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的愚蠢

严峻

　　科学家以戏谑的语言戏谑出醍醐灌顶，爱因斯坦算一个，他说：“两种东西是无限的，宇宙和人类的愚蠢，但宇宙我还说不准。”宇宙估计有限，人类的愚蠢却无限。这是一个沉重的历史现实问题。

例子汗牛充栋的。像：东汉末“无谋何进做三公”，导致董卓乱汉；西晋弱智司马衷做皇帝，导致八王之乱；清朝道光皇帝罢黜林则徐，导致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至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犯浑干蠢事那就不胜枚举了，干了蠢事的人还觉得自己聪明绝顶。

愚蠢首先产生于人的无知与局限，其次产生于傲慢与偏见，最后产生于自私与精明。

人类自然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局限性也客观存在，实践波浪式前进也符合实际。承认这一点不会丢面子。而蠢人不会承认自己无知，且对自身的愚蠢全然无知，这很要命，他会在荒谬的路上越走越远，就像古代许多皇帝寻求长生不老，迷信炼丹术一样，结果丢了自己性命不说，还把国家弄得摇摇欲坠。中世纪欧洲黑死病爆发时，愚蠢的教皇认为是“上帝的惩罚”，必须到教堂忏悔，没有利用焚烧、深埋尸体等方式切断传播路径，结果有2500万人死于黑死病。

一个蠢人，总认为自己的认识和选择是对的，听不进去别的意见，对无知抱着满腔热情，使得愚蠢并非一种静态的缺失，而是一种不断膨胀的壁垒，指出他的错误，他视你为挑衅，为另类，为敌人。假如他掌握资源和权力，提意见者轻则被边缘化，重则有人身之危。官渡之战时，袁绍自以为是，偏听偏信，高明的谋士和厉害的将领杀的杀，关的关，降的降，结果被曹操以弱胜强打败。

一个蠢人，也是一个自私自利者，精于计算者，所谓的“精致的损人不利己者”，所作所为不遵天命，不顺民心，不按常理，全凭一己之私，荒唐荒诞。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可谓这方面的典型，连希特勒都说：“日本就像掉进陷阱的野猪！”

一个人愚蠢还不十分可怕，而一群人愚蠢，就可怕至极了。群体的愚蠢，往往比个体的愚蠢更“疯狂”，荒谬可以成为真理，野蛮可以冠冕正义。历史长河中，那些由集体非理性驱动的浪潮——从焚烧“异端”的烈火到种族清洗的狂热，如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柬埔寨红色高棉的血腥统治——无不是这种无限愚蠢的惨痛注脚。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人类社会经常上演这样的闹剧：统治者自以为掌握了社会运行的终极规律，用一套看似完美的蓝图去改造世界，最终带来的却是社会的倒退与人性的窒息。在这种自负的愚蠢中，所有与蓝图不符的言行都被视为落后，被暴力清除。这种愚蠢，戴着理性的王冠，行着反理性的实质，其破坏力远非乡野村夫的无知可比。王莽新政就属于这一类。

更惨痛的是，愚蠢的成本低廉，传播迅速，而纠正它的代价却高昂无比。在这种不对称的博弈中，愚蠢仿佛一个永不枯竭的污染源，持续地抵消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面对无限的愚蠢，我们是否只能束手就擒呢？或许，答案不在于我们能否根除愚蠢——因为这无疑是另一种形式的愚蠢幻想——而在于我们如何与之共存，并为自己划定界限。

承认愚蠢的无限性，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智慧。它要求我们保持永恒的谦卑与自省，对自己的信念和判断持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它提醒我们，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我们所了解的微不足道，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谦逊呢？

再高明的人，其认知也不可能完全正确。网络信息时代，使我们可以快速接触、了解到许多信息，似乎对提升我们的认知有帮助，事实可能相反，且不说漫天的信息良莠不齐，单说互联网“算法”对人的认知其实弊大于利——“算法”会根据人的认知水平把人们分成不同的“格子人”，这对于网络就是瞬时的事情，“润物细无声”地推送你感兴趣的、符合你认知能力的信息，久而久之，你的认知水平可想而知，在原地踏步不说，还可能因迷信而退化，变得更加固执己见。

如果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当我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过脑一下，情况可能改观。一个传统的观点还是有效的，就是读有益的书，提高认知水平。

同时，我们必须竭力维护那些能遏制愚蠢无限蔓延的机制：开放的社会讨论、自由的批判空间、对多元声音的容忍、对经验与常识的尊重。这些机制无法保证我们抵达真理，但能最大限度地防止某一种特定的、尤其是包裹着理性或道义外衣的愚蠢取得绝对的话语权。

人类的愚蠢恰如我们身后无法摆脱的影子，随着智慧之光的每一次跃升，其轮廓也显得愈发清晰与庞大。认识到这一点，不是自轻，也不是悲观，而是清醒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