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忆漂泊不定的母校

启航（吴章裕）

说起母校，许多美友老师如数家珍——小学、中学、大学，幸福、骄傲、快乐，炫耀之词溢于言表。而我却一直感到十分的困惑，从小学至初中，共读了七年半，校址却辗转了七处，很难说有固定校所，更谈不上值得你标榜的“母校”。然而，有些忘不了的情景、人与事，至今仍在脑海中能清晰浮现。

1962年九月，我八虚岁，实际还不足七周岁，背着矮櫈上学了。所谓的“母校”，其实是借用第四生产队的农具仓库——一间两披草舍，形状似倒过来的稻桶。没有一块砖、没一扇窗，墙和顶全用稻草盖成，总面积大约30平方。那时候远未通电，教室内暗簇簇的，仅有一块木头黑板、十几张简陋课桌和几把扫帚，再无其他财物。老师在黑板上的书写黑白分明，我们才认出字母和数字。一个班的同学中，我只记住同桌的张建华和老师叫孙幼春，再也想不起第三人。孙老师是范市镇淞浦村人，约莫十七八岁，大大眼睛圆圆脸，背后挂着一对长辫子。每逢雨天，若外面下大雨，里面“滴滴答答”下酱油颜色的雨水；若发大水了，教室里简直可以捉泥鳅。

第二学期开学，我们搬进了一户姓诸的富农家私宅。五间七架廊径深的砖瓦平房，其中腾出两间给我们使用。一间是石板地坪，另一间铺了地板，总面积约40平方。从此不再怕大风大雨，师生们其乐融融。不料，一天早上有个姓施的男家长，来到我们教室的窗外，破口大骂孙老师。同学们一开始懵了，后来知道是因施姓儿子特别顽皮，成绩差反怪老师。只见孙老师被骂得直发抖，“呜呜呜”地哭泣，大家也气得咬牙切齿。孙老师教满一年后就离开了，至后的六十多年间，没有一个学生碰到过她，都很想念。直到我退休前夕，才打听到她七十年代就去了上海，转行从医了。

读二年级时村里开始建学校，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参加了搬砖的义务劳动。学校建成后又没有正式名称，大人们呼为“五间头”。那五间是没有檐廊的直通式砖瓦平房，门窗没有雨蓬，墙壁也没有粉饰。冬天的冷空气来袭，风会从墙壁、门窗及屋顶的缝隙里钻进来，冻得小朋友们瑟瑟发抖，但这已是村集体最好的房子。两边各两间作教室，中间为教师寝室兼办公室。教我们的杨惠君老师也是范市镇请来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可以说是白手起家。

我们的一只教室内，杨老师教两个年级（复式班），并且所有课目都得全包。幸亏杨老师是个“全科教师”，能力出众，我们非常幸运地在这“五间头”里读完了初小。至今联系最紧密、关系热络的就是杨老师，有好多同学加了微信。

升入五年级，我们则进入了糟糕的年月。班级又被挪到了村抽水和粉碎谷物的“机房”内——又是草舍房子，根本没有半点教室的样子。老师换了刚从部队复员回来的杨先堂老师，也是范市镇人，他于今年三月刚病逝，我写了一文《忆与杨老师几多事》的美篇。杨老师来得不是时候，“文革”的浪潮普天盖地掀开，淹没学校教育，冲毁了学子的求知梦。我们稀里糊涂地读完高小，连毕业证书也未见到。

1968年的开学季，传来了一个好消息：我们公社开办初级中班了。于是，公社的中心小学更名为中心学校。初中生的年龄相差悬殊，从十四五岁至十七八岁，有一位女生叫凤英，已是十九岁的大姑娘。教师是从市中学下放而来的高级知识分子，造反派称他们“臭老九”。语文老师叫金建楷，数学老师姓陈，终因“文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可怜的老师们心神不宁，处于“无用武之地”之境地，教学秩序全打乱，学习教材又短缺，教育质量大打折扣。

转眼到了初一的第二学期，校址再次发生变更。我们村与国营二农场合并，在场部的办公楼楼下开办了初中班。老师是县棉技校借调来的：语文老师姓沈，戴着高度近视眼，知识渊博，教育经验丰富，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大家都非常喜爱听他上课。沈老师虽然教了一学期，但印象深刻终身不忘。退休前夕岳根同学叫我打听他的下落，由于失联久远，信息源头缺少，查询无果。数学老师茅嗣平是本地人，也很有实力。可怜好景不长，办公区域插入学校，免不了吵闹干扰。

一学期后又得搬家，新址被安置在农场边缘的农具仓库——仿佛又回到了我小学开学时的草舍教室。教师也有更换，新来的班主任吴克尧老师，是体育的专职教师，因没有器材与场地，吴老师只好改教政治课。政治挂帅的高压年月，学生对政治毫无兴趣。而这时的我，莫名其妙地对学校也产生厌烦，还没毕业却选择了辍学，从此就离开了不像“母校”的地方。

杨惠君老师

在那一穷二白的时期，人的生存如此艰困，诞生一所真正的母校同样千难万难。懵懂无知的我们，经历了坎坷的七次校址漂移，实属不易。但与前辈相比，有书可读已是不幸中的万幸。

岁月悠悠，一晃我们都老了。那七处校舍早就无影无踪，甚至失去了痕迹和存在的价值。然而，我们从未忘记老师们的功德无量，相遇多名优秀教师，始终倍感荣幸；同时，也为有好多同学出人头地，而感到自豪。

注：第一张图片截屏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