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连载）漫漫相亲路

清雅竹韵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中，我初中毕业后就和家人一起插队落户到新堡子公社十里铺四队。队里的农民以种地为生，男人是农村的主要劳动力，家里的顶梁柱，承担着耕种土地、收割碾打、饲养牲口、扛麻包搬运粮食等繁重的体力劳动，而女人则干一些比较轻的农活和全部的家务活。一个光棍可以独自生活，可是一个女人如果离开男人，是无法独立生活的。女儿长大出嫁后，就成了婆家的人。照顾父母，传宗接代，延续香火，为父母养老送终的责任就落在了儿子的肩上。

有儿子的家庭备受尊重，没有儿子的家庭，会受到别人的歧视。所以农村里“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的封建思想比较严重，父母把儿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儿子到了上学年龄，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儿子把书念成，期盼儿子考个好学校谋个铁饭碗，逃离农门，光宗耀祖。如果儿子书没有念成回家劳动，就立马给儿子说媳妇定亲事。

那个年代儿女的婚事主要靠媒人或者介绍人牵线，通过相亲来完成的。所谓相亲，就是在未正式提婚之前，男方经人介绍，先从背地里观察了解某家女儿，如合适再托人提说。女方经过再三打听了解男方，觉得没有意见后，由媒人提说约定时间和地点，男女双方在父母或者亲戚的陪同下见面。一般是女方来男家看看，也叫“看过活”，如无异议，就算“允亲”了。

书没有念成的儿子回到农村劳动，觉得没有了出头之日，无可奈何地听从父母的安排，相亲订婚、结婚生娃，过上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有些抱孙子心切的父母，在儿子不够法定结婚年龄领不到结婚证时，就先结婚后领证甚至不领证。我们四队就有几家结婚多年儿女都上学了还没有领结婚证的夫妻。像我们家的邻居兴旺，定的媳妇才十七岁，年龄不够，结婚证领不出来，父母就来个先斩后奏，办了酒席结了婚，抱上了儿子后才领到了结婚证。和我一起放羊的扁娃不到十七岁就和父母定的娃娃亲结了婚，我高中毕业后回家时，他的儿子都一岁多了。

好多的父母觉得女儿迟早是人家的人，但凡能识几个字人就行了，书读的再好将来也是人家的人，所以不但不愿意花钱供她们上学，还早早就给她们定了婚。甚至在她们年幼时父母就给其订下的亲事，即娃娃亲。身在农村的女孩子，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认为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自己也难逃此命运。所以一心只想快快长大，听从父母的安排，找个好男人，结婚生娃过日子。就是个别聪明伶俐学习成绩好的女孩子，不是因为家庭贫困，就是父母不愿供给而辍学回家劳动，不得不放弃理想屈从了命运的安排。

农村里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确定的婚姻，绝大部分婚后的生活还过得去，男耕女织，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但还有一部分人的婚姻是失败的，甚至酿成了悲剧，我们村林姑娘的婚姻就是其中的一个。

林姑娘人很聪明，中等个子，大大的眼睛，和人说话时，手总会不停地捏着自己两根乌黑的用红头绳系着的长辫子，给人一种腼腆秀气聪明可爱的感觉。红花花棉袄，藏蓝色棉裤，一双自己做的灯芯绒棉鞋，朴素又大方。一听那清脆的银铃般的笑声，就知道她来了。那时候我是大队团支部书记，林姑娘是大队团支部副书记。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学小靳庄写诗到田头开朗诵会，排演样板戏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分给她扮演样板戏里铁梅、阿庆嫂、小常宝，不识字的她常常拿着剧本找我教她记唱词。要在田头朗诵诗歌的时候，她也提前拿着诗集找我教她学朗诵。我也喜欢教她，我读一句，她也跟着我读一句。她的记忆力真好，大段大段唱词，一首一首的诗歌，我教他三四遍，她就记住了。有时候她还故意跑到我跟前，让我听她背。她的声音很好听，声调又高，秦腔的唱段唱的阴阳顿挫，颂扬农民学大寨的诗歌，朗读的激昂动听，在演出时常常赢得社员的热烈掌声。

通过其他人的口，我了解了林姑娘的故事。她家里很穷，姊妹三个中她是老二，前边有个哥哥，后边有个弟弟。哥哥小学毕业后没有考上初中，就回家劳动，一年后就结了婚。弟弟正在村里的小学上三年级，唯有她没有上过一天学。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离收麦还有一个多月，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能借的亲戚早都借遍了。眼看着一家人就要饿死，村里一位好心人，给年仅三岁的她说了一门娃娃亲，父母没有法子只好用女儿的幸福换了一担小麦，救了全家人的命。几年后她才见到了自己的未婚夫，原来是个拐子。父母见她哭哭啼啼的，尽管后悔当初口袋里买猫，连女婿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给女儿定了亲。但老实厚道的农民觉得当年人家救过自己的命，良心上过不去，说什么也不准女儿悔婚。

