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周庆平/文（原创）

岷舟

1966年，我们读书读得好好的，不知怎的就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很快老师们就不能上课了，因为当时唯一正确的是毛泽东思想，所以老师们原来教的知识通通归于“封（建思想）、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我们当时能学的就是《毛泽东选集》四卷和《毛主席语录》一本。十几岁正是记忆的黄金年龄，那时候背得的东西，现在想忘都难。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

还有“您亲手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把我们百炼成钢……，毛主席啊，您是天上的北斗，我们是群星，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随便哪个娃娃一开口，就会一字不差地唱出来。

记得当时流行的还有一首歌《老两口学毛选》，是写得比较清新的：“月亮挂在柳树梢，星星眨眼人睡了，毛主席的书，我捧在手，不管生产咋样忙，贪黑也要学几条。”试想一下，夜深人静之时，农村的老两口，干完了农活，还要捧着《毛泽东选集》读，多么虔诚！只是，虔诚归虔诚，就是不现实，那时候农村没电灯还缺煤油，两个老农民土里刨食，累得半死，就算他们识字且假设他们有《毛选》，也没有精力和条件挑灯夜战学《毛选》呀。

当时还有“十个老头儿学毛选”，“八个老太婆学毛选”之类的歌舞，也很盛行。刚开始是老头儿老太太表演，后来等到中学生，小学生表演的时候，喜剧效果直接拉满：一排佝偻着身体的背影渐次从幕后走出，走到台前，然后一个转身亮相，原来是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尽管故意瘪着嘴，画着满脸皱纹，但嫩绰绰的脸蛋上满是少年意气。加之穿着老年人的蓝布大襟，围着蓝布围腰，以及夸张故作的老年人的僵硬动作，的确让人忍俊不禁……

除却舞台上的硬性夸张，生活中的硬性夸张也不少，比如 ，到邮局挂个电话，一方要先说毛主席语录“为人民服务”，另一方接下来又说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就像地下党接头似的，要对上语录才能开始正式通话讲具体内容。

还有，那时候开会，一定要先给毛主席站岗；至少是四个人挺胸立正站在毛主席像面前，将毛主席语录本握在前胸靠心脏的部位，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站岗者就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记得一次有个高六七级的女生，高声朗读时，把语录“有的人下车伊始，就哇剌哇剌空发议论”读成“哇刺哇刺”，大家在下面小声议论，但也不敢大声纠正，害怕别人说是搞破坏。再后，又发展到“早请示，晚汇报，三祝福。”即是早晨必须要面对毛主席像肃立报告，将今天要做的事情一一说出，此乃“早请示”。晚上临睡前，要把今天做过的事情在毛主席像面前一一回顾，此乃“晚汇报”。

再有，每顿饭开吃之前，必须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在公共食堂，不经过这个仪式是打不到饭的。

我家因为是黑五类，没有资格挂毛主席像，也没有资格诵“万寿无疆”，但邻里之间，有资格者，大有人在。有一天，一个街坊娃儿来喊我，说是去看一户人家的吃饭仪式。这户人家是我们街上一卖耗子药的，男主人很有幽默气质，卖耗子药的时候会拿一个上发条的铁皮小人儿，放在耗子药摊摊儿的旁边不停翻筋斗吸引路人，此人嘴里还不停地唱顺口溜：“耗子药，耗子药，耗子吃了跑不脱……”，因此他的摊摊儿旁边总是围着些看热闹的人。据说他两口子都是从叫花营出来的。是真正的城市贫民，很有祝福资格的。

这家有四个男娃，加上男主人共五个男性，夏天清一色的光咚咚，女主人穿一男式汗衫背心——几乎光咚咚，六个光咚咚站在那里挥舞着手臂喊“万寿无疆！”场景尤为“壮观”，因此有不少娃儿会去看热闹。

后来，中央又有人至上而下提出“三忠于”：（忠于毛泽东、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和“四无限”：（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要“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

