇所用碾子石槽大门洞大门火中同中言明立分家单为证

姪亲：王成德、徐国臣

邻友：贾树杰、邱文玉、华树田

仲人：魏希孔、席奎

家祖：范文全

代笔：席元

康德八年正月十七日

父辈兄弟四人分家后，同住在范家大院内，有很多不便，农家过日子东西很多，显得整个大院有些杂乱，后来我四叔长大结婚了。1946年，范青林与弟弟范青年为寻一处安稳居所，决定一同搬出范家大院，另寻宜居之地。几番考察后，桃花山下一条无人居住的深沟进入两人视野——这里杂草疯长、乱石遍布，毫无生活气息，却也意味着可供开拓的空间，虽荒芜，却藏着白手起家的可能。为了能拥有一处属于自家的安稳住所，范青林夫妇与范青年夫妇并肩发力，开启了白手起家的筑居之路。他们日复一日地垒石挡坝，将沟中的乱石规整成坚固的屏障；弯腰弓背地撤土垫沟，把泥泞凹凸的地面填平压实；和泥砌墙时，每一块土坯都凝聚着汗水。

1947年春，历经整整一年的辛苦劳作，两座透着烟火气的房屋终于在深沟中落成。新建的住房，房屋中间的红松脊檩，是从范家大院的房间抽离，稳稳落在新砌的土墙上，做为房子的脊檩撑起房屋。父亲摸着光滑的红松檩身说："这是高祖范成太从桃花山原始老林中砍伐来的，历经百年四代仍给咱撑着天呢。"松脂的清香混着泥土味漫进灶间，母亲在红松檩子投下的影子里擀面，面团在案板上发出"咚咚"的响。每当父亲扛着农具进门，抬头看见红松檩子上跳动的油灯光，肩头的霜雪就化了——这是范家大院拆来的老料，纹路里嵌着高祖、曾祖、祖父抽旱烟时落下的火星子，如今在山沟沟里撑起了新的烟火。

范青林与范青年正式搬入在这深沟新建的房中，“范家沟”的名字也自此与这片土地绑定。 彼时恰逢土改运动前后，时局动荡不安，兵匪袭扰不断。下桃花吐村的几户村民为避祸求安，听闻范家沟有处安稳住所，纷纷前来暂居。一时间，原本只有范青林与范青年兄弟两家的深沟，多了几分热闹，也多了几分共渡难关的暖意。范青林与范青年两家，并未拒人于外，而是与乡亲们一同在乱世中相互照应。

1948年东北解放，进行了土地改革，我大爷、二大爷、四叔还有我父亲按土改政策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一九五一年我父亲兄弟四人重新分了范家大院，在整个院落中间留有八尺宽的东西胡同，划分四份，每家各占一份，兄弟四人协商好后请亲友写了分家清单。（见.编号:16）

立分书文约人范青田、云、林、年兄弟四人，兹有宅院壹处，有邻友说允情愿按四股自分。范青田应分东北角，东西宽六丈四尺，南北长七丈貮尺。范青云所分西北角，东西六丈四尺，南北七丈贰尺。范青林所分东南角，东西宽六丈貮尺五寸，南北长七丈。范青年所分西南角，东西宽六丈六尺五寸，南北长七丈，内有夥井壹台。兹有四份当中东西黟道宽八尺，由宅院东边有范青年南北的道东西宽七尺。此係四家情愿，恐口无凭，立分书为证。

鄰友：徐国文、白风鸣、席元、

徐九恩、范文全

代笔人：席文纯

公元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日

当初范家大院均分，祖母范宋氏所作的决定是有一定原因的，后来我看了范家大院里的房子及祖上的田地祖业，才明白老人的良苦用心：从来不让一个人单独拥有一处完整的院子或房子，全是和兄弟们和着的，不管是搬出大院，还是到外地，别人是不可能把范家大院给弄走的，天下之大这里永远是家族的根。这范家大院不仅是家族的居住之地，更是家族精神的象征。

范家大院，曾经承载着范氏家族几代人的生活记忆与情感寄托。在1951年那个特殊的时期，兄弟四人决定重新划分这座充满故事的大院。整个院落中间，留出了八尺宽的东西胡同，仿佛一条分界线，将过去的紧密相连划分为四份各自独立的未来。八尺宽的胡同，成为了兄弟四人新的边界，却又像是一条纽带，连接着他们共同的过去。每一份划分好的院落，都将成为一个新的家庭的根基，承载着新的希望和梦想。

