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福馨先生画影集 （2025.7——9月）

赤子•美篇2

↑7月17日

给亲友们分享我在马铃水车坝写生的画。

↑7月17

给亲友们分享我在马铃水车坝写生的画。

↑7月30日

再画一波《安顺老风景》，从《云鹫山》开始，这一稿想表现“雨来云鹫”的感觉。

↑8月1日

《安顺老风景金钟山》，这一稿改变了色调，想画金钟山的秋季。

↑8月4日

安顺老风景·北教场

老安顺有两个教场。一个东教场，一个北教场。东教场在安顺东门外，这里曾经是安顺最大的场坝——牛场，每逢集市，热闹非常。解放后这里建成东体育场，是市民体育运动和竞赛的场所。而北教场始终是一个富含军事用途的地方，这里的故事不是一般的多。

北教场这个地方至迟在明万历年间就已经作教场之用了，这从《黔记·普定卫城图》上可以得到证实。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传统有“武据北，文坐南”的规制，更主要的是，在明代安顺建城初期，最大的侵扰势力多来自北方。故而安顺北城门被命名为“镇夷门”，在安顺城北驻扎军队，正是为了保护这座城池的安宁。

据说安顺建城之初，西堡苗族、仡佬族民众聚集一万五千多人围攻安顺，指挥使顾成奉命守城，双方相持数月，待围城队伍松懈之时，顾成指挥突击，鏖战于城北十里之高岭，大获全胜。民众劳军，皆大欢喜，遂将此地命名为“欢喜岭”，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北教场旁边的兵营早先叫北大营，后来大家习惯称为北兵营。有清以降，贵州提督常驻安顺，经常在北教场阅兵试武。大比之时，盛况空前，乡绅富贾应邀出席，并且允许老百姓前往观看。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与华严洞、金钟山等齐名的安郡外八景之一，称为“校场观射”。

北教场地处城北高处，地势还相对平缓，历来被认为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相传安顺城的建造者吴复去世后，首选的安葬之所就是北教场。后因朱元璋降旨，赐葬南京钟山，（后又移葬吴复的家乡安徽省肥东县凤凰地。）北教场仅留下吴复的衣冠冢。

北教场也曾经是“潘家大坟”的所在地。提起安顺西王山的潘家，有说不完的故事，虽然版本很多，但主要内容大致相同。据说潘氏的入黔始祖潘克常受封“昭勇将军”，曾官至“普定卫军民指挥使”。他到安顺之初，和一位苗王争斗数年。传说这位苗王力大无比，他下田耕作时嫌牛走得慢，就把牛扛起来走。潘克常不是他的对手，战死之后，潘家后人抢得潘克常头颅，隆重安葬在北教场，形成赫赫有名的“潘家大坟”。

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军门提督李芳述来安顺，决定重振北教场雄风，恢复其军事教练功能，遂将吴复衣冠冢迁葬至欢喜岭祈雨山轿子穴。当让潘家将大坟迁走时，潘家借着朝中有人，与李芳述在京城较量。康熙皇帝考虑李芳述守边练武的需要，加上这地方前朝就已经是教场，于是决定让潘家迁坟。但又念及潘家先祖拓土有功，便口头上许下潘家独有“宰杀自由”的特权。而在写圣旨时，丞相将“宰杀自由”写成“宰鸭自由”。潘家只得按旨行事，于是安顺西王山方圆百里的鸭子都必须送到西王山来宰杀。安顺西王山因此与宰鸭结缘，形成了西王山板鸭的品牌。安顺人还研制总结出多种烹饪鸭子的方法，也衍生出爱吃寡蛋（分黄寡和儿寡）的习惯。我小时候一到秋天，尤其是水稻收获入仓的时候，就知道这是西王山鸭子收篷上市的日子，总盼着能品尝到西王山肥美的麻鸭，外地人也爱在这个时候到安顺来吃鸭子、买鸭子。只可惜近年来有关西王山鸭子的这种传统逐渐式微了。

北教场最值得记录的是，1939年3月，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中国最有名的军医学校迁来安顺，在这里办学长达七年之久。

这所军医学校的前身是1902年由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创办的北洋军医学堂，清政府陆军军医司接管后改叫陆军军医学堂。1912年，国民政府成立，更名为陆军军医学校。1918年学校由天津迁到北京，1933年，又由北京迁南京。1937年抗战爆发，学校被迫迁到广州，与广州军医学校合并。同年，为躲避战乱迁至广西。后广西也燃起战火，学校再次被迫迁到相对平静的安顺。

这所军医学校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军医大学，也是当时设备最好、师资力量最强的医科大学。军医学校的校长由蒋介石担任，学校日常工作由教育长张建负责。学校从广西搬迁安顺，从动议到开学只用了短短四个月时间，他们采用卡车运输、自行搭车甚至徒步行军的办法，从学生、教职员工、教师家属、教学器材标本、医用设备等完成了从广西向安顺的转移。军医学校以北大营作为校本部，基本教学在这里进行，同时为避空袭，各科室的实验室散建于北大营附近，当年的武当山和小米山等处还建有血清疫苗和药品制造研究所、生药学系附设药圃以及附属玻璃厂、酒精厂等。军医学校还利用县文庙、轩辕宫等在城内的设施，建立教学医院及临床教学中心；将地藏寺及其各处小庙、小祠堂作为入伍生训练及学校医药器材、被服仓库等。

军医学校迁到安顺以后，在艰难的条件下办学。其间国民党要员陈立夫、何应钦、罗家伦、白崇禧、杜聿明、戴安澜、吴鼎昌等均到过学校视察或参加相关活动。军医学校在安顺办学期间，发展成为一所兼具教学、科研、制药、医院、生药基地等体系完备、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医科大学。军医学校在安顺办学的七年。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医学成果，不仅改变了当时安顺落后的医疗状况，还为抗战输送大批医疗人才和医用物资，对抗战取得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至今安顺人一提起当年的军医学校，都有一种为中国的医药事业及抗战历史作出过卓越贡献的骄傲。