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几乎每个人都努力证明自己是毛主席最最最忠实的追随者和捍卫者，而对立派的那方，则是最最最反动的，必须得“打倒”、“火烧”、“炮轰”、“绞死”、“活剐”……反正什么词恐怖就用什么词，还要用红色，加上黑叉叉，以强化恐怖意味。

因为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也不去追随什么观点，每日里只是形单影只地看各种世相，各种争斗。

记得最早的时候，许多老师被打成反动的学术权威，被一些极左的政治老师弄来批斗，劳改，搞得好惨，我看了心里十分难受。后来这些老师平反以后，又把先前整他们的一些极左派弄来斗争。其中一个姓段的政治老师，身体挺强壮的，以前喜欢在学校的双杠上或挂或转圈，神勇得很。结果现在被弄来按起搞“喷气式”：两个人把他的手臂反过来扭起，再有人揪头发，再有人按脖颈，全身动弹不得，汗水、鼻涕、口水满脸满下巴挂着，十分难受，十分狼狈。本来我觉得这个政治老师是很可恶的，现在看他这样子，又觉得好可怜，巴不得那些按着他的人把他放了。

说实话，我非常不喜欢这种以忠于毛主席的名义斗来斗去的状况。好怀念读幼儿园的时候，那时候我的三姐四姐都是少年先锋队队员，戴着红领巾，遇上每一个戴红领巾的同学大家都要立正，相互敬礼问候。遇见戴红领巾的辅导员老师，也要相互敬礼问候。大家都彬彬有礼的，多好啊！那时候我非常盼望长大，也戴红领巾，也和遇见的每一个红领巾互致问候，可没想到现在竟然是这个样子。

又过了一阵子，听说省城有的组织因观点不同在搞文攻武卫，死的人中间中学生居多，并且这些年轻的生命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大城市相比，我们小县城肯定要平和一些，但要武的风气也不可避免地波及而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县武装部的枪居然也到了中学生手里，幸好只是用来炫耀还没有用来开战。但当我看见学校的各个组织，特别是高中生们背着步枪沿街游行时，还是觉得不可思议。忽然，一个持枪女生睥睨一切目光一下子击中了我，这个女生原本成绩不错，人也还不是太张狂，但此刻却满是狂热和自大，在这种狂热的氛围中，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于是，我赶紧抄近路回家把当街的门关了拴上。我告诉我爸我妈还有张先生张姆姆，街上有队伍持枪游行，我们最好不要出去。我爸我妈他们本来就不爱看热闹，经历抄家后我们两家人更是小心。我们几个人在天井坐着，听着街上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一时都没有言语。但我的内心五味杂陈，我不知道这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我只是为现在的这种情况感到不安。我爸爸很了解我，他知道我现在的心情很不好，就温和地对我说：“现在还早，要不，你去回水湾转转。”我妈说：“去吧，去兰姆姆家耍哈儿再回来。”兰姆姆是我妈的好朋友，她的家在牛市上，坎下就是回水湾。

我从我家的后门出去几步到城墙𡎚，过护城河沿着一条小沟走不了多远就到回水湾了。从小我爸就常常带我来这里看日出日落，看远山看近水，也让我在沙滩上奔来跑去捡漂亮的鹅卵石，这里可是我儿时的游乐场。但此刻，望着空旷的河石坝和川流不息的江水，我却一点都开心不起来：从1966年开始到现在两年多了，学生们每天都在无所事事中消磨，不知道这种乱糟糟的生活还要持续多久……

很快，已是1968年年末了。

12月22日清晨，广播里传来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即，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开展。

1969年初，青神县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式开始。县知青办的政策是直击人心的：先下的可以选附城的条件好的生产队，后下的就只能去边远的山区。

