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归记之新干大洋洲青铜王国

天人和

　　离开吉安，直奔新干大洋洲博物馆，百公里路程，只是吉安城区限速太多，出城后路况车流因素叠加，抵达大洋洲博物馆，已15时，距闭馆也就个把小时，对比较喜欢文物的我来说，时间不算充裕了。

　　标新立异的博物馆建筑，透出大洋洲商代墓葬的不同凡响。

　　大厅入口，即是仿制的放大版青铜虎摆件，原件可是国宝级的青铜文物，已被调拨入省博。

　　这个青铜虎 ，之所以列为国宝，的确是很有说法的，简单明了的说，它可能是商代方国虎方的族徽。

据甲骨文记载，南方有一个地方政权叫"虎方"，商王武丁曾多次征伐这里，"虎方"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江汉、江淮一带，但是具体位置学界说法不一，从出土的这些"老虎"分析，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很可能就是"虎方"的核心人物的归属。

　　在新干大墓发现之前，1973年在赣江西岸的樟树，发现了一个吴城遗址。吴城遗址的发现，证明在商代，赣江流域有一个方国文明。

但是吴城遗址，历经几十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甚至有铸造青铜器的石范数百，而青铜器却出土甚少。不曾想，在位于赣江东岸的新干大洋洲，却发现了青铜大墓。

　　1976年11月，在大洋洲镇刘凌行政村，又发了牛头城址，出土西周墓葬，出土7件青铜器。

经过一年多的挖掘，已探明牛头城址占地面积达38万平方米，分内城外城，现存外城墙2565米，内城墙1424米，城垣平均高6~4米。内城外城均设有城门，外城四向均有瞭望警卫的马面。城外有护城河，城内有5000平方米的祭祀广场，2000多平方米的建筑遗迹，建筑内有鹅卵石通道，有灶堂、火堂、饭厅。

据介绍: “遗址调查和发掘的进一步深入，所有出土文物都证实这里是一个商朝时期的古都邑。它不仅有完整的城市构建，而且有自己的军队政权和文字符号，其城墙夯筑的技术比吴城先进，墙体也更加牢固。”

经测定，城墙的筑造年代约在公元前1255年至公元前1195年之间。城垣为商周时期夯筑土城，与吴城的堆筑、河南郑州商城的版筑不同。

牛头城址土壤为红壤土，黏性强，堆筑后浇水拍打，水分蒸发后即板结成型。出土陶片数万，修复成型的陶鼎、陶鬲达50多件，与大洋洲商墓出土陶器基本一样，出土了棱座豆，也与大洋洲商墓完全一致，而在吴城却未见到。

据分析，牛头城之与吴城文化三期相对接，可能是吴城文化部落衰退后，牛头城文化兴起的一个新的商代文化聚落中心，即如三星堆与金沙的前后迭代关系。

1987年定为省保，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甲骨文记载南方有一个地方政权叫"虎方"，商王武丁曾多次征伐这里，"虎方"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江汉、江淮一带，但是具体位置学界说法不一，从出土的这些青铜虎分析，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遗址的主人，很可能就是"虎方"国一位地位显赫者。

甲骨文作为商王朝的历史档案，记载了商王征伐诸多方国的占卜，而关于虎方，只有一条卜辞：

“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

□举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

卜辞里的“途”有“征伐”义，举、望为族名，卜辞大意是商王为了征伐虎方，特向先祖大甲、祖丁、祖甲举行告祭以得到保佑，取得胜利。

还有“乙亥卜，贞令追虎方”、“舆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都证明虎方的存在，让殷商王朝难以安宁，故数次讨伐，难以平定。

　　青铜塑像武士车阵。

　　通往墓葬坑的甬道。

　　通道两侧的青铜伏虎塑像。

　　据资料， 1989 年9月20日，被取土修护赣江大堤的农民意外发现。经过三千多年的时光，再加上这里靠近河道，墓葬经常会被河水淹没，因此古墓原本的墓壁与棺椁已经消失殆尽，更不用提墓葬主人的尸首，考古队员们只发现了24枚牙齿，而这24枚牙齿又分别来自一个妇女和两个小孩。考古队员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确定墓室的大概位置。

