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世88年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今安在

八月桂花

存世88年的

红军十周年纪念章今安在

◎ 徐海平(原创)



在我父亲徐兴华(1918-1986)的遗物中，有一枚他1937年在延安荣获红军总部颁发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上图）,这枚纪念章现存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而在父亲1986年去世前，我们竟然从没见过这枚纪念章。现就来讲讲它后面的故事吧。

　　这枚红军十周年纪念章为青铜材料铸造而成，呈五角星形状，纪念章的上部是镰刀和锤子，象征着领导红军的中国共产党，纪念章正中是一名红军战士骑着马、吹着军号斗志昂扬向前跃进的图象，下部铸有“1927—37，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的文字。这枚红军纪念章也称“飞马章”。为纪念红军成立十周年（自1927年8月1日起到1937年7月7日），红军总部在1937年9月颁发正式改编为八路军的延安在编红军部队将士的。纪念章的设计者是谁,当时究竟制造和颁发了多少枚，未见过正式资料。也有学者介绍，是红军各方面军的干部战士都有获得红军十周年纪念章，但因条件所限，没有全发到，仅颁发不到一千枚。能保留到现在并捐献各地革命历史纪念馆的“飞马章”真品，如经有关专业部门鉴定，应该都是国家高级别革命文物。

　　这张《沈阳晚报》1986年报纸所画图形及文字介绍，正确反映了红军十周年纪念章即“飞马章”的内涵。

　　我父亲是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麻埠镇人，出身放牛娃。1932年6月，他在家乡参加红二十五军，是个红小鬼。先后任宣传员、文书、参谋等职。1935年7月在长征途中由军政委吴焕先介绍入党。9月部队长征到达陕北。父亲那年17岁，在后来的两年里任延安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等职。先后参加了榆林桥、直罗镇战役等战斗。上图为父亲1938年摄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胸前佩戴着他珍藏半个世纪直到生命最后一天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

　　上图为1938年原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中间坐者）和他的部下、战友在延安。徐海东时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清楚可见我父亲（后排站立者左二）和好几位战友都是胸前配戴着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的。徐海东大将生前记录下照片上每个八路军（都是老红军）战友的名字。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日战争。按照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将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统一改编为新编第四军（新四军）。红军十周年纪念章，就是为纪念1937年7月红军为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改制八路军时所做。获得者必须是1937年7月7日以前在延安及陕北的红军正规部队的在编人员。1937年7月7日，这也是后来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历史划分红军时期与八路军时期的时间依据。

当时红军战士都对“红军”的光荣称号有着深厚的情结。因为红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人民军队。这支军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艰苦卓绝与浴血奋战，特别是长征的胜利，是用无数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的生命、鲜血换来的。对红军部队在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改编为八路军，要把红军的红五角星帽徽、红领章取下来，而改为佩戴国民党的标志青天白日帽徽，许多同志在感情上确实一时难以接受。当然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们是晓以民族大义的，是顾全大局的。因此这枚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的颁发，在获得者心中的分量不可估量。

在八年（1937-1945）全面抗战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曾经在土地革命及长征时期是“死对头”的国民党军队共赴国难，配合作战，最终把日本鬼子赶出了中国。为抵御外侮、维护中华民族利益，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而付出了巨大牺牲，书写了不朽的历史篇章。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校徽就是在“飞马章”基础上“变形设计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大陆续为全国培养了二十万军政人员，包括国民党军队人士。从而为取得全面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抗大校徽体现了红军精神的血脉传承，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

　　1937年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我父亲从红十五军团调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战斗和工作，先后任总校三期学员、直属队政治指导员、总校五大队宣传和组织股长等职务，后在太行陆军中学、抗大七分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华北军政大学干部总队等部队任政治处主任、政委等。他随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挺进敌后，在太行山边战斗边办学。也参加了解放石家庄等大小战斗。

在战争年代，父亲经常要参加战斗、行军和转移；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后在空军和民航系统工作，曾经十多次随部队调防或者调动工作。但是无论走到哪里，父亲都象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这枚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纪念章被他带在身边达整整半个世纪。他把这枚纪念章连同他从战争年代就开始保存的记录着革命历史的手稿、资料，放在一只三尺见方的小牛皮箱里，平时是上锁的。为了保存好不丢失，父亲从不让我们子女动他的小箱子，总是严肃地说：“这里面有贵重东西”。1978年离休后，父亲参加了中央军委红二十五军战史编辑委员会。