我的爸妈本来想让我去兰姆姆的生产队，说那里近，可以照顾我。但兰姆姆的女儿亚明姐说：“五妹，不到万不得已，你千万千万不要到农村来，一点前途都没有。”亚明姐是青中校高65级毕业的学生，正儿八经的高中毕业生，自身的条件也不错，字写得好，且能歌善舞，但因为是农村户口，连个小学代课老师的工作都找不到，天天扛着锄头修地球，还吃了上顿愁下顿的，根本看不到前途。

我二姐也来信叫我不要下乡。我二姐说，她的一个同事的兄弟犯事判了两年的劳改，他们一家人都没有哭。后来刑满释放的时候，取消了这位兄弟的城市户口，一家人抱头痛哭。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兄弟从此就吃不上商品粮，连活路都成问题了。

后来学生统一体检，给我体检的医生是县人民医院的李正经，他是中医，但体检的时候挂了个听诊器，反复听了我的心音后，对旁边的医生说：“这个女娃儿心脏有问题，有三级杂音。”他这一说可把我吓坏了，我当时腿都软了，心脏更是“砰砰”的乱跳。本来我就有过敏性的支气管哮喘，一下子呼吸也不畅了。

我的爸妈听说我的心脏有问题，感觉天都塌了。我的大姐大学毕业后去内蒙支边，不适应那里的气候，得了风湿性心脏病，全家人都担心得要死。好在她是大学教师，学校对她很照顾，而且我的姐夫一点家务都不让她做，她才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可现在我小小年纪心脏就有问题，还要下乡去干农活，这不是要命吗！因此全家人商量，坚决不能让我下乡，叫我去贵州毕节我二姐那里躲躲再说。

五月，我二姐来信告诉了我去毕节最近的路线：从成都赶火车到隆昌，从隆昌再乘汽车到泸州，泸州有直达毕节的汽车，一天半就到了。整个行程算下来，也就是三天的时间。

我的好朋友刘汝琦得知我要去贵州，就和我一道到成都，她去她的姐姐汝励那里玩，汝励姐是川医的学生，当时正在川医附院实习。 得知了我的情况，汝励姐就请她的老师给我看看。老师说我是窦性心律不齐，只是心脏不太健康而已，算不上是心脏病。听老师这么一说，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汝琦送我去火车站的时候，本来我们准备赶公共汽车，一张票只要六分钱，但我想庆祝一下我不是心脏病，就选了坐当时最拉风的小包车——其实就是新款的三轮摩托，很奢侈地花了四角钱。坐了后才晓得，这个车既快又飘，很不舒服，差一点就把我整吐了。

和汝琦告别后，我一个人觉得好孤独。上车后找好座位，我就开始看书。虽然是出远门，但我的行李很简单，一个提包装了几件简单的衣物，一个小的军用挎包里有一些胶线和一本《古文观止》下册，胶线可以用来编各种小玩意，和书一起可以打发路上的时间。我之所以带这本《古文观止》，是因为这本书薄而且经看，我的爸爸说这本书的每篇文章都值得背诵。当时，这本书属于“封建糟粕” 是禁读书，抄家时候要不是我的同学黄云华悄悄捡出来给我，就已经被烧掉了。所以，我把这本书的封面用厚纸包上，包好的封面写了几个大大的字：毛主席语录：“铲除毒草，可以肥田”。这样，万一有人说我看封建糟粕，我就可以用这句毛主席语录来打掩护。

我翻开书，准备背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

之所以选择背这篇文章，主要是喜欢。在此前，我读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天地是飘摇的逆旅，昼夜是逆旅的门户，住不多时，又匆匆离去……飘飘入世，如风之不得不吹，飘飘出世，如水之不得不流……”觉得郭沫若将十一世纪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的诗作翻译得太好了。后来，读到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一下子自觉顿悟：原来，郭沫若的源头在此啊！他化用了李白的文意，而且化用得如此高妙。于是，我立刻喜欢上这篇《春夜宴桃李园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此刻，我打算利用乘车的时间将这篇文章背下来。

