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之光第十五章加入协会

葡萄雨

初秋的太阳透过吐鲁番收藏家协会小院的葡萄架，把碎金子似的光斑洒在青砖地上，看着就像天上掉下来的星星。海安站在雕花木门口，手里攥着那张烫金的入会邀请函，指尖好像还留着三天前的温度。那天协会秘书长阿不都热合曼把邀请函递给他时，粗糙的手掌带着沙漠正午的燥热，仿佛连戈壁上的大太阳都被他捧在了手里。

“海馆长，可把您盼来了！”院子里传来一声爽朗的招呼，一个穿麂皮坎肩的老人快步迎上来，山羊胡尖上还沾着馕饼渣。海安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之前在文物交流会上见过的马德明，就是那位藏着清代吐鲁番郡王文书的回族老爷子。老人不由分说地拉着他往正屋走，门槛上的铜环被岁月磨得发亮，门楣上“以藏会友”的匾额，在太阳下泛着温润的暗红色，好像藏着几百年的故事。

正屋里已经坐了七八位收藏家，炕桌上的盖碗茶冒着热气，周围摊开的藏品像一幅慢慢展开的历史长卷，把时光留下的痕迹都显了出来。维吾尔族收藏家玉山江正用软布轻轻擦着一个铜烛台，烛台底座上的回鹘文在放大镜下渐渐清晰，“延祐三年”四个字安安静静地留在铜面上，像是在讲高昌故城过去的事儿。“这是从高昌故城遗址里找到的，” 他抬头时，绣花帽上的银饰轻轻晃着，叮当作响，“海馆长您看，这工艺和您博物馆里那盏铜灯，是不是一个路子的？”

海安刚要弯腰仔细看，目光却被炕角的木箱勾住了。一个穿中山装的汉族老人正从箱子里拿出一卷古画，泛黄的宣纸上，坎儿井全景图慢慢展开，落款“光绪二十八年，周廷璋绘”的字迹虽然淡了，却透着岁月的厚重。“这是我爷爷当年在吐鲁番当知县时画的，” 老人推了推老花镜，声音里满是珍惜，“您博物馆里那对‘民族团结’砚台，听说就是他当年主持做的。”

屋里的茶香和老物件的旧味儿混在一起，酿成了独属于时光的味道。海安指着图里的一处闸门，眼睛亮了起来：“这儿的结构，和我们在艾丁湖农场发现的民用水利设施一模一样。”他从帆布包里拿出笔记本，翻到去年拍的照片，“您看，这是1963年支边青年修的闸门，上面还留着当年的钢印呢。”马德明突然一拍膝盖站起来，眼里全是惊喜：“我那儿正好有枚同一时期的水利奖章，上面的图案，就是这个闸门的样子！”

协会的第一次交流，一直到月亮升到天中间才结束。海安怀里抱着借来的《吐鲁番文物志》往回走，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和巷子里维吾尔族老房子的土墙叠在一起，好像现在的人和过去在说话。路过博物馆时，他看见海月儿和胡杨还在灯下整理支边青年的藏品，库房的灯光像一块温润的琥珀，在黑夜里越来越亮，把整条巷子都暖透了。

从那以后，海安成了协会的常客。每周三的交流会，他总会带着新整理的藏品资料来，笔记本很快就被珍贵的信息填满了：马德明的吐鲁番郡王文书里提到的“回汉工匠一起造军械”，玉山江的铜烛台和俄罗斯圣彼得堡博物馆藏的元代烛台纹饰对比，还有那位汉族老人捐出的周廷璋治水日记，每一个字都是历史留下的印记。

冬至的时候，协会组织去交河故城考察。海安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在残破的佛塔下找到一块带铭文的古砖。阿不都热合曼拿着毛刷轻轻扫掉砖缝里的雪，“至元十一年”五个字慢慢露了出来，他轻声叹道：“这是目前发现的，唯一能证明汉军屯垦的实物证据。”海安突然想起博物馆里那把打井的铁镐，镐头的磨损痕迹和砖上的凿痕竟然惊人地吻合，就像跨越时空的呼应。

