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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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览在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期间开幕，更具独特意义。展览以"上海精神"中的"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主题，精选上合组织各成员国10家文博机构的文物珍品220件（套）。这些文物如同浩瀚星河中的璀璨星光，映证着亚欧大陆上众多伟大文明的发展历程，不仅生动诠释了上合组织成员国灿烂文明的独特魅力，更深刻印证了不同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从未间断地交流互鉴与和谐共生，彰显出各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使命担当。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根植于亚欧大陆古老而深厚的文明沃土之上。这片广袤的土地犹如一条绵延万里的文明星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中亚文明、古印度与南亚文明、古波斯与西亚文明、古斯拉夫文明等众多璀璨文明。千百年来，得益于丝绸之路这条连接中外的重要通道，这些文明在长期的交流交往中彼此欣赏、相互借鉴，更加熠熠生辉，无声地印证了"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这一重要论断，也镌刻下人类不同文明之间共同发展、和合共生的永恒印记。 让我们走进展厅，在跨越千年的文物珍品中探寻不同文明的根脉，感悟世界多元文化的智慧，致敬人类文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永恒光辉。 釉陶碗 公元10-12世纪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藏碗内饰有1个大三角形图案，其内套饰4个小三角形，内部填饰卷草纹。 釉陶碗 公元13-14世纪花刺子模古城出土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藏碗外壁以植物纹为地，环绕穹顶式贴塑，贴塑表面有纵向凹槽。 釉陶碗 公元10-12世纪初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藏碗内用程式化的植物纹与铭文将碗底与口沿分为四个扇形区。 陶扁壶 公元11-12世纪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藏器身两侧微凸，整体呈扁平状，颈部细长，口沿较厚。颈部两侧设扁平双耳，壶身两侧饰模印八瓣大团花纹样。 浮雕龙头公元8世纪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藏龙首浮雕，张口露齿，额上生有前弯小角。 壁画残片 公元7世纪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藏壁画残片上绘有一名战士的四分之三侧面头像，戴圆锥形头盔。面部呈椭圆形，鼻梁高挺，黑瞳杏眼，细眉连于鼻梁上方。薄髭，蓄小须。 纳骨瓮 公元6-7世纪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藏纳骨翁呈长方体形，带锯齿状柄盖。器身一侧刻画的是一个共计10人的复杂场景，分为三组画面。中央场景描绘一位头戴王冠的人坐在铺有毡毯的兽形王座上，王座由两只公羊支撑，其一手持祭坛，一手持权杖。两侧各有一跪姿人物，分别为舞者和竖琴师。骨瓮另一面刻画祭司行火祭场景及一骑马者俯身朝向祭坛的场景。 铜镜 公元前2-﹣前1世纪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藏镜背中央设有一个挂纽，主体装饰浮雕植物纹饰，环绕一圈宽沿，造型典雅古朴。 头饰"托朱兹" 公元20世纪初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艺术博物馆藏这件头饰呈"A"字型，正面饰有各色镶嵌物，边缘装饰有串珠吊坠。 吊坠"亚里姆·提尔诺克" 公元20世纪末乌兹别克斯坦国家艺术博物馆藏吊坠主体镶嵌两排绿松石，周身由众多串有珊瑚的小挂饰构成，下方悬挂两颗老虎牙，整体形似风铃。 鸟形陶器 公元9-10世纪塔吉克斯坦国家博物馆藏该陶器为神话动物造型，三足，拥有鸟形躯干和动物头部。胸前有一个填充三角形图案的玫瑰花饰，每个三角形中央有一点。