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三只耳

　　父亲离开我已有50年了，原来一直想写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却久久不敢动笔，这是因为父亲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太厚重了。

　　父亲于我，是心中一座巍峨却又沉重的山。他的一生，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旧书，每页都写满了时代的印记与家庭的担当，我总怕笔触太轻，写不尽他的厚重；又怕用力过猛，惊扰了那份深藏心底的思念，故而迟迟不敢下笔。今日凭记忆回溯，只愿能勾勒出他模糊却伟岸的轮廓。

父亲是奶奶最小的儿子，自幼得家人宠爱，早早被送去私塾念书，几年后又到三原的棉花店当“相公”（店员），算是见过些世面的人。可命运的波折并未饶过他，成年后曾两次被抓壮丁。第一次是替体弱的伯父去的，他在站岗时弃枪逃跑，被追杀，九死一生才捡回一条命；后来回家当了保队副，因派丁的事与保长争执，遭到报复，又被第二次抓丁，最终随部队在战场起义。因他已成家，一心念着家里人，便要求回家务农，从此扎根乡土，扛起了家庭的担子。

　　父亲生于1920年，1940年与母亲结婚，婚后生养了五男三女，还养育了伯父的女儿，一家十多口人的生计，全压在他的肩上。解放后，政策好了，父亲凭着年轻力壮，一门心思要让家里过上好日子。没几年功夫，家里添了牲口、马车、磨子、水车，还盖起一院六间全立木厦子房及两间厨房，日子眼看着有了奔头。可长期的劳累拖垮了他的身体，1958年，才38岁的父亲患上肝炎，后来转为肝硬化，重活干不了，却仍坚持在生产队上工。那时上有老、下有小，全家就靠他一人挣工分。1962年我家里成了生产队的“超资大户”，日子又陷入了困顿。

最艰难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不够吃，父亲拖着病体步行几百里，上南山、下北塬去“搞粮食”，每次回家，我们去接他，看着他疲惫不堪、满身尘土的样子，我们兄弟都忍不住嚎啕大哭。后来大哥、二哥相继辍学回家帮忙，家里的担子才算轻了些，生活慢慢有了起色。 父亲是个孝子，对奶奶向来嘘寒问暖，困难的时候， 会单独给奶奶做饭了，给我们树立了榜样。1962年奶奶去世，父亲悲痛欲绝。请风水先生看好位置，在村西北地里筑好墓穴，安葬了奶奶。之后的几日父亲沉默寡言，眼底的哀伤让人看了心疼。

　 父亲年轻时长得高大魁梧，模样周正，又因走南闯北，身上带着股爽朗劲儿——乐于助人，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我至今仍记得，小时候村里有个恶人欺负一位老人，父亲见状，抄起院里的锨就冲了过去，与那人对峙搏斗。那一刻，他在我幼小的眼里，父亲就是无所不能的英雄。　　　

1965年是家里的“好运年”。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父亲的病情似乎有了好转；大哥成了家，二哥去当了兵，我也考上了中专。家里还特意给父亲买了一辆自行车，那阵子，总能看到他骑着车在村里转，脸上挂着难得的笑容，想来那是他这辈子最高兴的时光之一。我在咸阳机器制造学校上学时，父亲还曾长途骑自行车来学校给我送衣服被褥，那辆自行车上的温度，我至今记得。

1969年我毕业参加工作，终于能挣钱帮衬家里，原以为日子会一直好下去，却没料到命运的转折来得那样突然。许是觉得身体好转，父亲渐渐放松了警惕，在村里的宴会上开始喝酒。1976年，他的肝硬化再次复发，还出现了腹水。我把他接到咸阳治疗，后来他坚持要回家。8底月我回高陵医院看望他，母亲拉着我的手说：“你爸这次犯病，恐怕是过不去了。”我心里沉甸甸的，却还抱着一丝侥幸。

　　直到9月10日那天，我正在上班，一份电报突然送到手上——“父病故，速返”。五个字如晴天霹雳，我瞬间呆若木鸡，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请假后我便匆忙赶到咸阳车站，赶上西安一铜川的火车，到泾河车站下车之后却没有赶上回高陵的班车。我连夜步行50多里路往家赶，凌晨两点多，我终于到了家，推开大门看到父亲的灵堂，双腿一软跪在灵前，所有的悲痛与悔恨涌上心头，却再也唤不回那个曾为我们遮风挡雨的父亲了。

　　如今父亲已离开50年了，但他的身影总在我脑海里浮现：是替伯父当壮丁时的勇敢，是为家人奔波时的坚毅，是挺身而出时的正义，也是养育我们兄妹九人的温暖。他的一生，经历了战火与动乱，扛过了时代的风雨，撑起了一个家的希望。父亲在我心中，永远是那个高大的英雄，我不敢轻易触碰，却从未停止过思念。最不能原谅自已的是，没有给父亲留下一张照片，然而父亲做人的精神却永远留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