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了——从长桓临益四县边区行政联防办事处到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

张经勇（浚修阁主）

　　按：1940年4月，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是桓台县中共地方党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为了廓清其历史真相，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桓台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后改为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简称桓台县委党史委），根据省、地（市）党史部门的工作部署，启动了这一专题研究事项。其时，我正任职于县委党史委，并有幸“承包”了这一专题研究工作。期间，单位领导为主任王孝儒（县委办公室主任兼）、副主任于孔泉（主持日常工作）同志，两位领导与离休干部张秀峰、高士厚等老领导均给予热情鼓励，同事李彬（后调淄博市委统战部）、刘庆镇（后调县纪委）、李恒提（1985年8月任县委党史委副主任）、崔常远等同志予以支持帮助。我在用一年左右时间进行内查外调、搜集及研究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历经反复修改及征求意见，起草撰写了这一专题研究文章及调查报告。文章于1985年初成稿后，获得部门领导、抗战时期老前辈中主要当事者，乃至省、市业务部门充分肯定，先后在《桓台党史资料》印发，及被收录于淄博市委党史委编《马鞍山保卫战》一书。2015年1月，桓台县党史工作办公室编，王华主编，黄河出版社出版的《桓台县党史资料汇编（第一卷）》再次予以收录，作者落款为“桓台县党史办”。

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再次将此文呈现出来，以志留念，更为了向领导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向坚持艰苦斗争的革命前辈，向广大的抗日军民致以崇高的敬意！

需要说明的是，其时的我，是一名参加工作还没几年的新兵，对于历史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文字表述亦显粗糙。本次录入时，基本保留原貌，只对个别词语及标点进行了修正。诚意欢迎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

　　从长桓临益四县边区行政

联防办事处到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

一

随着人民抗日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如何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并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以发动群众，支援敌后我军抗战，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日益迫切地摆在了我党的面前。

1939年6月，中共清河特委(不久改称清河地委)于刘家井子战斗之后，在特委书记景晓村同志的带领下，再次转移到长桓地区，住北六庄(即马王庄、杨家桥、西付村、面窝、东付村、西沙沟河)一带。长桓地区的抗日斗争得以在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展开。特委分析了长桓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和我党面临的斗争任务，认真研究了抗日斗争中各种工作的关系，认为：长桓地区的抗日斗争已有了比较深入的发展，根据地初具规模，在清河区的抗日斗争中已占有重要地位，亦是我八路军山东纵队三、四支队的重要后方补给基地之一；同时，革命形势的发展也引起了敌人的仇视，他们妄图用军事力量，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先集中力量摧毁我抗日后方基地，以便从根本上扑灭抗日烽火。1939年春，日寇在我长桓地区施以大规模军事扫荡之后，于夏初先后在这里的许多重要集镇如索镇、卫固、街子等地安设了据点。特委认为，为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巩固已取得抗日成果并使抗日斗争有进一步的发展，除加强党的建设，更加积极地开展军事斗争外，必须针对日寇的恶毒阴谋加强政权建设，以便更有效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人民战争，巩固根据地，使抗日斗争的进一步发展有基本保证。为此，特委指示长桓临益四边县委，应在长桓地区已有的各区政权的基础上，成立预备性的县级政权组织，积累经验，逐步发展，为今后建立正式的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打下良好的基础。

长桓临益四边县委接此指示后，做了认真的研究，并在特委的直接领导下，抽调人员，积极筹备。

1939年7月1日，“长桓临益四县边区行政联防办事处”在面窝村宣布成立。清河特委派王子彬(又名王化东)同志任主任。办事处下设：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武装科四个职能部门。各科负责人为：民政科长李铁锋(兼)，财政科长赵川岳，教育科长于鲁川，武装科长张冲凌(兼)。

