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厢旧闻

南江

　　夏日的午后，骄阳似火，肆意地烘烤着大地。整座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蒸笼，大街小巷弥漫着滚滚热浪，连空气都变得滚烫而黏稠，每一次呼吸都裹挟着难耐的燥热。早晨，无线电广播里播报着气象预报，说是午后局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可此刻，天空湛蓝如宝石，不见一丝云彩的踪迹，更没有半分要下雨的迹象。偶尔有一片白云悠悠飘过，转眼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未出现过。

我站在被阳光强烈照射的窗口，向下望去，街上行人寥寥无几。人们都无奈地躲在家里，试图避开这灼人的热浪。我家临街的朝西窗户，挂着一幅用了几十年的竹编窗帘，如今已经破旧不堪，千疮百孔，却因囊中羞涩，一直没有钱更换。阳光毫无顾忌地穿透那稀疏的缝隙，裹挟着滚滚热浪汹涌而入。紧靠窗口的老式八仙桌，桌面被直射的阳光烤得发烫，甚至有些微微拱起，仿佛在无声地抗议着这酷热的天气。

　　九月开学，我就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了，我正艰难地攻克暑假作业的最后一道语文作文题——写一篇记叙文，题目是“记暑假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我向来讨厌写这种烧脑的作文，每次面对作文题目，都感觉像是在攀登一座高耸入云、难以逾越的山峰。此刻，我绞尽脑汁，苦思冥想了许久，脑海中却依然一片空白，混沌迷茫，毫无头绪。闷热的天气让我喘不过气来，汗水不停地从额头冒出，顺着脸颊滑落，浸湿了面前的作业本。我心烦意乱，下意识地咬着铅笔头，不一会儿，铅笔头就被咬得惨不忍睹，甚至连手指甲也被我啃咬了一遍，可还是想不出暑假里有什么值得叙述的有意义的故事。

两个月的暑假，我都是在浦东外婆家度过的。每天上午，我的任务看似简单，却也颇为“繁重”。我要拿着水桶，到屋后的小河里拎水，一趟又一趟，直到把厨房间的水缸灌满。之后，我会熟练地抓一把明矾放入水缸，再拿起竹杆用力搅拌几下。不一会儿，原本混浊的河水便逐渐变得清澈见底，泾渭分明。接着，我在厨房点燃灶膛，升起熊熊火焰，把中午饭烧好，然后静静地等候外婆和哥哥姐姐们从田间收工回来。外婆从自留地摘回几把嫩绿的青菜，再摘几根鲜嫩的黄瓜，简单清洗后，一顿中午饭的菜就准备就绪了。整个暑期，我最开心的时光，便是每天下午和几个表兄弟们在乡村的河塘里游泳戏水、摸鱼抓螃蟹。我们在水中嬉笑打闹，溅起层层水花，享受着清凉与欢乐。可我知道，这些内容肯定不符合老师对作文的要求。在那个年代，无论写什么文章，学习雷锋做好事这类题材总是最符合当时的政治氛围。我曾想写坐公交车时主动给老人让座的故事，事实上，每次去外婆家坐公交车，我都会在陆家嘴起点站上车，没坐几站，就会有老人颤颤巍巍地站在我旁边，我也总是毫不犹豫地立刻站起来让座。但在我看来，坐公交车时给老人、孕妇让座，这不过是一个正常社会应有的基本人文常识，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刻意颂扬的。如果非要将其美化成学习雷锋精神，写成宣传文章，我觉得这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为这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在文明行为方面已经严重缺失。

　　炎热的夏天，我喜欢坐在家门口看书写作业，这里能吹到过道飘来的习习凉风，让人感觉稍微凉爽一些。此刻，这微风却让我昏昏欲睡。突然，我家的木板楼梯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中年人悄然出现。他肤色黝黑，鼻梁骨中间突起，给人第一眼这人很阴，单眼皮，瘦脸，整个人看起来像一只谨慎而机灵的鼹鼠。他悄无声息地走上楼梯，用不太友善的目光瞥了我一眼，随后转身进入了隔壁邻居家。就在他转身的瞬间，我无意中看到了他那鹰钩般的鼻梁，这奇特的相貌让我莫名地感到恐惧。在生活中，人们往往习惯以貌取人，像他这样的相貌，很难让人产生好感。在文学作品里，这类长相的人常常被描绘成险恶的奸诈小人。不过，在这里我要申明一下，这个外貌看似狰狞的联络员，工作起来其实满腔热情，而且革命警惕性极高，他几乎每天都会下基层，奋战在斗争的第一线。