考察回来的路上，马德明把海安拉到一边，从羊皮袄里拿出一个油布包，一层一层打开：“我想把这些文书捐给博物馆。” 布包打开的瞬间，海安的呼吸突然停住了，那是1946年吐鲁番各族商户一起签的《抗日募捐公约》，维吾尔文、汉文、蒙古文的签名像一串紧紧连在一起的珍珠，凝着各族同胞的真心。“您比我更懂这些纸的分量，”老人眼里映着风雪，亮得动人，“放在博物馆里，才能让更多人看见这份情谊。”

开春的时候，协会要换届选举的消息传遍了吐鲁番收藏圈。会员大会上，马德明第一个站起来，手里的拐杖重重地敲在青砖地上，声音响亮又坚定：“我提议海安同志当主席！他不光藏品多，更难得的是心里装着公心。上次为了修那半块青花瓷，他自己掏钱请自治区的专家，这份热情，咱们谁能比？”

掌声像葡萄沟里的溪水一样涌过来，清亮又热烈。海安看着满屋子真诚的脸，父亲临终前说的话突然在耳边响起来：“收藏不是囤东西，是让物件说话。”他站起来时，后腰的老伤隐隐作痛，却还是把腰杆挺得笔直：“要是大家信得过我，我只有一个请求，咱们一起编一部《吐鲁番民间藏品图录》，把散在民间的宝贝，都好好记下来。”

就任主席那天，海安在协会小院的枣树下开了第一次理事会。他把带来的博物馆藏品档案摊在石桌上，眼神特别亮：“我想先从抗战文物入手，咱们分头去各个乡镇走访，把那些快要被忘了的故事，都抢救回来。”玉山江马上响应：“我认识托克逊的老木匠，他父亲当年给驻军做过马鞍，家里还藏着那时候的工具呢。”

初夏的热风刮过戈壁，协会的普查队整装出发了。海安带着队员在鄯善戈壁找老兵的遗物，马德明领着人整理宗教文物，玉山江则专门收集民间工艺珍品。每周汇总资料的时候，协会的煤油灯总要亮到深夜，桌上的图录手稿越来越厚，像一块正在发酵的面团，酝酿着文化的香味。

有天傍晚，阿不都热合曼急急忙忙冲进办公室，手里高高举着一块烧焦的布料，声音里满是激动：“找到了！这是1944年三区革命的时候，维吾尔族妇女给部队绣的红旗残片！”海安小心翼翼地展开布料，暗红色的丝绸上，五角星的轮廓虽然模糊了，却还透着当年的热血。他突然想起海月儿收集的支边青年日记里写的，1950年解放军进新疆时，有人见过这面红旗被藏在清真寺的阁楼上，现在终于重逢了。

新疆三区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新疆各族人民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民族分裂势力的重要历史事件，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对新疆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新疆三区革命的爆发，是当时国内政局、新疆地方治理问题及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可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是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与民族压迫。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对新疆实行独裁统治，一方面加强军事控制，派遣大量军队进驻新疆，压制地方势力；另一方面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在经济上对新疆各族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如高额赋税、物资垄断等，在文化上限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导致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二是苏联的影响与支持。当时的苏联出于地缘政治考量，对新疆的局势高度关注。由于国民党政府在新疆的统治与苏联的利益存在冲突，对新疆贸易进行限制，苏联暗中为反抗势力提供了一定的武器、物资支持和人员培训，成为三区革命初期的重要外部助力。

三是各族人民的觉醒与反抗意愿。新疆各族人民长期遭受压迫，加之抗日战争中 “民族解放” 思想的传播，各族群众的反抗意识不断增强。1944年，国民党政府在新疆强制推行“献马运动”，即要求牧民无偿捐献大量马匹，否则课以重税，成为革命爆发的直接导火索。这一政策严重损害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牧民的利益，史称“三区”，最终引发武装起义。