↑8月8日

《安顺老风景·鲍家屯》。这一稿把视点降低，让眼前的风景更加亲近。

↑8月10日

昨天回安顺参加二嫂八十岁生日的聚会，亲情、故乡情，永远难以离舍。

↑8月10日

昨天回安顺参加二嫂八十岁生日的聚会，亲情、故乡情，永远难以离舍。

↑8月14日

安顺老风景·贯城河上的四座桥：陷马桥、抄纸桥、太平桥和新桥。

↑8月16日

昨天下午参加徐宏力先生《世界摄影史》新书发布会，徐先生以八十岁高龄完成他的继《贵州摄影史》、《中国摄影史》之后又一部巨著，令人感动、令人敬佩！

↑8月16日

昨天下午参加徐宏力先生《世界摄影史》新书发布会，徐先生以八十岁高龄完成他的继《贵州摄影史》、《中国摄影史》之后又一部巨著，令人感动、令人敬佩！

↑8月24日

安顺老风景·天主堂

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清政府与法国政府签订了“黄埔条约”，天主教会取得在华传教权，罗马教廷决定将贵州地区划为法国传教区域。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法国传教士白斯德望奉罗马教皇之命，经由泰国、新加坡到达澳门，再经洞庭湖、重庆东川来到贵州。三年后他成为天主教贵州教区第一任主教。白斯德望在贵州8年，遍历贵阳、安顺、兴义、遵义等地方，他不仅在贵州传播天主教，还为贵州、为安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老照片，例如拍摄于1847年的《黄果树瀑布》，是我们目前见到的黄果树瀑布最早的影像。1850年他从塔山上拍摄的安顺城全景、从钟鼓楼上拍摄的安顺东街，成为安顺城最早的两张照片。

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法国传教士任神父（汉名任国柱、法文名M·vielmon）来到安顺，当时的安顺没有教堂，任神父租民房寓居于东门坡，以客栈作为经堂，开始了天主教在安顺的传播。

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归化（今紫云）游击包廷贵在太平军入黔时弃城逃回安顺，这在当时是重罪，他求助于贵阳天主教胡缚理神父得以保全，为表谢意，包将他安顺顾府街的住宅捐给教会，任神父将其改为教堂，于是信徒逐渐增多。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云贵总督劳崇光来安顺，任神甫以顾府街教堂狭小为由，向他申请土地兴建教堂。劳崇光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正大力提倡教务，于是两者一拍即合，劳将崇真寺旁桑园和塔山下布政街贵西道署遗址任其挑选。任神父综合考虑，选定贵西道署遗址地加以改造。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法籍纳密神父（法文名M·Lamy）继任安顺天主教“正在堂神父”，将旧道署遗址改造完工，建成安顺天主堂。

安顺天主堂座南朝北，虽为法籍神父掌脉，但因是遗址改造，也离不开当地风格和建材。整个天主堂犹如一座大户人家的四合院。大门宽两间，左右耳房各四间，进大门为一宽大天井，以条石铺成十字甬道，通过走廊连接一楼、二楼各室。所有房屋均为石（砖）木结构，单檐双坡小青瓦顶。举行仪式的教堂矗立于院内主要位置，前为哥特式三尖顶石砌牌楼，开三扇门。门顶分别镶嵌一大两小圆形花格窗，教堂内部高敞宽阔，正面为祭坛，有十字架及耶稣受难像。东西两壁各开四扇平底圆顶高（门）窗，镶嵌彩色玻璃，绚丽、神圣而庄严。

安顺天主堂“入乡随俗”，将在西方本应为尖顶的钟楼建成两檐六角攒尖顶中国式塔楼。教堂的大门还安有腰门，据说是照应布依族民居的习惯。为适合“男女有别”的社会习俗，天主堂还在经堂中间竖起木板隔断，分设男、女经堂等。安顺天主堂真算得上中西合璧的样板。

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天主堂设立收容孤儿的场所，收容孤儿达二百五十人。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开办“经言学堂”及医馆。此后，又陆续将收容孤儿的场所更名为“天神会”，设立“天神诊所”等，通过这些机构扩大教会影响。

因为有了宽敞的活动场所和一系列的慈善措施，此后教会发展很快，光绪年间教堂增至七处，教友发展到一千多人，（当时安顺城区居民不过三万人），并在镇宁、幺铺、旧州等处设立分教堂。据《续修安顺府志辑稿》载：当时安顺的天主堂：“一在城内布政街，一在城内北大街，一在旧州，一在幺铺，一在西乡大碗屯，一在北乡水塘寨，一在南乡新场。就中以布政街之教堂设置完备。……全县教产共计岁八百多石租谷，即遇雨旸不时，实收亦不下七百石。”

民国时期，贵州教区先后划分为贵阳、安龙、两个教区和石阡监牧区。这一时期，教会通过开办医院、学校等方式吸引信众。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安顺天主堂将“经言学堂”扩建为“培英女校”。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在教堂右侧修建并恢复了业已停办的“天神诊所”。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将原“培英女校”与“天神诊所”地块合在一起，开办“崇德小学”。又将“天神诊所”扩建为“天神医院”，搬迁到天主堂对面为市民就诊。当时医院的医生都是加拿大圣母修会的修女，医院器材和药物则来自外国慈善团体。

解放后，根据贵州天主教的实际情况，经相关研究决定，将贵阳教区、安龙教区和石阡监牧区合并为贵州教区。外籍神职人员回国，天主教宗教活动曾一度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信仰得以明确，安顺成立了天主教爱国会，活动逐步恢复，天主教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发展，在政府的管理和引导下，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

1987年11月，安顺天主教堂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8月，被公布为全市“八大寺庙”之一。

↑8月28日

安顺老风景·礼拜堂

安顺基督教堂习称礼拜堂，也有人叫它福音堂，位于老城区儒林路水洞街东口。

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英籍传教士白德礼（William Bramwell）首先来到安顺传播基督教。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苏格兰人党居仁（James R. Adam）受内地会伦敦总部派遣，到安顺协助白德礼传教。党居仁和加拿大传教士文藻（Thomas Windsor）、华人戴友盛夫妇来到安顺，他们利用赶场天和传统节日，散发福音传单，讲解基督教义。可受众寥寥。后租用东街三间铺面布道讲经，情况稍有好转。他们广交地方名士，甚至还吸引到知府瞿鸿锡、知县周炳文等前来听讲，但因为没有正规场所，效果仍然有限。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为建立一个正规的基督教堂，党居仁、文藻在水洞街购得三进五间房屋，决定将其改造为基督教礼拜堂。据说改造之初，上海内地会曾派员前来参与改建工作，在党居仁、文藻及众教徒的努力下，礼拜堂在次年大功告成并投入使用。