我旁边坐的，好像是一家人，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喊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为大姐，可她们长得一点都不像。那位大姐对我的书很有兴趣，要过去看了一下，我好紧张，特意把封面上的毛主席语录给她看。她会心地一笑说：“嗯，你的这个办法不错。”她的态度，让我颇觉心安。她看我翻开的书页，说，：“我也很喜欢这篇……看，‘春阳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好有气势的。”

后来，和她们攀谈 ，得知年轻的女子姓陈，年长的姓江，她们是姑嫂，因为关系特别好，所以小姑就称大嫂为大姐。小姑说她的大嫂在泸州师专教中文，她刚陪大嫂去成都看病准备回泸州的家。看大嫂身体不怎么舒服，我赶紧把我靠窗的座位让给她，让她靠得舒服一些。

大嫂看我一个人出远门，有些担心，就叮嘱我：路上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随便告诉别人你的行程。比如今天，要是有人问你去哪里，你就说去隆昌，家就在隆昌，千万不要说你还要辗转去贵州毕节。还有，在路上不要随便相信人，即便是穿军装的，也不要相信——因为穿军装的不一定就是解放军，即便是单个的解放军，也不能保证人人都好。因为当时学生们不顾一切地崇拜军代表，所以大嫂特别对我作了这样的告诫。她还反复叮咛我，看一个人怎样，你不要看他对你怎样，要看他对别人怎样，特别是要看他对处境不好的人怎样……大嫂的这番肺腑之言，真的够我一辈子受用的了。

到了隆昌站，我跟着可亲的两姑嫂一起乘汽车去泸州。在汽车上，不断听人说，这些天，泸州几派的武斗凶得很，连沱江上的轮船都打沉了。还有人说，重庆更凶，兵工厂的武器都拿出来了，死了不少的人，所以现在好多地方都断了交通……这些传闻使我忧心忡忡，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堵在路上。见我这样子，大嫂安慰我说，不要怕，如果不通车了，你就住在我家。

车到泸州站，两姑嫂陪我去买票，果然，泸州到毕节的汽车停开了。站上的人说，到毕节还有一条路，就是绕到宜宾，再到叙永，叙永至毕节就只大半天的车程。于是，我买了泸州至宜宾的长途汽车票，准备辗转去毕节。

两姑嫂说我一个人不安全，就带我去她们家歇息。在这种杂乱动荡的时刻，能遇上两姑嫂这样的好心人，是我可遇而不可求的幸运，因此我乖乖地和她们一起去了她们的家。她们家的房子就是传统的民居，单门独户的，比较宽。家中的人员也不复杂，我只看见她们和大嫂的丈夫陈大哥，陈大哥很斯文 ，少言寡语的，对大嫂的话言听计从。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大嫂给我一封信，叫我到宜宾后就去她的孃孃家住。想着大嫂拖着病体还连夜写信为我操劳，感动得眼泪啪啪的就掉下来了，想感谢，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大嫂眼浸浸的拍拍我的肩，让陈大哥送我去车站。陈大哥拿了一根扁担和一把绳子，就和我一道出门了。

六点来钟，街上来往的人很少。陈大哥把我的行李穿在扁担上担着，让我走在他前头。陈大哥告诉我，他的一个同事去买蜂窝煤，遇见两派武斗，斗红了眼，见人就抡拳头，幸亏同事手里有准备挑煤的扁担，边挡边跑，才侥幸逃脱，所以他今天也拿根扁担一把绳子，装成挑夫的样子，其实是防身。看着斯文的陈大哥冒着危险送我，非常感动。我不明白，我一个貌不惊人的小女孩 ，为何会让大哥大嫂一家人对我这么好，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我运气太好，遇上天底下最善良的一家人。