新疆三区革命的过程是从武装起义到联合斗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核心区域集中在伊犁、塔城、阿勒泰，后期逐步扩展到全疆范围的政治斗争。

第一阶段为武装起义与三区政权建立，时间为1944年11月至1945年9月。爆发标志为1944年11月7日，伊犁地区的巩哈县（今尼勒克县）牧民在哈萨克族领袖乌斯满、维吾尔族知识分子阿合买提江等人的领导下，率先发动武装起义，攻克巩哈县城，拉开三区革命的序幕。起义迅速蔓延至伊犁河谷，11月12日，起义军攻克伊犁首府伊宁，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这一名称带有明显的民族分裂色彩，是革命初期受分裂势力影响的错误表现，后期在进步力量推动下逐步纠正。1945年春夏，起义军先后攻占塔城、阿勒泰两地，完全控制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形成与国民党政府对峙的局面，史称“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革命政府”。

第二阶段为谈判与“和平条款”签订，时间为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1945年9月，三区起义军向迪化（今乌鲁木齐）方向进军，国民党政府为避免局势失控，被迫同意与三区政府谈判。10月，双方在迪化开始正式谈判。经过8个月谈判，1946年6月，双方签订《新疆省联合政府纲领》（又称“和平条款”）。核心内容包括：成立新疆省联合政府，吸收三区代表参与治理；保障各族人民的平等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和语言文字使用权利；撤销国民党在新疆的部分苛捐杂税等。1946年7月，新疆省联合政府在迪化成立，国民党代表张治中任省政府主席，三区代表阿合买提江任副主席，标志着三区革命进入“政治斗争阶段”。

第三阶段为联合政府破裂与革命的新方向，时间为1946年10月至1949年9月。1946年10月，国民党撕毁“和平条款”，在新疆推行反共反人民政策，迫害三区代表和进步人士，三区代表被迫返回伊犁，联合政府正式破裂，三区与国民党政府再次陷入对峙。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推进，三区革命的领导核心逐步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摆脱了初期的分裂倾向，明确提出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间接联系。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前夕，三区革命政府派代表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融入全国革命阵营。9月25日、26日，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先后宣布“和平起义”，新疆和平解放，三区革命也随之完成历史使命，融入新中国的建设进程。

新疆三区革命的性质具有“双重性”：初期受民族分裂势力影响，存在一定的错误倾向，但后期在进步力量主导下，逐步发展为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维护国家统一、追求民族平等的正义斗争，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一是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新疆的独裁统治。三区革命动摇了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基础，迫使国民党政府调整对新疆的政策，客观上推动了新疆各族人民的觉醒，为后续新疆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维护国家统一，反对了民族分裂。尽管革命初期存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错误名称（后被纠正），但从整体进程看，三区革命的核心是反抗压迫，而非分裂国家。特别是后期，革命领导核心明确反对“东突”分裂主张，主动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维护新疆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作出了重要贡献，挫败了国内外分裂势力企图分裂新疆的阴谋。三是为新疆和平解放与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基础。三区革命中形成的进步力量，成为新疆和平解放的重要助力；革命中提出的“民族平等”“保障少数民族权利”等主张，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高度契合，为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历史基础。

新疆三区革命是新疆各族人民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开展的正义斗争，它既经历了初期的曲折（受分裂势力影响），也在历史进程中逐步走向正确方向，最终与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相结合。这一历史事件充分证明：新疆各族人民始终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重要力量，任何分裂国家的企图都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和历史的唾弃；同时，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团结和发展。

深秋的收藏文化节上，《吐鲁番民间藏品图录》首发式成了最热闹的展台。穿校服的小孩围着插图里的铜烛台问个不停，头发花白的老人聚在签名处，盼着作者在扉页上题字。海安握笔的手微微发抖，当“传承历史”四个字落在纸上时，墨香里好像出现了父亲的身影，那年他十岁，父亲就是这样握着他的手，在收来的古籍扉页上，写下第一个收藏日期。

