鄜州州判张子温墓志的金石传奇

鄜州彧珺

在豫西洛阳新安县的群山环抱间，千唐志斋博物馆的窑洞石壁如一部镌刻着岁月的典籍，无数方墓志在此沉淀了历史的记忆。其中一方记录着清末鄜州州判张子温生平的墓志，并未因时光流转而失色，反倒因汇聚了民国三位文化巨匠的艺术精髓，被誉为“近代三绝”，在中华金石艺术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传奇篇章。
　　

一、墓志缘起：孝子情怀与文脉传承

　　任何一件传世的文化瑰宝，其诞生往往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语境与人文动因。张子温墓志的问世，便源于一份深沉的孝子情怀，更暗合了近代文化传承的脉络。

张子温（1863—1921），名清和，以字行于世，河南洛阳新安本地人。作为清末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他于光绪丁酉科得中拔贡，这份功名背后是数十年的寒窗苦读与对儒家文化的笃信。拔贡之选，每十二年一次，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择优推荐，堪称科举体系中的“优选之途”，足见其学识功底之扎实。入仕后，张子温历任陕西乾州、鄜州州判，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宣统三年（1911）卸，州判一职虽为从七品，却需兼具行政才干与地方治理智慧，他在任期间勤勉履职，虽无惊天动地的功业，却以清廉自持、体恤民情的操守赢得了乡邻与同僚的敬重。民国十年，这位饱经世事沧桑的老吏病逝于家中，享年五十九岁。
　　

　　张子温育有四子，长子便是近代史上声名卓著的张钫。作为辛亥革命元老、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张钫不仅在军政舞台上有着重要影响，更因创办千唐志斋成为中国近代金石收藏史上的关键人物。父亲的离世让张钫悲痛万分，他深知父亲一生谨守儒道、淡泊名利，寻常的墓碑不足以彰显其德行，也难以寄托自己的哀思。于是，这位兼具家国情怀与文化眼光的孝子，决意邀约当时文化界最顶尖的三位挚友，共同为父亲撰写、书丹、篆盖墓志，以文化传承的方式为父亲立传，这一想法最终催生了这件“三绝合一”的艺术珍品。

二、文绝：章太炎的史家笔法与古文神韵

墓志之魂在于文。 一方墓志能否超越丧葬纪念的实用功能，升华为文化遗产，其志文的文学性与思想性至关重要。为张子温墓志撰文者，正是被誉为“近代国学第一人”的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与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学界无人能出其右。他一生致力于国学复兴，对经史子集、文字音韵均有精深研究，其古文写作更是独树一帜，兼具汉魏风骨与史家实录精神。张钫之所以邀约章太炎撰文，不仅因其二人交情深厚，更因看重他“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风与尊重史实的治学态度。接到邀约后，章太炎并未因张子温官职不高而敷衍了事。他详细查阅了张子温的生平资料，又听闻张钫讲述的父亲轶事，对这位“处下位而守其节，历乱世而持其正”的老吏生出敬意。在志文中，章太炎以凝练古朴的文字，寥寥数百言便清晰勾勒出张子温的人生轨迹：从少年苦读至得中拔贡，从赴陕任职到卸任归乡，每一段经历都记述得翔实
准确。更难得的是，他并未局限于事迹罗列，而是以春秋笔法暗藏褒贬，通过“居官无赫赫名，而民怀其惠；居家无炎炎势，而族敬其德”等语句，精准概括出张子温的德行操守。全文文气贯通，遣词造句古雅精当，既无浮夸之辞，亦无空泛之论，尽显史家的严谨与文学家的底蕴，为这方墓志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三、书绝：于右任的魏碑风骨与笔墨神韵

如果说章太炎的志文是墓志的灵魂，那么于右任的书丹便是赋予其风骨与神采的关键。书法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核心载体，在墓志创作中向来占据核心地位，而于右任的参与，让这方墓志的书法价值达到了近代巅峰。
　　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字诱人，后以“右任”行世，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之一，更是“标准草书”的创立者。他的书法早年师法魏碑，深得《张猛龙碑》《郑文公碑》等碑刻的刚劲之气，晚年则融合行书的灵动洒脱，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于体”，兼具金石的沉厚与书卷的飘逸。对于墓志书丹，于右任向来极为审慎，他认为“墓志书丹非比寻常笔墨，需兼具庄重与灵动，方不负逝者与撰文者”，而张子温的德行与章太炎的文辞，让他欣然应允了张钫的邀约。为这方墓志书丹时，于右任特意选用魏碑体作为基础，却又不拘泥于古法。他将魏碑的方折峻利与行书的流畅自然巧妙融合，每一笔都力透纸背，字体雄浑稳健却不失灵动之气。“新安张君子温墓志铭”的标题字字端庄，而正文部分则在严谨中暗藏变化，笔画的粗细、墨色的浓淡都处理得恰到好处，既彰显了对逝者的敬重，又展现了其炉火纯青的书法功力。