该陶器可追溯至公元9-10世纪的萨曼王朝统治时期，萨曼帝国是塔吉克首个中央集权国家。手柄下方饰有图案及卍字符，展现出伊斯兰教兴起前的本土文化。器身釉彩装饰则反映了萨曼王朝时期陶瓷工艺的高度发展。 陶罐 公元9-10世纪塔吉克斯坦国家博物馆藏陶罐主体装饰图案类似向日葵花盘。颈部浮雕七条锯齿形线条。壶柄连接壶身与壶口。壶底还设有三足以保持其稳定性。 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肖像公元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藏花瓶配以青铜底座，瓶腹下部饰有浮雕描金茛苕叶纹饰；通体施绿松石色釉，一侧绘身着俄罗斯传统服饰、头戴科科什尼克饰物与面纱的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皇后肖像；另一侧饰茛苕叶环绕的棕榈叶纹饰，所有纹饰轮廓均描金装饰。 花瓶 公元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藏马特维·西多罗维奇·库兹涅佐夫（1847-1911）是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俄罗斯著名实业家，创办了库兹涅佐夫瓷器厂。1870年，他收购了特维尔州库兹涅佐沃村的彩陶厂，将其发展为生产彩陶和珐琅制品的重要基地，产品多采用俄罗斯民族风格设计。他与建筑师舍赫特尔及卡明斯基合作，开发了俄罗斯风格陶瓷制品，如1891年为莫斯科宅邸设计的定制作品。 铜釜 公元1世纪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藏此釜为圆腹，高足，口沿外翻，附四耳。其中二耳为山羊形象，二耳呈环形。釜腹环饰一道凸起的绳纹带。 红砂岩磨盘 公元前2世纪﹣公元2世纪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博物馆藏此磨盘底座饰有龙脸鱼形图案。底部的龙形纹样体现出丝绸之路上艺术与工艺风格的相互影响。 释迦牟尼本生故事浮雕 公元2-5世纪犍陀罗地区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博物馆藏浮雕顶部呈拱形，其上雕刻两则佛陀本生故事。上部描绘释迦牟尼度化龙王阿波逻罗的情景。阿波逻罗端坐于饰有狮首图案的水池中，双手合十恭敬礼佛，一条巨大的那伽（蛇神）展开蛇身为其遮蔽。佛陀站立左侧，其旁为金刚手菩萨和一名顶礼信众。下部雕刻佛陀坐于高座之上，画面中央的菩提树是其悟道之处。此树被认为是某位神祗的居所，受到民众的膜拜。图中这位神祇从菩提树与祭坛中显圣，向佛陀顶礼致敬。祭坛上覆盖着吉祥草（通常在祭祀场景中出现）。祭坛基座雕刻地母从地面显现出来，恭敬地跪伏在佛陀面前。底层雕有五尊坐佛，均结禅定印。五佛即密教中的五方佛，又称"五智如来"。 陶制耆那教仪式水池 公元前2世纪﹣后2世纪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博物馆藏这件耆那教水池四角矗立油灯，内设台阶，四边池沿可见鸟类栖息的痕迹。水池代表了自然中的土、气、火、水四大元素及万物众生：用于制作水池的陶土象征大地，鸟类喻示空气，四角油灯表征火焰，池中之水和水生生物则明指水与生命本源。 滑石印章 公元前2600﹣前1800年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博物馆藏这类精细雕刻的印度河文明印章可能用于贸易活动。印章通常呈四方形。印章正面大多刻有神话场景或动物图案，以及约5个印度河文字符号。印章背面通常带有一个小钮，便于穿绳系挂或用作固定等。 陶女神像 公元前3500-3000年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博物馆藏这是一尊女性陶像，可能是母亲神。发型夸张繁复，佩戴饰物。其突出的臀部和胸部造型，象征着生育与繁衍。 黄铜星盘仪 16世纪上半叶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博物馆藏这件星盘仪制作于胡马雍皇帝（莫卧儿帝国第二任皇帝）时期，其上饰有藤蔓花纹、几何图案及铭文。他对天文学和占星学怀有强烈的兴趣，这一点体现在他对星盘的使用上。此盘面主体刻有经纬度，波斯文／阿拉伯文和数字。星盘仪是一种重要的航海和天文测量仪器。 青花缠枝花卉纹折沿盆 明永乐（公元1403-142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盆折沿，直壁，平底。通体青花装饰。折沿盆为永乐创新式样，形制仿自伊朗黄铜折沿盆。造型简洁大气，纹饰清晰洗练，充分体现了永乐制瓷技术的最高水平。 