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固原“光腚村”的童年窘迫

刘军

童年，在许多作家的笔下，是梦幻的诗篇，是甜蜜的歌谣，是洒满金色阳光的温馨画卷。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从不吝惜用世间最美好的词汇去刻画它、赞颂它，仿佛那是人生中一座永不变色的乐园。然而，我的童年，却与这些美好词汇毫无瓜葛，它更像是一部写满贫穷的史册，每一页都渗透着生活的艰难与酸涩。 　　我的祖籍位于甘肃静宁县，1938 那年遭年馑，饿殍塞道，祖辈便把全部家当塞进一辆独轮小推车，踩着黄尘一路向北，来到固原县彭堡乡西塬山下的申家庄，想给命运找条缝。结果缝没找着，却又陷进了一个坑，正所谓“才离狼窝，又入虎口”，这里竟是远近闻名的“光腚村”。 所谓“光腚村”，就是说这里的老百姓贫困交加，连蔽体的裤子都穿不上。就拿村里的娃娃们为例，八、九岁以下的孩童，无论男孩还是女孩，无一例外都是光着屁股在村里四处奔跑玩耍。另外，多数家庭连吃饭的碗都成了问题，尤其是孩子多的家庭，即使有饭也难送到嘴边。无奈之下，人们便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土炕边沿的木条上挖出几个小坑来盛放食物。每到饭点，四、五个光屁股小孩便排成一溜，伸出小手直接抓着食物往嘴里送。谁家倘若不小心打烂一只粗瓷碗或者瓦盆之类的餐具，只要是还能修补的，那些残片都会被收拾起来。随后，用白面、黏土、猪血等作为原料，精心合成一种“胶糊”，再小心翼翼地将破碎的物件拼接粘贴起来，继续使用。一只碗常常是破了又粘，粘了又破，如此反复，历经沧桑。更让人惊心的是，有的家庭两三个大人共用一条补丁摞补丁、破烂不堪的裤子，无奈之下只能轮换使用，谁需要下炕活动就把裤子穿上。这还不算完，在一些紧要关头，人们把两个裤筒从下边一扎，就成了用来装盛粮食的口袋。 忙上炕 　　我家最初迁移到这个“光腚村”时，全家一共五口人，有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和二叔。居住的地方是两个“忙上炕”。所谓“忙上炕”，在《辞海》里找不到，但顾名思义，它其实就是一种又小又矮的窑洞，它那有限的全部面积，都被一个小小的土炕占据得满满当当。若进窑洞，需要把腿一迈直接上炕，故名曰“忙上炕”。不得不说，这个名字取得还真是形象又科学！这是贫困山区过去极为常见的一种住宅样式。 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家里穷得可谓是家徒四壁，连根上吊绳都难以找到。为了维持生计，父亲和爷爷只能去给村里的一个地主家拉长工，出卖自己的苦力。而母亲和奶奶在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只能被迫拿起讨饭棍，踏上沿村乞讨的艰难之路，沦为乞丐。 　　时光来到1947年农历闰二月二十八，我“生不逢时”般地降临到了这个世界。这时，在我之前已有了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还增添了一个三叔，这样，全家由当初的五口人变成了十口，而家里穷得仿佛连西北风都对我们关上了大门，上顿不接下顿是常态。住的地方也变得很紧张了，于是我隨父母又搬到地主家的牛窑里住，人在炕上睡觉，牛在地下拉屎撒尿。可在固原山区那个艰苦的地方，能与牛共处一屋竟也算得上是“优待”。因为牛在农民心中，是命根子，耕地下种全仰仗着它，农民们把牛当作半个神仙般尊祟。只是，这“优待”的背后，满是无尽的苦涩。 命运似乎总是喜欢在人处于困境时雪上加霜，正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这时，一个更大的不幸又降临到我头上：地主家恰好抱养了一个与我同岁的男娃，为了每月给家里换来两斗糜子，母亲无奈之下，被迫当起了奶娘。如此一来，我的营养便被挤压成了几滴稀薄的奶水，经常饿得奄奄一息，差点半途夭折。而我最终能够存活下来，真的可以说是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如今，我已垂垂老矣！闲下心来总爱回忆小时候在“光腚村”的日子。那些事儿，就像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窑洞、补丁裤子、牛屎味、母亲干瘪的乳房……每一帧都扎心，却也闪着光。正因为穷得叮当响，才知道一粒糜子有多重；正因为饿得前胸贴后背，才懂得一口奶水有多甜。那条补丁裤子，千疮百孔，却缝进了全家的体温；那只粘了又破的碗，裂缝里盛着一家人的希望。 我提笔写下这些，不是为了调侃或抱怨，而是为了作证——证明人可以被命运剥夺得几乎一无所有，却仍能够在黑矮的窑洞里、在充满屎味的牛圈中、在补丁摞补丁的裤管内，把最后一丝热气留给下一口呼吸。那热气，便是与命运抗争的全部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