　　他到邻居家会晤的人，是我所在居委的女治保主任。66年，文革运动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帷幕，虽然他俩单位不同、职业各异，但在工作上却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关联。他们的工作性质特殊，有着严格的保密原则，所以常常隔三差五地在女主任家里秘密会晤。我们住的房子是简易的木板结构，没有隔音砖墙，隔壁住户的一举一动都听得清清楚楚，哪怕只是放个响屁，都如同惊雷一般清晰。我记得，女主任家的先生，肠胃似乎不太好，每天晚饭后，只要听到他喉咙发出第一次打嗝声，紧接着，响屁就像机关炮一样接连不断，又像吹破了的冲锋号，每隔三五分钟就会连贯地响起，一直持续到熄灯睡觉。

而每当他们秘密商谈工作时，警惕性都非常高，谈话内容我从来都听不明白。他们是苏北同乡，交谈时操着苏北方言，喃喃之语，在我听来，那就如同神秘的波斯语，充满了未知和谜团。每当他们交流工作时，我的耳朵里就会传来床架摇动或者物体撞击的嘎吱嘎吱声，紧接着，又会传来沉闷而压抑的、仿佛咬牙切齿般的、痛苦万分的阵阵哀嚎。我心里不禁纳闷，这工作会谈怎么如此艰难曲折？看来革命工作确实充满了挑战，他们肯定遇到了不少困难和挫折，或许正需要相互鼓励、相互支持，我相信他们最终一定能取得革命的成功。

　　然而，他们隔三差五的紧密会晤，在某天下午发生了惊天的逆转。那是一个乌云密布、天色暗沉的下午，仿佛整个世界都被一块巨大的黑色幕布笼罩着。突然，风云突变，电闪雷鸣，久违的暴风骤雨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豆大的雨点砸落在地面上，溅起层层水花，迅速将高烧不退的申城变得凉爽怡人。我坐在家门口，正专心致志地阅读长篇小说《迎春花》。楼梯上又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我下意识地抬头望去，只见那个“鹰嘴鼻”联络员趁着惊雷的掩护，冒着如注的暴雨，悄无声息地来了。尽管他手中拿着雨伞，可全身还是被雨水湿透了，活像一只刚刚从河里爬上岸的河狸，狼狈不堪。他警惕地瞪了我一眼，便匆匆进入女主任家里，嘴里还嘟囔着苏北方言：“妈勒个Ⅹ，这雨下得太吓人了。”我心里想着，文明人偶尔爆个粗口，也不能就此证明他是个野蛮人，只是这雨确实下得太过猛烈了。我不禁有些担心，他衣服湿透了，会不会因此感冒呢？他可真是辛苦，下这么大的雨还不忘革命工作，这种敬业精神实在让人敬佩。窗外，雷声隆隆，大雨滂沱，隔壁的会晤很快又开始了。半小时后，雷声逐渐远去，雨也慢慢停了，一场大雨洗礼后的申城，空气格外清新，气温明显下降，街道被冲刷得干干净净，焕然一新。这时，我听到木板楼梯吱嘎吱嘎地响了起来，紧接着，是熟悉的“嗯哼”咳嗽声。这声音惊动了隔壁房间里的人，突然，里面传出急促而压抑的说话声。原来是女主任的老公回来了，这可有些反常，他平时上下班都很准时，今天怎么回来得这么早？我心里隐隐有种预感，似乎要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的衣服也湿透了，也许是在上楼的过程中，听到了什么声音，感觉不太对劲，此刻的他，脸色十分难看。他快速地拿钥匙开门，进入房间后，马上传来了严厉的喝问声。平时，他的嗓音有些尖细，像个女人，此刻却变得异常粗狂：“你们在干什么？啊！太不要脸了，我操你妈的！”他的情绪异常激动，仿佛一座瞬间爆发的火山，愤怒的岩浆喷涌而出。