1986年12月16日，父亲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享年68岁。

　　图为作者父亲徐兴华在解放战争时期

怀着崇敬而沉痛的心情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们终于打开了他的小牛皮箱子：没见到一丁点金银财物，却见这枚珍贵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还有他的大量文章、图片等革命战争回忆录资料手稿，赫然在眼前！这，就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呵！可见红军时代在父亲半个多世纪革命历程中，是让他最为刻骨铭心的！轻轻捧起这枚纪念章，我开始理解父亲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整理父亲的照片时，我们又发现有两张1938年父亲胸前配戴着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的八路军照片，一张是在延安抗大学习时的半身照片，另一张是当年父亲和多位红十五军团老战友在延安同老军团长徐海东的合影照片。有实物，有父亲战时老照片，这就更为珍贵了。身为八路军老战士的母亲张家惠（1920-1999）继续把我父亲的遗物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珍藏起来。1999年4月，母亲病危，临终前嘱咐子女们，一定要把爸爸的遗留革命文物继续保管好。

　 上图为姐妹们手捧徐家四代人传续珍藏了八十一年（从1937年9月父亲在延安获颁到2018年9月子孙后代将其捐赠金寨县革命博物馆为止）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4月24日亲临参观视察金寨，并作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重要指示。而大別山也是父亲一生最思念的红军故乡。

为了告慰老父亲老母亲的在天之灵，我们要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事业。经全体子女一致同意，2018年9月26日我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日那一天，我们把父亲十五万字的珍贵遗留手稿和保存完好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在金寨县委县政府举办的纪念会上，郑重捐赠给了金寨县领导，由金寨县革命博物馆收藏保管。

　　上图为2018年9月26日捐赠安徽省金寨县革命博物馆的作者父亲诞辰百年纪念集，由徐兴华子孙以多年心血珍藏、抢救、打捞相关历史资料而汇总编成（为内部交流资料）。

　　上图为2018年9月26日，我的姐姐徐淮平（中）、表姐张小琪（左）代表家族后人向金寨县委县政府捐赠前辈遗留革命文物及珍贵手稿资料，图右为时任金寨县招商局局长刘丰成，他代表县委县政府接受了这笔捐赠。从此父亲这枚尘封多年的红军纪念章，属于党和国家，属于大别山人民。

　　2018年9月26日参加纪念会的时任中共金寨县委副书记王思春同志（上图左）亲自为我们颁发了捐赠证书。他手捧这枚红军十周年纪念章仔细端详，感慨不已。图右为党史研究专家胡本昌。有位党史研究专家看到这珍贵的革命文物时，当场兴奋地说：“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镇馆之宝呵！”是的，党史军史专家们最能理解革命文物的价值。我们希望大别山人民、全国各地来金寨县这个“红军摇篮”参观学习的人都能看到这枚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父亲母亲在九泉之下一定会颌首含笑的！

　　上图是一枚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四川通江籍老红军林开征珍藏多年的遗留文物红军十周年纪念章，这是经过长期战火灼烤的“飞马章”，现由其女儿林平江珍藏。

2006年我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柜看到过几枚红军十周年纪念章，多是经过战火疆场磨损或变形的。可见捐赠者当年是胸佩这枚纪念章在抗日的前线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老红军指战员，有的前辈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动荡的年代和新中国成立七十六年，能把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珍藏下来的老红军恐不多了。由于老前辈中有的人是戴着“飞马章”在战场上冲锋杀敌的，时间长了纪念章掉漆、变色、锈蚀或变形在所难免；又因人员在战斗中牺牲，“飞马章”遗失的不在少数。目前我知道另外还有十几枚老红军上至军队老领导捐赠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现珍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也有老红军后代将前辈的红军十周年纪念章作为传家宝而一直珍藏在身边，未捐赠的。

今年，红军十周年纪念章存世已整八十八载。它作为当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设计和制造的最后一枚红军纪念章，没有失去当年的灿烂光华。红军战士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和前赴后继的奋斗、金戈铁马的生涯，红军不怕任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和长征光被四表、永垂青史的荣誉与功勋，都深深地镌刻在这枚不平凡的纪念章上了。只有十年历史的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历史上留芳千古。希望更多的人们通过这枚见证血与火历史的红军纪念章，学习历史，勿忘使命。不忘初心，奋发有为！

　　图为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革命博物馆

（2025年9月重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