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戏谑：独特的喜剧思辨艺术</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对普通作家而言，通常只能看到事物内部矛盾的一面：或正面或反面。但对精通中外辩证法的钱钟书来说，他的慧眼，总是很容易看到事物的两面，和正反两面之间的转化。他说：“这种正反转化是事物的平常现象。”（ 17）钱钟书的智慧常常是以一种戏谑的审美态度，或把人们常见的金玉在外的正面翻过来，让败絮其内的的反面露出来。或把人们普遍认为是错误的“反面”翻过来，让其深藏不露的正面价值登台“亮相”。这种利用矛盾转化规律而进行“翻转”的过程，就是《写在人生边上》的思辨过程。它产生了种种充盈着智慧的调侃、揶揄、嘲讽、诙谐、戏弄、乃至挖苦、讥笑等等喜剧美感，使读者发出会心的笑声。</p><p class="ql-block">《写在人生边上》集子中的《论文人》、《释文盲》、《一个偏见》、《说笑》，最早是在1939年以《冷屋随笔》系列发表，虽然排在集子的后面，却是先写的。这些随笔都是采用“戏谑思辨”。如《释文盲》，按常理，研究文学的学者，自然是精通文学的专家；但钱钟书却令人信服地指出，“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文美丑高低，竟然毫无欣赏鉴别”，成了一种特殊的“文盲”。这样，钱钟书就把文学专家“翻”过来，让读者看清这种所谓的专家，原来是审美鉴赏的“文盲”，令人忍俊不禁。又如《谈教训》，一般人都认为常常在台上教训别人的都是道德家，钱钟书却把这种“道德家”翻转过来，让他露出“假货”的真面目；但又不用否定的讽刺，而是故意用肯定的语调赞扬：“自己有了道德而来教训他人，那有什么稀奇；没有道德而也能以道德教人，这才见得本领。”用褒来贬，其智慧的含金量更高！</p><p class="ql-block">这种把镀金的表面翻过来，让读者看清其生锈的背面，无疑是钱钟书“戏谑思辨”中最痛快的嘲讽，（也是他顽童天性极其精彩的审美“恶作剧”）。思辨的智慧，不仅表现在“正中见反”，也表现为“反中见正”。如《一个偏见》，在人们的常识中，偏见本来是真理的反面，是错误之见。但钱钟书却告诉读者，真理常常就是偏见，而偏见又常常是真理。老子所谓的“二极相通”，就是说矛盾双方是相通的，所以既对立又转化。钱钟书说：“矛盾是智慧的代价。”他的思辨之道，就是帕斯卡尔所言的，在矛盾中认识真理。( 18 )钱钟书非常善于发现矛盾，驾驭矛盾，转化矛盾，以矛盾为思辨的动力；并且用“戏谑思辨”，把矛盾转化成喜剧性的矛盾。让笑从智中来！</p><p class="ql-block">《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可以说是钱钟书“戏谑思辨”的代表作，更是得意之作。上帝的对立面是魔鬼，魔鬼本是恶的象征。但在这篇著名的随笔中，钱钟书却把魔鬼当作真理的代言人，用魔鬼独特的眼光和口气，来调侃和嘲讽人类的丑恶。让魔鬼言说真理，不能不说是一种“歪打正着”的多智。更为奇妙的是，这篇随笔象兰姆随笔那样，也是采用艺术的虚构。文中有关的魔鬼材料，都是引自西方各种典籍，可以说是典出有据，然后再根据这些材料，重新虚构一个崭新奇特的魔鬼形象。难怪精通西方文化的吴宓教授，读了这篇随笔之后说，彷佛听到伏尔泰与浮士德的对话。（ 19）</p><p class="ql-block">《写在人生边上》的“戏谑思辨”，还表现出一种“巧智”，即通过异常的想象，寻找事物之间隐秘而奇妙的联系。如《窗》，窗本无矛盾，但钱钟书把窗与门相配对，就构成一对特殊的矛盾。于是他就在窗与门的对比中展开思辨。在人的常识中，门比窗重要，但钱钟书却在另一个层面上发现窗的种种好处：后开的窗与先开的门相比，代表了人类进化的更高阶段 ; 因为门是实用的，而窗却是一种享受，一种奢侈。又用戏谑的笔调引经据典：从前门进来的，虽经丈人同意，但只是形式的女婿，还须小姐同意；而从后窗爬进来的，才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通过钱钟书的思辨，窗的许多原本看不见的妙处，便一一显现出来，给人一种智力上的惊异和愉悦。</p><p class="ql-block">《吃饭》也是这样的妙文，钱钟书首先分析，“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真是一语中的，把吃饭与吃菜的关系作了精妙的界说。接下来就以吃饭与吃菜构成对比思辨展开，又有更多的奇妙发现：一方面是有了肠胃要饭去充实的人，另一方面是有饭还要有胃口来吃的人。第一种人工作、生产、创造，来换饭吃，第二种人利用第一种人活动的结果，来健脾开胃，帮助吃饭增加。这就构成了随笔的第二层次，即吃菜的人与吃饭的人的区别。第三层次又别开生面，对礼节性吃饭的种种不同，作了精细的辨析：“把饭给自己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反过来说，把饭给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p><p class="ql-block">《窗》与《吃饭》，是钱钟书对人类吃与住这两个大问题的奇思异想。