文化节结束后，自治区文物局的同志找到协会，指着图录里的抗战文物，眼里满是赞许：“你们的普查太有价值了，我们准备以这个为基础，建全疆的民间藏品数据库。”海安望向窗外飘下的第一片雪花，突然懂了马德明那句话的意思：收藏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无数双手一起托着的文明火种，一代一代传下去。

协会小院中，新栽的葡萄藤已攀上“以藏会友”的匾额，绿意盎然。海安立于藤下翻阅新收的藏品信息，其中一页格外醒目：“2023 年，维吾尔族青年艾力在爷爷的木箱中发现八路军军帽，捐赠吐鲁番博物馆。”他忽地忆起加入协会那日，自己在留言簿上写下的话：“每个藏品都是历史的碎片，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拼回原来的模样。”

冬夜的收藏家协会办公室，白炽灯的光晕温柔笼罩，海安正修改图录再版序言。桌角电话骤然响起，马德明的声音穿透电流传来：“海主席，我在自治区档案馆找到了周廷璋的奏折，里面说制作那对砚台时，特意请了哈萨克族银匠来錾刻花纹！”海安握听筒的手紧了紧，仿佛穿越百年时光，触到了那些不同民族的工匠，在月光下共同举起的刻刀，感受到那份跨越民族的匠心。

窗外积雪映着灯光，将“吐鲁番收藏家协会”的牌子照得透亮。海安放下笔，望向墙上日渐丰满的藏品分布图，忽然觉得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呼吸，那些藏于民居阁楼的老物件，那些埋于戈壁沙丘的历史碎片，都在静静等待被唤醒。而他与协会的朋友们，便是一群虔诚的唤醒者，以收藏为纽带，将吐鲁番的过去与未来紧紧相连。

开春后，协会组织的“民族团结藏品展”在博物馆开展。马德明的郡王文书、玉山江的铜烛台、海安的那对砚台，还有无数收藏家捐赠的珍品，在展柜中串联成流动的历史长河，诉说着各族同胞的情谊。开幕式上，自治区领导握着海安的手，语重心长：“你们做的不仅是收藏，更是在守护一个民族的记忆。”

海安望着展厅中穿梭的人群，维吾尔族老人正给孙子讲解铜器上的纹饰，汉族青年用手机扫描展品二维码，穿校服的孩子在留言簿上认真写下：“我长大也要当收藏家。”父亲常说的那句维吾尔族谚语忽地涌上心头：“水有源，树有根，民族的记忆不能忘。”此刻，这句话似随着展厅中的风，轻轻拂过每个参观者的心头，种下传承的种子。

协会的白炽灯又一次亮起，海安与会员们围坐灯下，热议着下一次普查的路线。地图上的红线从吐鲁番盆地延伸至周边县市，如一条条血脉，连接着无数散落的文化珍宝。海安知道，这份与收藏的缘分才刚刚开始，他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但只要众人同心同向、携手同行，吐鲁番的收藏事业，定会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水泥预制厂的轰鸣声中，海安正紧盯着搅拌机的转速表。汗水顺着安全帽系带滑落，在沾满水泥灰的蓝布褂子上洇出深色痕迹，似大地的印记。忽然，裤兜里的手机振动起来，马德明的声音穿透电流，带着难掩的激动：“海主席，托克逊有户人家藏着1952年的支边青年合影，据说上面有17个民族的工人！”

他当即摘下安全帽，快步往办公室跑，铁皮楼梯被踩得咚咚作响，似心跳的节奏。会计小张正对着账本愁眉不展：“厂长，这批预制板的钢筋款还没到，供应商又来催了。”海安抓起抽屉里的备用现金塞进帆布包，语气急促却坚定：“你先应付着，我去一趟托克逊。”五菱荣光新卡双排发动时，后视镜里仍能望见工人们疑惑的眼神。他们总不明白，这位厂长为何总为些“破铜烂铁”跑断腿。