后经专业人员科学发掘，是一处属于吴城青铜文化的商代中晚期大型墓葬。

初步推断大洋洲商墓的主人，应该是生活在牛头城的高等级贵族。至此，关于墓主人身份的种种猜测逐渐清晰。

该墓为商代大墓，有一棺一椁，椁室东西长8.22米，两端有 2层台。

共出土文物1500余件，共出土商代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骨器5件。其中国宝级文物5件，国家一级文物23件。

文物中以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其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为全国所罕见，被专家称为“江南青铜王国”。

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掘，一举改写了商周时期被称为蛮夷之地的江南历史，充分证明远在三千多年前赣江——鄱阳湖流域就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发明。

　　陪葬坑里还原出土时散乱的青铜器。

新干大墓出土青铜器475件，可以划归为五大类，一是礼器和乐器，共52件；二是农业工具和手工工具，18种共143件；三是兵器，11种231件；四是神器与法器，30件；五是杂件，共36件。

　　网图——当时的发掘现场。

　　之所以说这座大墓的发现，石破天惊，是它的出现，完全改写了中国古代历史，将江南的文明史提前了1700多年。“曾经有一个与中原殷商王朝并存发展的地域政权，而且是一个有相当规模、国力强盛、科学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

既往的历史记录，商代的南方是没有开化的蛮荒之地，远远落后于中原。

而大洋洲青铜器的出土，堪比甚至超过商王妃妇好墓葬青铜器，从而宣告在三千多年前的南方，有着一个与商王朝并行且不输辉煌的方国，证明了华夏民族的族谱是如此的丰富多样。

“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远在3000 多年前，以吴城文化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江西堪称“长江中游古代青铜王国”，是青铜时代相对独立于中原殷商青铜文化之外的又一重要文化中心。”

　　遗址发掘图片。

江西省博物馆保管研究部主任王宁说，“器物越大、青铜分量越重、制作工艺越难，代表其拥有者地位越高，大洋洲墓主很可能是当时这个地方的最高统治者。”

　　原件网图。

商代伏鸟双尾青铜虎，通长53.5厘米，高25.5厘米，重达6.2公斤，为目前存世最大的先秦青铜虎，有“虎王”之誉。

造型写实，张口咧齿，獠牙外露，凸目狰狞，四足卧伏作欲纵又行之状，上伏一短尾鸟，尖喙圆睛，双尾后垂，以圆雕动态展现。而鸟栖虎背，尤具特色。

整体造型清新奇巧，明显有别于中原地区出土虎形，展示了虎方地区特具一格的青铜器造型艺术风格，是自成系统的南土土著青铜文化，这一特征说明 虎方既与商王朝有接触，又相对独立的史实。

　　网图网文。

“发掘出土的时候‘虎王’左边的獠牙没有了，应该是1989年9月20日群众哄抢文物的时候被群众带走了，之后也没有收缴上来。后来，竟被南昌的一位收藏家收藏到手。去年，这颗‘虎牙’经藏家主动热情捐献回到省博物馆。”

网图。

经过观察比对论证，青铜虎实现了“原牙补种”。

据统计，在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器物中，虎是最有代表性的图像，是最能代表地方文化的符号。9件青铜鼎的27只扁足呈变体虎形，10件鼎耳上立有20只虎，2件戈以虎首装饰，青铜铲柄上有2只虎纹，1件青铜杖首以虎首为造型。

　　卧虎耳青铜大方鼎，通高97 厘米，重49 公斤。形体高大，铸工精、纹饰美，是国内同时期的大方鼎几件之一。

其造型和纹饰构图都与郑州等地出土的商代中期方鼎基本相同，唯鼎耳有虎，这是中原商殷鼎所未见，明显带有南方土著地区的浓郁风格，属于“融合型”器物，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和土著文化的坚持。

