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安然自若

母亲生于一九一九年农历七月初七，赣州城里的晨光刚漫过青石板路时，她便伴着乞巧节的细碎祈愿降生了。老辈人说，这日子生的女儿，该是指尖凝着灵巧、能在月光下绣出星子的，外公也为她取名“巧云”。可命运偏给她铺了一条满是砾石的路，让她用一生的跋涉，把“灵巧”活成了“柔韧”。

九岁那年，母亲被送回白茅坪的老家。我后来听乡邻说起，外公家那时是当地少有的富户，青砖瓦房在山坳里排得齐整，门前良田顺着山势铺到山边，春有新秧泛绿，秋有稻浪翻金。可这份富庶，却像隔着一层透明的窗纸，母亲看得见，却从未真正触到过。十岁时，一顶小小的花轿把她抬到了文英李九坑曾屋，成了个八岁男娃的童养媳。母亲偶尔会讲述起她那个小丈夫是一个总裹着旧棉袄、不停咳嗽的孱弱身影。命运的冷意来得猝不及防，那男孩十岁便夭折了，母亲的童年还没来得及收尾，就被贴上了“寡妇”的标签，在深宅小院里，守着一盏孤灯，从十岁等到了十八岁。

后来，关田圆洞的张姓人家上门“顶接”，十九岁的母亲终于盼来了一点烟火气，大哥的降生让她怀里有了温热的牵挂，可这份欢喜还没焐热，男人又被抓了壮丁，背着行囊消失在村口的山道上。有人说他在兴国染了重病，没能熬过那个冬天；也有人说他战死在不知名的战场上，连尸骨都没留下。消息像风中的柳絮，飘来飘去没个准头，可母亲的世界却彻底塌了——她又成了寡妇，怀里还抱着嗷嗷待哺的婴儿。

婆婆待她极苛，日子像浸了冰的粗布，裹得人透不过气。母亲受不了那样的磋磨，抱着大哥毅然逃回了娘家。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娘家的门槛虽近，却容不下她这双带着“拖累”的脚。最终，她只能住进山坳里的山棚。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母亲白天垦荒种薯，指尖磨出了血泡也舍不得歇；夜里抱着大哥，就着月光缝补旧衣，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只给孩子唱些不成调的童谣。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母亲嫁给了当地的一个男人，也就是我的父亲。父亲是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待母亲和大哥都好，家里的土坯房里，终于有了安稳的笑声——姐姐和我相继出生，小小的院落里，开始有了鸡叫、孩子的嬉闹声，还有母亲在灶台边忙碌的身影。可命运总爱开玩笑，大哥十岁那年，奶奶硬是把他从母亲身边领走了。每次说起这件事，母亲的声音都会低下去，眼里像蒙了一层化不开的雾，那是她心里永远的疼，直到晚年都没散去。

在生产队的那些年，父母靠着挣工分度日，母亲的手就没闲过。天不亮就起床，先去地里挖土种菜，露水打湿了裤脚也顾不上；然后还要赶上生产队出工。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回到家还要挑水，做饭，喂猪，洗衣等家务全包，里里外外一刻也没停息。命运好像故意捉弄人，有一年冬天放牛回来的路上一脚踩偏，摔得一身伤，当时母亲的右手已经肿得老高，骨头都折了。家里没钱去医院，父亲只能找块布条，把她的手草草缠上。从那以后，母亲的右手就再也伸不直了，做事时总有些别扭，下不了力。

一九七九年，父亲病逝了，那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打那以后，母亲头发好像一夜之间就白了大半，背也驼得更厉害了，整个人都瘦得脱了形。我把她接到单位同住，她却总不安，怕耽误我工作，每天都早早起床，用那只残疾的手帮我烧火做饭带孩子。

母亲八十四岁那年的夏天突然卧床不起，昏睡了几天，却再也没有醒来。

母亲的一生，装满了太多的苦难：童年离乡，少年守寡，中年丧夫，老年又受病痛折磨。可她就像山间的一株野草，风来了，弯弯腰，雨来了，紧紧根。她没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没穿过像样的衣服，没吃过珍馐美味，可她却用自己的一生，给了我们面对生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