戈壁公路的热风卷着沙砾扑在脸上，带着几分粗粝的温柔。海安的五菱荣光新卡双排装着给老乡的礼物：两袋面粉、一桶清油。这是他多年的规矩，求购收藏品，从不会空着手登门。途经艾丁湖农场时，手机信号时断时续，胡杨发来的定位显示，藏有合影的人家在大地村最东头，主人是一位名叫热合曼的维吾尔族老人。

日头偏西时，海安终于在葡萄架下见到那帧泛黄的合影。照片中的人们身着工装，胸前的奖章在镜头下闪成一片星海，璀璨夺目。热合曼老人用粗糙的手指轻点照片第三排，眼中满是温情：“这个戴眼镜的汉族姑娘，后来成了我的爱人。”海安忽地注意到照片边缘的钢笔字：“新疆水泥厂开工纪念”，与他预制厂老档案中1953年的开工日期恰好衔接，似时光的拼图终于对上了榫卯。

“这照片我给您留着。”热合曼的汉语带着浓重的口音，指腹在照片上反复摩挲，似在触碰逝去的岁月。海安掏出准备好的慰问金，老人却连连摆手：“我不要钱，只想让更多人知道，当年我们是怎样一起把水泥厂建起来的。”说罢，他转身从木箱中取出个铁皮饭盒，递到海安面前：“这是她当年的午饭盒，上面还刻着我们的名字呢。”

回程时，月光已铺满戈壁，如一层银纱笼罩大地。海安将合影与饭盒紧紧裹在衬衫里护着，似守护着稀世珍宝。五菱荣光新卡双排大灯刺破夜色，照亮前方蜿蜒的路，如在黑暗中劈开一条通往历史的道路。路过预制厂时，他特意拐进去看了眼，搅拌机已然停转，唯有仓库的灯还亮着。小张正蹲在地上盘点钢筋，账本摊开在水泥袋上，上面画满密密麻麻的记号，似无声地坚守。

这样的日子渐渐成了常态。清晨在预制厂安排生产，午后驾驶五菱荣光新卡双排奔赴各个村落寻访藏品，深夜在协会办公室整理资料。有一次，为了收购一位支边老兵的工具箱，他在暴雪里开了6个小时拖拉机。回到家时，棉裤冻得硬邦邦，似厚重的铠甲，而怀中的工具箱却被焐得温热，藏着岁月的温度。

“你这是拿命在拼。”秀兰给他贴膏药时，望着他膝盖上的冻疮，眼泪止不住地掉。海安却指着刚整理好的藏品登记册，笑得满足：“你看，这月又收了23件，那个1956年的水泥样本，正好能填补工厂发展史的空白。”他忽然想起什么，从帆布包中掏出一张纸条，递到秀兰手中：“明天帮我把这篇稿子给县文化馆的老李送去，他说能在地区报上发表，让更多人知道这些老物件的故事。”

李老从学校退休后，一手钢笔字写得特别有劲儿，骨感又挺拔，就像寒冬里的松树上挂着把剑似的。之前去博物馆，他站在那方“民族团结”砚台跟前，安安静静瞅着，不知不觉就待到天黑了。后来他主动提出要给馆里的藏品写讲解，接了清水把砚台润开，毛笔落在生宣纸上时感慨道：“这些藏在库房里的故事，就这么搁着太可惜了。吐鲁番每一块砖每一块石头，都浸着各民族儿女的汗水，得让大伙儿都知道啊！”