　　博物馆把各种青铜器上老虎元素归纳，且特别宣示其为虎方标志，应该是被主流基本接受的自我肯定，而负鸟虎则是典型代表。

不过，有学者以甲骨文和金文的一些记载，认为虎方应在汉水以北，安陆，京山以南，新干则明显偏移，也有学者认为，不仅虎方，即使商王朝还迁都多次，在历史长河中 ，疆域变化也是普遍的情况。

在史料相对缺失，新干大洋洲出土青铜器上诸多的青铜虎，并有独立的单体虎造型，这应该是虎方图腾崇拜的有力证据。如果以后牛头城址或大洋洲再出土同类器物甚至有“虎”的铭文，那就基本能坐实“虎方”的地望所在。

　　这件立鹿大甗，高1.05米，重78.5千克，体形巨大，气势雄浑，奇美诡异，为迄今所发现之青铜甗中最大者，也是新干青铜器之最庞大者，有“甗王”之誉。

古代蒸煮用的炊具，上下两层，中间有箅子，类似今天蒸锅，底部架火，甗内放置食物。较大体积的甗一般构造都是上甑下鬲的合体。

其独特于中原同时期同类器物之处，竖耳上分别立有雌雄两鹿，相反回顾，耳外侧和口沿环饰燕尾纹，这又是商代铜甗中所未见，是南方古代居民的独特装饰。

　　嵌红铜云纹青铜钺，高36.5 厘米，肩宽26.7 厘米，刃宽36.3 厘米，肩厚1 厘米，重11.4 千克。规格大于妇好墓的同类器物，故誉为“中华钺王”。

“镂出的大口上下各排列双行利齿，口周一圈鱼形几何纹。上边和两侧饰云纹，纹饰宽凹线中嵌满红铜（现大部腐蚀丧失）。在红铜衬托之下白亮的青铜纹饰十分漂亮、耀眼，增添了华美和贵重之感，营造出庄严、肃穆的仪仗氛围。它是中国现存最早采用错金属工艺的商代器物之一。”

青铜钺，古代兵器，比斧大，圆刃可砍劈，但更多用于礼仪，是王者之器。

“虎方青铜冶铸术的另一个特点是红铜与青铜并用，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大钺上还使用了错红铜装饰工艺，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错金技术实物。

红铜熔点低，难以成形，虎方先民却制造了造型精美，器型高大的红铜器，从一个侧面说明他们已掌握了很高的冶铜技术。”

　　王者之器——青铜瓒，祭酒器。

前部形如粗矮的觚，高17厘米，后有长柄，系古代君主举行隆重的裸礼，以祭祀先祖时所用，甚为罕见，只有巴黎吉美博物馆有一件。

由此看来，墓主应有很高的身分。

不过，古代祭祀用的一种是玉器材质，这里却是青铜材质，体积也大的多。

　　提梁方腹卣，古代盛酒的器具，一般椭圆口、深腹、圈足，有盖和提梁。

其通高28 厘米，口径7.3 厘米细颈方腹，提梁贴靠颈侧，梁端为龙首形，盖钮与梁间有蛇形绊链，器饰饕餮纹，圈足饰镂空云纹，腹面有孔，内部有十字形管道，底部也是双层，便于用炭火或沸水加温。

目前仅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一件，但是其铸造技艺和保存情况远不如大洋洲出土的。

方卣不仅纹饰纤细精美，而且器形特别，功能新奇，其达到商代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结构复杂，铸造的方法有待鉴定研究。

它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专用水热温酒器。

　　这件神器，也是目前唯一存世的商代双面神人兽面青铜像。

通高53 厘米，面宽14.5 ×22.0 厘米，銎径4.5 ×5.0 厘米，管径6.0 厘米。

他似笑非笑，嘴张齿露，中牙铲形，侧牙钩卷，招风贯耳，顶部圆管可插羽毛，底部方管装木柄，表现出了古人天圆地方，连通鬼神的观念，寓意神人贯通天地的能力，应是神秘诡异的祭祀专用品。

