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地粉彩鹊梅纹盖碗·清同治

燕赵勇哥

这只盖碗静静地立在浅色布面上，像是从旧时光里走来的一位故人。淡黄的釉色温润如初春的晨光，不张扬，却让人一眼难忘。梅花开得热闹，粉的、紫的花瓣层层叠叠，仿佛能闻到那股清冷的香，顺着瓷面悄然飘进鼻尖。几只喜鹊或俯或仰，黑羽在金边的映衬下泛着微光，像是正叽叽喳喳地议论着谁家的好事。我总觉得，它们不是画上去的，是某个清晨被谁悄悄定格在了瓷上。

碗盖合着的时候，整件器物便像一首未唱完的小调，含蓄而完整。金线沿着边缘轻轻勾勒，不繁复，却让那份雅致有了落脚的地方。喜鹊停在梅枝上，一只歪头，一只展翅，仿佛下一秒就要扑棱飞走。我常想，当年窑火燃起时，画师是不是也正听着窗外的鸟鸣，手下一顿，便把那一瞬的灵动留在了这方寸之间。背景的布纹浅淡，像是旧时人家常用的棉麻，衬得这盖碗更显温厚，不像是陈列的古物，倒像是还能用上一用的老家当。

翻过盖子，内侧一行红字静静躺着——“年同治制”。那字不大，却像一枚印章，轻轻盖住了百年的风尘。原来它来自1860年代，那个动荡又执着于美的年代。同治年间，世事纷乱，可有人仍在一笔一画地描着梅花，细细勾勒喜鹊的羽毛，仿佛只要瓷上的花还开着，日子就还能过得讲究些。这盖碗，不只是茶具，更像是一种坚持，一种在乱世里对美的守候。

如今它藏在北京艺术博物馆的一隅，不再盛茶，却盛满了时光。黄地粉彩的温婉，鹊梅纹的吉祥，都在诉说着旧时的审美与心愿。人们路过时驻足，有人拍照，有人低语，而它只是静静地待着，像一位见过世面却不言说的长者。我常觉得，这样的物件，不该只被玻璃柜框住——它本该在某个冬日清晨，捧在一双微凉的手里，盛着滚烫的茶，让梅花映在茶汤里，喜鹊陪着人说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