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钩沉（3）

泉韵

二、谁说少年不知愁滋味

（一）红色风暴

四年级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广播里出现了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随后街上出现由大、中学的学生们组成的“红卫兵”，他们带着红色的袖章，到处串联，宣传要革命，要造反，“破四旧”。我们住的官扎营街，一帮红卫兵来了说街名是四旧，改名红卫街，另一帮来了贴上红纸，又改成东风街，一天就能变几次名字。我们居住的隆怀巷反复改了好多名，最后变成了向阳巷。

那时满街是打倒这，打倒那的大标语，到处是批这批那的大字报。全国的红卫兵大串联，我们的学校的教室里也住了一些外地来的红卫兵，教室成了招待所。我们自然就不用上课了，说是停课闹革命。不上学了，干嘛呢？于是，我就跟一些孩子整天上街看热闹，看大字报。

一开始的感觉是热闹，到处是红色的海洋。每人都发给一本红色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人称红宝书，让人人读诵。走到街上，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带红袖章的人拦住，叫你背诵一段红宝书再走。再就是每天早上和晚饭前，全院子的男女老幼都要站到毛主席向前诵读毛主席语录，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说是向伟大领袖早请示晚汇报。

逐渐热闹的感觉被慌乱所代替。经常看到一些人挂着牌子，带着高帽子，在卡车上沿路游街。牌子上黑色大字写着打到“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XXX。每个被游街人身边站着两个年轻彪悍的人，一人按一个胳膊，揪着脖领子使劲向下按。车上的广播喇叭还不停的播送他们的罪行。我见到的游街的人中，印象比较深的有白如冰、苏毅然、王众音等，听说他们是以前的省长、书记和副省长。其他不太知名的人物被游街的也见过一些。

再往后，熟悉的人中也被卷进运动的风暴。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和街坊的家被查抄，全家被遣返回农村老家。还有一些人，因这样那样的问题被游街和批斗。其中比较熟悉的有2个，一是我们小学的常老师，二是胡同里的小伙伴陈益德家。 常老师是一个40岁左右的的女老师，由于她的家就在学校最里面，虽然不是我们的班主任，但平时见面较多。她长方脸型，眉毛黑黑的，肤色白白的，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漂亮又文静。每次见面我们向她问好时，她都会报以浅浅的微笑，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一天一个同学对我说：学校里开“长茄子”批斗会，我们去看看吧？谁是“长茄子”为什么批斗她？我忙问。“咳，就是常老师啊，听说她是三青团员，有历史问题，是个牛鬼蛇神，要把她批倒斗臭！”同学边说边拉着我向学校跑去。不大的校园里已经涌满了人，常老师带着白纸糊成的高帽子站在一个台子上，憔悴的脸上有些红肿，头发散乱着，往日的文静漂亮，变得狼狈不堪。台上有些带红袖章的人带头呼喊，打到历史反革命常XX!打到一切牛鬼蛇神!台下的大人和孩子们也跟着呼喊。呼喊声中有人不断的向台上的常老师投掷泥巴，白帮、石块等，常老师低着头默默的忍受着，批判会一直持续到中午，我们回家去吃饭，以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陈益德和我一个巷子里的邻居，虽然不是一个班，但经常在一起玩耍。他是家里的独子。听大人说益德不是父母亲生的孩子，是抱养别人家的。小益德的妈妈性格强悍，经常打骂他，邻居们对此多有微词。他妈妈和邻居的关系也处的不好，尤和住在东屋男女主人不对付。文革开始不久，东屋女主人做红卫兵的侄子来了，带来一些带红袖章的人，在他家屋里屋外贴满大字报，说陈家是富农分子，是专政对象。抄了益德的家，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批判。开始益德的妈妈还在争辩。一顿拳脚，挂上牌子，戴上高帽子批斗后，没了脾气，不久全家被赶回农村老家。

还有一件事非常具有戏剧性。有一天我和几个小伙伴去市中心的百货公司去玩，路过火车站，看到路边一个院子里正在开批斗会，一个人带着坏分子的大牌子低着头在接受批斗，周围有很多人围观。几个人义愤填膺的诉说他的罪状，人越围越多，这几个人越说越激动，吐沫乱飞。不知是言多必失，还是说话太过头，人群中不时发出嘘嘘的声音。个别围观的人开始对主持批判的人提问，现场一片乱哄哄，看到这里，我们就赶着去百货公司买东西了。当我们回来再路过此地时，奇迹发生了，那几个主持批斗的人，被人挂上了“坏分子”牌子，站到高高的凳子上，成了被批斗对象，而刚才那个被批斗的人，此时变换了身份，正在大声历数这些坏分子的罪状，而围观者一边倒的站到原先被批斗者一方，高呼着打到坏分子XXX、XXX的口号。

　　（二）停课的日子

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了，校长被打到了，老师们靠边站了，我们也不去上课了。街上时常看到一队队举着红旗的红卫兵徒步走在街上。他们的目的地是井冈山，或者是延安，或者是遵义，但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北京。那时候报纸上，广播里经常出现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消息。

不上学了成了无所事事的孩子。每天除了和小伙伴玩耍打闹，就是上街看热闹，看大标语和大字报。此类事情看的多了，自己也产生了去北京串联的想法。为此，约了几个同班的小伙伴，找来了大红纸，在学校的一间空闲教室的门口贴上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征战斗队”的大红纸，并印制了几个红色袖章，开始了奔赴北京的长征准备。当时搞串联的大都是大、中学生，小学生参加的还没有。当我们把去北京的想法，告诉各自的家长时，遭到了普遍的反对。总的意见是：小孩子串什么连，去了北京也没人管你们，好好在家呆着。就在我们兴致未减，准备未停，心中激动着美丽的憧憬时，广播里传来消息，1966年11月26日，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停止串联，原地闹革命。听到这消息，我们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没了继续折腾下去的精神。经常聚在一起的几个同学也都散去，各玩各的去了。

1967年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造反派们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成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1967年2月，山东的造反派也夺了省委的权，成立了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此后全国的夺权运动此起彼伏，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济南市也成立了革委会。人群不知何时何故被分成保皇派和造反派两大派系。两派的辩论和争斗此起彼伏。再往后，济南出现了冲击山东省革委事件。两派的“大粪战”事件，以后街头又出现了开着大卡车，头戴柳条帽，手拿木棒子的俗称棒子队的“文攻武卫”。形势的变化让人目不暇接眼花撩乱。

记得当时济南有段人们挂在嘴边的顺口溜：山东大地坑连坑，黄河两岸铁壶声，大明湖里炸油条，青岛来宾卖花生。是说当时的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是个麻子，省革委会副主任、工人造反总指挥部指挥韩金海是打铁壶的手工业者，济南市革委会常委马莲香，是大明湖饭店的女服务员，因一个突发的事件而窜升；省革委常委、青岛市革委会主任杨保华过去贩卖花生米。足见当时的领导班子人员复杂，水平参差。也反映出方方面面的混乱。

我继续在校外游荡。街上那些反映两派争斗的激烈争辩和那些一些个人或组织从被打压，反抗呼喊，到翻转壮大的大字报，令我感到有趣。一些戏剧性事件和发展变化令我思考。我想这在一定成都上培养了我阅读、写作和逻辑思维的能力。另外，从《小布头的奇遇》起，我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找书，借书、读书也占用了很大时间，陪我度过了那段停课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