商代巫风盛炽，人神形象是巫师的常态，其贯天通地，以见神祈地。

　　网图——国内迄今所见唯一的商代双面青铜面具。

　　礼器大铙，是商代南方特有的器种，纹饰彼此不同，有的饰有云纹，有的饰有联珠纹，更有的饰勾连雷纹，这种饰纹实属难见。

而且铙、镈等大型乐器都是同类器中时代最早的。

　　这件饕餮纹小方鼎，通高27厘米，口部长21.4厘米，口部宽18厘米，足高8 厘米，重4.5 千克。

腹部各面饰有上下二层兽面纹，两旁纵向夔纹。一侧宽面横开一口，口前置门，门可上下转动启合．还设置了用来固定闭门的插销。外底之上5.5 厘米处的腹腔设有内底，内外底间形成夹层炉灶，放上炭火，用于加热，以给食物保温。

　　网图——兽面纹虎耳虎形扁足鼎，通高44.5厘米，重13.1千克。

其独特之处在于，一改鼎足或圆柱、或圆锥状的常形，采用了独特的扁足，表现为稍有变形的虎。

据说，发现时现场混乱，众人哄抢 虽然最终文物大部分追回，但也有“漏网之鱼”，如一件虎耳虎形扁足鼎清理时少了一条变体虎形扁足，高约30厘米，不曾想，次年它竟在英国苏富比拍卖行高价拍卖。

应该就是这件——图片可见后腿颜色优异。

　　20公分高的青铜豆，专家赞叹举世无双， 精美的兽面纹，这是古代盛食器，也是礼器的一种。

　　凤鸟耳夔形扁足青铜鼎，也是虎方特有器型。

　　折肩鬲，是一种仿陶瓷器造型而铸造的一种全新的铜容器，这是南方居民发明独创的，中原地区没有。

兽面纹羊首青铜罍，通高60.5 厘米

重35.5 千克。

“此罍铸工精致，气魄宏大，腹部高浮雕兽面纹，肩部四组兽面纹，间置高浮雕羊首，突出于肩外。羊首大角外卷，臣字突目，扉棱长鼻，螺旋状的凸鼻孔。腹部四组高浮雕兽面纹，曲折角、宽鼻棱、双圆目和分解肢体。青铜罍是一种大型盛酒器，用于重大的祭祀和宴飨场合。”

　　有段文字从虎方与商王朝在酒具上的差别，来分析虎方的特异，很有意思:

“虎方的青铜礼器组合表现为以鼎、鬲为中心的“重食组合”，与同时期中原地区通行的以觚、爵为中心的‘重酒组合’加编铙的礼器组合方式判然有别。虎方出土了二百多件青铜容器，唯独缺少觚和爵两种中原殷商民族不可或缺的酒器，觚爵是殷人酒政的重要代表物，在中原殷人墓葬中，只要有青铜器，一定少不了觚和爵这两种最为基本的酒器，虎方文化将‘觚爵’酒政阻挡在长江中游以北。很有可能虎方与中原殷人并非同族，可能分属不同的政治集团，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

　　商代活环曲蹲羽人玉佩饰，通高11.5厘米、身高8.7厘米、背脊厚1.4厘米。三环通长4.6 厘米，叶腊石类质，色呈枣红。

羽人造型，作侧身屈臂蹲坐。首如鸟形，圆眼粗眉，长勾鼻作喙状，嘴微微张口，“C”形大耳，顶上扉棱状的高凸冠，顶后部连系三个相套环形成的短链；身亦人亦鸟，体形如人，两臂屈于胸前，拳心朝内，双膝弯曲蹲坐。身体两侧各雕一翼，脊背雕刻层叠的羽纹。

当时的考古队领队彭适凡评价:

“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玉羽人，也是迄今发现唯一的商代羽人玉佩饰，具有神人意味，人、兽、鸟集于一身，想象丰富，琢制巧妙。”

其制作精细，造型奇特，出土时涂有朱砂，应是在某种礼仪场合使用的神器，包涵羽化登仙，勾通神灵的思想。

这件玉佩饰还是最早的活链玉器，其躯干圆雕成形，冠后连接的活链则综合运用镂空、掏雕等技法成形。活链设计构思巧妙，制作难度极高，它开启了两周玉佩活环技法的大门，为明清玉器活环长链流行的源头。

