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常伴火车行

震亚

　　

冥冥之中，我这一生似乎与火车特别有缘。

1952年，四岁，因父亲赴京工作，全家随之自沪北上，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二年，随母亲回过上海探亲，是第二次坐火车。但当时年幼，除了觉得火车好长好神奇，再无具体印象。

初中毕业那年，我16岁。此前半年，母亲突然病故。骤失母爱，伤痛不已。所以，暑假时远在包头中学任教的大姐邀我去她那里住段时间，调整调整情绪。这样，我又一次坐上了火车。

一路上，先是穿山越岭，不由人不敬佩以詹天佑为代表的前人在一百多年前开建京张铁路时的勇毅与能力。待到火车进入内蒙古境内后，铁路两边的景观为之一变。远处起伏逶迤的大青山与近旁一览无余的平原地貌交相辉映。

我久久地倚靠在车窗前，窗外闪过的每一道山梁、每一条河流、每一片草地、每一丛林木，都吸引着我的视线。的确，大自然的风光消解了我的愁绪，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古诗意境与窗外景观的对应之中。然而，当列车突然在某一个路段上临时停靠时，我看到了让我多少年后都难以忘怀的一幕：

旷野里，原本忙碌的成年人，短暂地直了直腰，漠然地扫视了一眼火车后继续劳作。而十来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却都朝着列车跑来，并在十几米开外停步。牵动我神经的，不是他们的赤膊或破旧的衣裤，而是眼神：有惊诧——惊诧这奔腾的铁龙怎么会停了下来；更有羡慕——是的，没错，是羡慕——羡慕地看着列车的一个个窗口里的旅客，羡慕他们能坐这铁龙去向天南地北、遥不可及的远方。有一瞬间，我甚至认为，他们是在看我——一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少年人居然也有此机会。当然，或许，他们（包括那些成年人）的眼神中还有更为复杂的内容，但以我当时的年龄与阅历——对全社会，对京城之外的广大地区的肤浅了解——尚无法破译。

1966年秋，大串联开始。我与戴士和、俞启定两位同学结伴同行，去了西安、成都与重庆等地，也都乘坐的是火车。其间，有两个场景的印象最深刻。

一是坐闷罐子。因为串联的学生太多，客车车皮供应不上。所以，有一段行程，我们坐的是加挂的货运车厢，俗称闷罐子车，里面一无所有，都只能席地而坐。中途停靠时，赶紧打开车门放风。这时，有几个当地的红卫兵走了上来。先是扫视一番，然后大声命令道：“报出身！”一些臂带红袖章的大中学生纷纷报了出身，自然都是红五类。也有几个中学生挤坐在车厢一角，没有吭声。于是那几个红卫兵就围了上去。这时，中学生中的一个轻声回道：地主。另一个答道：资本家。“下去！”一声暴喝，为首的红卫兵下了命令。立时，那几个中学生被轰下了车。此时，他又把视线转向了车厢另一侧的我们：“你！你们？”我们没有吱声，只是抬手从上衣袋里掏出了串联介绍信，在他的眼前晃了晃。显然，“北京四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通红大印起了作用。他们转身离去，未置一词。

二是钻隧洞。车入川后，窗外嘉陵江水一路相伴，起伏群山绵延不绝。车行山间，出了这个隧洞，又钻那个隧洞，整个宝成线，总计有304座隧洞。想如今，车钻隧洞不过几分钟的事；可当年，筑路工人不知得付出怎样的艰辛才能修成。偶尔，在群山中、悬崖上，会有革命烈士的陵墓一闪而过。其中，必也包括为修路而献身的英灵吧！路两侧的山坡上有不少洪水冲成的深沟，长满了绿色植物。不同于北方的山，裸露太多的土石。这里的山，一片青绿。层峦叠嶂，有高低远近之别，遂使这颜色也有了深浅浓淡的不同变化。虽然是山区，但只要有人家处，那竹篱笆墙上就贴有红红绿绿的标语；一幢幢的房屋前，最醒目的亦是字体不一、形制各异的语录牌。特别是一处陡峭的山岩上，还写有“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每个字，足有排球场那么大！

60年代末，为时代大潮所席卷，我与许多老三届同龄人一起离开首都，远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这次，乘坐的是直达北大荒的知青专列。启动时，车厢内外的哭泣声与呼唤声瞬间迸发。虽然，一路上，充盈内心的是对故土的不舍与对未来的想象；但在路过山海关的那一刻，对于它的向往（以往看过它的图片及相关描述），仍让我抓住仅有的瞬间，透过行进列车的窗口，向其投去远远的一瞥。尽管只是一瞥，很不清晰，但它高耸的城楼仍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之后，每隔两年，回京探亲一次，每次火车都会途经山海关。依旧是遥遥注目、仍然是一闪而过，但心情却大不一样。返京时归心似箭，看到山海关，仿佛已能望见紫禁城——当时我家，就在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旁边、红墙东侧的南池子——心中顿生暖意。离京时却充满纠结：车过山海关，就意味着远行，意味着与父母家人的别离又将延续两年，所以不舍；却又无奈，因为现实必须面对，前路还在召唤。不过，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山海关还是见证了我和我的众多荒友的相继返城。

