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河南省博物馆（十二）

罗乐乐

一转眼来到我写参观河南省博物馆的第十二篇，写陶器的第六篇也是陶瓷的最后一篇，让我们一起步入清朝陶器的灿烂辉煌氛围之中，一睹中国陶瓷艺术的高峰一一清代，尤其是彩瓷获得很大发展。彩瓷不仅沿用了青、白瓷胎釉烧制工艺的全部优秀成果，而且借鉴了自西汉以来发展的低温色釉，并在宋元制瓷工艺技术的基础上又有突破和创新，烧造出了青花、斗彩、五彩、粉彩等瓷艺珍品，让你深深地感受到我国陶瓷业蒸蒸日上，在传承中不断发扬光大的民族力量，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是坚韧不拔奋勇向前的伟大民族。

清代陶器呈现与之前朝代不同特点，最突出的是适用性更高了，陶器制作工艺更加成熟，釉色更加丰富（如粉彩、珐琅彩等），器型也更加多样化。相比前代，陶器在实用性和观赏性上达到了更好的平衡。注重日常生活使用，比如茶具、餐具等，在保持传统的同时更具创新性。

清代“青花竹石芭蕉纹瓷瓶”，以青花绘制竹石芭蕉纹为主，该纹饰自明代洪武官窑始创，融合翠竹、洞石、芭蕉及栏杆等元素，构成南国庭院景致，寓意高雅清玄的文人意趣‌。辅饰可能包括蕉叶、卷草及莲瓣纹等传统边饰‌。玉壶春瓶形制为撇口、长颈、垂腹、圈足，清代晚期典型风格为颈部粗短、腹部加大，线条流畅庄重‌。胎体轻薄，釉面莹润，青花发色或浓艳或淡雅，视具体年代而定‌。

清代“郎窑红釉瓷盘”是康熙时期郎窑红釉瓷器的典型代表。以铜为着色剂，经1300℃以上高温还原焰烧成，釉色深艳如“牛血初凝”或“鸡血”，具有强烈的玻璃光泽和“明如镜、润如玉”的质感‌。口沿因釉层垂流显露出白色胎骨，形成“灯草边”（俗称“脱口”），底部釉汁凝聚近黑红，但通过“二层台”工艺控制流釉范围，达到“垂足郎不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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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霁蓝釉瓷盘”的主要特色包括釉色深邃均匀、造型规整、工艺精湛，并带有典型时代款识‌。釉色呈宝石蓝色，釉面光滑如镜，部分器物泛哈利光（岁月形成的独特光泽）。采用高温石灰碱釉工艺，以氧化钴为呈色剂，烧制后色调稳定，无色差 。 ‌常见器型为撇口盘、折腰盘等，圈足施釉到底，平视不见露胎 。 ‌

清代乾隆时期“白釉红彩藏草折枝莲纹瓷瓶”是清代彩瓷工艺的杰出代表。以纯净白釉为底，红彩纹饰对比鲜明，釉色莹润如玉，红彩浓艳沉稳，形成典雅大气的视觉效果‌。纹饰融合藏传佛教元素（藏草纹）与中原传统花卉（折枝莲），莲瓣舒展流畅，枝叶缠绕自然，体现多元文化交融‌。纹饰布局疏密有致，藏草纹的几何规整与折枝莲的写意灵动相得益彰，展现清代宫廷装饰的繁复与和谐‌。莲花象征高洁，藏草纹寓意吉祥，整体设计可能用于宗教或宫廷陈设，反映乾隆时期“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审美追求‌。

清代“画珐琅花卉纹带盖香盒”是乾隆时期的宫廷御用器物。采用画珐琅工艺制作，以金属胎为基底，表面覆盖多层珐琅釉料，通过不同色彩的堆叠形成花卉纹饰。其工艺源自法国，康熙年间传入中国后，结合本土审美进行改良，形成独特的缠枝牡丹、莲花等纹样。器身呈圆形，盖隆起并配有荷叶边装饰，微束颈，平底设计便于放置。香盒尺寸小巧（高8.5厘米，口径14厘米），符合清代文人雅趣对器物精致化的追求。 ‌

清代“珐琅万寿无疆碗”，采用掐丝珐琅工艺制作，胎体为铜胎，口沿与圈足施鎏金工艺，形成内外装饰的视觉对比。碗内壁内刻“万”“寿”“无”“疆”四字篆书，底部镌刻“乾隆年制”款识，纹饰布局遵循传统“上中下”三段式构图法则。碗口沿饰夔龙纹，腹部主体纹样为蓝地缠枝莲纹，胫部装饰莲瓣纹。碗内壁开光内绘团寿字与八吉祥纹样，外壁相应位置配以缠枝番莲、菊花纹等，整体纹饰繁复而不乱，突显皇家器物的华美。 ‌