从泸州到宜宾一路顺利，但到宜宾车站，不好的消息就来了：因为四周不太平，宜宾发往各地的汽车都停运了。宜宾不通火车，汽车一停人就完全被困住了。好在我还有大嫂给的信，照着信封上的地址，我在城南的一间小屋找到了大嫂的孃孃。孃孃是纺织厂的女工，带着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儿住在这间小屋子里。看完我奉上的信，孃孃的表情比较冷淡，我见状赶紧告辞，顺着街道找了一个小旅馆，把自己安顿下来。然后去旁边的小面馆吃了一碗面。

晚上躺在床上，忍不住流泪。这种情况，我既不能给家里写信也不能给二姐写信，更不能给大嫂写信。我只是不停地祈祷，希望早日通车，于是我便天天去车站打探消息。

一天，我去售票窗口打听去毕节的车几时通行，我旁边有两个男士说他们是北京地质研究所的，也准备去毕节，如果再不恢复通行，他们就在宜宾的相关部门找一辆车去毕节。第二天我去车站打听消息的时候，又碰见他们，他们说他们已经找到车了，准备后天出发，如果我想搭车，他们可以捎上我。我虽然巴不得快点到毕节，但想起大嫂在火车上叮咛我的话，就婉言谢绝了。没想到下午，他们竟然找到我住的旅馆，动员我和他们一路走。说他们对毕节不熟悉，我一同去可以给他们当向导。尽管这两个人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不像坏人，但我还是吓坏了，等他们一离开，我马上拎着行李，去了另一个小旅馆。

我已经在宜宾呆四天了，加上成都至泸州的两天，都在外面“漂流”六天了。原来准备的三天盘缠，已紧张到捉襟见肘的地步，我必须精打细算才行。我给天天去吃面的那家老板说我这几天胃不好，一顿只吃得下半碗面，请他通融一下，每顿给我煮半碗面，一碗面原定的二两粮票一角二分钱我交一两粮票七分钱给他。老板看在我天天去他家照顾生意的分上，欣然应允。

每天，尽管心急如焚，我还是把自己收拾得整整齐齐，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去车站打听班车的消息。但只要一躺在旅馆的床上，眼泪就成串地流，我想，伍子胥过昭关的时候，一夜之间就愁白了头发，说不定在这些日子里，我的头发也会一夜变白啊！

长这么大，还是串联的时候离开过家，但当时一路上有同学陪伴，每到一个地方有接待站保障食宿……可现如今，我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困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异乡，真的是备受煎熬啊！想给家里写封信，但却不敢：怕他们担心，并且，八分钱一张的邮票，我已经不能随便买了，我必须节约下每一分钱，保障自己不被饿死，还要住旅馆买车票……好难啊！

一天下午，我正坐在旅馆的凳子上独自垂泪，冷不防有人从背后扒我一下，我回头一看 ，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娃站在我身后，笑咪咪的看着我，她好乖啊，像天使一样。她是上帝派来拯救我的吗？我正纳闷，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跟进来，边走边说：“幺妹儿，你跑慢点儿嘛！外婆都走不赢你了！”老婆婆的身后，还跟着两个十几岁的男孩。

原来，老婆婆他们是新来的房客。老婆婆和这个小外孙女住我这间的另一个空床，那两个男孩住旁边一间。他们的到来，一下子冲淡了我的孤苦。幺妹儿整天粘着我，很合我意。我用胶线给她编了蝴蝶、金鱼、梅花鹿，她高兴得拿着臭显摆。我给她讲故事，她就乖乖的依偎在我的身边。老婆婆很高兴，说我简直帮了她一个大忙，要不，幺妹儿一路哭哭啼啼的，头都吵昏了。

婆婆的夫家姓毕，我就叫她毕婆婆。毕婆婆说，儿子女儿的孩子都是她带大的，她现在住自贡儿子家。上个月她的女儿送外孙王伦和小幺妹到自贡耍，原本准备住一段时间。

毕婆婆的儿子是自贡盐业公司的总工程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贬成单位的清洁工。毕婆婆说，做清洁工也没有什么，苦啊累啊都不算啥，只是现在各个派别斗得很凶，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都拿“反动的学术权威”当靶子，动不动就弄去斗争。还有，现在到处都在搞武斗，自贡的几派也是剑拔弩张的，万一哪天打起来就麻烦了。所以她就带着孙子毕伟，外孙王伦，外孙女小幺妹离开自贡，准备去叙永女儿家避避风头，没想到半路就困在宜宾了。

