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忘的记忆（8）

绿树红樱

无忘的记忆 （8） 大伯回到老家后，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审查，那时候讲究政治挂帅，一切有“过往”的人员，或身上曾经有过“敌对”政治背景的人，都在严格的控制范围之内。因为大伯是国军的连长，属于改造的重点对象。 自我有记忆起，就亲眼目睹了大伯被改造的过程。一次，在街上，看见大伯头上带着一个尖顶的白色椎体帽，帽上写着几个字，因不识字，就问身边的大人，才知道是“四类分子”几个字。身上被绑，后面跟着一群高呼口号的人，嘴里喊着：打倒刘**，打倒张**，打倒地富反坏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刚开始，并不知道“四类”份子是啥意思，直到长大后，才清楚几个字的含义。大伯就属于“四类”份子，就是接受批斗的对象，也是劳动改造的对象。批斗是没有时间限制的，说来就来，有时候白天，有时候晚上，有时又在台上，胸前挂上一块木牌，木牌上同样标注“四类份子”几个字，底头认罪，接受大众的审判。凡是人员越多的地方，去的次数就越多。除了接受批斗，劳动改造也不少。 有一天，生产队长通知大伯，从明天开始，你前往某个生产队劳动，时间十五天。第二天，就看见大伯携带一床薄棉被，一床草席，一小袋大米，一罐咸菜，一把锄头等，赶赴接受劳动改造的生产队。可能有人会问，干嘛非得去其他生产队劳动，在本村劳动不可以吗？其实这样的安排，都是上级政府部门指定的，之所以采取这样的做法，就是为了“避亲去嫌”的顾虑。假如大伯在家里的生产队“改造”，那就不叫改造，而是劳动。本村的社员们不至于另眼看待，毕竟属于同村的人；劳动过程中，与普通社员一样，早出工，晚收工，平等对待，属于劳动的定义。 而“改造”，则是独树一帜，特别界定。没有言语上的自由，没有行动上的放纵；除了思想接受，就是行动服从；姿态放低，夹着尾巴做人。 大伯接受改造，前往某个生产队。同样，我村也接受外村的“改造”对象。不走近改造人员，是无法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和生存环境。走近了，才觉得是这般的不尽人意。 我村接受的是一名“地主”成份的改造人员，随身物件和我的大伯一样，简单简陋。我村的生产队长，将这名“地主”安排在我村的“石碓”间住下，“石碓”间内，有一个大的石臼，石臼外圆内深，与石臼构成作用的是，百姓通过脚踩的方式，一上一下，将脚踏架的重力锤，砸在石臼内，起到粉碎米粒的作用。以前没有粉碎机的年代里，百姓们经常使用它，有了粉碎机后，这种传统的老物件，基本可以进博物馆了。七十年代，村里的百姓们经常使用，比如清明节，要做清明果，日常中，做米粿等。这样的地方，实际上就是一个闲置的场所，又小又窄，根本不适合人员居住。且不说位置偏僻，房顶上的瓦片，已经破烂不堪，碰上下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窗户破败，且没有门面，常年敞开，任何人可以随意出入。我曾想过，为什么不安排他住进祠堂里，至少祠堂里面可以避开风雨。 说归说，想归想，毕竟我的个人想法，纯属一厢情愿。可以想像，在这样的环境下接受改造，不仅是对个人精神上的磨炼，更是形体上的惩罚。 我曾试探的问过大伯，你在外村改造时，村民们对你怎样？居住条件怎样？大伯说，住牛栏呀！还指望人家安排你住村民家里呀！说起村民们的态度，大伯说：大都保持沉默不说话，也不靠近。下地干活时，跟在他们后面，一起干活，干的多，或是干的少，没人在意你，因为村民们知道，改造人员属于义务劳动，不像他们，实行工分绩效。 大伯在70年代前后，接受的批斗和改造的次数最多，这段时间最苦，最窝囊了，家人也跟着受气。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小孩读书都受到限制，说话也小心谨慎；且找对象也被人家瞧不上，只能将就着找一个算了，明明不是自己喜欢的人，可又有什么办法，那个时期的政治生态，限制了一部分人的想象，只能无声感慨身不由己的无奈。 1979年1月的某一天，大伯突然高兴起来，逢人就说：“我摘帽了！我摘帽了！”身边的人一时感到莫名其妙，咋回事呀？