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周恩来的成长之路——来自陕北窑洞的见闻

许昌六中语文教研组

我眼中周恩来的成长之路

——来自陕北窑洞的见闻

在陕北贫瘠却充满生机的黄土坡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窑洞里的灯光不算明亮，却能清晰照见他清瘦的面庞、中等身材里透着的结实骨骼，还有那缕长而黑的胡子——这与我想象中“革命者”的粗犷形象不同，他身上带着一种书生的儒雅，说话时逻辑清晰，眼神里满是沉静的力量。当我提出想听听他过往的经历时，他没有丝毫迟疑，那些散落的成长片段，便随着窑洞外的风声，缓缓铺展在我眼前。

周恩来出生在江苏淮安一个逐渐破产的封建家庭，虽家境不如往昔，却仍能接受系统的传统教育。1910年，十二岁的他跟着伯父前往东北，进入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读书。也是在那里，他遇到了改变少年志向的一课——当老师问“诸位为何读书”时，其他孩子或答“为明理”，或答“为做官”，唯有周恩来站起身，声音清亮却坚定：“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听到这里，我不禁心头一震——彼时的中国正陷在列强环伺、山河破碎的困境里，一个少年能将“中华崛起”当作自己的读书目标，这份格局与远见，早已埋下了他日后投身革命的种子。

后来他考入天津南开学校，这所新式学堂成了他磨砺能力的舞台。他不仅学业始终名列前茅，还主动参与各种课外活动：组织辩论会、编辑校刊、筹备文艺演出，甚至带头创办了旨在“研究学术、砥砺品行”的团体。在斯诺看来，这段经历让他跳出了传统书生的“书斋局限”，学会了如何团结同伴、如何用行动传递想法。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更是站到了天津爱国运动的前沿——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用笔杆子唤醒民众；发起组织“觉悟社”，将分散的进步青年凝聚起来，成为天津学生运动当之无愧的核心。我翻阅过他当时撰写的文章，字里行间没有空泛的口号，全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以及对“救中国”的切实思考，那时的他，已然显露出超越年龄的组织力与洞察力。

中学毕业后，周恩来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的日子里，他偶然读到了《新青年》——这份由陈独秀创办的刊物，像一束光，照亮了他对中国未来的迷茫。他开始疯狂研读进步思潮的文章，从进化论到社会主义，每一种学说都让他对“如何救中国”有了新的追问。可没过多久，国内局势愈发危急，他毅然放弃学业回国，重新投身到爱国运动的浪潮中。他告诉我，日本的经历不是“浪费”，而是让他明白：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引，再热烈的爱国心也难以找到方向——这或许是他后来坚定追寻共产主义的伏笔。

1920年底，周恩来踏上了旅欧勤工俭学的道路。在法国、英国、德国的街头巷尾，他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学生，而是一边在工厂做工谋生，一边深入底层社会调查：他和华工聊天，了解他们被剥削的苦难；他参加各种工人集会，倾听不同流派的革命主张；他反复剖析无政府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思潮，对比它们与中国实际的适配性。最终，在大量的实践与思考后，他认定共产主义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1921年春，他加入了旅法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从此，“书生”的理想有了革命的载体，他的成长，也正式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紧紧绑在了一起。

当周恩来讲完这些经历时，窑洞里静了片刻。我忽然明白，眼前这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人，他的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少年时“为中华之崛起”的志向，到青年时在爱国运动中磨砺筋骨，再到在异国他乡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每一步都踩着时代的痛点，每一次选择都向着“救中国”的目标。他不是天生的革命者，却是在时代洪流中，用知识、用行动、用信仰，一步步活成了中国革命需要的样子。

离开窑洞时，陕北的月亮已经升得很高。我回头望了一眼那盏仍亮着的灯，忽然懂得：周恩来的成长之路，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缩影——而这，正是照亮中国未来的“红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