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通墓志铭”是托孙奭之名而作

刘敬祥

本文通过刘通墓志铭的作者、书写者与“范仲淹”及其一篇文章的关系，发现墓志铭的模仿痕迹很浓，是前辈“孙奭”模仿后辈范仲淹的作品，且是孙奭在去世一年之后模仿的——这不符合大众认知。这种时空错乱表明，此墓志铭系刘通后裔托孙奭之名而作。 一、从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一文开始谈起
《严先生祠堂记》写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 年），时范仲淹因直言进谏被贬睦州（今浙江建德及桐庐等）。文中涉及历史人物两位：严子陵（严光）和汉光武帝刘秀。严子陵为东汉时期的著名隐士，与汉光武帝刘秀是同窗好友。少年时与刘秀一同游学，情谊深厚。刘秀称帝后，多次邀请严子陵出仕，但他始终拒绝，选择归隐富春江畔，以耕钓为生，保持清高节操，被后世誉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典范。刘秀为东汉开国皇帝，他以宽容大度著称。在位期间，刘秀对严子陵极为礼遇，多次邀请他入朝为官，虽未成功，但仍以礼相待，体现了“以贵下贱，大得民也”的气量。文中通过刘秀与严子陵的交往，展现了君臣之间“相尚以道”的深厚情谊。
《严先生祠堂记》全文不到280字，原文如下：

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有以下鲜明的艺术特色：文章通过严子陵与光武帝的对比，凸显两人的高尚品质，他们相互成就，深化主题。文章引用了《周易》，借《蛊卦》“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赞严子陵，以《屯卦》“以贵下贱，大得民也”颂光武帝，自然贴切，不显晦涩。以“使贪夫廉，懦夫立”点明“大有功于名教也”，层层递进，逻辑清晰。结尾“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以山水象征严子陵的品德，以景结情，意境深远，成为千古名句，使文章兼具诗意与感染力。

二、对比刘通墓志铭，看二文有何相通之处？

《唐处士宋赠金紫光禄大夫刘公讳通板林翁墓志铭》原文：

按人生天地间，有出处营为，有动静语默，莫谓有优拙也。盖出而治世者，其丰功伟绩，昭显于爵位而易见；处而守己者，其懿行硕德，潜幽乎山谷而难知，要皆有功于名教也。语云：“显微阐幽，曷克己诸”。刘公时亨讳通者，厥祖肇自陶唐，垂及春秋，昌于丰沛，崛起炎汉之帝胄，厚膺楚元之王封，望彭城之世系，累唐代之恩荣，扫氛除寇，世胄簪缨，其忠君惠民之蹟，有功于天下者，非一世矣。延及公之列祖，乃由徐而迁饶之鄱阳，以相父而克伪巢，似可久安长治矣。倏而厌兵戈之烦忧，时事之艰难，怀退隐之节，大顺年而来迁浔阳蒲塘镇，历硖石杨梅峰，而落成于陂溪。君子兮，洵可乐也。坐云峰之秀色，面绵亘之御屏，上有板林之巩固，下有九曲之迂迥。山明水秀，得天地之文章；俗厚风淳，真衡泌之乐地，不事王侯，在蛊之上九。宫室完，田园美，实公之营为也；言为则，行为法，又公之动静语默也。二侄怀其恩，四子服其教，诗书范门，礼乐励俗。而公之长，位又绾节度之绶，殆天爵修而人爵从也。幸时际昌泰，主圣臣贤，明良喜起，恩覃御纶，赠公为金紫光禄大夫，洵不诬耳。公生于唐懿宗咸通六年（865年），夫人王氏，生子四，长定次练三靳四晖，其孙未可殚述也。侄训及谆其后难以枚举也。公殁伪吴乾贞元年丁亥（927年）。二年戊子，葬于陂溪之上流，二圣庙后板林坑之山为茔，因号曰板林翁，而夫人合葬焉。予不文，因来日边翁，过而哭其墓，览其状，原其跡，为之志，而并石其铭，曰：云峰苍苍，水曲洋洋，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优诏有待，教育有方，枕流卧石，没世不忘。

龙图阁学士 年家眷晚生孙奭顿首拜撰
同平章参政兼招讨使年家眷晚生夏竦篆额
大宋庆历二年壬午岁十月朔

在写作手法上，《严先生祠堂记》有明显的上下身份对比，而墓志铭只能刘通一人铺叙。两文皆为颂文，显然“有功于名教”是当然的事。但对《易经》的引用上，范仲淹就很高明，两个上下卦象的对比自然、流畅，而墓志铭只一个卦象“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问题在于刘通生前似也未曾有过王侯之礼遇，所以此卦很是突兀，有阿Q精神的意味。最后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是范仲淹名句，两者极其类似，这里就不再多说。
范仲淹一文作于1034年，刘通墓志铭作于庆历二年壬午岁十月初一，对应的是公元1042年，结构或文句上显然是借鉴了前者。