那篇文章登报那天，预制厂的工人们都抢着看。烧窑的老张指着照片里的水泥样本，声音都有点发颤：“这可是我爸当年参与试制的标号！”他回家翻出个铁皮罐子，里面装着1958年的水泥奖状，字迹虽然模糊了，但“各族工人协作模范”那几个字还清清楚楚。海安瞧见这事儿，就决定在厂里食堂弄个“厂史角”，让这些老物件都有地方放，好让大伙儿能看看过去的日子。

海安搞收藏这事儿，慢慢吸引了不少文化人来帮忙。县文工团的编剧搜集了支边青年的故事，写成话剧《戈壁星辰》，首演就安排在博物馆院子里；地区文联的画家扛着画板来，把坎儿井的清凉和水泥厂的火热，一起画进了同一幅山河图里；就连远在乌鲁木齐的出版社编辑，也特意跑过来，跟海安商量出版《吐鲁番民间藏品故事集》的事儿。

有天傍晚，李老带了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来，说是自治区作协的副主席。副主席手里攥着报纸，上面登着海安收购热合曼老人合影的报道。他握住海安沾着水泥灰的手，诚恳地说：“我想以你的故事为蓝本写本书，这些藏品背后的民族团结故事，比任何传奇都更能打动人。”海安听完，从仓库里搬出来一箱支边青年的书信：“素材都在这儿，你随便用！”

为了办“工业记忆”特展，海安几乎把预制厂的流动资金都投进去了。他找人给老机床做防锈保养，请阿力木江开发虚拟生产线，还从乌鲁木齐请来擅长写工业题材的诗人，给每件展品都写了诗。开展那天，水泥厂的老职工都来了，看到1952年的黑白合影和2023年的智能生产线模型摆在一起，好多人眼睛都红了，眼泪里映着过去的日子。

特展火了之后，有企业家主动来帮忙，愿意资助后续的收藏；新疆电视台也来拍了专题片，镜头前海安说：“搞收藏不是为了堆东西，是想让后来人知道，咱们脚下这片土地，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风雨，又有过多少人在这儿奋斗。”节目播完，全国各地的信都寄过来了，有个上海的老人在信里说，要把父亲当年在新疆工作时的日记捐出来。

预制厂的生意也跟着火了。建筑公司慕名来订货，说要用“有故事的水泥”盖楼；学校也组织学生来参观“厂史角”，把这儿当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小张捧着越来越多的订单，笑得合不拢嘴：“厂长，现在咱们厂的预制板，都成了带着文化温度的东西啦！”

深秋的时候，收藏家协会开例会，海安带来了新收到的宝贝。那是一本1960年的《新疆工业志》，扉页上有十几个民族工程师的签名。“这是文联的朋友帮忙找到的，”他指着签名旁边的批注，“这位哈萨克族工程师，后来成了我爸的同事。”马德明突然提议：“不如跟文联合办个‘收藏与创作’论坛，让这些藏品真真切切走进老百姓的生活里。”

论坛那天，博物馆院子里特别热闹。诗人对着老机床念诗，画家当场给藏品画素描，作家围着老支边青年，记录那些埋在时光里的事儿。有一个北京的导演看到这场景，当场就决定把热合曼夫妇的故事拍成电影。海安站在人群后面，看着海月儿和阿力木江用直播设备给网友展示新收的藏品，突然觉得那些曾经蒙尘的老物件，正以全新的样子，在岁月里重新亮了起来。

深夜的协会办公室里，海安在灯下算收藏的开支，账本上的数字看着就揪心，单是今年的差旅费就快一万了，大多是从预制厂的利润里挪出来的。这时候李老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刚写好的报道：“地区报社想给你做个专访，标题打算叫《用水泥浇筑记忆的人》。”海安笑着摇了摇头：“多写写那些藏品吧，它们才是真正的主角。”

窗外的月光洒下来，落在“吐鲁番收藏家协会”的牌匾上，也落在不远处预制厂高高的烟囱上。海安突然想起热合曼老人说过的话：“水泥能凝固成大楼，记忆能凝固成历史。”他翻开新的收藏计划，上面列着接下来的目标：找20世纪70年代的民族团结奖状、征集各民族工人合作的发明证书、整理水泥厂各个时期的产品样本……