激烈的争吵声虽然不大，但在这安静的午后却格外清晰。我回到自己的家，关上房门，试图隔绝这突如其来的混乱。一开始，我还不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难道女主任在家与联络员讨论工作也有问题吗？他们争执的语言依旧是苏北方言，语速极快，我只能听懂一部分。那个低调的联络员没有参与激烈的抗辩，不知道他的低调是否与他今天所扮演的角色有关。最愤怒的显然是女主任的老公，他看到“鹰嘴鼻”衣衫不整地出现在自己家里，情绪几近崩溃。木板的隔音效果很差，他们喋喋不休的争吵声不断传入我的耳中，即便我不想听，也无可奈何。

突然，女主任对着愤怒的老公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狠话：“因为你这个男人没卵用，我是被逼的才这样的，你大声嚷嚷，传出去最终还是丢你的脸。”这句话就像一颗重磅炸弹，瞬间镇住了她那被“绿”得彻底的丈夫。争吵声戛然而止，那个“鹰嘴鼻”很幸运，没有受到任何抨击与报复，得以安全撤离。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之前所谓的切磋工作不过是个幌子，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鹰嘴鼻”走了不到半小时，那个理由看似充分的女主任突然敲响了我家的门。我还在好奇，这场奇耻大辱的通奸事件怎么没有引发一场武力冲突，原本还在期待更精彩的后续情节。没想到，这女人却突然来敲我家大门。她走进我家，板着脸，凶神恶煞地对我训话：“你给我听好了，你父母亲解放前的问题还在深查，今天发生的事情，如果传出去，你要考虑后果，记住，你什么人都不能说，包括你母亲也不能说半个字。”这个无耻而霸道的女人，竟然如此狂妄、嚣张，面对她的威胁，我紧张得不知所措，当即就表示，我什么也不知道，也不会向任何人透露半个字。我心里清楚自己的家庭状况，从小就明白必须要卑微而低调地生活。可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件风流事件发生后，最受伤的怎么会是我？我被她勒令不许乱说乱动，仿佛我成了坏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我真是有冤无处诉。

　　说起我家隔壁的这户邻居，还得从五十年代说起。建国初期，这户邻居还是一对刚结婚的年轻夫妇，他们从苏北老家千里迢迢地投奔在上海的亲戚。他们的亲戚和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亲戚家住房狭小，根本无法安置他们。那个亲戚便找到我母亲，恳请帮忙，希望能让他们临时居住两三个月，等找到工作后就马上搬出去。其实我母亲和那个亲戚也不是很熟悉，但看到他们确实有困难，而且态度谦卑诚恳，便很爽快地答应了。那时也没有签订什么协议之类的文书，毕竟只是临时借住几天，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想问题简单的人，觉得救人之急是人之常情。我家里正好有现成的房间，所有生活用品也一应俱全，年轻夫妇便两手空空地高兴地住了进来。没过多久，他们俩都顺利找到了工作，他们都有点文化知识，男的进入了黄浦区某事业单位，运气着实不错；女的则被我们所在的居委会招聘为临时工。她这人很会钻营拉关系，没多久就转正了，很快还当上了居委会治保主任，这个位子她一坐就是几十年，稳如泰山，一直做到退休。房子免费给他们住了，起初以为只是临时住几天，所以我母亲甚至连水电费都没有让他们付。结果，他们这一住就是三年，丝毫没有要搬出去的意思。

在这三年期间，我家里却遭遇了一场巨大的灾难。我父亲被人陷害，生意一落千丈，原本红红火火的生意彻底做不下去了。我父亲为了做生意，总是讨好顾客，却没想到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买家坑骗，不断地被赊账欠费，最后许多货款都收不回来。正巧赶上那个年代搞运动，我父亲的生意彻底停顿，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我父亲脾气耿直倔强，受不了这样的打击。那年，我还在母亲的肚子里，父亲就无奈地离开了上海。从此，家里的状况急转直下，变得一贫如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母亲整天以泪洗面，悲痛欲绝。我出生的时候，家里的日子更是艰难到了极点。母亲悲伤过度，又没有足够的营养品补充，连正常的一顿饭都难以保证，根本没有奶水。我整天饿得哇哇大哭，声音都哭哑了。外婆操劳过度，身体也不好，无奈之下，劝母亲把我送给一个好人家，可母亲怎么舍得呢？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把我送人。家里揭不开锅了，母亲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和那对免费借住三年的年轻夫妇协商，房租可以不用付了，但水电费希望他们能自己承担。这本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要求，没想到却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他们当场翻脸不认人，把房门摔得震天响，从此就像陌生人一样，成了冤家对头。他们可真是忘恩负义的无赖，三年前，母亲好心收留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然会酿成我们家三十多年与豺狼相伴的噩梦。