三、两篇文章涉及三人：孙奭、夏竦、范仲淹
欲扯清楚问题所在，须搞清楚范仲淹与墓志铭的作者孙奭、书写者夏竦的身份关系。此三者，皆为正史留名的大人物，所以史料丰富而清晰。
孙奭（962年-1033年）
夏竦（985年-1051年）
范仲淹（989年-1052年）
“龙图阁学士年家眷晚生孙奭”“同平章参政兼招讨使年家眷晚生夏竦”皆自称“年家眷晚生”。“年家眷”是古代社交场合中的一种客套称呼。“年家”指科举时代“同年”（同榜考中进士、举人者）之间的互称（如“年兄”“年弟”），也可泛指有交情的人。“眷”在此处是自谦之词意为“蒙您眷顾的”。“年家眷晚生”组合起来表示“承蒙您关照的弟弟”，用于年龄、地位较低者对较高者的谦称，通常用于交情不深的人之间，以表礼貌和尊重。
孙奭、夏竦、范仲淹三人虽同朝为官，却有尊卑之别。三人之中孙奭出道更早，是前辈，从生卒年月也看得出来，他与范仲淹没有明显的交集。范仲淹曾直接得到过夏竦的举荐，但政治上夏竦属于保守派，而范仲淹是庆历新政拥护者。可以这么说，无论是年龄还是官职级别，孙奭、夏竦都是范仲淹的前辈，范仲淹是货真价实的“晚生”，范仲淹只因其作品富于风骨和情怀在后世影响较大。
为说明问题，我这里还是将有关史料转载一下。（1）孙奭幼读经书，笃学成才，以九经科及第。宋太宗时，成为国子监直讲。真宗时，为诸位王爷的侍读，积功升职至龙图阁待制。仁宗即位，孙奭以名儒被选为翰林侍讲学士，加国子监一职，后提拔为兵部侍郎、龙图阁学士、礼部尚书，晚年以太子少傅致仕。明道二年，卒于家。他以经学成名，一生坚守儒家之道。孙奭是十三经注疏中《孟子注疏》中“疏”的完成者。（2）夏竦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才华出众、有政治智慧，如文学上作品受认可，政治上在地方的政绩、军事中好水川之战后的处理等可圈可点；但另一方面，也背负负面评价，被指“喜欢结交攀附，倾侧反覆，世以为奸邪”，私生活、政治斗争中也有争议点。去世后谥号从拟议的“文正”改为“文庄”，就反映当时对他复杂的评价。（3）景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弹劾宰相吕夷简被贬出京城，此后一直郁郁不得志。夏竦在就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时，看出范仲淹是难得的人才，竭力向宋仁宗举荐他，使其与韩琦同任副使。范仲淹在陕西任职期间表现突出，重新获得仁宗赏识，为后来主持庆历新政奠定了基础。范仲淹在《谢夏太尉启》中表达了对夏竦的感激：“深惟山野之材，曷副英豪之荐”。 四、对刘通墓志铭出处的判断

《严先生祠堂记》与刘通墓志铭皆为歌功颂德抒发情感之文，篇幅所限，有相通之处本也无可厚非。世间文章一大抄嘛，就看会抄不会抄。
疑一、自古前辈模仿或者说抄袭“晚生”的文句是很不体面的事。孙奭模仿一个政治失意者晚辈范仲淹的文句，且模仿得还有瑕疵，这有可能吗？
疑二、即便孙奭不熟知范仲淹，夏竦作为范仲淹的举荐者和后来政治上的对立面，夏竦会在“篆额”时也没读一下碑文或者听托付者介绍，看墓主人身份、称谓及用途是否一致吗？用途也确实也错了，不是“墓志铭”而实质是“碑记”。

疑三、孙奭（962年-1033年）卒于1033年，而墓志铭却又完成于1042年，中间间隔至少有九年之期，何拖沓之久也？
疑四、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作于1034 年，孙奭卒于1033年，孙奭即便是想模仿范仲淹的文句，他去世一年之后还能模仿得了吗！

综上，孙奭作刘通墓志铭一文是不可能的事，但“龙图阁学士年家眷晚生孙奭顿首拜撰”之《唐处士宋赠金紫光禄大夫刘公讳通板林翁墓志铭》就放在我们眼前，不可能的事就这么不可思议的发生了，何也？无其他原因，此文当属刘通后裔托孙奭之名而作。

致谢：汉胜公后裔刘立华、汉广公后裔刘凯二位宗亲，他们“‘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源于范仲淹名句”的提示，对我完成此文有极大帮助。

二零二五年九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