范家大院的划分，这不仅仅是对财产的划分，更是对家族情感和责任的重新考量。然而，范氏兄弟四人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和胸怀。他们请亲友帮忙，写下了这份庄重的分家清单。这份清单，不仅仅是文字的记录，更是兄弟四人对家族传承的尊重和对未来生活的期许。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家族的凝聚力却无比强大。范氏兄弟四人的分家，并非是分崩离析，而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了更好地生活，为了各自的家庭而做出的勇敢决定。即便1951年兄弟四人重新分割范家大院，在院落中间留八尺宽东西胡同、将院落划分为四份并写下分家清单，在东南角和西南角并有范青林和范青年的宅基地，但两家并没有选择回范家大院建房，依旧坚守在范家沟。

　　（2）范家沟印记

我清楚的记的，父亲范青林白手起家的院落在范家沟的最里面，外面是我四叔范青年家，门前两颗大杏树，进沟的道两旁栽了大片的枣树。我家与四叔家门前的院墙外是很深的大沟，大块大块的石头散落在沟里，发洪水时掀起很高的浪花。我家的农家小院从沟里头东边大门进院，院子西边两间厢房，各种杂七杂八的农具和柴禾之类的东西存放，倒也摆放的有序并没有杂乱感，这要归功于勤快的父母了。背靠沟北侧四间朝南的正房，一大家子人生活在农家小院，充满着温馨、快乐、朴实。

范家沟内有盘石碾安置在四叔家门前的空场上，据父亲讲，范家沟的石磨石碾，是我家和四叔合置办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从北票市下府购进，路途遥远，道路崎岖，那笨重的石碾石磨运送到范家沟，再安装上其艰难可想而知。但这给那寂静的范家沟增添了一道景致，更主要的是解决了两家人一日三餐的吃饭问题。

我的童年时，三天两头帮父母推碾子，不少时光是在范家沟的露天碾道中度过的。土改后的五十年代，吃的米面都是自家耕种出来的，需要靠石碾磨出，把玉米、高粱、谷子等粮食用石碾磨成米面，再做成各种食品来食用。为了吃饭，不论大人孩子有时间推碾子往往都上阵，推一次石碾磨出的米面只能吃一两天，没办法几乎每天都要用石碾磨米磨面。范家沟的石碾也伴随着两家人的劳作，碾转流年，沾染着醉人的五谷芳香，体验着春种秋收的苦乐年华和朴素情感，承载着我们两家人对衣食富足的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范家沟居住的那些年，在石碾下面紧靠沟沿父亲与四叔打了一眼水井，供两家饮用。后来气候变化，沟里的井水干枯了，吃水成了难题。要到前边另一条沟里去担水，上坡下坡，道路崎岖，担水行走困难，两只水桶担在肩上格外沉重，两只脚走得很吃力。父亲与哥哥有时间担水，后来我长大已14岁了，担两个半桶水，解决一家人饮水做饭等生活困境。一年当中，冬天是担水最艰难最危险的季节，白雪茫茫，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井台上结成冰站不住人，特别滑，小心翼翼地用辘轳摇上来，把水担回家。古老苍桑的辘轳，破旧凌乱的井台，弯弯曲曲的扁担，摇摇晃晃的水桶，记录了曾经岁月的风霜雨雪和悠悠过往，记录了范家沟的环境和落后，同时也记录了家乡的历史变化和我的童年。

范家沟的沟里沟外、沟上沟下到处长滿荆棘，长得旺盛，很高很粗，是人们烧水做饭的最好的柴禾。小时候我常常上山割荆棘，有次不小心把手割破，滿手都是血，扔下镰刀握紧手指，回家后母亲把香灰擦在伤口处，用布条把伤口的手指包好。我们割的荆棘凉干后垛起来，以备冬天取嗳烧火做饭用。 当秋天到来的时候，父亲范青林在沟上一块空地修整成场院，堆放收获的庄稼。范家沟的沟坡上房前屋后的枣成熟了，满树的枣有紫红的，暗红的；有甜的，有酸的；有大的，有小的就像一串串红玛瑙挂满了树梢。

我们居住在桃花山下范家沟的房屋，一到夏季，阴雨连绵，室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母亲把盆碗全放在漏雨的地方，弄得屋内过路都成问题，更没有地方睡觉。雨一停，父亲上房用磂轴来回压实房顶。下暴雨时，桃花山上的洪水咆哮着冲下来，洪水夹杂着石头和泥土漫进院子，母亲与父亲冒雨去挡洪水，记得有一次洪水来时凶猛冲进院子把一间厢房冲毁，父亲抢救物品脚被砸伤。

