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飘飘

礼德大行

我生于红旗漫卷的六十年代，血脉里流淌着对那抹鲜红的深切眷恋。当我曾在邳州市红旗乡工作的岁月成为生命中的烙印，“红旗”便不再只是一个地名，而是一种精神图腾。即便它已更名为戴圩镇、戴圩街道，在我们这群老同志心中，它永远是“红旗”——正如我们名为“红旗飘飘”的微信群，许多年如一日地连接着彼此，也连接着那段火热的年华。

人生如尘，岁月如风中的秋叶飘零。在时代巨变的洪流中，我如同一叶小舟，在世纪之初与红旗乡的命运交汇，共同航行了三年又三个月。那1170个日夜，刻下的不仅是我的青春，也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剧烈转型的印记。

红旗乡的前世，可追溯至明末清初的“杜村”，后因戴姓从古邳迁入筑圩自卫，得名“戴家圩”。自民国设乡，历经区划变革，至1958年成立“大红旗人民公社”（管辖范围包括官湖、邳城、白埠、陈楼、红旗等地），后改为“红旗乡”。这片土地承载着数百年的沧桑，而我与它的相遇，正逢中国农村变革最剧烈的时期。

2000年10月，我从官湖镇调至红旗乡任党委副书记。一年三个月后，我被任命为镇长，直至2004年元月离开。这短短三年，恰是中国农村告别千年旧制、迎向新生的关键时刻。

（附:邳州戴圩藉诗人舒兰的诗：

没有什么荣华能比得上

故乡的一把土

没有什么富贵能比得上

故乡的一口水

我走遍全世界

只有娘在故乡

最好最美

——舒兰即台湾诗人戴书训，

上图为藏克家题字的“舒兰故居”）

（窦大善人窦鸿年老宅，位于寨墩村）

我与同事们，像是被时代选中的水手，在改革的浪潮中奋力划桨。每周一清晨，妻子骑着自行车送我去车站，赶5路公交车去上班；周末方能返家，节假日几乎不休息。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以脚步丈量使命，用汗水浸润初心。

与宣传委员惠中秋、副镇长郝金春一同奔走于村舍之间，催公粮、收提留。那是农业税时代的最后尾声，我们面对过农户的抵触与生活的艰辛，也深切理解每一粒粮食背后的汗水。不曾想，短短数年后，千年“皇粮国税”成为历史，农民肩上的重担终于卸下——我们曾亲历其艰难，也更懂得那一纸废止令带来的欢欣。

与副书记李全智、组织委员王绪恒、副镇长李冬梅并肩建设乡村学校、筑路改水。还记得为校舍选址奔波，为筹措资金绞尽脑汁；也记得水泥路通到村口时，乡亲们脸上绽放的笑容。我们也经历了撤并学校的阵痛，目睹一些村庄小学消失于地图，深知教育变迁背后的得与失。

2003年，“非典”袭来。我与同事们彻夜不眠，组织防控、封锁路口，甚至“圈人打狗”——那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措施，透着无奈却也写满责任。我们守在电话旁、巡在乡道间，用疲惫守护一方平安。

与副镇长石启光、鲁连化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劝说农户试种新品、到邳城镇协调开闸放水，一次和水利站长田冠凯脱衣潜入水中清理堵塞闸门的杂草，被洪流冲走，险些“牺牲”。我们深知土地是农民的命根，每一次尝试都可能影响一家生计，故而慎之又慎，却也必须向前。

而计划生育，则是时代交予我们最艰巨的任务。在那个“家家想生”的年代，我们执行着“只准生一个”的国策。二胎罚款、三胎严禁，与同志们入户动员，面对过泪水与哀求，也经历过不解与冲突。那是时代的印记，是国家进程中的特殊章节，我们身处其中，唯有依策而行、尽力而为。

招商引资、发展工业，我们亦不曾停步。眼见着农田边缘建起厂房，农民洗脚上岸成了工人——尽管过程充满挑战，但红旗乡的经济肌理确实悄然改变。

我们也经历过发不出工资的艰难，每月仅靠几百元“国标工资”度日；经历了农口改革、人员缩编的阵痛，目睹同事离开的背影……时代的大江大河，从不只有欢歌，也有漩涡与暗礁。

回首望去，那三年三个月，是中国农村告别旧模式、迎向新生的蜕变期，也是我人生中最具淬炼意义的岁月。我们这批基层干部，如同红旗下的微尘，被时代之风扬起，又落于热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二十余年过去，红旗乡已更名为戴圩街道，工业化、城镇化浪潮改变了旧日模样。但我们这些老“红旗人”每月仍要相聚，举杯时，眼中仍有光芒闪烁。我们聊健康、忆往事，更常感叹：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唯有奋斗，方能不负时代。

红旗虽然改了名，但红旗精神从未飘远。它飘在戴圩街道的新楼旧巷之间，飘在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心里，更飘在一个国家永不停歇的进步征程中。

红旗飘飘，飘的是记忆，是情怀，更是一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不断向前的身姿。而我们，曾为之奋斗过，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