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角度分析汴京官窑是否存在

寒清

围绕南宋顾文荐在《负暄杂录》中所说：“京师自置烧窑”。学术界屡有争论。一是认为京师自置烧窑就是在汴京设窑，由皇家管控。二是认为“京师”只代表朝廷，窑却不一定设在汴京，因为汴京不具备胎土、燃料的供应条件。本文撇开对古文的咬文嚼字，仅以历史事件从侧面说明汴京是否设有官窑。

1127年靖康之变时，赵构因受命在河北募兵，没有落入金兵之手。当年他在应天府（河南商丘）即位，改年号为建炎。带领北宋残部向南方转移。在扬州跨过长江，经镇江、建康（南京），最终于1129年逃到临安（今杭州）。从此临安逐渐成为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至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才正式定都临安。此时，由邵成章（实为邵谔，文献可能有误）主持的“邵局”仿北宋汴京官窑制度设立了南宋官窑，窑址位于“修内司”（宫廷管理机构）管辖范围内。修内司官窑的建立年份虽无精确记录，但基于文献与考古，可确定为南宋高宗绍兴初年（约1140年前后）。它是南宋宫廷制瓷的开端，融合北宋官窑技术，奠定了南宋青瓷（如粉青、冰裂纹等）的典范风格。

文献记载修内司官窑“袭故京遗制”（沿袭旧京的制度）。北宋官窑（如汝窑、汴京官窑）的烧造技术是高度机密的国家垄断技术，其配方、工艺、窑炉设计等核心知识只掌握在少数顶尖工匠手中。南宋朝廷要想在短时间内（南渡后约10-20年）成功复烧出与北宋官窑一脉相承的高品质青瓷，最可靠、最快捷的途径就是启用原班人马。而主持修建修内司官窑的是“邵局”（由内臣邵谔提举），这是一个直接为皇室服务的宫廷机构。它有能力、也有动机在朝廷南迁的过程中，有组织地将重要的工匠家族作为“技术资产”一同迁移。这类似于将御膳房的厨师、翰林院的画师一同带走，以保证皇室生活与礼仪的延续。杭州老虎洞窑址（被确认为修内司官窑）出土的瓷片，无论是在釉色、质感（粉青、灰青）、开片纹理（冰裂纹、鱼子纹），还是在器型、支烧工艺（裹足支烧、芝麻钉痕）上，都与北宋汝窑及官窑器表现出高度的承袭关系。这种极高的技术相似性，强烈暗示了工匠团队的同一性。因此，可以合理推断，当时有一批北宋官窑的工匠家族，随着朝廷的迁徙队伍，从汴京（开封）先到应天府（商丘），再到扬州、建康（南京），最后抵达临安（杭州）。 他们的身份更像是“随迁的技术官员与匠户”，而非自发逃亡的难民。

在靖康之变的危急时刻，能跑到商丘与高宗人马汇合的，只能是汴京的工匠和高级技术人才。而汝州、鲁山的工匠即使有后来逃到临安的，也是在修内司官窑建立以后。在建立修内司官窑的过程中，主要依赖的还是汴京的制瓷人才，而这些人才出自哪里呢，自然是设在开封的汴京官窑。这就说明了，设在开封的汴京官窑一定是存在的。虽然开封确实缺少胎土和柴木等资源，但北宋宫廷所需的大量日用品是来自汝窑，汴京官窑只生产礼器和雅器，其所需数量就少多了。估计汴京官窑可能只设两三个馒头窑就够用了。窑口设在汴京，宋徽宗还可以亲自指导创新，也符合徽宗的性情爱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段店窑（或其他窑）制坯，送到汴京官窑做后续工序，如清宫造办处的方式。而在段店窑发现的瓷片，很可能是靖康之变前后段店窑的制品，并留有官字款，此为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