记得土改后的五十年代，冬天的雪是很频繁的，下的很大，没过膝盖。​ 北风呼啸，雪吹进范家沟里，把房顶盖没，把屋门封住。有次清晨起床开门时，打不开，父亲从窗户出去，清除了积雪。午后，阳光融化了挂在房檐上长长的冰溜子，嘀嗒嘀嗒的响个不停，就好像是在为我们演奏一场美妙乐曲。我喜欢用木棍捅几个冰溜子下来，拿在手里玩，或放在嘴里咬几口，母亲看见，不让我们吃冰溜子。

在我的记忆中，范家沟的炊烟总是最早迎来黎明，最晚送走黄昏。天刚蒙蒙亮，睡意朦朦，就听到“咕嗒咕嗒”拉风箱的做饭声，袅袅炊烟升起，当一把把柴禾塞进炉膛，那熊熊的火光映红了母亲的脸庞。炉火燃烧着母亲的沉思和期盼，寄托着母亲的坚强和力量。多少个黄昏，我看到在灶台前忙碌的母亲身影，常年烧火做饭，曛黑了锅台，烧坏了饭锅，烧断了炉条，已无从记起。

（3）范家沟野兽

土改后五十年代 范家沟的日头落得早，山影一斜，风里就带上了野物的腥气。鸡窝在院角搭着，土坯墙矮得能瞧见里头刨食的鸡脑袋，可这矮墙挡不住狐狸的尖爪。每日天擦黑，父母要搬来块厚木板，咔嗒一声盖在鸡窝顶上，再用石头压住四边，时儿能听到远处山坳里不知名的兽叫。有回后半夜，鸡窝里突然炸了锅，咯咯的惊叫混着扑腾声，父亲抄起门后的扁担就冲出去，母亲举着煤油灯跟在后面，灯芯被风刮得突突跳，光线下能看见木板被扒开道缝，一只红毛狐狸正叼着只老母鸡往外拽。父亲的扁担抡空了，狐狸拖着鸡窜进夜色，只留几根鸡毛飘在地上。

老鹰更难防备，范家沟的天上晴空万里，老鹰在蓝天中盘旋，时高时低，时而振翅飞翔，时而巨大的翅膀纹丝不动，身影越来越大，气场逼人。突然卷起翅膀如轰炸机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俯冲下来，用钢爪抓起只母鸡腾空而起，觅食的鸡群，顿时乱鸣，惊恐飞逃。父亲听到鸡鸣，手拿棍子赶紧跑出去，我们兄妹也跟随父亲追赶老鹰去救母鸡，四叔四婶也跟随着边追边喊，老鹰扔下母鸡飞走了。但母鸡沒有了气息，小时候这种情景经常在桃花山下的范家沟发生。

更为可怕的是有消息从山外传来：桃花山那边，狼群下山了。只是夜里偶尔能听见狼嚎，像破锣在山谷里滚，一声比一声瘆人。没过多久，狼群就真的到了范家沟，有天夜里从桃花山上下来一群狼，大约五、六只。借着月光清楚的看见狼的两耳直立着，瞪着蓝色的眼晴，让人害怕，狼群在院内折腾了好一阵子，才慢慢远去，直到听不见动静，父亲才敢挪到窗边，撩开纸角往外看，看了半晌，发现在院内盆里的水被狼喝光了。从那以后，整个范家沟都像被泡在了恐惧里。白天，男人们结着伴上山砍柴，手里都攥着家伙；傍晚，太阳还没完全落山，就赶紧关上门，用杠子顶死。

范家沟的恶劣环境，从来不只是缺吃少穿。是狐狸的尖牙，老鹰的利爪，是桃花山下来的狼群，是每个夜晚都得竖着耳朵过日子的煎熬。那山坳里的风，吹过柴草，吹过土屋，也吹过一辈辈人在恐惧里挣命的日子，带着野物的腥气，也带着活下去的艰难。

岁月匆匆，冬去春来。一缕缕婆娑多姿的炊烟升起在范家沟的上空，散发出一股股清香。这炊烟是山沟跳动的音符，是农户飞扬的旋律。有烟便有人家，有人便有炊烟，在我的记忆中，范家沟的炊烟总是最早迎来黎明，最晚送走黄昏。那时，我四叔范青年住在沟外，父亲范青林住在沟里，大门朝东。推开那两扇略显陈旧的大门。眼前的是一排泥土砌成的三间正房，经过时间的洗礼，粗糙墙面留下了深浅不一的裂痕和不少支棱出来的柴草。木质的门窗风化出无数细密的裂痕，轻轻推动会“吱吱”地响。大门到三间正房之间是一个不太大的院子，养一些鸡鸭。还养一口猪，那时候的家畜都是养着吃肉的。