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吃与住中，展示了只有他那天才的“戏谑思辨”才能看到的神奇而有趣的境界，并且利用他那无与伦比的学识，随手引用了许多古今中外例子，涉笔成趣，令人开颜。</p><p class="ql-block">形成这种“戏谑思辨”的另一个来源，是钱钟书对艺术即游戏的认识。他后来在《管锥篇》中推崇《论语》的“游于艺”，和席勒“造艺本于游戏之天性”。（20）并且更加明确地提出：“以文为戏”。（ 21）可以想象，他的顽童天性的潜意识里的种种恶作剧地冲动，都在审美的游戏中，化作充满智慧的笑声散发出来。也只有在这种精神完全自由，心灵完全放松的审美游戏中，钱钟书充满智慧的“戏谑思辨”才能达到极致：即天才的戏谑。</p><p class="ql-block">英国的戏剧家本·琼生认为，喜剧是“矫正蠢行”。（ 22）英国哲学家托尔斯·霭布斯认为，笑来源于某种旁人的优越感，所以是一种“突然荣耀”。（23）康德认为，“喜剧是一种理性对对象的自由戏弄”。（ 24 ）三种观点归结起来，就是说喜剧作家的理性和智慧，大大高于常人。所以，能以他们的智慧来“矫正蠢行”，并且使自己产生一种“突然荣耀”的优越感。在拉伯雷、伏尔泰和钱钟书这些戏谑天才的身上，都具有这种以自己的大智慧，矫正世人蠢行的荣耀感和优越感。对钱钟书这样具有顽童天性的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戏弄对手，更让他感到自已超群的智慧和战胜别人的快乐？智者的天才戏谑，所追求的不就是这种高于一切的智慧笑声吗？反过来说，假如没有那种文化巨人俯视凡人，在理性上绝对压倒对手的自由心态，那些奇思异想，那些智慧的戏谑，怎么可能产生出来？我想，正是智者这种审美游戏的自由心态，消解了学者们常常被过多知识塞得七窍不通的迂腐和呆气。它突出的不是知识，而是智者那种随心所欲驾驭知识的智慧。</p><p class="ql-block">《写在人生边上》对中国现代散文随笔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用白话思辨，并达到很高的水平。柯灵在评论抗战时期随笔三大家时认为：钱钟书、梁实秋、王了一“都学贯今古，博览中西，而文字雅训，合乎中国民族传统，不见 ' 五四 ' 以来泛滥成灾的西化影响。不过梁王是文白交融，流转园熟，而钱作则是精纯透明，富有表现力的白话，三者都显示白话文的成熟程度。比较之下，钱作更迫近现代，给散文开阔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25）中国文字长于记叙抒情，短于思辨，已是公认。五四的白话文，刚刚从中文翻译体中吸收营养，虽增强了白话文的理性分析能力，但那种欧化的翻译体，常常有悖于中国文字的神韵和美感。钱钟书随笔的贡献在于：以他非凡的语言创造力，不仅使中国的白话文大大增强了思辨力，而且合乎中国文字的传统特色。如此大任，非钱钟书这样的大才而不能为。</p><p class="ql-block">但耐人寻味的是，《写在人生边上》这样的杰作，为什么没有象梁实秋的《雅舍小品》那样一版再版，成为畅销书？这是因为中国人不善于思辨，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是善感悟而短思辨。中国现代作家多数缺乏哲学功底，不能建构自身的思辨性，更遑论创作思辨体随笔？中国现代读者更是普遍缺少思辨素养，自然不能很好地欣赏随笔的思辨之美。这也是在西方随笔的三大家中，兰姆比蒙田和培根更受中国读者喜爱的根本原因。当时的这种文化环境，不仅制约了中国随笔思辨体的发展，而且研究者对《写在人生边上》这样的精品也缺乏鉴赏力，自然评价不高。流风所致，四十年代之后的中国随笔思辨体已后继无人了。</p><p class="ql-block">直到新时期来临，国门重新开放之后，许多有识之士痛感长于感悟、短于思辨的民族文化性格，必须吸收西方文化的理性思维，才能适应二十世纪的世界发展潮流。九十年代以后，各种文体的随笔大兴，还出现了散文创作随笔化的趋势。在许多随笔和散文中，思辨性也大大强化。但也存在着普遍不足，多数作家都是从西方文化中撷取思辨性，很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辩证法的智慧。明乎此，钱先生这本薄薄的《写在人生边上》，不仅在中国现代随笔史上是一枝独秀，更重要的是指明了中国随笔思辨体的发展方向：必须将中国先秦诸子开创的辩证法传统，与西方随笔的思辨性相融合，中国当代随笔的思辨体才会真正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p><p class="ql-block">《写在人生边上》还表明，中国作家不仅已经有能力提高自己民族的思辨水平，而且能以中华民族的辩证法智慧，参与世界理论思维的创造。钱钟书从《写在人生边上》，到《谈艺录》再到《管锥篇》，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思辨力作了终生的努力，我们将世世代代感谢他！</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注释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