每天上午九点过，下午三点过，毕婆婆都要坐在门口抽水烟。她的水烟壶很精致。

水烟壶是用铜做的。细腻的铜质色泽金黄，玲珑的细链子上还缀了一个玉挂件，完全就是一个很精致的艺术品。我从来讨厌烟味，但却很喜欢看人抽水烟，我家隔壁的陈大孃抽水烟时，我会入迷地呆在旁边看好久。此刻，在逆旅之中，看毕婆婆抽水烟，于我简直就是享受。

毕婆婆很优雅地把烟丝装进水烟壶的一个小孔，然后拿起马粪纸卷成的纸捻，嘴对着喷吐一口气，冒着轻烟的纸捻就魔术般地燃起一小团火，用火点燃烟丝，吹灭纸捻的火团，含着细细的烟管轻轻吸气，铜壶里装的水就响起一连串悦耳的咕咚声。吸完一口烟，用一根特制的铁签挑出燃过的烟烬，再装入烟丝，再吹燃纸捻，再吸得“咕咚咕咚”……如此反复。于是，轻烟徐徐，咕咚声声，我仿佛回到家中，坐在门槛上，隔壁的陈大孃似乎就在眼前……多日以来的紧张和孤独终于缓解。

除了吸水烟，毕婆婆还喜欢看各种传单。每天毕伟和王伦上街回来，都要给她带回些传单，毕婆婆便一张张细细地看，慢慢地品，希望从中找出些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走向，好及时防范，因此毕婆婆说研究传单有一叶知秋的感觉。

和毕婆婆处熟悉了，我将自己的故事和盘告诉毕婆婆，说到伤心处，忍不住啜泣，毕婆婆抚着我的头说：“你像我的孙女儿毕琪，好醒事好乖的……”我们这一老一少，在逆旅中遂成忘年之交。

但是，我的经济窘况，我并没有告诉毕婆婆，自己仍然悄悄去吃半碗面条。有一次被毕婆婆撞见，她很生气，说如果我再一天两顿去吃这种素面，她就和我绝交。于是，我就和毕婆婆一家吃饭。之前在宜宾呆了六天，天天吃面，今天吃米饭，每一粒米饭每一片菜叶都那么香！

终于，好消息传来：宜宾至叙永的班车通了！于是第二天早上五点过，我就和毕伟、 王伦一起去排队买票。我们赶到车站，那里已经排很长的队了，毕伟很绅士地让我排在他前边。排拢售票窗口时，只有一张票了，尽管我很想要这张票 ，早一点到我二姐家，但我还是放弃了。因为我觉得抛下毕婆婆一家自己先行离开，这样有点不仗义，所以我选择买后天的票，和毕婆婆一家同行。

在宜宾苦熬八天之后，我终于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此时我已经离家十天，完全和家人失去联系十天了！

班车行至半路，在一条河边，司机说前边有情况，要停车下去看看，我们也跟着下车。只见一辆破损的大客车倒在河边，旁边还有一些行李物品。几个正在河边打捞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昨天从宜宾开往叙永的客车从桥头翻到河里了，整车的人几乎全军覆没。

原来，昨天山洪爆发，河水和着泥沙滚滚而下，水淹过桥面约半尺深，司机让大家下车，相互掺着蹚水过桥，由他一个人把车开过桥后，大家再又上车，他说这样保险一些。有几个男人听司机的建议，下车脱了鞋子蹚水过桥安全到达彼岸。但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湿脚，坐在车上催促司机开车。司机小心翼翼的开车，但因为水流湍急，车的前轮虽已经开上岸了，但后轮一偏，车就翻下去了。车上的乘客连同司机全部遇难。