　　没过多久，那个恩将仇报的女人，利用卑鄙龌龊的手段，到房管部门弄来了房卡。我们好心免费让他们借住的房子，就这样被他们非法掠夺，成了他们名正言顺的“合法”住房，这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鸠占鹊巢，让人难以置信。母亲知道后，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暗自流泪，欲哭无泪。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过得更加艰难。我们的家庭出身有问题，从小，我们兄弟姐妹们就抬不起头来。尤其是在十年文革期间，我们在家里都不敢大声说话，每天都过得小心翼翼，压抑无比。还要时刻提防着她寻衅滋事，我的同学到家里来玩，她都会告诫同学，说我们家有历史问题，最好不要和我往来。更可恶的是，我和姐姐有了工作后，她变本加厉地对我们进行无中生有的恶毒伤害。每次单位来外调政审，她作为居委治保主任负责接待，总是信口雌黄，污蔑我在社会上与流氓为伍，品德败坏，一塌糊涂。单位团干部对此非常不理解，他们怎么也想不通，我在单位表现良好，怎么到了社会上就成了另一个人呢？单位领导了解我家屈辱负重、与狼为伴几十年的遭遇后，也深感不可思议，他们无法想象，这世上竟然真有如此不要脸的无耻恶人。

　　这个霸道无耻的女主任，工作作风泼辣而嚣张，在远近都出了名。我们辖区那些地富反坏右，看到她都心惊胆战。她爱憎分明，革命意志十分坚定，在工作上确实雷厉风行。遗憾的是，她和丈夫结婚将近二十年，肚子却始终没有动静，一直未能生育。为了能有个孩子，他们夫妻俩踏遍了本市各个专科医院，尝试了民间各种离奇古怪的偏方。那些五花八门的中草药把他们的肠胃折腾得够呛，两人整天都没什么胃口，无精打采，说话都有气无力，爬两层楼梯都要气喘吁吁。他们竭尽全力地寻医问药，可最终还是功亏一篑，没能如愿以偿。这个打击对他们来说太大了，有一段时间，他们夫妻俩精神状态极差，整天萎靡不振，茶饭不思。就在她极度沮丧、心灰意冷的时候，“鹰嘴鼻”的亲切关怀让她感受到了一丝温暖，于是，便发生了这违背道德伦理、匪夷所思的“借种”风波。而这段不为人知的浪漫故事，幸好没有被外人知晓，这才避免了身败名裂的风险，同时也保住了他们引以为傲的工作。一切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风平浪静，岁月依旧看似静好。

　　波澜壮阔的文化运动继续深入发展，女主任果断地放下个人情感的包袱，毅然决然地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中。尤其是她和“鹰钩鼻”在政治立场上高度一致，他们果断斩断了之前的苟且之事，重新踏上了革命征程，相互支持，携手前行。很快，我们这个社区隐藏得很深的所谓“牛鬼蛇神”就被他们一个个挖了出来。许多我曾经熟悉的、慈眉善目的大叔大婶，在他们的“调查”下，竟然都被指控有不可告人的、令人咂舌的滔天大罪。我感到十分震惊，恍惚间，仿佛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真没想到，我们这条百米长的老街，竟然隐藏着这么多被他们认定的“阶级敌人”。懵懂无知的我不禁感到不寒而栗，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受到阶级斗争的严峻与复杂。我不得不钦佩他们果敢的工作能力，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揪出这么多他们认为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坏蛋特务”。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就像一场熊熊燃烧的大火，在错综复杂的老城厢越烧越旺。老街的面貌就像一本尘封已久、内容丰富的古书，被他们惊心动魄地掀开了极其厚重的一页，展露出了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