由于敌伪反动统治的加强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保安二十四旅的影响，“四边办事处”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我方能够掌握的地方有：长山九区、桓台二区的绝大多数乡村，桓台三区、桓台一区各一部分村庄(三区前毕、后毕、玉皇阁、三茅托、渔龙、夏庄等，一区阎家庄、沈家庄以南地区)，另外尚有临淄县东南边缘和益都县西北边缘的各少数村庄，都是我县政令所及的地区。而且由于战争环境的影响，即使这个范围也时有变化。

总的看来，“四边办事处”自1939年7月成立起至1940年4月止，活动了大半年的时间。期间，它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我桓台地方党组织在政权建设方面积累了不少有效的经验和方法，这对于此后成立的“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二

1940年是抗日战争进入敌我相持阶段的第二年，日本帝国主义为集中力量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提出了迅速解决“中国事变”的方针。在广大的敌后方，日寇加紧了军事攻势，其依据各条交通要线，对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囚笼政策”，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地区日益增多，并日益加紧封锁和袭击，我人民受到摧残，军队给养困难，根据地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中国人民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在这种形势下，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和各方爱国人士，更加坚决地打击敌人，进行着英勇卓绝的对敌斗争；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中的反共顽固派以“曲线救国”为幌子，认贼作父，为虎作伥，与抗日军民公开为敌。国民党统治集团为实现其妥协阴谋，不断制造分裂，多方限制敌后我党我军和各种抗日力量的发展，极力反对我们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为了推动全国民主政权的建设，加强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940年3月6日发出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指出：目前是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极力反对我们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我们则必须建立这种政权，并已经可能在各主要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这种政权的时候。这种政权应该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实行“三三制”，但须依当地的实际情况施行，基层政权的成分可酌量变通，但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抗日政权的施政方针，应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解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和镇压汉奸反动派为基本出发点。此前不久，中共山东分局在2月29日的《关于对各种工作的指示》中，对于政权工作亦强调在有条件的地区迅速建立县、专署主任公署政权。

1940年上半年，我长桓地区处于斗争形势日趋复杂的时期。一方面是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积极出击捷报频传。虽然日寇加紧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但收效甚微。敌酋冈村宁次曾以“狮子扑鼠，效力不大”来解嘲。另一方面，国民党地方部队保安二十四旅，不断分化瓦解，消极抗战，反共投降倾向日趋严重。终至1940年4月，隽宇澄部投靠何思源，与我军公开为敌，张景琪亦与敌伪勾结频繁，为最后投敌做准备。保安二十四旅的附属政权此时不仅起不到抗日政权的作用，反而堕落成了推行苛捐杂税、搜刮民财的反动机构。根据这种情况，为了加强领导，进一步促进军政建设，将抗日斗争坚持到底，中共长桓临益四边县委研究认为：作为政权机构的长桓临益四县边区行政联防办事处，已不能很好地适应形势的发展，有必要旗帜鲜明地成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府。遵照中共中央及山东分局的指示，经清河特委研究同意，1940年4月28日，在桓台县五区(即原长山九区)中埠村，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正式宣布成立山东省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

“大众在怒吼，在呼喊，我们需要抗日民主，民主抗战。一党专政，已断送了河山的大半。还说，国家大事不用我们管。今天已不是昨天，谁还能忍受这长远的欺骗。我们要做中华民族的主人，大家的事需要大家来干，用大众的力量，夺取胜利的明天。”

在这激昂雄壮的歌声中，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大会，在中埠村大地主王老六家的东院北屋里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四边县委负责人孙铁民、马同贵、李铁锋暨全县各团体、各机关和地方部队的代表，各界知名人士、各区代表，共60余人。长期并肩战斗的兄弟县临淄也派员到会祝贺。大会由马同贵同志主持。与会代表认真学习了上级有关指示，经认真讨论斟酌，一致公推25岁的优秀共产党员李铁锋(曾任长山九区行政委员会主席并继王子彬之后任过长桓临益四县边区行政联防办事处主任)担任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县政府主要成员还有：政府秘书兼教育科长于鲁川，民政科长杨岳东，建设科副科长朱其成(又名朱铣)，财政科长赵川岳，粮秣科副科长李春田。