《山海经》记载了“羽民国”和“羽民”形象，指出它的位置应在东南和南方。这件商代活环曲蹲羽人玉佩饰，夸张变异，应该是南方地区远古土著民族鸟图腾崇拜的遗俗，在中国玉器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

　　博物馆展示的复制品，则差强人意了许多。

右侧神人兽面形玉饰

呈黄绿色，玉质莹润，琢磨光滑，作戴着平顶卷角高羽冠的神人兽面形象。正面中段琢出浅浮雕的神人兽面像，下额圆弧；整个兽面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为神人像，梭形眼，卷云眉，宽鼻梁，蒜头鼻；下半部分为兽面，长方形阔口，嘴角各露一对獠牙。

　　神人兽面形玉饰

呈黄绿色，玉质莹润，琢磨光滑，作戴着平顶卷角高羽冠的神人兽面形象。

正面中段琢出浅浮雕的神人兽面像，下额圆弧；整个兽面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为神人像，梭形眼，卷云眉，宽鼻梁，蒜头鼻；下半部分为兽面，长方形阔口，嘴角各露一对獠牙。

　　新干大墓出土231件兵器，数量多，特色更浓厚。

兵器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殷商型”，即从器形、形制和装饰等方面都表现与中原殷商兵器相同，有72件，占29.8%。

第二类是“融合型”，即从器形、形制等方面与殷商方面基本相同，但又在某些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改造，使其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这一类74件，占到30.5%。

第三类为“土著型”，即兵器的种类和形制乃至装饰纹样都是南方土著民族的独特创造，在中原及其以外地区从未见过。这一类如宽刃剑、镂空镞、虎头戈、琵琶型戈、方銎钺等共有92件，占总数的38%。

第四类为“先周型”，即这种兵器的器类和形制不见于商王朝中心的中原大地，却在甘、陕地区的先周文化遗存中多有出现，是受先周文化影响而仿造的。

兵器的特色也很鲜明，如这件宽刃铜剑，为同期同类所仅见，为中原东周剑的起源提供新的线索。

　　蝉纹翘首青铜大刀，通长67.9厘米，柄宽9厘米，长11厘米。

脊下两侧各有11条精美蝉纹，锋刃锐利，体型巨大，堪称商代第一刀。

富有地方特色的燕尾纹装饰在带有个性的工具、武器上更使人觉得新奇

　　商兽面纹青铜胄通高18.7厘米，口径21×18.6厘米，壁厚0.3厘米，重2.21千克。

整个头盔呈圆顶帽形，前面以脊棱为中线，饰一高浮雕兽面纹。顶部有一段小圆管用以安插缨饰，此外还有两个小洞用作透气，两侧有两个小洞穿绳固定。其外观铸造精致，表面光整，纹样醒目。既有中原风格，又有独特个性，呈现了南方商代青铜胄的特色。

兼具护体、审美和威慑作用，因此央视在去年7月的全国博物馆推出文博科普产品《文博日历》，介绍其是美观实用的“保命神器”。

　　兵器基本涵盖当时的种类。

　　上图的箭镞类型很多，有的是单翼的，即一侧的翼特大，或以为是一种鱼镖，尚待研究。

左图曲尺形的扁平端刃器，用途也待研究。

还有那种造型奇特的单翼镞、勾戟和杀伤力特别强的双翼镂空宽体式镞更是中原地区所不曾见到过的。

　　这件面具如玩偶，应该是傩舞用具。

　　青铜铸造首先要有材料，这一带是我国重要的产铜区，江西瑞昌铜岭等地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采铜遗存红烧土和大量炼渣堆积，从掘进槽坑、竖井、平巷、支护、石范、泥芯等遗迹，表明当时人们已掌握了比较完备而又自成系统的采矿技术，说明虎方出土的青铜器是本地铸造的。

“据研究，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以浑铸法成形，也有一部分通过分铸法铸成，这两种方法都运用得很娴熟，其材质主要是铜、锡、铅三元合金，从主要合金成分看，新干青铜器的成分与二里冈时期高锡青铜或高铅低锡青铜都不同，很接近殷末周初时期的青铜合金。说明新干青铜器的原材料是用很纯净的铜、锡或铅配制而成的,这一切都表明，商代虎方的青铜冶铸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并不比同时期的中原地区逊色。