此情此景触目惊心。毕婆婆搂着幺妹，看着我们，十分惊愕。我更是万分惊恐——天，要不是想和毕婆婆一道，昨天我就在这辆坠河的车上！我突然觉得，毕婆婆就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

下午到达叙永，毕婆婆不让我住旅馆，我就和他们一起去她女儿家。她的女儿在粮食局工作，女婿是粮食局的领导。一进粮食局的院子，这里正在开批斗大会，几个走资派站在毛主席像面前低头请罪，幺妹儿看着其中一个人叫爸爸，毕婆婆赶紧叫王伦把她抱走。回到家中，毕婆婆长叹一口气说：“唉，从自贡躲到这里，没有一处是太平的！”

现在回想起来，叙永这个小城很美，干净清幽。随处可见的桢楠树，给这个小城更添了一分古朴意味。但当时我们谁都无心欣赏美景，惟愿平安就好。

次日清晨，毕婆婆送我去汽车站乘去毕节的班车，她往我的挎包里塞了两个煮鸡蛋，烫烫的。我掏出用嫩黄色空心胶线编的一只虾奉给毕婆婆：“这是我给你编的钥匙坠子，不管钱……留个纪念……”毕婆婆拿过虾仔细端详，说：“恁么漂亮！怎么不管钱！在我这里它比齐白石的虾都管钱！……唉，我今年都七十三了，已真正到‘发苍苍，齿牙动摇’的地步了，以后恐怕很难得再见面……”我们俩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车到毕节，已是下午。去二姐家的路上，经过邮电局，一摸身上还有几角钱，赶紧去发了封电报给爸妈：“庆平安抵。”发完电报，身上只剩三分钱了。回想这段旅程，东转西转，一路受阻，原本两三天的路程，我走了整整十二天。路上还差点送了性命，何其坎坷！

到二姐家，二姐看见我眼泪就出来了：“五妹，你咋个才来啊？！你要是出事，我怎样向爸妈交代啊！”后来才知道，我爸妈和姐姐们的这十多天日子，比我还要难过：爸妈得不到我的消息，以泪洗面，就发电报问二姐，二姐没有我的消息，不知道怎样回复爸妈。青神和毕节之间，三天两头，电报就没有断过。在青神的家中，爸妈和三姐最绝望的时候，听别人说童言最灵验，就问我三岁的外甥滔滔：“滔滔，你说五孃还在不在？”滔滔哭着说：“哪个说我的五孃不在我就打哪个！”吃饭的时候，滔滔坚持要摆我的碗筷，可大家一看我的碗筷，又忍不住落泪……我想，正是因为大家的挚爱吧，我才没被死神弄走。

这次的经历给我留下永恒的伤痛，以至于后来我常常做噩梦：梦见我一个人在陌生之地漂泊流浪，走不出那个可怕的地方，心急如焚……

我是五月份逃离青神到毕节的，十月份，三姐来信说，不管愿不愿意， 身体好不好，知青办已经把所有中学生的户口通通转到了农村，全县就只有两名烈士子女留城工作。在这种状况下，我要是再不回青神就成黒人黒户，怕是连“球籍”都不保了。所以在逃了一圈后，我于1969年11月乖乖回到青神，去复兴公社插队当知青。

离开毕节的时候，我去毕节东方红相馆照了一张像。一惯对着镜头就咧嘴傻笑的我，此刻无论摄影师怎样指挥：“笑一笑，笑一笑！”却一点都笑不出来，于是就留下了这张表情凝重的相片。

在相片的背后，我写下一句话：“主啊，你为什么给我一颗饥渴的、多愁善感的心……”

此话虽然幼稚还有点矫揉造作，但却是当时的真实感受：因为没什么文化就什么都想学习，所以饥渴；因为处处不顺，所以愁苦多多……只是当时我还不知道：多舛的命运里，还有多少愁苦在等待着我……

写于2025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