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新任县长李铁锋代表县政府登台讲话。他说：当前我县土匪遍地，汉奸猖狂，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涂炭，很需要有人领导；人民政府与旧政府有根本的不同，是真正民主的，是维护人民利益的，是领导人民坚决抗战的人民政权。他还谈了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表示：桓台县政府一定与桓台全体同胞同生死，共患难，坚决抗战到底。他的讲话博得了全场一片喝彩声，人们振臂高呼：拥护抗日的民主政府！坚决抗战到底！随后，各界代表、各区代表相继发言，一致表示积极拥护县政府，服从领导做出成绩。继代表发言之后，县委书记孙铁民和临淄县政府代表也讲了话，他们一致对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成立表示祝贺！临淄县政府代表在讲话中还希望临桓两县进一步加强合作，相互支持，共同奋斗。大会在欢快的庆祝晚会中胜利结束。

1940年5月，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不久，便接到上级交给的一项艰巨任务，为山东八珞军三支队筹备一笔巨额军费。有鉴于天主教周村教区美籍主教顾天民无视我民主政府，在我县境内大搞“复活节”瞻礼布道活动，破坏我抗日工作，影响极坏，我民主政府应当地人民要求，决定采取措施，向其征收抗日捐。在我政府威力震慑之下，经过说理斗争，顾天民等如数缴纳了这笔罚款(约值三万元伪币)。这一举动，不仅维护了民族尊严，树立了我民主政府的威信，而且还收到了休养民力、减轻人民负担的良好效果。事后，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赞扬。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县委和县政府还利用县境内东南部山区的有利条件，建立了地下兵工厂，对我地方武装斗争起了重要作用。

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在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动员参军、为我抗日部队筹集粮款等项工作的同时，还专门抓了对广大青少年学生的抗日教育工作，启发他们的民族觉悟，提高他们的抗日救国热情。其主要措施有：一、选拔了一批有抗日热情的知识青年充实县政府教育科，以加强领导；二、凡县政府政令所能达到的地方，对各乡村的教师重新进行了考核和选拔，规定凡拥护抗日救国，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饿、联共、扶助工农”三民主义的，方可任教；三、克服重重困难，在距离卫固敌据点不远的郭家庄开设了地下印刷厂，采用石印、油印等方法印刷了一批抗日教科书，作为各乡村小学的统一教材；四、在教育内容方面，运用多种形式，尽量做到通俗易懂，用具体形象的事实，摆出中日两国在当时的各方面优劣条件及抗日战争的发展等情况，说明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的趋势，宣传共产党八路军为国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等。这些措施不仅对青少年学生起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作用，而且通过他们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人民群众。这部分学生在后来的抗日斗争中，有些锻炼成为我觉我军的优秀干部。

三

综上所述，我党领导下的政权建设，在我县说来，1938年9月长山九区(后改桓台五区)行政委员会是区级政权建设的尝试；1939年7月成立的长桓临益四县边区行政联防办事处，则是县级政权建设极为有益的尝试。翌年4月，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建立，则标志着我地方党的政权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朝着正规化的目标适时地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出色地进行武装斗争，而且完全能够卓有成效地担当起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国民党反动派在我桓台的统治势力彻底崩溃之前，我人民政权曾先后与国民党的县政府和日伪傀儡县政府长期处于并存状态。然而，“顺民者昌，逆民者亡”，随着形势的发展，历史无情结束了日伪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罪恶统治。与此相反，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由于着眼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是广大的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戴，领导全县人民在各项建设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成就。

1985年1月13日

附:

《从长桓临益四县边区行政联防办事处到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附件简明目录

附件 1.景晓村1984年5月14日谈话(节录)

附件2.王子彬1982年9月6日谈话(节录)