在这里虽远离村庄，并不感到寂寞孤单，范家沟农家小院载满了我们童年的快乐。吃完晚饭，有人在院子里招呼一声，我们兄妹五个，四叔家还有六个兄弟姐妹，跑出来，在一起学习、玩耍，有欢笑、撒野，小山沟里洋溢的欢声笑语，陪伴我们兄弟姐妹走过美好又纯真的岁月。太阳每天从范家沟的东边沟口挪到房前的沟坡，在桃花山后落下山。日子就这样牵着我走，走着走着，经历土地改革后五十年代的春夏秋冬，我们在范家沟一天天长大，度过了童年，从稚嫩的童年到懵懂的少年，长大成人。

｛三｝、 担架队中两身影

1947年，在解放东北的战场上，随着隆隆炮声和枪林弹雨，有一支队伍他们带着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抬着一米来宽、三米多长的担架在枪林弹雨中穿插救护转运伤员，供粮草运弹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全力以赴在人力、物力上支持主力部队，成为解放军的坚强后盾，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支队伍就是由北票县第十区(桃花吐区）农民组成的担架队，我父亲范青林就是担架队一员。

（1）参加担架队

下桃花吐村在土改工作组和农会的领导下，1948年土改工作顺利完成，翻身的农民分得了土地。我父亲范青林领到土地执照，有对过去苦难岁月的感慨，更有对新生活的无限憧憬，东北及全国多数地区仍没有解放，战火仍在不远处燃烧，解放的征程还需要更多力量的支撑。当时解放朝阳、北票的是解放军黄火清部队(解放后曾任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而当号召应征参加解放军，支援前线的声音传来时，大家更是踊跃响应，都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去保卫这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幸福。跟随解放军征战，支援前线，还组织担架队，我的父亲范青林他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担架队，和同村的贾树春搭伴，两人抬着一副新扎的木担架，麻绳在手里绕了三圈又攥紧。

北票县第十区(桃花吐区）组建的担架队，担架队队员由桃花吐区各村群众组成。担架队除了设有队长和副队长外，还安排了通信员和其他干部。可谓组织严密，各司其职。当时的担架很简单，一般就是在两根木头中间绕上绳子。一般2个人一副担架，前后换着抬，父亲范青林与本村的贾树春组成一付担架，除了运送伤员，还要运送粮食、衣服。当时队员们还有句作战口号：“上山扛弹药、下山背伤员。”就这样，父亲跟着担架队，踏上了充满艰辛却又无比光荣的支前之路，奔赴那炮火纷飞的战场。

(2）、战场救伤员

1948年10月7日 锦州战役打响，黄火清的解放军部队投入战斗，父亲他们担架队接到任务，迅速做好准备，向锦州方向进发，他们要跟随解放军一同奔赴战场，担架队的任务可不轻松，将伤员从火线上救下来，并迅速交给接应在二线的担架队。

10月14日，锦州城总攻开始。在31小时的惊心动魄的锦洲攻城中，战斗的激烈程度超乎想象。硝烟弥漫，炮火纷飞，尸横遍野，血肉模糊，也分不清是国民党士兵还是解放军，枪林弹雨之下，有众多战士牺牲，受伤倒下。 初上战场时，范青林心里既紧张又激动，他紧紧地握住担架的把手，看着周围解放军战士在硝烟浓雾中穿梭。硝烟将天空染得灰暗阴沉，刺鼻的火药味弥漫在每一寸空气中，呛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炮弹接二连三地爆炸，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仿佛要把大地都撕裂开来，被炸起的泥土、石块漫天飞舞，断枝残叶散落一地。担架队赶到战场把受伤的战士放在担架上，迅速抬出战扬。

父亲范青林的搭档贾树春是个壮实的汉子，在战场上抬送伤员，两人配合起来十分默契。搭档总是率先蹲到担架前端，双手如同铁钳一般紧紧握住担架杆，两人齐心协力，稳稳地抬起担架，目光锁定受伤的战士，脚下的路早已被炮弹炸得千疮百孔，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弹坑，就像一张张狰狞的大口，稍不留意就可能崴到脚甚至摔倒，可父亲他们担架队全然不顾。有时候，炮弹就在他们不远处炸开，那强大的冲击力掀起的气浪差点把他们掀翻，泥土簌簌地砸落在他们身上、担架上。范青林父和搭档几乎本能地做出反应，父亲迅速用身体护住担架的一侧，搭档也赶忙将担架往自己这边倾斜，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让担架上的战士尽可能少受些惊扰，平安抵达救治点。

就这样，父亲和他的队友们，抬着伤员就从一具具尸体上走过，一趟又一趟地穿梭在战场上，肩膀被担架磨得红肿破皮，双腿累得像是灌了铅一样沉重，嗓子渴得冒烟，肚子饿得咕咕叫，但他们没有丝毫退缩的想法。饿了，就趁着间隙胡乱往嘴里塞几口干粮；渴了，找到个有水洼的地方，也顾不上脏不脏，捧起几口水润润干裂的嘴唇，便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下一次的救援任务中去。