石范与陶范相比，有能反复使用、取材方便等优点，对于制造成形容易、工艺简单的工具、武器来说，还是比较适用的，故而并没有被中原传入的陶范技术所完全取代。”

　　青铜工具亦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犁、耒、耜都以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流行的不同类石、骨、木器为原型，是适于南方水田耕作的特有器种。

　　青铜农具和手工工具120余件，在全国是首例。

农具中的犁和臿，也有不同的类型。这些不同类型，不同配置的成套器物，各有特殊的用途，甚至可以说，在农耕方面，是领先当时的。

新干青铜器群的青铜农具，又是一大特色，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商王朝核心地区。

目前有确凿出土地的商代铜犁头，就是新干大洋洲，而且出土了几件，还出土了耒、耜、铚、锸、钁、铲、锛、镰刀等11种农具及修刀、凿、锥、手斧等7种手工工具。这说明南方古代农业文明很发达，而且较多使用青铜农具。

其中耒、钻、勾戟、单翼镞、瓒、剑等器种，系首次出土，填补了商代青铜器的很多空白。

新干青铜器群以云雷纹为主纹、以连珠纹为界纹和高扉棱的装饰手法是中原商器所不具有的特点。

　　商代青铜犁铧，全国仅此一例。

农具的众多，堪称农业考古上的重大发现。其中镰的形制，显然是后来流行于长江下游的镰的前身。

大洋洲出土玉器的质料，大部分为透闪石，少量为磷铝锂石、叶腊石、绿松石、水晶等。大洋洲玉器绝大多数器表受沁，呈所谓的“鸡骨白”。大洋洲玉器质地疏松，多孔隙，有利于表面吸附和发生化学反应。玉器埋藏于潮湿偏酸性的土壤中长达数千年，一方面玉材中的活跃元素会溶失，另一方面土壤中的元素及有机物也吸附于器表；

　　一件水晶套环，小环套在大环内，两者吻合无间，晶莹剔透，温润纯净，毫无瑕疵。

　　蛙，通长1．7厘米，宽1厘米，厚0．5厘米。

绿松石质，淡绿色，蜡状光泽，微透明。圆雕工艺，灵动鲜活，四肢屈曲，作匍伏欲起式，富有动感。

而出土的陶器，器型纹饰同样显示为仿中原式和地方式两类，前者主要有大口缸、大口尊、假腹豆等；后者主要有模制马鞍形陶刀、釜形鼎、折腹盆、小口折肩罐等。

陶器的组合以罐、豆为中心，或加马鞍形陶也、陶纺轮，这种组合方式与中原地区通行的鬲盆为中心的组合判然有别，带有明显的个性。

　　左侧的陶盖，体积很大，形制独特。

　　新干大洋洲商代墓葬发现后，业界大佬纷纷发表意见，摘录如后:

海内外著名青铜器专家、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他看了之后，万分激动：“今天还难以估计，还要有相当一段时间才能体会到，不过通过该墓的发掘，江南的古代文明史要改写，商代的古代文明要重新评估，从高度、广度来说都不过分！”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系邹衡教授说：“这是长江以南空前的发现，它确凿无疑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在商代，中国南方已出现了一个掌握有相当权威的统治者，表明这里已有一个政权，国家已经产生，进入了文明时代。同时，这样丰富多彩的青铜重器，说明其文化发展水平甚至与中原不相上下，有力证明了南方开发很早，至少在3000多年前，江南人民就已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代文明。这次发现的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还有一些主要媒体的播报和采访。

　　这是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李伯谦的题字。

　　吉安市文广局今年2月6日的新闻稿，里面是最新的出土文物数据:

1989年10月，在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发现一座商代大墓，举世瞩目，意义重大。此墓规模之大，随葬品之丰富，以及青铜器、玉器之精美，在我国南方地区尚属首例。在获得的大批遗物中，既有浓厚的中原文化特点，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不仅丰富了商代历史的研究，同时还可以使人们对南方青铜文化的发展获得新的认识，并对商代文化重新进行估量。