她也曾对我说起过自己的婚事，说到伤心处就情不自禁的落泪。我很同情她的遭遇，就开导她说：“婚姻法明确规定婚姻自由，父母不能干涉儿女的婚事。你没有领结婚证，怕什么，不愿意退婚就是了。”可是心地善良的她却说：“人家父母对我们有恩，我怎能恩将仇报悔婚呢。”

后来我到电影队工作后，她极不情愿地把自己嫁了，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几年后听人说她婚后过得不幸福，不知为什么被丈夫打了一顿，想不开喝农药自杀的了。听到这个噩耗后我心里很悲哀，一个聪明善良的好姑娘就这样充当了封建婚姻的牺牲品，真替她惋惜。

由于以上的原因，当年的农村很少有大姑娘没定亲的。我十九岁高中毕业回到农村劳动后，父母看着村里和我一般年龄大的青年，都结婚抱上了孩子了，就心急如焚，东跑西颠找熟人托朋友，请他们为自己的儿子说媳妇。我知道后就对父母说，我还没有立业，不想这么早就说媳妇，再说我都没有做到自立，拿什么养活媳妇。可是妈妈不听，在村里四处打听没有找到一个合适对象后仍不死心，就委托村里娘家在白店、大有、新堡子、富兴、李西大队的媳妇们去寻觅，反馈回来的消息说这些村的女孩子个个名花有主，没有一个可供选择的对象。妈妈只好托福一同下乡的乡党在全公社范围内打探，看有没有没订婚的大姑娘，还三番五次进城，找城里四街六村的亲戚熟人朋友，央求他们操个心，留个神，帮帮忙。结果几年下来，妈妈在农村里没有找到一个相亲的对象，城里符合条件的姑娘很多，可是没有一个愿意嫁到我们家所在的塬上。

七五年的一天，我们学校的刘校长来家里吃饭，饭后妈妈托刘校长给我说媳妇，热心的刘校长满口答应。几天后他悄悄对我说：“我们蒋家坡大队有个姑娘，年龄比你小一岁，刚退婚。你星期天到我家来，我安排你们俩先见个面再说。”我感激的连声说：“谢谢，谢谢刘校长！”

星期天早上吃过饭，二十二岁的我上身穿着妈妈亲手缝的中式蓝卡机布衫，下身穿着妈妈用尿素袋子染黑后做的、当时很流行的那种前“日本”后“尿素”、风一吹能飘起来的裤子，脚穿黄色解放鞋，步行七八里路，到太裕公社蒋家坡村大队去相亲。

走进刘校长的家，校长说那位姑娘上工去了，让我坐在炕上等一等。我和刘校长一边喝水一边聊天，等社员放工后，刘校长带着我到公路边三队他妻妹的家里去见面。校长的妹夫出去叫来了哪位姑娘，然后他们都走了。我第一次相亲，见到了陌生的姑娘不知说什么好。双方沉默了一会儿，我红着脸吞吞吐吐地先开口介绍了自己的基本情况，那位林姑娘轻声地叙说了她的基本情况。从那个姑娘的话里我知道她十岁时家里就给她定了亲，对象是史家庄的一位姓连的小伙。后来那个小伙高中毕业后参军入了伍，她苦苦等了整整七年，没想到人家提干当了官，看上了城里有工作的姑娘，就不要她了。听了他的遭遇，我很同情，替她谴责了一番负心人。后来她就走了，我回到刘校长家，对校长说：“我很同情她的遭遇，不知人家是什么意见。”，校长说：“你先回家等人家反馈的消息吧。”一个多星期后，刘校长说姑娘給话了，说他家的父母不愿意，嫌我们家里穷，连个地方都没有，结婚后住哪里？我觉得人家说得没错，我们一家四口人住在一孔窑洞里，娶媳妇后的确没地方住。爸爸听说了，立马申请了一院庄基，利用回家休假的时间，自己动手用了三年的时间，为我们家修了一院庄基，当然这都是后话。

第一次相亲就这样不了了之，从此我就踏上了艰难曲折漫长的相亲之路，苦苦寻觅着我的知心爱人。

回忆录第七章《花前月下》（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