(3) 、抬担架路上

北票县第十区(桃花吐区) 是解放军黄火清的部队的后方，部队医院设在桃花吐区中桃花吐村，还有部队的文职机关。父亲他们担架队从战场抬下来的伤员都安排在中桃花吐村的部队后方医院，伤员牺牲了，就埋在中桃花吐村的西山上，解放后在这里建了烈士陵园，每年清明节，当地政府和中小学都来缅怀先烈，祭扫陵墓。

锦州战役打响后，桃花吐区担架队就在战场负责转运一部分弹药、给养之类的军需物资，保障前线的供给；把战场上受伤的解放军战士抬送到北票桃花吐(中桃花吐村）后方医院。当时这条道路全走山路，从锦州走朝阳六家子趟过大凌河进入桃花吐。在长途行军转运伤员的过程中，担架队员是非常艰苦的，当时正值秋未初冬天气，凛冽的寒风，令人难以忍受。多数担架队员，身上只穿着一件空身的破棉袄，冻得直打哆嗦。抬着担架的长途行军，有的肩膀压肿了，脚底板打满了血泡，可是没有一个人叫苦，也没有一个人嫌累，硬是咬紧牙关，坚持完成任务。在行军途中，路上爬山上坡时，前后抬担架的人，就轮流顶着行走，搭档贾树春会微微抬高前端担架，脚步刻意迈得小而稳，父亲范青林时刻调整着自己的脚步，协调步伐。急行军时，就小步快迈，步调一致，总是尽力使担架保持平稳，以减少伤员的痛苦。

担架队在锦州战役打响后，一心想着尽快的把伤员转移到桃花吐后方医院，生怕耽误了伤员同志的治疗。白天行军目标大，他们就利用晚上赶路，白天宿营。据父亲回忆，父亲与贾树春随担架队抬着伤员，伤势较重的伤员，身体不停地往下滑时，父亲心急如焚，赶忙腾出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托住伤员的后背，放慢了脚步，让担架尽可能保持水平。从锦州出发，在漆黑的夜晚整整走了一宿，天亮时到达桃花吐后方医院。

担架队除了抬运伤员，还要负责运送物资。粮食、弹药、药品等都是前线急需的物资。父亲他们背着沉重的物资，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衫，但他们没有一句怨言。他们知道，这些物资对于前线的战士们来说，就是生命的保障。如今解放军战士们在前线流血牺牲，自己能做的就是在这担架队里，为他们多争取一些生的希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哪怕微不足道的力量。

从北票县第十区（桃花吐区）到锦州前线，范青林的担架上，载过伤员的呻吟，也载过战场急需的物资，同时也载过胜利的消息。当解放的号声传来时，他和贾树春担架上，望着远方的硝烟，手里还攥着那根磨得发亮的担架杆——这杆子里，藏着一个翻身农民的初心，藏着千万个像他一样的人，用肩膀扛起的和平与希望。

正是有了像范青林这样无数担架队员的无私奉献，解放军战士们在前线作战时才多了一份保障，那些受伤的英雄们才有机会得到及时的救治，重新恢复生机。范青林虽然没有扛着枪在最前线冲锋陷阵，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担架队这个“战场”上，为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4）、受伤家治疗

父亲范青林怀着对家国的满腔热血，毅然参加担架队，告别了家人，踏上了那条充满未知与危险的支前道路，只留下一个渐行渐远的坚毅背影。父亲这一走，家里的重担便如山般压在了母亲柔弱的肩上。家里上有两位年迈体弱的老人(奶奶范宋氏、二爷爷范文山），他们历经了岁月的沧桑，身体早已不复从前，行动迟缓，生活起居处处都需要人悉心照料。家里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那懵懂天真的模样，尚不知生活的艰难，却又时刻需要母亲的照顾。土改时分得16亩多地还的经营耕种。

母亲信佛，在堂屋里供奉着一尊观世音像，那是她心灵的寄托，也是她在这艰难岁月里寻求慰藉的所在。每日早晚，母亲都会净手洁面，然后虔诚地来到佛前，点燃那几炷香，袅袅青烟升起，在那静谧的屋子里萦绕。母亲双手合十，紧闭双眼，嘴里念念有词，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父亲在战场上平平安安，每一个字都饱含着她对父亲深深的牵挂和担忧。每次站在家门口望向远方，盼着父亲归来的消息。 可命运似乎总爱给这艰难的生活再添波折。1947年10月15日，锦州战役结束，黄火清的部队转战到辽南一带，在一次战斗中，父亲在战场上抬伤员时一颗炮弹在身旁爆炸，父亲受伤，被送回家，治疗休养。