清代“蓝釉黄彩云龙纹瓷盘”是光绪时期官窑瓷器的典型代表。通体施蓝釉为地，以黄彩绘饰，形成鲜明对比，釉色浓艳华丽‌。盘心饰团龙戏珠纹，内外壁各绘两条游龙追逐火珠，足边环饰仰莲纹内填花卉，繁复有序‌。龙纹矫健灵动，云纹辅助衬托，体现清代云龙纹“龙主云辅”的经典布局‌。

清代“黄釉绿彩花卉纹瓷盘”，融合了黄釉与绿彩的独特工艺，展现了清代瓷器装饰艺术的精湛水平。盘体以铅黄釉为底，局部施以绿彩装饰，形成黄绿相间的鲜明视觉效果‌。这种双色釉技法继承了北齐黄釉绿彩瓷的传统，但清代工艺更为细腻，釉色过渡自然‌。部分清代黄釉绿彩瓷盘可能采用粉彩技法，通过“玻璃白”打底实现色彩的粉润质感，使花卉纹饰层次立体‌。盘心及外壁常饰以缠枝花卉、莲瓣纹或喜鹊梅花纹，纹样布局疏密有致，雕刻线条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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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黄釉绿彩海水纹瓷盘”是雍正时期的典型器物。以铅黄釉为底，搭配绿彩海水纹饰，形成鲜明的色彩对比‌。这种低温釉彩工艺承袭了北齐黄釉绿彩瓷的技法，但清代釉色更为纯净稳定‌。盘面浮雕双龙嬉浪纹饰，龙身周围环绕细腻的海水波浪纹，中央宝珠凸雕团菊纹，整体布局繁复而富有动感‌。采用倭角方盘设计，上部宽下部窄的梯形比例与四角内折造型，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此类器型多用于宫廷陈设或礼仪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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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康熙时期的“五彩云龙纹瓷炉”是清代五彩瓷工艺的典型代表。高16.5厘米，口径22厘米，为敞口、束颈、鼓腹、圈足的炉式造型，内外施均匀白釉，外壁上下两端饰弦纹两周‌。采用釉下青花与釉上彩料相结合的装饰方法，以红、黄、绿、蓝、紫等五色为主，施彩凝厚，呈色光艳如宝石，其中蓝彩深艳超越青花，黑彩光泽如漆‌。

清代“五彩宝相花纹瓷盘”（清道光，1821-1850年），盘心主纹饰为宝相花纹，构图饱满，色彩层次丰富。宝相花纹是清代景德镇窑的典型装饰，常以红、黄、绿、蓝等彩料绘制，花瓣由浅红到深红渐变，花蕊部分用金彩点缀，整体呈现出富丽堂皇的视觉效果。采用釉上五彩工艺制作，先在瓷胎上用钴蓝勾勒轮廓，再填入红、黄、绿等彩料，二次烧制而成。这种工艺使色彩过渡自然，立体感强，符合清代官窑的标准。 ‌

清代“青花人物纹高足瓷碗”融合了青花工艺与高足器型的独特美学。碗身与高足结合，线条流畅，足部呈喇叭状或上窄下宽，既增强稳定性又显挺拔姿态‌。类似器型在清代官窑中常见，如乾隆时期的青花八仙人物纹碗高4.8厘米，口径11厘米，比例协调‌。采用国产青料（如浙料），发色层次丰富，部分精品可呈现“墨分五色”效果，纹饰绘制细腻，人物神态生动‌。光绪时期青花瓷的胎质坚致、釉面莹润等特点可能与此碗工艺相近‌。

清代“青花缠枝莲纹葫芦瓷瓶”，瓶体呈葫芦形，直口双腹，上小下大，通体施白釉，双腹均绘青花缠枝莲纹。这种造型承袭明代葫芦瓶传统，线条流畅自然，体现了清代工艺的精致与优雅。青花缠枝莲纹采用散点式构图，将葫芦果实、藤蔓及叶片铺满器表，通过写实笔触与对称布局形成连续视觉节奏。纹样层次分明，既有自然意趣又具装饰美感，展现了清代青花瓷“笔墨浓淡”的技法特征。 ‌

清代“白釉红彩蝙蝠纹瓷盘”是乾隆时期的典型器物。以白釉为底，施红彩绘制蝙蝠纹样，红白对比鲜明，色彩明快‌。蝙蝠纹谐音“福”，象征“洪福齐天”，符合清代瓷器“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装饰传统‌。蝙蝠形态多样，或展翅翱翔，或俯仰回旋，构图疏密有致，兼具写意与工笔之美‌。

“蓝釉黄彩云龙纹瓷盘”是清代乾隆年间官窑精品。高4.4厘米，口径25厘米，圈足直径21厘米，敞口弧腹，圈足内施白釉并绘黄彩莲瓣纹，外底署青花篆款“大清乾隆年制”。内底及内外壁通体绘黄彩云龙纹，龙纹采用五爪造型，姿态威严，云气与龙纹交织形成立体感，层次分明且密而不乱。 ‌

