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家族的背影

赵应书多彩贵州

最近，陆续读到几位熟悉的朋友寻觅家族先辈，讲述家庭往事的著作， 他们提供了私人化的独特历史叙述，让我沉思。

先读的是徐泓的《韩家往事》（商务印书馆2024）。她母亲家姓韩。近代天津工商界有名门望族八大家，其中从事盐务四家，粮业三家，从事海运业只有一家，便是韩家。作者的重心不是先祖发家过程，而是讲述韩家出了第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姐妹，她们和梅贻琦、卫立煌、傅桐等人的婚姻，广泛辐射世纪中国的文化变迁和政治风云。

接着，我又读到李昕的《百年家事——邻水李家的四代人生》》（三联书店2025）。李昕曾任三联书店总编辑。他温文尔雅，笔触从容，本书虽然不是全面讲述家史，有几位先辈却值得关注： 伯祖父李准是晚清广东水师提督，多次参与镇压“民变”，包括黄花岗起义。然20世纪70年代以后，南海主权问题升温，又被誉为“百年来维护南海主权第一人”。祖父李涛是李准的弟弟，比李准小23岁，庶出。李准父亲去世后，李准扛起养家之责，李涛才8岁，李家弟妹七人，都年少，高薪聘请汪精卫做私塾先生。镇压革命党人的李准与同盟会出身的汪精卫，后来自然生出恩怨故事。两江总督与两广总督周馥因与李准是忘年之交，将自己的孙女许配给李涛，就是李昕的爷爷——一个多才多艺，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

李昕的父亲李相崇，南开大学英语系毕业，1946年进入清华教书，1986年退休。曾任清华外语系主任，主编各大学通用教材《大学英语》和《英语教学与研究》杂志。他还自学了日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波兰语、捷克语。许国璋对他说：“跟你比起来，我们这些人只能叫英语教授，你才是外语教授。”

这样一位父亲，相当长一段时间却让李昕抬不起头。父亲在二战结束后，曾在国、共、美谈判时，担任军调部美方翻译。这段历史，被怀疑成特务，起因竟然缘自走得很近的吴晗。五十年代，他任教之余翻译俄国文学，译著达300万字，成为国内知名翻译家。1958年以后，李相崇在清华遭遇困境。直到粉碎“四人帮”，十七八年没有做正经业务。新时期才摘掉“漏网右派”、“苏联间谍”、“特务”、“告密者”帽子。后两条和他忠诚老实运动中自述材料有关。同为南开毕业的母亲，在丈夫倒霉的年代是校办工厂工具保管员。文革中夫妇都去五七干校务农。

文革后期，李相崇用德、俄、英、法四种外文版本给《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勘误；晚年又把俄文版《列宁全集》40卷重读一遍。退休后，党组织才找上门，让他得偿所愿。

熊景明的《长辈的故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读得较晚。熊景明笔下，自曾祖父起，祖父和外祖父，两大家族，人丁兴旺。长辈们志向坚毅、超群，经晚清科举，近代留学，习政法、军事、科技，后为官出掌县、道、府及边境要冲。尽管祖父加入又退出过共产党，也是研究自治、民权起家的。他们以家国情怀，深信教育兴邦，最早送子弟出国读书。官宦与乡绅的气度孕育了两三代人的视野、志趣、知识与技能。

于是，我看到家族与家族、家庭与家庭、近亲与远亲、朋友与朋友之间，形成了枝蔓非凡的络网。如：“外婆与她妹妹同一天出阁，分别与两位日本留学归来的学生结婚。”又如：“曾祖父深信科教救国，曾倾毕生积蓄将两个儿子分别送到法国、德国留学；四姑奶奶后考入北京女师大。四姑爹考取公费留学，进入斯坦福大学，再从伊利诺伊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毕业后在领事馆任职。”昆明，地处边省，熊景明前辈的风貌，就是民国开启时代的缩影，得风气之先不输于上海、天津。她呈现着的中上层社会氛围，家庭关系味道更浓。这关系网中的人尽管有人较早失祜、较早守寡，宠辱不一，纠纷隐显，但家庭纽带、长幼伦理，延续着每个人的命运和对家庭的不离不弃。

政权易手成为分水岭，各种亲朋关系骤然断裂。狱中之囚者有之，自杀者有之。其子女、亲属们的遭遇可想而知。比如：大姨父南开大学毕业，1949年失业。大姨妈谈到大姨夫：“我填表写丈夫一栏，就六个字：“右派，劳改，已死。”小辈们成绩优秀，几次高考的翘楚，就是上不了大学。

熊景明外祖父母生有三男、八女。母亲为八女中的老二，虽身体羸弱，但性格好，貌美善良，成为兄弟姐妹的亲情中枢。父母在世时，她可以每星期回娘家，给上上下下带来欢笑之声。在婆家，嫡庶妯娌间，她也是维系上下、左右亲情不可或缺的纽带人物。尽管她人到中年，便因病卧床，缠榻十八年之久，但她在婆家、娘家的中枢作用，仍使传统伦理亲情绵延不绝。我们家客来客往不断，母亲说“山潮水潮不如人潮”。“我的姑妈、大姨、三姨、五姨都在外县或外省，母亲代表昆明的家人负责与他们通讯。”大舅、七舅、七姨在国外，能通讯时，信件也写到妈妈这里。已经断裂的家庭关系，在此延续。母亲因心脏病卧床十八年，无论风雨，二舅每周至少来探她一次。“1959年起，….. 我们定时收到三舅托他在香港的朋友寄来的包裹——猪油和奶油。三舅在中国内地的哥哥、姐妹及他的舅舅家，一共九个家庭，一连几年受惠于这＇救命＇的包裹。三舅年终给亲属汇款，一直没有间断。他自己在美国，仅仅是一名收入不高的工程师。”看到这儿，我非常感动，并有一个闪念：民国时代有家庭，有维系亲情友情的社会；民国结束后，似淡了家庭，没了社会。这些长辈故事，或长或短；或丰或简，都是家庭和个人在时代风雨中留下的切切实实的痕迹。

熊景明、徐泓、李昕，在中国知识界都是一方名流。熊景明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任职多年，以一己之力深刻影响了大陆、香港和海外汉学界的学术版图；徐泓从八十年代以来，就是中新社的大牌记者，她的独家报道，一次又一次惊动海内外；李昕执掌三联书店等机构，留下了图书影响社会的许多佳话。他们退出一线之后，把目光和精力投向自己的家族和长辈，搜寻他们的轨迹，力求作出公正的历史定位，可称晚年承担文化责任的努力。追寻家族往昔的著作很多，这三种书让我刮目相看，不仅仅是因为作者对先辈饱含血缘情感，更因为他们阅历丰富，知人论世，形成了对百年中国的独到发现和深度理解。我感到，史观的更新极为重要。我今年也七十多岁了。从小被灌输的是一种教条主义的历史观，以领导人的利益和好恶为评价历史的惟一尺度。用这种史观看先辈，先辈就成了哈哈镜里的怪物。后来，我通过阅读和交流，才知道过去接受的史观是多么狭隘，多么偏执。要从世界看国家，要用文明的眼光观察历史，用人性尺度体察先辈，家族的往事就有了不同的温度。我相信，上述几位作者，也经历过这种史观的更新。

备注：作者丁邢

来源：丁东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