照顾父亲养伤成了母亲生活中最重要也最艰难的事。她每天要为父亲擦拭身体、换药，那伤口触目惊心，母亲看着心疼不已，却总是强忍着眼中的泪水，小心翼翼地用干净的纱布蘸着药水，轻轻擦拭着伤口周边。换完药，母亲又赶忙去灶房，按照郎中的叮嘱，为父亲熬制滋补身体的汤药，那炉灶前的身影愈发忙碌，添柴、看火、搅拌，一刻都不敢松懈，只为让父亲能尽快喝上那带着希望的药汤。在照顾父亲的过程中，看到父亲那因疼痛而紧皱的眉头，听着他偶尔压抑的呻吟声，母亲还是忍不住偷偷抹眼泪，心里像被针扎一样难受。在心里默默祈求着观世音菩萨，希望菩萨能听到自己的心声，保佑父亲早日康复，保佑这个家能熬过这艰难的时光。

在那父亲受伤疗养的日子里，为了让一家人能吃饱，母亲可没少费心思。那16亩地里种的粮食，她总是精打细算地安排着。家里养的几只鸡下的蛋，母亲拿去换些盐巴、针线之类的生活用品，给受伤的父亲、体弱的老人、年幼的孩子补补身子。有条不紊地操持家务、安排生活，凸显了母亲在生活重压下的坚强与担当，对生活的用心和对家人的关爱，也让人看到了她在艰难生活中展现出的生活智慧，以及她为了守护家人所付出的巨大心力。

岁月流转，范青林只是那个时代众多支前百姓中的一个缩影，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土改翻身后的农民对国家、对新生活的热爱与担当。如今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范青林那在担架队里忙碌的身影，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担当，用自己的行动，为家乡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生活安稳人丁旺

1948年的秋风，吹得桃花山下的田野格外清爽，多了几分不一样的暖意——土改的政策落地，范家的男人们终于握紧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攥着政府颁发的土地执照，指腹反复摩挲着上面的红印章，手都在微微发颤——祖辈盼了一辈子的“耕者有其田”，这天终于成了真。父辈们辛勤耕耘，日子安稳了，随之增添了人口。父亲常说，而土改后，每一寸耕地都连着自家的锅灶，腰杆一下子就直了。

（1）、家兴添人丁

父亲范青林在1948年土改运动中分到的16亩地，分布在下桃花吐村的北洼、莫古山下，土地肥沃。天刚蒙蒙亮，清晨的光照亮了桃花山下的范家沟，泥土与柴草混合推砌而成的泥土墙的农家小院，仿佛被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辉，显得格外宁静而祥和。泥土踩踏而成的道路，经过一夜的露水滋润变得柔软而湿润，路面上可见一趟脚印，那是早起下地的范青林秋收忙碌的痕迹。“风披宿雾、露洗初阳”的日子成了常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再是苦熬，而是带着盼头的奔头。从春耕时的弯腰播种，到夏锄时的汗滴禾下，再到秋收时的粮囤，范家的人把所有力气都扑在了田里。

这是土改分田后的范家沟，一个隐藏于桃花山下深沟的农户人家，躲过了土改前后的动乱，保留了那份未染未埃的安宁。随着土改分田后父亲范青林勤劳耕耘，生活逐渐好转起来。

父亲范青林记得，那几年范家的范青田、范青云、范青年收成一年比一年好，地里的谷子穗沉得压弯了腰，秋收时，范家的场院里堆起了金灿灿的粮垛，家里粮仓的粮食满了。这是过去租种土地时，想都不敢想的收成，再也不用为“下一顿有没有粮”犯愁。晚饭时，锅里的玉米粥能熬得稠稠的，孩子们围着灶台转，眼睛里满是盼头。

据父亲回忆说，土改后辛勤耕种自己的土地，那几年的生活好起来了，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日子稳了，新生命便顺着这股好日子的势头来了。大爷范青田家里，原有两个女儿（范玉觉、范玉香），先是又添了儿子范玉春，隔年又迎来两个女儿（范玉莲、范玉珍），1954年又添了儿子范玉宝。六个孩子的哭声笑声，把小院填得满满当当。二大爷范青云家有了范玉花又添了儿子范玉坤。范青林家更热闹，大儿子范玉文1939年出生，巳十多岁了，1950年至1956年又有四个孩子（范玉兰、范玉月、范玉英、范玉芬）接连出生，农忙时大的帮着拾谷穗，小的在家由奶奶看着。范家田地的野花伴着孩子们（范玉文、范玉香、范玉觉、范玉花）的嬉闹，成了最鲜活的风景。四叔范青年家也不例外，四个子女（范玉芝、范玉庆、范玉芹、范玉胜）陆续降生，（范玉玲、范玉荣在1958年以后出生），家里的饭桌从四方小桌换成了长条桌，吃饭时碗筷碰撞的声响，成了最踏实的“全家福”。