双楼阁人物金簪 明（公元1368-164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此对金簪器形相近，花丝背底。阁分上下两层，上层阔一间，下层正面阔三间，两边围绕勾栏，各间内均有一尊人像，其中两者端坐，手中持圭，另外两者为持物侍女。簪脚扁平下伸，由粗渐细。 至元通行宝钞铜钞版（贰佰文）元（公元1271-1368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首通栏内铸有"至元通行宝钞"六字，两侧有对称宝珠火焰纹。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流通纯纸币的国家。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忽必烈改发至元宝钞。元朝钞法开创了世界上大范围纸币流通制度之先河，在元朝统治所及的地域内全境流通。《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其流通广泛。元朝除了铸造过少量的铜钱银锭外，一直以纸钞为主，在全国范围内通行使用。这种大范围的流通，方便了元朝广袤疆域内不同民族之间的贸易与往来，促进了各民族交流与融合。 雕兽纹玉饰件 元（公元1271-136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此饰件由青玉镂雕而成，带黄褐色皮。整体方中带圆，倭角。主体纹饰以山石、柞树等为背景，一猛兽与树上鸷禽相对，场面紧张又不失山林野趣。采玉饰件用了巧妙的琢玉工艺，纹饰融合了北方游牧民族"春水秋山"特色题材。"春水"玉描绘的是春季狩猎时，用海东青捕捉天鹅或大雁的惊险瞬间；"秋山"玉表现的是秋季在山林中狩猎虎、鹿等动物的场面，是了解辽、金、元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独特"捺钵"文化的重要资料。 青花莲池鸳鸯图菱花口盘元（公元1271-136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此盘为景德镇窑烧制而成。菱花口、折沿，通体使用从波斯地区进口的"苏麻离青"钴料绘制图案，呈色靛蓝沉稳。图案颇具特色，由多层装饰带组成，布局繁满而结构清晰。内底饰有莲池鸳鸯图景，又被称作"满池娇"图。 定窑白釉刻花铜卸葵口碗北宋（公元960-1127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此碗葵瓣口，斜弧腹，圈足，口镶铜卸。通体施白釉，局部可见泪痕状积釉。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址在河北曲阳涧磁村。始烧于晚唐、五代，盛烧于北宋，金、元时期逐渐衰落。北宋定窑以烧造白釉瓷器为主，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印花和捏塑等。纹饰以莲花、牡丹、萱草为常见，画面简洁生动。 哥窑青釉葵口盘 宋（公元960-127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此盘葵瓣口，浅弧壁，坦底，圈足。里外满施青釉，釉厚润如脂。釉面布满细碎鱼子纹，如网如织，深纹片呈黑色，浅纹片呈黄色，俗称"金丝铁线"纹，为宋代哥窑珍品。哥窑胎色多样，含黑、深灰、浅灰及土黄等，釉为失透乳浊釉，以灰青为主。器型多见炉、瓶、碗、盘等，质地精良，仿宫廷式样，与民窑迥异。其窑址至今未明，有学者据文献推测，哥窑很有可能就是南宋修内司官窑。哥窑瓷器釉面开片独特，以细碎鱼子纹著称，体现宋代素雅审美与宫廷典雅风范。 官窑粉青釉铜卸葵口盘南宋（公元1127-1279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此器出自南宋官窑，口沿镶铜，浅弧壁坦底，圈足。通体施天青色釉，釉面布满细碎片纹。采用"裹足支烧"工艺，外底留5个细小支钉痕。宋代官窑以青釉著称，器型仿青铜器与宫廷雅器。瓷土含铁量高，胎骨黑紫，口沿釉垂流显"紫口"，底足露胎称"铁足"。釉色常见天青、粉青等色，釉层肥厚，开片分大块冰裂纹与小片，区别于哥窑细碎鱼子纹。器物以素釉为饰，摒弃繁纹，体现宋代崇尚素雅平淡、釉色至美的审美风尚，是宫廷工艺与文人雅趣的结晶。 绿釉贴塑云龙纹皮囊壶辽（公元907-1125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皮囊壶是辽代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器型之一。壶为直口、短流，带盖。两个方形环梁，形似驼峰，上有双孔，可系绳挂提。扁体、直身，垂腹，两侧随形起线仿缝线痕。满施绿釉，外底有3个极小支钉痕。为内蒙地区窑口生产。。 