礼拜堂坐东朝西，占地约两千平方米，建有礼拜堂、客房、牧师住宅等。囿于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环境限制，礼拜堂只能入乡随俗，在突出基督教特征的同时，加入了不少中国及当地元素。礼拜堂正面为风火墙式中西合璧砖砌门坊。墙体为青砖清水墙面，只在门窗边框及檐口用白灰泥膏抹平。门楼正中上方嵌圆形窗户，装饰彩色玻璃。圆窗下嵌长条匾额，四周镶彩色花边，竖题“礼拜堂”三个汉字。两侧各开西式小圆窗，亦镶嵌彩色玻璃。门坊正中为罗马式拱券三套窗，窗左右有中式横额，上书“学道”、“爱人”堂旨。入门天井显得比较狭窄，反衬出正对大门的礼拜堂宽敞肃穆。礼拜堂虽然采用的是安顺常见的单檐两坡小青瓦盖顶，但在左右墙上开有平底圆顶的高窗，每面都镶嵌精美的彩色玻璃，营造出浓浓的基督教氛围。

每逢星期日，礼拜堂会由礼仪牧师主持弥撒圣事、唱圣歌。有听过的朋友告诉我，贫苦的苗民没有上过一天学，但他们会用美声唱法唱圣歌。12月25日为“耶稣诞生日”，教徒们会在24日夜晚来到这里庆祝“圣诞节”。耶稣死亡的日期是复活节前的星期五，被称为“耶稣受难日”，这一天，教徒们会在礼拜堂做弥撒圣事。而对于教徒来说，更重要的是“复活节”，在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是耶稣复活的日子，礼拜堂会举行隆重的“复活节” 仪式。

党居仁作为安顺礼拜堂的掌门人，是当之无愧的将基督教传入苗族地区的第一人，他通汉语、懂民俗，还学苗话、着苗装、穿草鞋、抽旱烟，为的是更方便向苗民传播基督福音。在他的努力下，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安平（今平坝）教会建立，次年，普定等堆建立教会及学校，紧接着清镇、织金、赫章、威宁等地也建立起二十几个教会和二十几所学校。

党居仁在传教的同时还开办新式学校，引进西医西药，促进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他开办的“安顺苗民义务学校”，是专门为苗民开办的免费学校，曾招收男女学生各一班，每班六十至八十人，学期四年，为贫苦的苗族青少年学习文化创造了条件。党居仁还曾先后在安顺近郊柴家苑、罗家园、石板寨等地开办附属义学，招入威宁、大定、织金、普定及安顺附近的苗族子弟和孤儿就读。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他在威宁葛布（今赫章县）建立苗族教会，使那里成为云贵高原基督教的重要发源地之一。1914年，党居仁将“安顺苗民义务学堂” 改建为“乐育高等学堂”，增设高小班，主要招收穷苦的苗族子弟上学。他的这些举动，大大的推进和加速了基督教在苗族聚居区的传播。

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安顺基督教会还建成一所“福音医院”，共有床位50余张，设内、妇、儿科，由上海内地会派加拿大医生费济华（George A. Fitch）前来主持医务，费济华是近代在华的加拿大籍医疗传教士，曾在贵州安顺等地参与医疗与慈善工作，推动了安顺近代医疗事业的发展。福音医院除为教友信徒看病之外，还对前来就诊的贫苦苗民给予减免，一时口碑如潮。

有件事值得一记。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党居仁在普定等堆村传教时来了一批大花苗村民，党居仁邀请他们星期天来安顺参加礼拜活动。几天以后他们如约而至，有位老人在听了党居仁关于耶稣的讲经后，将耶稣称为“拉蒙”（“苗王”）。有关“拉蒙”复活的消息通过这些苗民的亲友，迅速传到遥远的威宁和滇东北地区。当时，渴望摆脱极度贫困的苗彝村民，背着干粮，跋山涉水，不辞辛劳来到安顺礼拜堂，要求洗礼入教。求道者的大量涌来，使狭小的安顺礼拜堂天井里挤满了远道而来的村民。党居仁发现，其中不乏滇东北地区的苗民和彝民，便托他们带信给正在昭通传教的柏格理（Samuel Pollard）。四位苗民带着党居仁的信到昭通找到柏格理，这让柏格理看到了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教的潜力，于是决定把传教目标转向滇黔川边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柏格理和他的继任者不断的努力和艰辛的付出，便在滇黔川边境的石门坎造就了一个把蛮荒之地变成“文化圣地”的石门坎现象。因此论家说，党居仁应该算石门坎现象的肇始者，而安顺礼拜堂则是石门坎现象的起始地。

↑9月1日

安顺老风景·圆通寺

安顺圆通寺位于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塔山广场。它始建于元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是安顺城建城前三大元代建筑之一，也是贵州省现存最早的古建筑之一。俗话说：“先有圆通寺，后有安顺城。”一点不假。它和建于泰定三年（1326年）的西秀山塔一起，形成"寺塔相映"的元代建筑群景观。

初建时，圆通寺规模较小，仅一门一院一殿，供奉圆通观音大士，称圆通庵。资料说，当年大殿内的彩塑，有十八罗汉、二十四诸天、四大金刚等，造型生动，法相庄严，具有较高的雕塑艺术水平，可惜经过750多年的历史变迁，我们今天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兰玉、西平侯沐英为左右副将军，率师30万出征云南。此时普定路总管为适尔（女），她于洪武四年（公元1372年）归附明朝。朝廷为表彰适尔，设普定土府，适尔任知府，治所在今天的安顺杨武。适尔死后，接任知府的是她弟弟安锁，安锁和他姐姐完全不一样，他同元梁王沆瀣一气，公开反叛明朝。梁王派大将金容刀率军开进普定府，与明军对抗。明军讨伐云南必先征讨安锁，先锋顾成激烈反击，首战即擒安锁，直捣安锁土府，斩元将金容刀。

虽然那时候普定土府还在今天的杨武，但圆通寺所在地阿达卜是后来建卫城的地方，人口集中，文化发达，也是兵家必争的要地。在惨烈的战火中，圆通庵和西秀山塔一齐损毁。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初定西南的明朝廷发帑修复寺庙，命刘伯温、沐英、康茂才实施。这是政府行为，普定卫首任指挥使顾成即在圆通庵旧址上重修庙宇，并将其更名圆通寺。圆通寺中三尊身高五米的大佛，为沐英献供。山门额书“圆通古寺”，内题“黔境第一山”，也均为沐英手笔。这些字每字三尺见方，字体圆润浑厚，颇得颜体书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顾成再次重修圆通寺。这次重修，规模扩大了不少，圆通寺变为三进两殿一楼格局，屋宇上百间，占地三十余亩。由十二营长官司肖杰献建的藏经殿，购藏经书6350余卷，使圆通寺的格局上了一个台阶，成为当年屯军出征与百姓献祭的主要场所。