人口多了，活儿也多了，但范家人从不觉得累。春播时，范氏四兄弟四家的壮劳力凑在一起，你帮我耕完这亩地，我帮你播完那片种；秋收时，全家人齐上阵，收割庄稼，孩子在田里拾谷穗，男人们忙着打场，傍晚的炊烟里，总能飘来几家合煮的玉米香。曾经沉寂的范氏家族，因为有了自己的土地，有了成群的孩子，渐渐有了烟火气，有了奔头。

新生命的降临，人口的增加，给范氏家族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他们的哭声和笑声，让这个曾经沉寂的范氏家族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那几年土地改革运动后的下桃花吐村人口迅速增长，每个家庭都有新生命的诞生，有四、五个孩子的家庭不在少数。常听父亲讲起土改后那些年的往事，他总说：“土改改的不只是地，更是咱老百姓的日子。有了地，能吃饱饭，能养活孩子，心里就有了根，有了希望。”那些在土改春风里种下的庄稼，长出了丰收，也长出了范家一代代的兴旺——这是耕者有其田的踏实，也是家和人兴的温暖。

（2）税契的往事

1952年的下桃花吐村，土改分到田地的日子尚带着逐渐好转的温馨及忙碌，人心却藏着最质朴的温度。那一年，我的二爷爷范文山刚从一场大病中缓过劲来，身体的虚弱却让他连基本的独立生活都成了难题——洗衣、做饭、打理日常，每一件小事都成了压在他身上的重担。走投无路时，他想起了家族的我的父亲范青林，揣着忐忑找去商量，想问问能否到范青林家搭个伙、借个住处。

范青林见范文山形容憔悴、话语间满是无助，心里当即软了。那时的农村，家家日子都不富裕，多一张嘴吃饭就多一份负担，可看着眼前这位走不动、干不了活的老人，范青林没多犹豫，只说“来吧，咱一家搭着过”，就这么把范文山接进了自己家。日子一天天过，范青林夫妻俩待范文山像自家长辈，端饭递水、缝补衣物从不含糊。可范文山心里想，范青林侄子收留了自己，晚年生活有了依靠，把自己在1949年3月4日土改时分到的两块地，一块2亩1分地，另一块2亩地，都在桃花山脚下，应划拨转交给范青林。

打定主意后，范文山主动提出把这4亩1分地转到范青林名下。1952年10月4日，两人一起去了下桃花吐村人民政府，办了一份“税契申请书”。（见编号:23）.

税契申请书，产权转移性质:分析。承领人姓名:范文山，出分人姓名:范青林，住址:北票县第十区下桃花吐村。土地等级:壹拾陸级，面积贰亩。坐落:西山坡，四至:东范青林、西荒界、南沟中、北沟中。公粮划拨:随地走。期限:永远为业，立契月日:一九四九年三月十日。上列土地因产权转移特申请契税。出分人:范青林，承领人:范文山，两人盖章。证明机关下桃花吐人民政府，盖有公章，证明人:蒋永宽，盖章。北票县人民政府台照，公元一九五二年十月四日。

土改的春风吹遍下桃花吐村时，父亲范青林和二祖父范文山和千万农民一样，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范文山这份税契申请书上，清晰写着土地的“身份信息”：等级是“壹拾叁级”，面积算得毫厘不差——一块2亩1分，另一块2亩。那时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可土地带来希望的同时，也意味着一份责任，税契上那句“公粮划拨：随地走”，便是最好的证明。

“公粮随地走”，五个字朴素却分量十足。它意味着土地产权从范文山（出分人范文山）转移到父亲范青林（承领人范青林）后，缴纳公粮的责任也跟着土地走，不会有半分含糊。在那个年代，交公粮，作为农业税的一种形式，是中国农民在收获后按一定比例向国家缴纳粮食的制度。公粮是农民对国家的担当，是支援国家建设的一份心意。范文山作为曾经的土地持有者，在办理产权转移时，连后续的公粮责任都考虑得周全，这不仅是对政策的遵守，更是那代农民骨子里的实在与本分。

那天，父亲范青林和二祖父范文山在下桃花吐村人民政府办理税契申请书时，证明人蒋永宽在场见证，并给于办理，最后盖上北票县下桃花吐村人民政府的鲜红公章，这份产权转移才算落了实。想来当时的场景该是严肃又郑重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印章，都代表着国家对农民土地权的认可，也代表着农民对国家责任的承诺。