八臂十一面观音像幅 五代十国（公元907-979年）绢本设色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本品系五代吴勿昌携家人为亡父追冥福而定制的供养物。画幅上部主绘观音变相，画幅下部绘供养人像。所绘内容融合了中原汉地的习俗与自然崇拜，展现观音大众救济和道德教化功能，体现五代向宋代"人间性"审美的过渡。此幅八臂十一面观音造像是佛教中国化、本土化进程的浓缩载体。敦煌藏经洞出土绢画多流散海外，此幅为国内保存为数不多的绢画之一，其是唐宋之际敦煌地区宗教、艺术与社会互动的典型标本，为研究这一时期敦煌历史面貌、绢画艺术等提供了珍贵样本。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拓片 唐刻碑，民国拓本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大秦，即东罗马帝国。景教，指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碑文由景教僧景净撰写，叙述了基督教基本教义及景教在中国唐代传播的情况，是研究唐王朝与罗马帝国宗教文化交流、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原碑现存于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博物馆。碑文证实自唐太宗至唐德宗七位皇帝都通过赐地建寺、译经传教等举措来扶持景教。景教与同时期的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皆有合法地位，反映了唐代对外开放包容、宗教政策宽容的时代特征，彰显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特性。 浅绿釉骑驼陶俑 唐（公元618-907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胡人骑在驼背上，右手高举似在扬鞭驱赶骆驼前行，骆驼昂首嘶鸣，尾巴上扬、生动展现了丝绸之路上商旅的休憩后再出发千里跋涉的瞬间场景。骆驼形象在北朝至唐代塑像、壁画中频频出现，满载货物、用具，其图像成为"丝绸之路"的象征符号。胡人与骆驼是多元文明的碰撞与融合的活化石，蕴育出以胡汉相融为特色的唐文化。骆驼象征东西方交流的纽带，常由胡人或使者牵骑，生动再现了多元文化交融的盛况，体现大唐开放胸襟与文明互鉴。 乾隆大阅甲胄 清乾隆（公元1736-17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大阅甲胄是清代皇帝在每三年一次的八旗军检阅时所穿着的戎装和头盔。大阅甲由甲褂。甲裙、左右护肩、前遮缝、左速缝、左右甲袖组成。此甲采用了正钱针、桂花针、平金等多种绣法，代表了清乾隆时代织造。刺绣工艺的最高水平。清代大阅制度始于皇太极时，目的是壮军威，鼓士气。大阙时，皇帝全副武装，检阅八旗军诸多兵种。乾隆四年（1739 年），乾隆帝着大阅甲胄在南苑检阅八旗军，宫廷画家意大利人郎士宁等曾专绘《乾隆皇帝大阅图》，以纪大阅之盛景。 印度牙雕佛传故事造像 公元7世纪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此造像材质为象牙，为便携佛教造像，应制作于印度。造像用两片象牙雕成，以合叶相连。合上是一头圆雕大象，身驮持塔、衣着华丽的人物，表现"八王分舍利"；打开则每片各分27格，以连环画的形式依次浮雕佛传故事。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至南北朝、隋朝时得到较大发展，来自西亚的僧侣、或朝贡使团往来不绝于道。此类小型牙雕造像便于携带，常作为僧侣或朝贡使团随身供奉的圣物。它们是早期佛教信仰在中国传播的重要载体和见证，实证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 黄釉陶胡俑 唐（公元618-907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深目高鼻、髯须卷发、头戴毡帽、身着胡服、肩负皮囊……这是我们在博物馆中常见的隋唐时期的胡人陶俑形象。胡人俑是隋唐陆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与人员大规模双向流动的直接写照。胡人多来自中亚、西亚甚至更远的地区，常以商贾、驭手、乐师、侍从、军官等形象出现在隋唐长安、洛阳城中，构成了隋唐都城的多元景观。作为欧亚大陆文明交融的缩影，胡人俑以鲜活且丰富的异域人物形象，实证盛唐开放包容的对外政策，彰显出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 青釉猴俑 隋（公元581年﹣61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青釉猴俑为人身、兽首、着衣、持笏、盘坐，形象逼肖，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绿色玻璃瓶 经科学检测，此件玻璃小瓶含铅较高，属于中国本土吹制而成的铅玻璃，通体半透明青绿色，器壁纤薄细颈圆腹，口沿饰凸弦纹一周，器型呈波斯萨珊风格。 