但禁不住岁月和战乱的侵蚀，六十年后，圆通寺又处于“风雨摧圮”的颓败状态。

天顺四年（公元1461年），监军领内侍太监郑钟奉命征讨西堡，在出征前到圆通寺祝祷：“此行用师，告捷凯旋，吾当葺之。”战后他捐资倡修，普定卫官属也“乐为之助”，让圆通寺再展宏颜。当时寺内的三尊大佛及十八罗汉彩塑，精妙绝伦，声名远播。圆通寺一时香火鼎盛，善男信女纷至沓来，成为西南诸省、府及东南亚地区的佛教圣地。郑钟还购买了数亩庙田，供寺僧衣食用度。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园通寺住持戒章法师重修圆通寺，同时对西秀山塔进行修复，使一寺一塔的格局得以延续。清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深恒及僧众又对圆通寺进行了大规模修缮。最主要的一次是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知府常恩捐银重修大殿，剧石为柱，最长达六丈，工程量极为浩大。常恩还亲书“大雄宝殿”匾高悬于殿额。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前安顺知府胡林翼倡捐廉银三十两，请石匠用白石镶嵌西秀山塔，使西秀山塔由砖塔变成更加坚固的石塔。清光绪年间，郡人熊光诏还倡捐重装佛像，“一像约费二千金，经年乃成，”全部佛像重装历时五年之久，使整个大雄宝殿金碧辉煌，香火更盛。圆通寺声名远播，始终保持西南名刹的声誉。

由于圆通寺在城南，我家住城北，加上上学时间很紧，我小时候很少有机会拜访圆通寺，但有关圆通寺的传说和故事，会不断的在安顺人中间传播，因此我听得不少。最让我难忘的是有关圆通寺夜明珠被盗的故事。据说圆通寺释迦牟尼佛额上曾嵌有一颗硕大的夜明珠，入夜光芒四射，将整座大雄宝殿照亮如白昼。然而这颗夜明珠在民国时期被盗了。盗宝故事的版本很多，我听过的就不下三种，几乎成了圆通寺历史的一部分。但不管那个版本的故事，最终都导出一个结论，说圆通寺的镇山之宝被盗后，圆通寺就衰败了。

圆通寺在民国时期确实衰败了，但那不是夜明珠被盗的原因，而是国运使然。

抗战期间，安顺成为抗日的大后方，许多躲避战乱的“下江人”逃难到安顺，远征军驻扎在安顺，内迁来的国民革命军军政部陆军兽医学校二中队就驻扎在圆通寺。圆通寺不得不改变它原有的功能。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圆通寺就只剩一个黑黑的小青瓦覆盖的大殿，有菩萨，却没有上香的地方。到2006年，圆通寺的地面建筑仅存大雄宝殿残部。在此情况下，安顺市人民政府经过周密的规划和部署，斥资维修重建圆通寺，并划定了保护范围，将圆通寺、西秀山、塔山广场和附近的天主堂连成一体，形成一个城市公园，供市民休闲、观赏、游玩。

在维修重建圆通寺大雄宝殿的时候，文物工作者在七架梁上发现了“崇祯柒年季春吉旦安顺营信官欧伦士善施大梁一根庀叁仟”的阴刻题记，字迹清晰可辨，且与大梁雕刻风格完全统一。大梁得以幸存并加以保留，这就真实的告诉我们，圆通寺为我们留下了安顺明代建筑的根脉。

↑9月5日

安顺老风景·龙王洞

龙王洞位于安顺市西秀区东关办事处水溪村附近，现在的家喻五洲小区大门旁，距市区约三公里。

出安顺东关，过五里屯，来到水溪庄地界，老远就能看到一座山，那叫抟翠山。“山形崔嵬，林木森秀，”当年“有道士结屋修炼其下。”“其上危峰雄峙，下有龙潭洞，泉石甚胜。”（《方舆纪要》）这就是安顺的龙王洞。

《安顺府志》对龙王洞的记载是这样的：“龙王洞，在城东六里，深广数十丈。洞前有溪，汇左右诸山之水，达天心井。洞东南有天生桥，桥下之水，深不可测，与龙王洞通。郡城祷雨，常至此洞请水”。

嘉靖《贵州通志·卷四·山川》引弘治志：“龙王洞，在安顺州（旧州）东二十里。洞深广莫测，中有潭，水色黝黑，相传有龙潜焉。岁旱，土人祷雨辄应。洞壁石乳凝结如龙形，因名。”万历《黔记》卷十一也说："龙王洞石乳双垂，若龙吻吐水"，这是龙王洞名称的来由。

龙王洞在明代就曾被列为普定卫城八景之首，名曰“龙洞飞虹”。

最早记载龙王洞的地方古籍是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它是这样说的：“龙王洞，在卫城东北五里。山上危峰盘亘雄峙，洞门广十余丈，流水出焉，深不可测，岁旱祷雨辄应，上建龙王祠。去洞十余丈有天生桥，高丈余，阔二丈，其上可通往来。巡按御史魏洪冕在天生桥前建石坊一座，题匾‘龙泉石径’”。这些文字除了说明龙王洞是安顺人祈雨请水的地方之外，还展现了龙王洞早年的风貌。文中提到的石坊，可能是早已坍塌，到我们看到龙王洞的时候，已经是什么建筑也没有了，龙王洞就只剩下一个天然的溶洞。我现在画的龙王洞，是依据现在的样式来画的，也可以说是现实版的“安顺老风景”。

清代《安顺府志·地理志》对于龙王洞的记载：“洞深窅不可测，中有寒潭，传为龙湫。每旱，樵者闻潭中隐隐作雷声，雨立至。洞顶悬石嶙峋，有双龙倒挂之形，鳞甲宛然。土人云：明弘治间大旱，州守率众祷之，甘霖滂沱，因刻碑纪事。”这里记录的，是龙王洞的奇异之事，主要还是求水。龙王洞东侧崖壁有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祷雨感应记》残碑，可验证"土人祷雨"习俗早在明代就已经十分盛行了。