鸡叫头遍的时候，海安已经骑着摩托车往预制厂赶了。路上碰到赶早集的老乡，笑着跟他打招呼：“海厂长又去收宝贝啊？”他扬了扬手里的布袋，里面装着给工人带的馕：“今天先给厂里‘厂史角’添个新东西，是昨天收到的1959年劳动模范奖章。”

天刚蒙蒙亮，预制厂的搅拌机就开始转了，声音闷闷的但特别有力。海安站在原料堆前，看着水泥、沙子、石子在机器里混在一起，突然觉得这跟收藏多像啊：不同的东西碰到一起、融在一起，最后变成实实在在的存在。而那些散落在吐鲁番大地上的藏品，那些跨越民族的记忆，在他和文化人的努力下，正慢慢拼成一部厚重的历史长卷，永远立在这片土地上。

春雪刚化的清晨，李老踩着泥走进协会办公室，羊皮袄上还沾着没化的雪粒。他手里攥着一本泛黄的诗集，封面上“昆仑行”三个字，被手指摸得发亮。“海主席，你看这个。”老人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上面是钢笔字：“钢钎凿透千年雪，友谊铺成万里途”，落款是“1968年，于中巴公路工地”。

海安的指尖刚碰到纸页，就被诗行间的批注惊住了。“这是当年修路部队的文化干事写的，”李老指着页边的铅笔字，“我在地区图书馆整理旧书的时候发现的，上面说有个叫赵振山的工程师，带着新疆各民族工人和巴基斯坦兄弟，一起打通了红其拉甫达坂。”

窗外葡萄藤刚抽新芽，海安已发动汽车。车上装着给预制厂工人的馕，驾驶舱座位上的帆布包里却装着笔记本与相机，他要去拜访赵工程师的遗孀，那位住在高昌区老城的维吾尔族老人。路过水泥厂旧址时，他想起热合曼夫妇的合影，忽觉中巴公路的建设者中，定有不少吐鲁番的各族儿女。

阿依古丽的父亲是退休筑路工人，听说要办中巴公路展览，当即从箱底翻出铁皮盒。“这是我当年在乔戈里峰下捡的铺路石，”老人手在石头上摩挲，“上面还留着钢钎凿过的痕迹。”石头断面嵌着几粒暗红砂粒，阿依古丽用放大镜细看，忽然惊呼：“这是巴基斯坦的花岗岩，与咱们新疆的石英岩不同！”

走访首站是托克逊的大地村。82岁的回族老人马占山正坐在葡萄架下编筐，见海安手中诗集，猛地扔了柳条筐站起：“这诗我会背！” 老人扯开沙哑嗓子吟诵，眼角皱纹里滚出泪珠：“当年我在炊事班，每日给各族工友蒸馒头，赵工程师总说我做的馕，比巴基斯坦的恰巴提还香。”他转身从土炕下拖出木箱，里面的搪瓷碗印着“中巴友好”字样，碗沿还缺了个角。

“这是巴基斯坦工程师所赠，”老人指碗底的乌尔都文，“那年雪崩困住工地，他们把最后干粮分给我们，自己嚼雪团充饥。”海安的相机快门声惊动了屋檐下的燕子，镜头里，老人布满老茧的手捧着搪瓷碗，阳光透过葡萄叶在碗上投下细碎光斑，宛若撒了把星星。此后三月，海安的摩托车辙印遍布吐鲁番盆地。在鄯善七克台，哈萨克族牧民恰力甫捐出父亲的羊皮袄，袄子肘部的补丁，用的是巴基斯坦军毯；在艾丁湖农场，汉族老人周桂兰拿出珍藏相册，其中一张是她与巴基斯坦女工程师的合影，两人正一同给水泥试块浇水；最让他动容的是在高昌故城，维吾尔族老木匠玉素甫的工具箱里，竟藏着半张1971年的施工图纸，上面有中、巴、维三种文字的标注。