彩绘雁鱼铜灯 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铜灯主体造型为一只鸿雁曲颈衔鱼站立，鱼身与雁体构成中空灯体，羽翼、鱼鳞施红绿彩绘，灯盘置于雁背，可转动开合以调节光的方向。 "蔡侯"甬钟 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1955年安徽寿县春秋蔡侯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这是蔡侯墓出土一套甬钟（12件）中的第二件。甬钟形制相同，大小依次递减，最大者通高79厘米，最小者高约48厘米。钟上有铭文，每件铭文字数不一，有的自名"歌钟"，有的自名"行钟"。该墓出土器物中还有钮钟一套，亦有铭文。蔡虽是小国，但蔡侯墓中随葬器物却多得惊人，这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春秋时期"礼坏乐崩",诸侯可僭越礼制的政治局面。 南宫柳鼎 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铜鼎腹内壁刻铸铭文8行79 字，记述某年五月甲寅日，周王在康庙册命南宫柳为西六师牧人、场人等职官。西六师是以西土贵族集团为主的军事组织，为周初克商的主力。该器铭文是西周中期官僚制度、册命制度、等级秩序以及土地管理制度等信息的关键实证。大量的此类铭文，客观展现了中华文明在早期国家阶段的政治运作与社会治理的一个侧面。 铜方尊 商晚期（约公元前1300﹣前110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尊呈方形，侈口，口沿下饰叶纹一周，肩部四角各饰一立鸟首，兽头装饰分布于象首间，形成规整对称的视觉体系。颈、腹、足均分别饰八条棱脊，凸显器物庄重与稳定。兽面纹和夔纹是其主体纹饰，以雷纹作地。 两诏大铜权秦（公元前221﹣前207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此器外壁刻有秦始皇和秦二世统一度量衡并强调其重要性的诏书铜权，是秦中央政府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大一统制度的直接物证。通过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度量衡标准，解决了战国时期各国标准混乱的问题。这不仅极大便利了赋税征收、物资调配和商品流通，更是中央集权国家强化大一统、实现经济文化整合的关键基础，是中华文明从分裂走向统一、国家治理体系日益成熟的见证，深刻影响了后世两千余年的政治经济格局。 "博望家造"封泥 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此枚封泥保存较为完整，上有"博望家造"四字隶书印文。封泥是中国古代封缄文书、物品的重要凭证，其上印章内容代表责任人或权属，具有防伪与信验功能。 "海内皆臣"十二字砖 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此方形陶砖刻阳文篆书十二字："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铭文从国家政治统一、农业繁荣、社会赈济三个面向表达了西汉国家治理的理想图景，是官方文书规范的物化载体。 太和释迦石造像 北魏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造缘背屏式、高浮雕、正面雕一佛二菩萨、主尊为释迦摩尼跳足立于合座上、螺形发髻、法相端座、两耳垂扇、身着通扇式大衣、水手施无畏印、左手施说法印、肠侍营萨立于两侧、均手中持物、其后为火焰纹背光和图形顶光、背光上分层刻有忍冬纹、火焰纹、身旁及头都用围刻有飞天等、背屏上部雕佛像头光和身光、头光肉内图的莲瓣和外国的坐佛组成、身光处雕刻对称的飞天、边缘为火焰纹、顶部缺失、推测也应雕刻有坐佛。 贡纳场面贮贝器 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形铜器，盖面铸立体的纳贡场景：17人分四组，椎髻夷人牵牛马、负筐囊，跟随束发汉吏监交纳贡品，器身饰牛头纹、竞渡纹等。 琉璃珠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琉璃，又称"琉琳"、"流离"等，色彩丰富，多为乳白、深绿、蓝色等。考古发现，陕西、河南、山东等地的西周墓葬中出土了少量小件琉璃珠、管等饰品，但琉璃器大量出现是在春秋时期。