然而，安顺龙王洞祈水的习俗似乎与别的地方不同，官方可能沿用的是传统仪式，但民间的方法别出心裁。龙王洞每年正月初九，据说是水龙王的生日，这天，四乡的农民会聚集到龙王洞来，妇女们做庙会，祝愿风调雨顺，四季平安。年轻小伙则点燃鞭炮往深潭里扔，说是“炸龙”。“炸龙”是为了提醒冬眠的水龙王，“该睡醒啦，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快到了”，“降水之期，司职者不可怠误！”这不是祈求，不是祷告，而是督促、并且是理直气壮的督促。水龙王也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呀。

我们安顺二中新五班的同学在即将毕业，离开母校的时候，曾经到龙王洞去做过一次春游。那次春游已经过去一个甲子，之所以还记得，应该说青春的记忆是深刻的。我的同学沪上黔公记录下那次旅行的路线：“绕过一座大山（虹山），穿过好几个村寨（火烧寨）。徒步十来里，到了一处村庄（水溪庄）。蹚过崎岖的田梗路，才能到达树木掩映的洞口。”我们那个年代去龙王洞只能步行，而且它所在的位置不像今天这样车水马龙，好在十来里路对于我们来说并不算远。那天的龙王洞里有没有水，有多少水，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那天的凉粉特别好吃，那天同学们的歌声也格外的嘹亮。

↑9月9日

安顺老风景·粮仓洞

粮仓洞又名清凉洞，在老安顺，它是“合郡八景”之一，称“洞历清凉”。相传这里是三国时孟获贮藏军粮的地方，故称“粮仓洞”。

其实粮仓洞离安顺城区并不远，它位于七眼桥镇七眼灶村东北面的伏云山半山腰上。小时候由安顺去七眼桥、去旧州，都会从粮仓洞的旁边路过，在公路上老远就能看到它，但一次也没有机会上去过。

《续修安顺府志》记载：“清凉洞，在城东二十里，又名粮仓洞。天开一窍，前后通明。相传孟获曾屯粮于此”。

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通过《三国演义》的传播，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而关于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发生地，在中国南部省份有许多不同的版本。翻阅《三国志》、《华阳国志》和贵州地方史志，诸葛亮南征，与孟获交战的地方主要在南中地区，大致在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三国时期统称为“南中”。《安顺府志》等典籍则说得比较具体，说孟获活动的地区，南至贞丰县武侯城（今者相），北至清镇铜鼓山，西至云南曲靖，而中心就在现今的安顺境内。仅在粮仓洞附近，与孟获有关的传说就有好几个。粮仓洞是孟获储粮的仓库，这不必再说。粮仓洞后面有个村子叫“七眼灶”，传说是因为孟获运粮的人较多，在村旁的大偏岩里安了七个大灶煮饭才够吃，后来人们就把这个寨子叫做“七眼灶”。还有潘孟寨，原名叫“绊孟寨”，传说是诸葛亮用绳索绊倒孟获的地方，（安顺人“绊”读作pan，去声）也与七擒孟获相关。

据《清凉洞碑记》记载，早在南宋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就有人开始在粮仓洞大兴土木，修建寺庙。“南宋渡后，柴氏大乱黔疆，孟氏殆矣。适有阿达卜寨苗酋朵克率部乘机追孟氏至牁江畔，无桥可渡，孟氏急欲投江，遇钱塘江雷峰寺游方二僧（慧光、慧明）相救，遂归原洞，并请田地二万余亩，伐木建造洞中殿陛。”

粮仓洞除了洞中建寺，在山顶也曾修建有寺庙，即伏云山寺。绝顶建庙，古韵悠悠。下有城垣，固若金汤。当年的粮仓洞可真气度不凡。可惜山顶的庙宇早已坍塌，如今只剩两道山门和一些围墙了，山下的城垣更是荡然无存，好在洞中寺庙尚有保存。从文献记录中我们知道，粮仓洞大殿的门联是清代画家、安顺知府孙竹雅题写的：“诚四无量心，立见火宅清凉，莫道灵源来路远；得大圆镜智，豁然山河开朗，方知绝顶少人参。”　

提起粮仓洞，有两个人与之联系紧密，一个是曾经的粮仓洞住持昌明法师，另一个是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写有《清凉洞碑记》的牟应绶。

民国时期，昌明法师驻锡粮仓洞，对寺院进行修缮，使清凉禅院名声远播，成为安顺佛教胜地。

昌明法师（1900-1949）是民国时期黔中地区著名的大和尚，俗名孙书香，江苏省涟水县人。他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在兄弟五人中排行老大。十二岁通读四书五经，二十三四岁在南京法政大学读书时，思想进步，因有不满当局的言论而遭特务跟随。一次与同学集会时遭特务追捕，他夺取手枪连伤敌四人，自己亦受重伤，后躲到地藏寺疗养，深受佛教熏陶，遂剃发出家。

1937年，昌明法师受安顺县各界邀请，到圆通寺讲经，讲经之余与中共安顺地下党往来密切，利用自身优势为地下党收集、分析情报。

1941年，昌明法师应邀来安顺，在戴子儒先生为他母亲修建的佛堂和东林寺讲经。

1942年，昌明法师任粮仓洞清凉禅寺住持。这期间，他打官司为粮仓洞讨回寺属田地五十多亩。以“五众学院”名义创办教育，秉承“破邪选正，恶止善行”的宗旨授徒讲学，并将清凉寺改为“清凉禅院”。1944年，昌明法师被推举为安顺佛教协会监事，聘请艺人修缮寺院，重建洞门，使清凉禅院名声远播。1947年，他在清凉禅院开办“少数民族儿童识字班”，免费招收布依、苗、仡佬等少数民族贫民子弟入学。

1949年5月9日，农历四月十二日上午，昌明法师与圆通寺住持敏觉从西关韩云波家返回，在西门外花牌坊附近，被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特务头目刘伯龙指使手下特务暗杀。这件事在当时的安顺影响很大。昌明法师被害，安顺的几位士绅冒着生命危险将其遗体移至华严洞，由安顺佛教界出面举行追悼活动，数百名社会各界人士前往悼念。1955年，昌明法师弟子明渊、俗家弟子曾子凡将其骨灰安放到清凉洞附近的舍利塔内。