预制厂会计小张看着日渐增厚的账本，愁眉不展：“厂长，这个月又支了五千块差旅费。”他指发票上的汽油费与住宿费，“供应商说再不给钢筋款，就要停供了。”海安正给一块巴基斯坦产的水泥样本贴标签，头也没抬：“把我那辆双排座车卖了吧，先把展览办起来。”

海月儿与胡杨在展厅忙碌时，常听见海安与李老讨论展品的声音。“这张施工照片得配段录音，”海安指照片里的推土机，“马占山老人说，当年就是用它在冰面上开出临时便道。”胡杨立刻调出无人机拍摄的红其拉甫现状图：“我做个对比投影，让观众看看当年的路与如今的柏油路。”

开展当日，红其拉甫边防连官兵专程赶来。见展柜里赵工程师用过的钢钎，连长敬了个标准军礼：“这上面的凿痕，和我们现在用的工具一模一样。”一位巴基斯坦商人特意从喀什赶来，对着展柜里的乌尔都文锦旗落泪，那是他父亲当年作为工程师代表所赠，上面绣着“中巴友谊，山高水长”。

最轰动的是“声景重现”展区。戴上耳机的观众，能听见风雪中的钢钎撞击声、各族工人的号子声、中巴工程师用混合语言交流的对话。一位上海老者在耳机前站了整整一小时，他是赵工程师的儿子，颤抖着说：“这声音和我小时候听父亲录音带里的一模一样，连风啸的频率都分毫不差。”

展览开幕一月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的同志来访，带来全套中巴公路档案，包括从未公开的施工日志与两国工程师的合影。“你们做了件大好事，”厅长握着海安的手，“这段历史太容易被遗忘了。” 海安指展厅里不断更新的留言簿，上面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还有巴基斯坦友人的笔迹，字字句句皆是对建设者的敬意。

深秋收藏家协会例会，马德明带来一位特殊客人，他是巴基斯坦驻喀什总领事。总领事看着那些带着两国印记的展品，用流利中文说：“这些物件是中巴友谊的见证，我们愿提供更多巴基斯坦方面的资料，让这个展览永远办下去。”海安当即决定，在胡杨的线上展厅开辟“中巴公路数字博物馆”，让全世界都能看见这段跨国情谊。

预制厂的新卡车终于买回来，车身上喷着“传承工业记忆”的字样。小张拿着订单跑进来说：“有一个巴基斯坦建筑公司，要用咱们厂的预制板建文化中心，特意要求板面上刻上中巴公路的图案。” 海安望着窗外正在卸货的钢筋，忽觉那些冰冷的钢材也有了温度，恰似那些沉默的展品，在时光里慢慢酝酿出动人的故事。

当第一片雪花落在“中巴公路建设展览”的展牌上时，海安正整理新收到的捐赠品，那是一双巴基斯坦工人穿过的皮靴，靴底花纹里还嵌着新疆的砂粒。李老推门而入，手中持刚出版的《中巴公路建设者口述史》，封面上的照片，正是海安在马占山老人家拍摄的那只搪瓷碗。

“地区报社给展览做了整版报道，”老人指标题《用展品架起友谊之桥》，“还说这是今年最有意义的文化活动。”海安翻到后记，那里印着所有捐赠者的名字，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还有巴基斯坦朋友的名字，像一串紧密相连的珍珠，闪耀着跨越山海的光芒。

夜深的展厅里，海安对着那把钢钎出神。月光透过展柜玻璃，在凿痕里投下细碎影子，宛若落满了星星。他忽然明白，收藏的意义从不止于保存物件，更是在编织一张跨越地域、民族、时空的记忆之网。而他与协会的朋友们，便是这张网的编织者，用一块块铺路石、一件件老工具、一页页旧日记，将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永远编织在了岁月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