　　书丹完成后，张钫请来当时著名的镌石高手马尚志进行镌刻。马尚志深知此作的珍贵，耗费数月之功，精准复刻了于右任书法的神韵，连笔画间的飞白与墨色的变化都力求逼真。当于右任看到镌刻完成的墓志拓片时，对马尚志的技艺赞不绝口，当即以二百大洋相赠——在民国时期，这笔钱款堪称重金，足见于右任对此次书丹与镌刻质量的高度认可。

四、篆绝：吴昌硕的石鼓气象与金石底蕴

在中国传统墓志形制中，“盖”与“文”向来相辅相成，篆盖作为墓志的“点睛之笔”，其艺术价值往往与志文、书丹并重。而张子温墓志的篆盖者，正是近代篆刻与书法艺术的集大成者——吴昌硕。
　　吴昌硕（1844—1927），名俊卿，字昌硕，号缶庐、苦铁，是清末民初画坛、书坛、印坛的“一代宗师”。他的书法以石鼓文为根基，笔势苍劲厚重，线条如屈铁盘丝，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其篆刻则融合秦汉金石的古朴与个人的艺术感悟，形成了雄浑大气的风格，影响了近百年的金石艺术发展。吴昌硕与张钫早有交往，对其保护金石文物的举措极为赞赏，当听闻章太炎撰文、于右任书丹后，他更觉此事“乃近代文化盛事，不可不为”，遂主动应允为墓志篆盖。为张子温墓志篆盖时，吴昌硕已近八旬高龄，却依旧精神矍铄。他选取自己最擅长的石鼓文风格，题写“新安张君子温墓志铭”九字。这九字篆文笔势雄健，线条粗细变化自然，转折处圆融而不失刚劲，每一个字都如石鼓沉渊，兼具古朴气象与金石底蕴。

　　吴昌硕一生篆盖无数，却对这方墓志的篆盖极为看重，晚年在与弟子谈及此事时，竟自矜此作为“生平第一篆盖”。这份自我评价并非自夸，而是源于他对此次创作的笃定——在他看来，这九字篆文不仅凝聚了自己数十年的石鼓文研习功力，更与章太炎的文、于右任的书形成了完美呼应，三者相得益彰，堪称金石艺术的极致体现。

五、三绝合一：从丧葬载体到艺术丰碑

一方墓志，集齐了章太炎的文、于右任的书、吴昌硕的篆，这在近代金石史上堪称绝无仅有。而马尚志精湛的镌刻技艺，更让三位大师的艺术精髓完美地定格于青石之上，实现了“文、书、篆、刻”四者的高度统一。从形制上看，张子温墓志遵循传统碑刻的经典范式，却又在细节处暗藏匠心。墓志由志盖与志石两部分组成，志盖采用覆斗形，顶部篆书九字清晰有力；志石则镌刻章太炎的志文与于右任的书法，全文章法严谨，行距、字距均恰到好处。在书法风格上，篆盖的石鼓文古朴厚重，正文的魏碑体端庄灵动，两种风格相互映衬，却又统一于整体的庄重氛围之中，展现了中国传统艺术“和而不同”的审美追求。
　　此外还有张子温墓表，是民国时期刘镇华撰文、张凤翙书丹、李邕体书写的碑刻，墓表正面刻有张子温的家世生平，包括其幼年经历、求学过程及为官事迹。背面为七百余字的表文，详细记载了张子温的道德修养、治军理念及对家族的训诫。其内容与章炳麟所撰《张子温墓志铭》基本一致。墓表现藏于洛阳新安县千唐志斋博物馆。‌1933年前后，张钫在故乡新安修建千唐志斋时，特意将这方墓志嵌入园林的窑洞石壁之中。这一举措并非偶然，而是张钫文化理念的集中体现——他将原本用于丧葬纪念的墓志，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中的艺术藏品，让父亲的德行与三位大师的艺术得以被更多人瞻仰、传承。如今，千唐志斋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墓志博物馆，馆藏两千余方历代墓志，而张子温墓志凭借其“近代三绝”的独特价值，成为当之无愧的镇馆之宝。

六、传奇永续：文化交融的鲜活见证

　　时光流转，近百年过去，张子温墓志依旧在千唐志斋的窑洞石壁间静静矗立。它所记录的张子温生平，成为研究清末地方官员生活与社会风貌的珍贵史料；而章太炎、于右任、吴昌硕的合作，则让它超越了普通的历史文献，成为近代文化艺术交融共生的鲜活见证。在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背景下，章太炎、于右任、吴昌硕三位大师虽人生轨迹各异，却都以各自的方式坚守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章太炎以文弘道，传承国学命脉；于右任以书立骨，延续书法精髓；吴昌硕以篆铸魂，彰显金石底蕴。而张子温墓志的创作，让这三位文化巨匠的艺术生命在一方青石上实现了交汇，这种交汇不仅是个人友谊的见证，更是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在变革中坚守与传承的缩影。

　　如今，当我们驻足于这方墓志之前，凝视着章太炎古朴的文辞、于右任雄浑的书法、吴昌硕苍劲的篆盖，便能深刻感受到中国传统艺术的永恒魅力。这方“近代三绝”的墓志，早已超越了丧葬纪念的原始功能，成为一座凝固的文化丰碑，它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更见证着艺术的永恒，在中华金石艺术史上续写着不朽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