因女友是上海知青，各自返城后她回了上海，所以婚后曾有多年两地分居。于是，每年往返京沪仍是把节省下来的工资都用来铺铁路、做奉献了。期间，京沪线不断升级改造。车次由直快到特快，缩短了用时。车座增添了半躺卧式的，提升了舒适度。再往后，虽然妻子调到了北京，但回上海探亲仍是坐火车。而且，身边增加了日渐长大的儿子，坐席改成了卧铺。至于心情，自然与过往不同，平添了许多家庭的温馨与愉悦。

也许，是老坐火车的关系吧？也许，每一次坐火车都与我人生历程的某一阶段紧相联系的缘故，我竟然喜欢上了乘坐火车。以致后来出差、旅遊，北至佳木斯、牡丹江，南到广州、湛江，西去敦煌、嘉峪关，东赴青岛、烟台，都是有火车就不坐飞机。毕竟，飞机飞得太高，看不清地面的风景。而火车不然，车窗就是画框，画面随车轮滚滚向前而不断变幻。

何况，一节车厢，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三教九流、不同阶层、各种经历的人都有。因此，短则几个小时，多则二三十个小时，与邻座、同行的乘客都会有许多的谈资。又因萍水相逢，过后即成陌路，故而聊时少了许多顾忌。这对我常年囿于校园之内的人来说，分明是一个了解世情、拓展社会认知的绝佳机会。当然，有时聊着聊着，会发现对方亦有上山下乡的经历，顿时平添了一种亲切感，“知青”的名号把彼此的距离拉近。于是，有一搭无一搭的闲聊便成了人生长旅的畅谈。

记得，徐志摩曾有诗云：“匆匆匆！催催催！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一道水，一条桥，一枝橹声，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沪杭车中》））

随着岁月的叠加，我越来越感觉，我的心绪是与诗人相通的。

近些年，已入老境的我坐火车外出的次数越来越少。然而，与火车的缘分却注定要延续下去。因为，现在我所住的小区在广安门外手帕口南街东侧，紧邻京深（圳）铁路，仅一墙之隔。

每逢火车开过，咯噔噔、咯噔噔的动静都不小。尤其是夏天，阳台的门窗洞开，声音就更大。刚入住的那几年颇有些不适应。但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甚至，很长时间，早上醒来，听到过火车的声音便知是六点钟了，该起床准备去学校授课了。其作用比定时闹钟还大。

不过，这是常态。赶上春运高峰，车次骤然增多，再把过火车时的轰隆声当闹钟使，就不灵了。因为，与平日的车次有出入。

三年疫情，封控严重时过往的车次减少，声音也变小了。从阳台上望出去，能透过车窗发现大部分车厢是空的——空车轻，声音自然就小。然而这小，反而让人不踏实。好在，如今疫情已过，社会经济生活恢复正常，过往的列车重新开始满载，声音自然又大了些。但我宁愿它声音大——给人以希望。

还在上幼儿园的小孙子只要听到火车的声音，便会爬上椅子，登临窗台，向外眺望。如今，我们这里过往的都是动车组，无论是和谐号还是复兴号，都追求的是流线型，涂色基调则有白、灰、红、绿等。但和谐号的车头略显扁平，复兴号的车头更加尖锐。对此，他是区分得一清二楚。

遥想当年，我四岁时来京，坐的是墨绿色的普速列车，俗称绿皮火车。一路上，逢站必停，速度很慢。而且，长江上还没有桥，列车在江的此岸先拆分成一节节车厢，然后上渡轮过江；抵靠彼岸后，逐次下渡轮，再组装成列运行，自然又要费不少时间。所以，正常情况下全程需要30多个小时。赶上风高浪急，渡轮停航，更是耽误事。

儿子五岁时带他去上海，长江上早已有了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于1968年），京沪间的直达、特快列车只停大站，仍需要19个小时。

而如今，快满六岁的小孙子每日视为风景的动车、高铁，时速已达300公里，远非当年的五六十公里、百八十公里可比。

每每想到，有此快速便捷的交通工具，若不多利用岂不可借，便有了再坐火车出游的冲动。

（说明：除第五、六、八张外，其它图片下载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