在古代中国，琉璃器因其制作工艺复杂、成本高昂而较为珍贵，常被视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战国时期，湖南长沙等地出土了大量琉璃器经检测，这些琉璃器的成分主要以硅、铅、钡为主，属于中国自己生产的铅钡玻璃。与西亚等地的玻璃器相比，战国时期长沙出土的琉璃器在成分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不仅展示了中国当时较为发达的玻璃制造业，也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 秦公壶 春秋早期·秦（公元前770﹣前65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此壶口内壁铸有2行6字铭文"秦公乍（作）铸尊壶"。现已知带有"秦公"铭文的青铜礼器大多出土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此器为秦国国君所作，是少数直接由诸侯国国君所作之器，直接反映了秦国作为诸侯的权力和地位。 玉琮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30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良渚文化玉琮，多为内圆外方的柱状体。典型装饰是神人兽面纹，通常被称为"神徽"，其被认为是良渚社会共同的神灵信仰和权力象征。作为良渚文化最高等级的礼仪重器，玉琮主要用于大型祭祀活动和标志贵族身份等级，其制作与使用反映了当时高度发达的制玉工艺、深刻的精神信仰、明确的等级分化以及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它表明了距今约五千年长江下游地区"国家式"复杂社会的出现，是中华文明形成阶段礼制雏形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的杰出代表。 青铜刀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00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该器是中国境内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青铜器之一。该刀为短柄、弧背、单刃，造型简朴，材质主要为红铜。以锻打或简单范铸法成型。这一技术创新，使其在硬度、韧性和锋利度上显著优于同时期的石质、骨质工具，主要作为切割工具使用。马家窑青铜刀的出现，反映了约公元前3000年中国西北地区先民在金属冶炼与制作技艺上的初步探索与成就，见证了中华文明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关键技术萌芽。作为史前中国冶金技术的发端实物，为理解中华文明发展演进中早期技术变革的历程提供了实证。 彩陶神人纹双耳罐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00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罐体肩腹部以黑彩绘制高度抽象化、几何化的蛙纹，今学术界多称之为"神人纹"。神人纹主体呈现为折肢形的身躯，肢体末端绘有爪。神人纹是一种融合人形与蛙形的复合型纹饰，象征先民对生命繁衍的崇拜和对水资源的崇拜，被认为是黄河上游先民共同崇拜的"神祖"。神人纹也是先民的祖先崇拜与巫术信仰的相结合的直接体现。 涡纹双耳彩陶壶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300﹣前200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此壶以黄陶制成，上腹用黑彩绘涡纹。涡纹是马家窑彩陶上常见纹饰之一，其充满韵律感的构图，体现了先民对水流动态的敏锐观察与艺术想象能力。马家窑彩陶多造型规整、纹饰繁复华丽，被誉为是继仰韶文化彩陶之后新石器时代彩陶艺术的又一高峰。涡纹彩陶壶又是马家窑文化的核心标识之一，揭示了黄河上游地区先民独特的审美观念和信仰表达，也体现了中华文明早期发展演进中甘青宁地区的璀璨成就。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陶缸上绘白鹳衔鱼与石斧图，可能在讲述鹳部落与鱼部落征战，最终鹳部落获胜的故事。画面右侧立着的石斧，可能寓意鹳部落首领的军事权威。鹳鱼石斧图被认为是迄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叙事性绘画。鹳鱼题材在黄河流域（陕西泉护、山东大汶口等地）广泛分布，实证新石器时代跨流域文化交流。