“黄釉粉彩云龙纹瓷豆”是清代官窑精品。豆形为古代盛食器，盖呈半球状，座部为覆碗形，通体施黄釉，外壁以粉彩描绘云龙纹。黄釉色泽温润，粉彩云龙纹层次丰富，构图精巧。云龙纹饰采用掐丝珐琅技法，龙身蜿蜒于云雾之间，鳞片细腻，爪牙清晰。盖顶饰以五爪团龙，周围环绕云龙戏珠纹，整体构图威严华美。 ‌

清代“剔红葫芦形壁瓷瓶”，葫芦瓶因谐音“福禄”且形似“吉”字，自唐代起便承载福禄双全的吉祥寓意‌。清代延续这一传统，尤其乾隆时期葫芦造型多样，如河南博物院藏“珐琅镶玉葫芦”即分盖与身两部分，藤叶缠绕，镶嵌白玉葫芦，工艺繁复‌。清代剔红技法继承明代髹饰传统，以雕工繁复著称，漆层厚实，纹饰立体，体现宫廷审美对漆艺的影响‌。同类清代葫芦瓶常采用浮雕、透雕等技法，如“珐琅镶玉葫芦”通过錾胎工艺表现藤叶纹样，并填彩珐琅，色彩鲜明‌。

清代“珐琅镶玉葫芦”是一件融合多种工艺的宫廷器物。该器物采用錾胎珐琅工艺，通过金属錾刻出藤蔓叶蔓的纹路，再填充红绿珐琅釉，局部鎏金。葫芦身镶嵌43颗白玉葫芦，与软珐琅形成材质对比。底部云雷纹配蓝釉，刻有“大清乾隆年制”款识。整体呈葫芦形，顶部为藤叶造型盖钮，器身密布花叶、小葫芦图案。主体采用双肚造型，顶部藤蔓蜿蜒，色彩层次丰富，既有渐变珐琅釉，又有白玉镶嵌的点睛之笔。 ‌

清代“白釉红彩蝙蝠纹瓷盘”是乾隆时期的典型器物。以白釉为底，施红彩绘制蝙蝠纹样，红白对比鲜明，色彩明快‌。蝙蝠纹谐音“福”，象征“洪福齐天”，符合清代瓷器“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装饰传统‌。蝙蝠形态多样，或展翅翱翔，或俯仰回旋，构图疏密有致，兼具写意与工笔之美‌。胎体轻薄，釉面莹润，底款为“大清乾隆年制”青花楷书，体现官窑制瓷的精细标准‌。

清代“黄釉粉彩云龙纹豆灯”是一件融合工艺美学与宫廷文化的珍贵文物。器形仿青铜豆的礼器形制，高28.2cm，口径16.3cm，豆盖呈半圆球形带圆钮，豆盘浅而豆柄粗壮中空，座部为覆碗状，兼具实用性与庄重感‌。作为宫灯，可能兼具照明与陈设功能，符合清代宫灯“鉴赏用灯”的定位，常见于宫廷多宝阁等场景‌。

明代万历“青花梵文莲瓣洗”是景德镇官窑的代表性文房瓷器。器身由四层共64瓣莲瓣构成，每层16瓣，内凹外凸的浮雕效果通过泥片堆塑工艺实现，整体呈盛开的青莲形态‌。采用浙料绘制，发色浓艳蓝中泛紫，纹饰以螺旋纹、梵文、折枝花卉为主，运用“分水”技法表现层次感‌。底部圈足内青花书“大明万历年制”六字楷书款，字体工整符合万历晚期官窑规范‌。

明代“褐釉水波纹陶罐”，该陶罐以褐釉为饰，釉色沉稳均匀，罐身刻划水波纹样，线条流畅自然‌。其造型古朴简洁，采用小口设计，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体现了明代民间陶艺将功能与美学融合的特点‌。作为明代民间实用器皿，其纹饰风格和施釉工艺反映了当时制陶技术的普及程度及民间审美取向，为研究明代地方陶瓷生产提供了重要实物例证‌。同类器物中，褐釉水波纹六蛙六系陶罐还融合了蛙形装饰，进一步展现了明代陶器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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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蕉叶纹六条陶罐”展现了明代陶瓷艺术的典型特征。该器物以蕉叶纹为主要装饰元素，纹饰采用二方连续展开的带状布局，叶片一端尖锐、一端较宽，内部常填充云雷纹等几何图案‌。这种纹样自商代青铜器延续至陶瓷装饰，在明代通过彩绘技法达到新的艺术高度‌。器物肩部设六系（条），对称分布的设计既满足实用提携功能，又体现明代均衡对称的审美取向‌。青釉施釉工艺成熟，釉色青翠透亮，与蕉叶纹的浮雕或刻花技法相得益彰，反映明代制陶技术对前代龙泉窑等风格的继承与发展‌。