与粮仓洞联系紧密的第二个人是牟应绶。牟应绶是在广东连平做官，深受连平人民爱戴，在世时老百姓就为他建有生祠的安顺人。对于这样一位乡贤，过去我们对他并无了解，2024年广东连平要举办纪念连平建州390周年活动，因为牟应绶是连平州的首任知州，连平的朋友希望能在牟应绶的家乡找到他的有关资料，便从三年前开始“寻找”牟应绶。通过原广东省中山市政协主席、连平人丘树宏、原中共珠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珠海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安顺人马融、原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贵州文史馆馆员、安顺人罗运琪、原安顺市西秀区七眼桥镇镇长、西秀区妇联主席陈佳音等人的努力，终于“找到”了牟应绶。其间曾参与过寻找牟应绶的安顺人我知道的还有戴明贤、丁武光、杜应国、李晓、陈文杰、刘涛志、宋力以及牟应绶家乡的乡亲等。

↑9月12日

安顺老风景·孟获屯

孟获屯坐落于关岭县断桥镇木城河下游河边。它是关岭历史文化名山之一，也是因为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有关而闻名。

在今天安顺的很多地方，都有诸葛亮与孟获的传说，甚至是遗迹，之前发过的粮仓洞是一个，孟获屯也是其中一个。

话说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孟获作为苗王（一说为布依族首领），为守土与诸葛亮交战。孟获当然打不过诸葛亮，兵败后退至关岭断桥木城河下游，来到一座山下。他见此山山势雄奇险峻，崖壁陡峭如削，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易守难攻，便带领众兵将据守山顶，屯兵扎营，这座山就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孟获屯。

孟获屯在当地几乎家喻户晓。有一次，我从孟获屯写生之后到一百多公里之外的下一个写生点写生，刚展开写生箱，围观的村民看到孟获屯的写生稿，立即异口同声惊呼：“孟获屯！”说明孟获屯在周围一片区域，已被民众认可。

孟获屯山山势高峻，山上如今还残存有古村落遗址、城墙、屋基、火塘、水井等遗迹，甚至还发现有屯粮的溶洞。这些，似乎都在见证当年的战争风云。站在孟获屯上可俯瞰木城河和打邦河美景，只可惜现在的孟获屯还没有修路上去，要领略山上和鸟瞰木城河两岸的风光还有点难度。

传说当年诸葛亮到达孟获屯山下后，多次派兵强攻，奈何地势险要，久攻不下，只好在木城河边安营扎寨，静待孟获粮草断绝。孟获得知此情，率众子弟沿崎岖山道从关脚瀑布上游渡过木城河，前往木扒大山深处逃生。民间传说孟获坐骑为犀牛，他逃跑的时候将犀牛的脚铁反钉，诸葛亮的部下以为他们向相反的方向逃跑，才得以脱逃。孟获屯的故事，颇富传奇色彩。后人为了纪念诸葛亮七擒孟获这个传说，除了把这一带最高的这座大山称为孟获屯，还把木城河这段宽阔的水域称为孔明塘，因为诸葛亮（孔明）曾经在此驻扎过。

与孟获屯、孔明塘临近的风景还有木城河冰臼、关脚峡瀑布和龙井。在董扎村到关脚峡瀑布一段河床中，有300多万年前的冰臼河床奇观，冰臼形态各异，是徒步探险的好地方。关脚峡瀑布在孟获屯山脚，形态为三级，宽50米，总落差达140米，据说是黄果树瀑布群中水流量最大的瀑布。龙井则位于孟获屯山腰的关脚村，一年四季涌泉不息，水质清醇甘冽，令人遐思飞扬。这些，都和孟获屯一样，是关岭县有待开发的美景。再加上断桥至董扎峡谷河床上、村庄里一棵棵盘根错节，形态各异的大榕树，这一带是自驾和徒步旅行的好地方。

↑9月17日

安顺老风景·大桥头

安顺的贯城河是由两条支流汇集而成的，一条来自西边马鞍山白坟井，由西水关入城，旧称西水。一条来自东边，发源地是和绍寨（火烧寨），由东水关入城，旧称东水。

贯城河上有九桥，西水上屈指先数是头桥。头桥亦称大桥、普济桥，明代嘉靖年间称水关桥，弘治年间称西津桥。除这两朝之外，叫大桥和普济桥的时候居多。安顺人语境中的“大”，不是指它的体量有多大，而是顺序大、二、三中头一个的意思。安顺人还习惯将自大桥沿河两岸至西水关一段称大桥头。

西水关上原先建有云津楼。城墙和水关拆掉后，大桥头这里原本住户比较少，就近乎荒郊了。出大桥头几步，到漂布河地段，那可真就是荒野了。

入城之前的西水过去安顺人叫做“漂布河”，这是真有实际用场的，郡人常常将浸染过的小布放进河里漂洗。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翰林院编修胡林翼外放到安顺做知府，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治贯城河。除了疏浚、筑堰等措施之外，他还改变安顺人一向在漂布河漂洗小布的旧习，把这道工序移到南水关下游去，保住了贯城河的清流。

在我的记忆中，漂布河属于那种野性的河流，河岸是用随形的毛石垒砌起来的，河床上全是大小不一的石头，有的高，有的矮。高处可以站立，水到大腿或胸，矮处则是一个个深坑，水通常没过头顶。会游泳的孩子们在大一点的深坑里嬉戏玩耍，不会游泳的孩子则只能老老实实站在高一点的石头上学凫水。

那一年我读小学四年级，我们班最大的同学叫吉先，他父亲是当官的，他跟着父亲的工作调来调去，耽误了年龄，转到我们班的时候已经十二三岁了，足足大我两三岁。他是我们的头，他干什么我都愿意跟着他。一天下午放学以后，他带着我们几个同学到漂布河去洗澡（那时候我们把游泳叫洗澡，全是到郊外一丝不挂的裸泳）。

那一天，吉先和几位同学先下了水，很快就在深水里嬉闹起来，我也手忙脚乱的下到水里。但我那时候还不会游泳，只能站在靠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看他们在深水里打水仗。看着看着，心里发痒，不自觉的就向深水里扑去，想和他们一起玩。谁知我一离开脚下的大石头，就失去了平衡，先是向下沉，喝了一大口水，然后冒上来，浮出水面，看到同学们还在疯狂的嬉闹，便使出全身力气，大喊“吉先！”。喊完又沉下去，呛一口水。如此四五遍，头两遍他们根本没听见，只管闹，后来，吉先终于听见了，但他以为我是在跟他闹着玩，还用手指了指我，笑着对同学们说：“你们看这小子！”那时候我已经精疲力尽了，心想，这下完了，今天死定了。我看见水里的石头、水中的杂草、却看不清脚底下黑漆漆的深渊。万幸的是在我最后一次浮上来叫吉先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神情突然变了，他终于明白我不是在跟他闹着玩，赶紧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把我从水里拎起来，然后把我推上岸。我趴在地上，吐了几口水，稍事歇息，穿上衣服就回家了。