1、随葬器物

此墓出土的1900余件随葬器物，主要是铜器、玉器和陶器。

铜器共有480余件。分为礼器、乐器、工具、兵器、生活用具及其它六类。

礼器共50件。器类有鼎、鬲 、瓿、豆、簋、罍、壶、卣、瓒等10种。乐器共4件，器类有鎛、铙2种。

工具共127件，其中农业生产工具共有11种，53件。计有犁、臿、耒耜、铲、斧、爿斤、锛、镰、铚、钅矍　　 等。手工业工具共有5种，74件。计有刀、刻刀、凿、锥、砧等。

兵器共有10种，273件，计有矛、戈、勾戟、钺、刀、剑、匕首、镞、胄、钅尊 、等。

其它共有3种3件，即双面人头形神器、伏鸟双尾虎和羊角兽面。

玉器共1072件（另有绿松石面镶嵌饰片及玉饰穿孔珠等未计入），有少数透明水晶、绿松石和蛇纹石化大理岩制品，也归入玉器内。这批玉器色泽以绿为主，灰、米黄、牙白、白色次之。质料经初步鉴定，有新疆和田玉、陕西蓝田洛翡玉、辽宁岫玉、河南密玉及南阳独山玉、浙江青田玉；绿松石则产自湖北郧县竹山等地。这批玉器，大致可分为礼器、仪仗和装饰品3类。

礼器共7种，34件，计有琮、璧、环、瑗、璜、玦、神人兽面形饰等。仪仗共2种，7件，计有戈和矛等，琢制皆较为精细，且无使用痕迹。

装饰品种类繁多，共934件，计有佩饰和镶嵌饰等。

陶器共16种，356件，其中釉釉陶和原始瓷器约占陶器总数的20%。用途可分为炊器、盛食器和工具三类。炊器有鬲、鼎、釜；盛食器有罐、瓮、尊、豆、盆、盘、簋、壶、罍、筒形器、伞状器盖等。

生产工具有纺轮和锛范。骨器有镞等。

2、新干青铜器类别

礼乐器53件：　　　　　　　

鼎30 鬲5 甗4 豆1 盘1 瓿1 罍1　　 壶2 卣3 瓒1　鎛1　 铙3

工具与农具143件：

犁2　 臿2 耒1 耜1 箕1 胄1 铲12 手斧16　 8

锛3　 镰5 铚1 1　 凿17 锥12 砧1　 裁制刀6　

工具刀24　 刻刀15 鱼叉形器15

兵器252件：

矛35 戈28 勾戟1 钺6 刀15 镞123 鐏39 匕首2　

异形剑1 镂空拱形锋刃器1

其他3件 ：　　　　　　　　　　　　　　　

人面1　虎形1 羊面1

这一发现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震动。究其原由，首先是出土地在赣江中游，其次是数量之多，甚与殷墟大墓匹故，三是时间跨度之长，几乎跨越了整个商代，特别是填补了郑州与安阳两阶段间的空白。四是其先进的金属技术、其高超的铸造工艺不逊于郑州和安阳出土的精品。另外，特殊的装饰手法反映出商文化对地方文化的影响。

　　结束参观，正好闭馆，遂与一位工作人员闲聊几句，听到了感慨——重要器物基本都被调拨走了，那种好比自己的孩子被别人领养的感觉，可见当地业者的不舍；也听到了一些逸闻——应该还有散落民间没被发现和收缴的，而且这里肯定不止这一座墓葬云云……。

作为一个古代历史的爱好者，我完全能理解馆员的失落与不甘。

出于对新干大洋洲博物馆文物工作者的敬佩以及对文物的爱好，特选购了一件缩半版的四羊罍，也算是对博物馆的支持吧！

特别说明，因商代历史的久远，史料的缺失，诸家学术的不同鸣放以及古代文物的专业性介绍，文中引用了诸多的文章摘要，在此一并谢过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