原来，邓公上台后，针对历史遗留问题，尤其解放之前，不少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的军官和战犯，在通过几十年的改造后，有了重新做人的表现，因此“摘帽”，赋予社员地位。这样就意味着，大伯以后再也无需接受改造，无需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尤其1980年的1月1日，叶帅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后，大伯的心态高兴到了极点，就像个小孩子般兴奋异常，脸上堆满了笑容，口中不断的说到：“总算等到这一天了！总算等到了！”大伯的意思是：国共两党已经打开尘封多年的芥蒂，将冰释前嫌，携手共进，解决两岸问题，实行政治互通，期望实现和平统一。大伯似乎看到了曙光，尤其在大陆的国民党老兵们看到了新的希望。他多么希望两党的合作，能给自己有个明确的定义。然而，大伯终是空欢一场，出乎意料，不尽人意，之后的两岸走向，使他不免有些心灰意冷。曾经的望眼欲穿，一如平静的秋水，无声无息，不免生寒。 大伯没看到有价值的信息回馈，也就放下心来，打理自己的生活。改革开放的初年，大伯学起了做生意，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二贩子，三贩子之类的，通过买卖，经营一些小物件，比如：童衣童鞋童帽，袜子手套等；有时，兼带一些药品，比如清凉油，风油精，哮喘液等。赚不赚钱，是否盈利，我不知道，只感觉，大伯这般起早贪黑的劳作，实属无奈。 大伯每天早上挑着担子赶往镇上，经营摊点，晚上又挑着担子回家。镇上离我家不远，也就600米左右，可是往返必须经过一个坟地，且这个坟地是一个新的坟地。前一段时间，才安葬落下的新坟。坟地下面的死者生前与大伯相好，没死之前，经常找大伯买药，买的就是“哮喘液”。大伯虽说经营的属于小买卖，可只要经营对路，有时也会招揽到固定的顾客。其中一位固定的顾客就是沉眠地下的这位老者。 这位老者姓肖，隔壁村庄的；生前爱好吹吹打打，是农村一名红白喜事的参与者，擅长的就是吹喇叭。但他身上有种先天性的疾病，叫做“哮喘”的病，一直无法治愈，纠缠他几十年了。大伯没有摆摊之前，他都是去医院买药，效果一般。及至与大伯有过一次生意后，感觉大伯经销的药品，效果很好，发作时，都是到大伯的摊子上购买。服用次数多了，感觉舒服了，因而对大伯的药产生依赖，且越来越严重。及至某一天，“哮喘病”的老者，突然离世，就认为是大伯在关键的时候，没能救他的命，为此总是托梦给大伯，嘱咐大伯送药给他。大伯经历这样的梦境，情绪当然不稳定了，可又不知道如何应对？想来想去，没有好办法，咋办？令大伯恐惧的是，这位“哮喘病”死者，几乎每天都会进入大伯的梦里，还是那些话，尽快送哮喘病的药给他，他在那边同样遭受这种病的折磨，好难受，期望大伯在人世间能够帮他解决。梦里的托负，大伯着实有点害怕…… 那天，大伯挑着担子回家，路过“哮喘病”死者的坟前，看见坟前摆放着的“哭丧棒”就捡回家，晚间用来烤火取暖。何谓“哭丧棒”，就是死者安葬后，死者的晚辈们跪在坟前放悲时，双手把持的两根捆在一起的柳树条；作用是给哭哀者一个支撑点。哭哀过程中，女性一边哀嚎，一边不停的哭诉往事，情绪悲恸，为保持身体端正，不至于摔倒，或者歪斜而采取的平稳身体的一种办法。手持的“哭丧棒”大约40公分长，在老家，每个新坟前都摆放着这种物件。大伯将这种东西拿回家，立刻引起家人们的反击，认为捡这样的东西回家，不吉利，况且拿来烤火。尤其小女儿冬冬说出了一番令人不寒而栗的话，她说：“你捡这东西回家，就不怕，死者把你带走吗？”大伯说；“我不怕，我明天还捡！” 没过几天，大伯半夜发病，不省人事，有经验的人，确认大伯属于脑中风。拉到医院，医生说；这样的病救下来，也是“半个人”。家属听了，心里凉了半截。况且，农村人经济条件有限，哪里有过多的钱去治疗一个脑中风的病人，遂抬回家，放置堂间，七、八天以后，大伯停止呼吸，告别了这个世界…… 其实，大伯的病可以医治，但他的儿女们没有这种经济能力，只能放弃。至此，一个抗战老兵，没有死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上，而是死在和平年代，没钱医治的贫困线上，是不是太残忍了？ 2025.09.20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