回到家啥也不敢说，怕挨揍。母亲见我嘴唇发乌，脸色铁青，追问之下我说出了实情，这次父母没有过多的指责，也没有打，只是说，“人家救了你，要记住人家的恩德。”但他们作出了一个严厉的规定：“以后不许再去河里洗澡！”此后每天放学回家，都要检查是否去过河里。他们的检查方法也是那个时代家长们流行的方法，就是用指甲去划孩子的手背，如果划出了白印，就是下水了。这种方法，误判的时候居多，好在父母不是每次都打，因为他们忙于挣钱养家，也或许他们明白这种方法本来就只是用来吓唬小孩子的。

听说现在的大桥头已经不是当年的“荒郊野外”了，而是车水马龙的繁华街市。桥还在原址，只是换成了钢筋水泥桥，供市民步行用。我几十年没有再去大桥头了，不知道漂布河还在不在？河水是不是还是那样的清，那样的凉？

↑9月20日

安顺老风景·红崖古迹

红崖古迹位于安顺市关岭县断桥乡龙爪村晒甲山半腰的岩壁上，在一块长约60米、高约5米的红色石壁上，分布着20多个非镌非刻、非阴非阳、非隶非篆、形若古文的神秘符号。这些符号大者如斗，小者如升，红艳似火，虬结怪诞，布满整片石壁，被誉为“上侪禹碑，下陋秦石”的“南中第一奇迹”。

黄果树观瀑亭上的老对联：“白水如棉，不用弓弹花自散；红岩似火，未得薪烘焰自高”，把红崖古迹与黄果树大瀑布并列为“黔中两大名胜”。

红崖古迹产生于何时，何人所为，无人知晓。在当地民间流传一首歌谣：“红岩对白岩，金银十八抬，谁要识得破，雷打岩去抬秤来”，活脱脱的渲染出红崖古迹为“藏宝图”的神秘气氛。

根据现有的资料，最早关于红岩山的文字记载，是在《贵州图经新志·卷之九·永宁州》中：“红岩山，在州西北八十里。山间有洞，名红岩洞。近山间居民，间闻洞中有铜鼓声，或岩上红光如火，则是年必有瘴疠。世传以为诸葛武侯驻兵息鼓之所。”这又是一个与七擒孟获有关的地方。

将红崖古迹以文字方式宣传出来的第一人是明代普安州（今盘县）举人邵元善。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邵元善在返回故里时顺路来到晒甲山，发现了红崖古迹。他写有一首《红崖》诗：

“红崖削立一千丈，刻划盘回非一状。

参差时作鼎钟形，腾踯或成飞走象。

诸葛曾闻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

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疑尚诅盟。”

随着这首诗被收录在清代大儒莫友芝所编的《黔诗纪略》中。红崖古迹进入了学界的视野。

邵元善认为，红崖古迹是“诸葛亮南征时与夷人诅咒盟誓的石碑”。这算是红崖古迹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被解读，后人也因此把红崖古迹称为“诸葛碑”。明万历年间成稿的《黔记》中贵州巡抚郭子章关于“永宁有诸葛碑”的文字，支持了邵元善这一观点。

红崖古迹引起人们的重视是好事，但同时也带来负面的影响，主要是蠢人的破坏不断增多。当年有不少人公开或者秘密地制作各种拓本，然而一个流行的论调又是“世传石刻拓本皆非真迹。”随着红崖古迹声名鹊起，达官显贵，索者不绝。于是在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永宁知州涂步衢受上级之命，要拓印一批拓片送给京中显宦，他令团练罗光堂办理此事。红崖古迹原本是用红丹涂画于石壁之上，且此前已被别人用灰浆等物涂抹拓印过。罗再命工匠用桐油拌石灰勾勒“字”样，使之边缘凸起方便拓取。他的这一举动立即引起黔中乡绅学子极大愤慨，提出要以破坏古迹罪联名上告，涂步衢赶紧急令停工，并企图抹去石灰复其原貌。但桐油石灰坚硬如石，不易抹去，他们千不该万不该，又“备大锅数口，烧开水以浇”，还用金属工具去铲凿，使得原有的红色几乎殆尽。咸丰年间仍能看到的“文若朱画，……笔画如新”（《永宁州志》）的红崖古迹，再也回不到原有的样貌了。

此后不久，贵州提督徐印川依仗权势，又在红岩古迹中央书一草体“虎”字，更让红崖古迹变得不伦不类。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安顺知府瞿鸿锡与进士何肇勋亲临红岩古迹，见到被灰浆等物涂抹破坏的古迹，十分心痛，便“镶纸糊岩，凌笔摩异”，数月后，将摹本翻刻成碑，建亭收藏于安顺府署。

由于官方的倡导，文人学士的激情，尤其是著名金石家、画家赵之谦将红崖摹本收入全国碑刻著录之后，影响很大。莫友芝、姚华、刘心源、沈毓兰、冯志清、任可澄等均藏有摹本并写有文字，民间还有不少红崖古迹的版本收藏者，一时间社会上出现的摹本、拓本以及木刻、石印和照片（徐鸿宝、夏元粟拍摄）不下数十种之多。以致在清末民初形成了红崖古迹研究的第一次热潮。

红崖古迹的神秘气氛在研究热潮中越演越烈，外国人也走进了研究的行列。清光绪年间，日本领事德丸作藏和民俗学家鸟居龙藏来到关岭，访古迹、求摹本，他们将红崖古迹的摹本带回东瀛展出，引起日本学界极大的兴趣。法国汉学家雷柏茹和弗岚海尔等也来过关岭，红崖古迹名声大噪，使近当代红岩古迹研究的第二次热潮很快到来，学者丁文江、郭沫若、田汉、徐特立、裴文中、王静如等都参与其中。

数百年来，对红崖古迹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过，产生的观点也五花八门，归纳起来主要有这几种：西南大儒莫友芝的大禹治水“禹王碑”说、《安顺府志》总修邹汉勋的殷高宗伐鬼方“纪功碑”说、邵元善诸葛亮南征的“诸葛碑”说等。此外还有“星象堪舆图”说、苗民古书说、彝文咒语说、水族文字说、道教符箓说、建文帝讨燕诏檄说、岩画说、自然石花说、慈禧诛肃顺说、天界碑说等，甚至还有外星人遗迹说、好事者为之说等等，不一而足。