附件3.王子彬1984年7月10日、13日谈话(节录)

附件4.李铁锋谈桓台县民主政府建立前后(节录)

附件5.张精忠谈桓台县民主政府诞生(节录)

附件6.张精忠谈于鲁川老师给我的教益(节录)

附件7.李铁锋 1983年5月27日来信(节录)

附件8.访邢涛谈话记录(节录)

附件9.1940年5月24日《群众报》载《桓台县政府成立了》

关于“从长桓临益四县边区行政联防办事处到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的调查报告

一、综合材料的主要依据

“长桓临益四县边区行政联防办事处”建立于1939年7月，“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于1940年4月。这两个时间与长桓临益四边县委的建立时间同处抗战初期，因之，我们在进行专题访问的时候，注意互相兼顾，向参加这一时期工作的老同志广泛进行调查，而以这两个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孙铁民、王子彬、李铁锋、邢涛等同志为重点访问对象。先弄清基本轮廓，然后努力挖掘具体情节并进行考证。为落实“四边办事处”的时代背景、酝酿经过等情况，我们还专程访问了曾参与指导工作的老领导景晓村同志，并参阅“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735-738页)、辛玮等同志主编的《山东解放区大事记》、县文史组《记山东保安二十四旅兴亡史》(见《桓台文史资料选编第一辑》)等有关资料分析研究，不仅注意对全国的整个历史背景的深入了解，而且注意联系桓台的地方历史进行探讨，以求更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两个主要问题的说明

1.关于“四边办事处”的机构设置。

最初访问原四边办事处主任王子彬同志的时候，他谈到办事处下设民政科、财政科、教育科、武装科、秘书科五个工作部门。除秘书科已记不清何者负责外，各科负责人是：民政科长杨岳东、财政科长赵川岳、教育科长于鲁川、武装科长张冲凌(兼)。之后，我们又访问了几个老同志，他们也没有提出疑义。直到1983年5月27日，李铁锋同志来信称“四边行政联防办事处建立后，我是长山九区行政委员会的主席兼四边办事处民政科长”，从而出现了新的疑点。那么，到底谁是四边办事处的第一任民政科长呢？此其一。其二，秘书科的负责人是谁呢?退一步讲，当时四边办事处是否设了秘书科？随后，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又于去年两次向王子彬同志请教，经和王子彬同志座谈回忆，落实了办事处并未设秘书科。但第一个问题仍不够清楚。于是，我们综合了各种说法，经过分析研究，按照“在当事人和非当事人意见不一致时，以当事人所说为准”的原则，最后确定：四边办事处成立之初共设四科，即：民政科，科长李铁锋(兼)；财政科，科长赵川岳；教育科，科长于鲁川(兼)；武装科，科长张冲凌(兼)。

2.关于“中埠大会”

①会议地址的确定。在有的老同志的回忆录中曾说到会议地点是在中埠村大地主王老五家。这一说法也是较长时间没有人提出疑问。而在和向旭同志座谈时，向旭同志在谈话中说会议地点应是“王老六”家。为彻底搞清这个问题，我们于1984年6月27日邀请原副县长张精忠同志和曾参与县政府成立会筹备工作的向锋同志一同进行了实地考察。确认会议地点在大地主“王老六”家的北屋，并将原址拍照留存。

②会议议程等有关情节的逐步落实。为搞清这个问题，我们曾两次北上首都请原会议参加者任曰淼同志进行回忆和核实，多次找孙铁民、邢涛、张精忠等同志进行座谈，数次和李铁锋同志信函联系，请他补正。这样反复多次才得以搞清。在这里，有些情节也可以通过1940年5月24日的《群众报》所载于毅同志的报道《桓台县政府成立了》得到印证。而且，三年多来我们一直调查但没搞清的“中埠大会”的具体日期也从这篇报道中查到了。由此很好地证明了文献资料的征集研究工作，在党史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98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