象征军事权威的石斧，与良渚玉钺、商周青铜钺等构成新石器时代至商国时期王权仪仗的演化脉络，实证中华文明连续发展的特性。 圆点弧纹彩陶盆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仰韶文化彩陶以泥质红陶制成，腹壁多以黑彩绘几何纹和写实或抽象化的动植物形象，体现了先民对自然的观察、提炼与艺术表达。彩陶盆是重要的盛储器，其流行反映了仰韶先民定居农业生活的普遍；其精巧的工艺和独特的彩绘，标志着中国史前制陶艺术的一个高峰。多样化的纹饰生动展示了黄河中上游地区新器时代先民的生活技艺、审美意识以及精神世界，是探索中华文明历史图景的重要实物见证。 双耳尖底陶瓶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300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此瓶为红陶质，尖底、双耳结构是其最大特征。关于其功用一般多认为是汲水器，尖底使瓶子入水时可自动倾倒汲取，水满后重心下移使瓶子竖立。根据考古新发现和科学实验证实，尖底瓶并非汲水器。一些陶瓶内残留黍粟发酵物，表明此类尖底陶瓶很可能是先民的酿酒器，小口可防氧化、尖底则可沉淀杂质。双耳尖底陶瓶多发现于黄河流域上中游。尖底陶瓶的批量制作，反映了谷物剩余与酿酒规模化，标志着黄河流域中上游农业的重大发展。 玉猪龙 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500﹣前300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红山文化玉猪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龙形玉器之一，有"中华第一龙"的美称。以岫岩透闪石玉经线切割、管钻穿孔及抛光工艺精制而成，展现了新石器时代高超的玉雕技艺。猪首象征农业丰饶，龙身寓意土地繁衍，体现先民对自然的神化和对生命循环的崇拜。其环形躯体与中央大孔可能暗合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玉猪龙多出土于部落首领或萨满墓葬，兼具等级标识与神权法器功能。其内涵贯通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精神基因，是今天我们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格局的核心物证。 骑马人像和动物小像的仪式用铜灯公元前2﹣前1世纪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藏此灯由四个部件分开铸造后焊接而成，包括锥形镂空底座、饰有公牛小像的圆形托盘、两个骑马人像和一根烛台管。托盘边缘的公牛皆面朝左侧，犄角微微前倾，双耳外展，排列有序，分布均匀。两个骑手呈半侧姿，正在用短复合弓射猎。 传统女性胸饰 公元19世纪末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藏该胸饰由三个主体部分和七个坠饰组成，通过灵活的环扣相互连接。从下至上，第一个构件形态复杂，由心形和泪滴形部件组成，其上装饰有三个高座镶嵌物：两个椭圆形和一个泪滴形，均为仿红玉髓的玻璃制品。镶座高0.2厘米，焊接在底板上，上缘折卷包裹镶嵌物，并饰有冲压形成的扭纹、珠状和光滑金丝细工纹样。此构件下通过短链悬垂七个鸟爪形和花瓣形吊坠。第二个构件为矩形，镶嵌有两个仿红玉髓的椭圆形玻璃饰品，制作工艺与第一个构件相同。两侧小环为穿链而用，连接上下两部分。第三个构件为两个椭圆形，各自中心都有一个圆形玻璃镶嵌物。在两个椭圆之间，有一个由白色金属制成的横向插饰，链子由此向下延伸，通过环扣连接到中央主体。 碗 公元13-14世纪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藏 陶祭坛 公元11-12世纪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藏 圣餐杯 16世纪白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藏16世纪纳瓦赫鲁达克东正教堂的圣餐银杯，是白俄罗斯较晚阶段宗教艺术的重要代表。杯身镌刻献辞："格里戈里﹣谢科特敬献此杯及圣盘、圣匙于纳瓦赫鲁达克圣母教堂，愿主垂怜。"此杯为中世纪仅存两件保存完好的圣杯之一，采用当时盛行的哥特式风格。遗憾的是，与之配套的圣盘与圣匙已遗失不存。 在历史长河中，正是各种文明的相互遇、彼此成就，构成了人类文明绚丽多彩的百花园，书写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的灿烂篇章。"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