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有团火的棒队长

赵新力

昨夜，小学同学英子从天津给我打来电话，说棒队长住进了市中心医院，让我今天去看望一下，顺便也替她带个好。

棒队长是我们生产队的老队长了，他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我曾用一句话评价过他这20年，那就是，为了生产队，棒队长心中始终燃烧着一团火！

棒队长小名叫老棒，大名叫王富有。由于他长得比较黑，小时候长辈逗他，叫他“黑棒”；后来叫习惯了，无论大小，背后便都叫他“黑棒”，棒队长自己也就认下了这个外号。但我和英子从来没有叫过他这个诨号。在他家，我俩尊称他棒叔；在外面，我们则叫他棒队长。

棒队长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外号：“王永贵”。这是因为他长得特别像当时闻名天下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而且他也经常像陈永贵那样头上裹个白毛巾。但“王永贵”这个名字，我们队上的社员没有叫过，一般都是公社和县里的领导们这样称呼他，说是戏谑，但其实也是一种尊称。

棒队长属兔，比我大18岁，今年已是87岁的高龄了。

棒队长比我母亲小9岁，是母亲的第一批学生。1962年，母亲响应党的号召，给国家减负，把我们兄弟三人从市民户口转为农民，当时21岁的棒队长就已经当上了第四生产队的队长，于是母亲便让我们弟兄几个把户口落在了四队。

那时我还小，跟棒队长并没有多少交集，只是每年夏收和秋收以后，队上分粮食，就见棒队长扛着布袋一次次把口粮给我们送到家。另外，我们弟兄分的自留地，棒队长也经常帮着照看和打理。

我和棒队长真正接触和熟络起来，是1966年辍学以后。文革初始，母亲在学校挨批，我实在不想去学校看母亲戴着高帽子被斗的场面，便休学在家了。开始在家闲得无聊，便看闲书，因父母亲都是老师，家中藏书不少，红卫兵破四旧时虽然抄走了一大部分，但我大哥还是偷偷藏起来一些。这些书帮我打发了不少无聊的时光。

但家中藏书毕竟有限，没有新书充实进来。加上我当时的求知欲极强，一本40多万字的《青春之歌》，三五天便能看完。所以到后来便实在没书看了，我就在家中学画画，画什么？学画毛主席。就为这事我还几乎闯了大祸，此事以后另表。就在我无所事事的时候，棒队长让英子把我叫到了他的家里。

那时我13岁。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英子。

英子属蛇，比我大三岁，和我是同学，都是母亲的学生。她当时是跟着我一起辍学的，但她辍学后一直在队上劳动。由于英子爷爷牺牲在朝鲜，家是烈属，属于根正苗红，所以，当时才16岁的她，便被村上安排当了我们队的妇女队长。

我和英子来到棒队长家，棒队长开门见山，直接对我说：“三儿，你不能老在家坐着，13岁了，应该出来干点活了。你干点能干的活，多少挣点工分，也能多分点粮食，贴补贴补你家。”

当时我们家粮食紧张，全村人都知道，一是我父亲右派劳教回来后，户口打回了原藉成安，人在这儿住着，但在这分不到粮食；二是当时农村的粮食分配政策是人七劳三，就是100斤粮食，按人口分70斤，按工分分30斤。我们家没劳力，挣不到工分，所以分的粮食就比较少。

此时旁边的英子说：“棒叔，让三儿跟着我干吧，咋的一个棒小伙子还顶不上一个妇女？”

棒队长满意地看了一下英子，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先让三儿跟着你们妇女队干，工分按每天6分算，干一段时间再说。”

当时生产队的定分标准是，男劳力每天十分，女劳力每天8分。

英子说：“棒叔，直接定8分吧，让他跟着我，我干多少，他干多少。”

棒队长说：“也行，不过，三儿没干过农活，一开始别累着他。”

英子说：“棒叔，你就放心吧，我跟他一块长大，知道他能吃几碗饭。”

就这样，我跟着英子的妇女队，当了两年多的“铁姑娘”。期间，棒队长经常到妇女队来，一边是指导妇女们干活，一边是观察我、鼓励我。

这两年，棒队长还经常利用阴雨天和晚上时间，让我和英子到队部帮着他和会计算账和整理一些资料。额外给我补助一些工分。所以，我每年的工分也都在3000以上，比队上的一些壮劳力也差不了多少。当时，3000多工分就能分100余斤粮食，再加上母亲的工资在市场上买些高价粮，家里的粮荒便基本上解决了。

我所在的第四生产队，每天10分工值没有下来过五角钱，最高的1975年曾达到过六角八分，一直遥遥领先于全村其他生产队。我们四队连续10年被公社和县里评为“学大寨标兵队”和“红旗队”等先进称号，棒队长“王永贵”这个名字也就是这样被叫起来的。

我们四队之所以搞得好，主要得益于有了棒队长这样一个好的带头人。

棒队长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很会算账，特别是在合理安排劳动力上，极其精明。同样的活，别的队10个人干不了，棒队长用8个人就能解决。因为我和英子去棒队长家比较多，知道他为队上的事操碎了心，经常在一个忽明忽暗的15瓦电灯下拿着笔反复推算。棒婶也曾对我说：你棒叔，干队上的活，心中就像有把火，11点前就没睡过觉。

棒队长大公无私，为人正派，他率先在队上实行财务公开、工分公开、分配活公开，并把队上的仓库锁上了两把锁，其中一把锁的钥匙交给社员民主选出的代表，别管什么物料，出入库一律经过社员代表。

那时候，唯成分论风刮得很厉害，但棒队长从来是看人而不是看成分安排工作，队上有两个地主子弟，吃苦能干，棒队长都给他们安排了关键岗位，一个赶车，一个看场。棒队长也从未因为我的父亲是右派而歧视我，反过来还一直重视我。在我15岁那年，棒队长顶着压力，让我当机手，把队里新买的两台12马力柴油机交给我保管和操作。

当时，柴油机可是队里重要的生产资料，也可以说是队里的命脉，这个我以后还会写一篇专文。

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我金榜题名，考上了大学，临走时去向棒队长告别，当时生产队还没有解散，棒队长仍然是一队之长。虽然他对我有些恋恋不舍，但当他知道我报的是机械制造专业后，便高兴起来，赞扬道：“我就知道三儿不会忘本，你报这个专业，就是为着咱农业将来全面实现机械化，是不是？”

……

那时，棒队长心中的那团火还没灭，理想还远大的很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