1995年，安顺市政府“悬赏百万破解红崖天书”，次年贵州天书实业有限公司追加“百万破天书”，2007年，关岭县政府又“百万悬赏解密天书”。2012年，中央电视台《走近科学》栏目对红崖古迹的研究进行过专题报道。一波又一波掀起对红崖古迹的研究热潮，使一批批专家、学者的目光又投向数百年来破解未果的红崖古迹，其中不乏著名学者和汉学家。

然而数百年来，经过历代学者不断探索解读，却始终无人破解。

↑9月21日

昨晚参加的活动。

↑9月21日

昨晚参加的活动。

↑9月23日

安顺老风景·古韵杨武

写安顺历史，杨武是绕不开的话题，画《安顺老风景》，杨武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杨武古称普里、羊武，在安顺建城以前，它一直是安顺这一带的地方行政中心。

要理清杨武的历史，可以从三国蜀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公元 233年) ，济火协助诸葛亮平定南中的时候讲起。 《安顺府志·纪事志·普里本末》载：“济火助武侯有功，后主时又受命征普里仡佬有功，赐缕银鸠杖。……既平仡佬，以其地赐火，火让于其兄之子柏墨，柏墨自濮徙居之。……柏墨之长子居普里者，累传至于唐世内附，唐为之置普宁州。”

根据这些史料，有史家为我们清理出一条基本线索，三国时期诸葛亮征孟获得到了彝族首领济火的大力帮助，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封济火为罗殿王。后来普里革僚人反蜀汉，蜀后主刘禅派济火带兵平息，后主就把普里赐给济火作世袭领地。济火因为年迈，把封地让给侄子柏墨，史称普里部。管辖地域包括现今的安顺、平坝、普定一带和长顺、紫云的部分地区，治所就在杨武。

北宋神宗熙宁二年( 公元1070年)，置普宁州。

元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罗殿国之普里、普东二部归附元朝，朝廷以普里原有的地域设置普定万户，不久改为普定府，领和宏、达安二州，隶属云南曲靖宣慰司。

元成宗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 ， 改普定府为普定路军民总管府，还属云南。时普定知府容苴去世，以其妻适姑袭夫职为总管，佩虎符。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设普定路，下辖安顺州、和宏州（镇宁州）、达安州（永宁州）、习安州四州及普定县。习称“四州一县”。

明朝初期，普定路总管为女官适尔，她于洪武四年（公元1372年）归附明朝，《安顺府志·纪事志·普里本末》载：“明太祖洪武五年，普定路女总管适尔及其弟阿瓮来朝，遂令适尔为知府，许世袭。”当年明朝廷设置的普定土府，仍沿袭元朝时所辖四州一县的规制，治所仍在杨武。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8月，朱元璋诏贵州宣慰使霭翠位居各宣慰之上，赐汉姓“安”。这是明朝廷向土著民族公开示好。但同时又给普定府增设流官。洪武十年( 公元1377年)七月，普定府知府适尔入朝，被命世袭。适尔作为普定土府的头目，也像奢香夫人一样，顾全大局，力求安平。但她死后，袭她土知府位置的是她的弟弟安锁。安锁因不满明朝廷的一些做法，已于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投附于元梁王麾下。

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为统一西南边陲，朱元璋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领步骑30万出征云南。征南大军把安顺作为进攻云南的立足之地，首当其冲的必先征服安锁。元梁王派大将金容刀率军开进普定府，配合安锁对抗明军。他们调集数万军民围困明军先锋顾成的营地，但明军来势勇猛，顾成、吴复大军直捣杨武，首战即擒土府安锁，斩元将金容刀。

明洪武十四年十二月（公元1382年1月），朱元璋命安陆侯吴复在阿达卜寨建今安顺城并置普定卫。普定卫属于军事机构，指挥使是顾成。洪武十五年三月朝廷升普定卫指挥使司为军民指挥使司，既管军又管民。但同时复置普定府，在提升普定卫指挥使司的同时，将普定府升格为普定军民府，管理政务和军事，土司者额是普定军民府知府。虽然者额很想搞好同朝廷的关系，五次上京进贡，将儿子及族中子弟十一人送到南京入太学等，但随着元梁王死后，朝廷要加强对地方的管理，尤其是军事上的控制，者额在巨浪般的改土归流大潮中，成为明初裁汰的职位最高的土官。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朝廷准许顾成上奏的“土府权重多交引夷族为奸”，废除了普定土府，者额降宁谷长官司。原普定府所辖的四州一县中，裁习安州、普定县，并入安顺州，改安顺州为直隶州，属云南。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八月，朝廷又以安顺州、镇宁州、永宁州（今关岭）隶属于普定卫。至此，普定卫集军、政大权于一体，领五个千户所，辖三州六长官司。

成化年间（1465-1487年），安顺州治从今西秀区旧州镇迁入普定卫城，实行州卫同城而治。原州署所在地改设流官，土知州降为州同知（副职）。

经过这一系列的改变，杨武的军事、政治文化中心地位逐渐被取代，作为权力象征的安榨城也因此逐渐荒废。可喜的是，虽然经过一千多年的漫长时光，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安榨城遗迹。整个遗址规模宏大，建造恢弘，部分设施尚存，似乎在向我们讲述从三国时代开始，直至明代初叶，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个古老故事。

杨武的地理位置离我们好像很遥远，过去我们去杨武，要先到双堡，然后再经过十几公里尘土飞扬的砂石公路才能到达，因此我很少有机会去杨武。只是在大学时代，到双堡看望上山下乡的同学时，特意步行从双堡去过一次杨武。我感觉这里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乡村，街道整肃，文化气氛浓厚，即便在猛帮那样偏僻的地方，我在河边的石壁上还亲眼看到过墨书题壁。现在的杨武有高速公路通过，它发展的步伐必定会飞速加快。我们今天要再去看看故乡的发轫之地，已经不再遥远。

（我的《安顺老风景》创作到此暂告一段落，感谢大家长期以来的陪伴。谢谢了！）

↑9月24日

今天在黔陶赵司贡茶举行的写生基地挂牌仪式。

↑9月24日

今天在黔陶赵司贡茶举行的写生基地挂牌仪式。

↑9月25日

今天是2025年9月25日，杨长槐老师去世10周年的日子。

↑9月25日

今天是2025年9月25日，杨长槐老师去世10周年的日子。

↑9月27日

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明天即将开通运营，祝贺家乡又添一道靓丽的新景。

图 片 沈 福 馨

文 字 沈 福 馨

（2025.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