“青釉褐彩四系瓷罐”是明代陶瓷艺术的典型代表，其特罐体施以青釉为底，釉色温润如玉，局部装饰褐彩纹饰，形成青褐相间的独特视觉效果‌。这种工艺结合了青瓷的素雅与褐彩的质朴，展现了明代釉下彩技术的成熟。釉层均匀，釉色青中泛黄，部分区域可见垂釉和细小开片，增添了器物的自然韵味‌。肩部对称分布四个双条形系，系耳高于罐口，既实用又具装饰性，体现了明代罐类器物的典型风格‌。褐彩纹饰可能包含花卉、几何图案等（具体纹饰需实物确认），与青釉底色形成对比，凸显明代民间绘画的生动性‌。

元代“叉手雕砖俑”是1973年出土于焦作市西冯封村元墓的陪葬品。叉手雕砖俑高约40厘米，采用泥质灰陶制作，形象为双手交叉于胸前的侍者造型。头部梳椎髻，身着窄袖方领长袍，腰扎布带，足蹬袜履，面部表情肃穆，展现了元代陶塑艺术的典型特征。 ‌

元代“弹三弦人物雕砖”。雕砖为灰陶质圆雕，人物免冠束发，身穿方领紧身袍，腰束带，足登尖靴，坐姿左侧微倾，右腿盘曲于墩上弹拨三弦。弦筒阴刻三条短线示三弦纹理，五指作弹拨状，表情专注，展现了元代杂剧表演场景。 ‌

元代“吹口哨雕砖俑”是元代民间文化的生动体现。雕砖俑形象逼真，展现了元代杂剧和舞队的演出场景。其服饰与乐器具有明显的少数民族特征，反映了元代民间艺术的繁荣。 ‌

元代“鼓舞雕砖俑”以动态舞蹈表演为主题，展现了元代民间文化与戏剧表演的融合特色。鼓舞雕砖俑通常为泥质灰陶材质，人物形象头大、肩窄、腰圆，具有典型的元代陶俑风格。例如击鼓舞俑身着花边短裙，手持鼓槌击鼓，双脚随节奏跳跃，造型生动自然。多穿窄袖长袍、短裙或齐胸短衫，搭配彩带、绣花兜等装饰，体现北方民族特色。常见横笛、鼓、节板等，部分俑手持如意垂饰或僧人法器，反映杂剧表演与民间舞蹈的结合。 ‌

元代“吹笛雕砖俑”，该雕砖俑为元杂剧演出中的伴奏人员，通过吹笛动作展现杂剧表演场景。元杂剧每出戏分为四折，角色分为正末、正旦、净等行当，演唱采用同一宫调的曲牌组成套曲，伴奏人员手持笛与节板，反映了元代杂剧的表演特色。俑高35厘米左右，造型生动，吹笛者面部表情细腻，服饰纹样采用阴线刻技法，展现唐代服饰特征。其服饰与乐器的结合体现了元代民间文化中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艺术融合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 ‌

元代“打节板雕砖俑”，该俑为元杂剧演出中的伴奏人员，手持节板（打击乐器），负责击打节奏以配合表演，属于杂剧演出中的伴奏行当。俑高39厘米，椭圆形脸庞，双髻发型，身着窄袖长袍，腰系彩带，足穿圆口鞋。左手托节板于胸前，右手持鼓槌击打节板，整体造型生动自然，展现了元代民间艺术的生动性。

元代“吹排箫雕砖俑”是1973年焦作市西冯封村元墓出土的珍贵文物。俑高32厘米，头戴软翅巾，身着圆领紧袖长袍，腰系带，穿长靴，作行走状并反身回顾，左手持拍板，右手两指插入口中作吹口哨状，动态感极强‌。雕砖采用高浮雕技法，人物面部表情细腻，衣纹褶皱自然，展现了元代民间雕塑的写实倾向‌。

元代“舞蹈雕砖俑”，以生动的舞蹈表演场景和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特征著称。这些舞蹈雕砖俑或吹口哨、或边唱边跳，肢体语言丰富，真实还原了元代杂剧和民间舞队的演出场景。例如，部分俑身着方领窄袖长袍，左胯系如意形垂饰，四肢呈动态表演姿态，生动展现了元代戏剧表演特征。 ‌

中国陶器制造史是一部令人自豪的文明史诗，它生动诠释了中国制造从古至今的传承与创新。让我们沿着时间脉络，感受这份跨越八千年的匠心传承。真正的中国制造优势，在于将千年工艺积淀与现代科技创新完美融合。从史前陶工到当代匠人，不变的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这正是中国制造最深厚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