后来，父亲范青林虽持有土地，但那时农业生产主要靠人力和畜力，效率很低，辛辛苦苦种一年地，收入却有限，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收入就更不稳定了。虽然解放初那几年年景较好，范青林与下桃花吐村民一样，都按时按量缴纳公粮。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忙完地里的活，第一件要紧事便是把最好的粮食晒干扬净，按时送到粮站。那袋袋公粮里，装的是汗水，是信任，是农民与国家共赴未来的决心。

这张税契申请书，不仅是一段家庭土地产权的见证，更藏着土改后农民与土地、与国家的紧密联结。纸页已旧，字迹却依然清晰。它不再只是一张简单的文书，而是一段历史的缩影——记录了土改后农民获得土地的喜悦，记录了“公粮随地走”背后的责任与担当，更记录了父亲那代农民对土地的深情、对国家的赤诚。

没人说过范青林图什么，他收留了范文山，也没要一句“报答”的承诺，只凭一句“老人可怜”，就把无依无靠的老人范文山接进了家。那份泛黄的两张税契，还在下桃花吐村范玉月家里的旧物箱里，静静躺着。如今再看，记的不只是土地的归属，更是1952年那个秋天，一个普通农民范青林用善意暖透人心的往事——这份质朴的帮助，比土地更珍贵，也比岁月更绵长。

（3）走合作之路

在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合作化浪潮中，下桃花吐村的范氏家族始终紧跟时代步伐，以团结协作的精神，见证并参与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重要转变，成为村里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土改那时农民虽然分得了土地，但地块也比较分散，不好耕作。很多家庭缺少农业生产工具，缺少劳动力，没法单独干活，耕种起来十分困难。这些摆在村民面前的单家独户的耕作模式常面临人力不足、农具短缺的难题。范氏四兄弟看在眼里，主动响应互助合作的号召，率先加入互助组。在互助组里，兄弟几人互帮互助，你帮我耕地，我帮你播种，农忙时集中人力抢收抢种，农闲时一起修缮农具，不仅解决了自家的生产难题，也带动了邻里间的协作氛围，为后续的合作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

1956年，农业合作化进入新阶段，在互助组积累的经验基础上，范氏四兄弟牵头，联合下桃花吐村的乡亲们成立了初级社。初级社将大家的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适度集中，统一规划种植、统一调配人力，让资源得到了更高效的利用。以往分散种植时，品种杂乱、管理粗放的问题得到解决，粮食产量有了明显提升。范氏兄弟凭借勤劳和责任心，在社里积极发挥带头作用，带领社员们改进耕作技术，村里的农业生产面貌焕然一新。

1957年，合作化进程进一步推进，下桃花吐高级社成立。范氏家族的核心成员——大爷范青田、二大爷范青云、四叔范青年以及父亲范青林，毫不犹豫地加入了高级社。土地、农具、牲畜等进入下桃花吐高级社(高级社是一个自然村为单位的组织在一起）。与初级社相比，高级社的合作范围更广、组织更紧密，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进一步激发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在高级社里，范氏家族成员分别负责不同的生产环节，组织田间管理，大家齐心协力，让下桃花吐村的农业生产效率再上一个台阶，也让“抱团发展”的理念深入每一位村民心中。

下桃花吐村高级社里，张春廷任村党支部书记，他带着大伙定计划、抓生产，村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男人们在田间挥汗如雨，女人们则在后勤保障方面尽心尽力。大家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有了组织，有了依靠。父亲常常跟我们说起在高级社的日子，那时候虽然辛苦，但是心里却很踏实。大家都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把农业生产搞好，让日子过得更加红火。

从1956年互助组的邻里相帮，到初级社的资源整合，再到高级社的规模发展，范氏家族的脚步，始终与下桃花吐村的乡亲们紧紧贴在一起。这段岁月，是范氏家族的成长史——他们从普通农户，学会了协作与担当；更是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进程的生动缩影，它用最朴素的实践证明：团结起来的力量，能让土地长出希望，能让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土改运动岁月虽然已经远去，但它却深深地印在了父辈的心里，也成为了我们范氏家族历史中一段难忘的记忆。它见证了农民们从分散的个体走向团结的集体，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和进步。每当回忆起父辈加入高级社的那段往事，我心中依然充满着感慨和敬意。

到1958年桃花吐十几个村的高级社组织在一起成立桃花吐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大二公），“大”就是多，“公”就是除了家里的房子，睡觉的床、被子、衣服是自己的，其它的东西全部交到人民公社。土地公有制，土改运动分的土地都归为下桃花吐生产大队集体，一个新的集体时代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