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年絮语 一叶知竹——重温胡贤竹老先生的岁月足迹

荣先森

【小编·卷首语】

在胡贤竹老先生98周年诞辰之际，我们整理了老先生的遗作《我的一生》，并增补了些老先生的生前照片，特此刊载，以飨读者。

谨以此篇，表达我们崇高的敬意，寄托我们永久的思念。愿他的故事和精神，永远流淌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我 的 一 生 引  言

　　我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出生在江西省高安县蓝坊长乐堆上胡村。一个农村的孩子,摸爬滚打,死去活来,能保住这条性命，能活到现在这个模样,是上苍的恩赐,还是我的祖先的保佑?一直是个谜。

家庭的沧桑

　　解放时,我家四口人:父亲、母亲、寡嫂及我。家庭生活比一般村民要好一些,有田地三十余亩,房屋二十余间,长年雇长工一人。父亲前教是个勤劳俭朴的庄稼汉,读过几年私塾，稍有文化,农闲时爱看古典小说。夏季乘凉,冬闲无事,很多人聚集家门口、厅堂里,听他老人家讲《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讲得起劲时手舞足蹈,绘声绘色。他文化不高,没有学历,可村里人都称他“教先”(即教先生)。他善于谋生,常对家里人说:“创业维艰,守成不易"。他长年累月除种田之外,兼搞酿酒业。我们家酿的白酒销往高安县城,家境逐渐富裕。父亲不仅守住了祖业,还有很大发展,做了新房,买了田地。母亲单南英,是个吃苦耐劳的好母亲。她老是起五更睡半夜,勤俭持家,艰苦度日,为家庭的振兴操劳了一辈子。这里还要提起我那个寡嫂宋金招,她是个循规蹈矩的好女性,劳动能手。

抗日战争胜利后,家庭经济状况逐渐好起来。但父亲深感光有钱,政治无靠山,难免不受人欺凌,于是他逐渐向邻村刘芳涯(乡绅,伪县长刘益铮的弟弟)靠拢,逢年过节,送点礼物。这样,在他的提携下,父亲便参加了国民党,当上了乡镇民代表,在地方上有一定地位。地方上偶遇争斗纠纷,就会有人来请他去调解,说话颇有作用,乡里人都说他是个好人。

一九五0年,土地改革,我家划为地主,房屋、土地全分光了,只留下一间柴草房,阴暗潮湿,紧靠厕所,根本无法住人。我初参加革命,当时又是土改干部,领导强调说:土地改革对新干部是个严峻的考验,必须站稳立场,和家庭划清界线。自己明知我家划为地主,掌握政策有偏差,因为父亲是个劳动者,我却不敢吭声,否则,就有清除回家的危险。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像我们那个穷乡村,我家不划地主,恐怕其他人家就难以划上。

家里划为地主后,我和家里断绝了联系，一直不敢回家。母亲在国家暂时困难时期(一九六0年)病逝,享年六十六岁。母亲生病我也不知道,更不用提送终、守灵了。只有兰芬和祖华去了。后来据人说,妈死时农村正吃集体食堂大锅饭,连安葬母亲的“八仙”,我们都供不起饭。没人挖墓穴,抬棺材,多亏堂弟贤爱邀集了亲朋好友代埋的。(现在坟被毁,一点踪影也不见了)。这时我正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教书。名为教书，实为劳改。得知母丧的噩耗,我含着泪写了“华林劳改离乡井,惊悉母丧泪飘零;泰山压顶难尽孝,冥冥何处送佳音?”四句打油诗,以寄托哀思。母亲辛劳一辈子,如此带着怨恨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我们,怎不叫人揪心呢!父亲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病故的,终年八十五岁。

这时我正在石脑中学工作。“右派"帽子虽早已摘了,但别人还是另眼相看的,号称“摘帽派”。“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是绷得紧紧的。父亲病重期间,我冒险去探望过几次。每次回去不几天,父亲老是转危为安,也许是他老人家看到自己多年不见的儿子,心情舒畅,病就好起来。直到最后这次;见面时人还清醒,说了几句话,向我要了一根香烟,喝了我倒的一杯开水。我坐在他老人家的病床上，不一会儿,他的头就耷拉下去了。他就这样静悄悄地告辞了人世。我不敢放声大哭,也不敢穿孝服。送葬时我只好远远地目送,怕人家钻空子,扣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帽子。不过父亲安葬时,兰芬、祖华都去了,亲朋也不少,摆了几桌酒席,不像母亲死时那样凄凉。总之,父母都死得可怜,死得不是时候,吃了一辈子苦,却没有跟我们过一天好日子。传说我的寡嫂死得更惨。我哥一九四六年十月左右病死后(死时年方28岁),她在我们家里待了十七、八年。她承担了全部家务，还悉心照顾我妈(妈因哥死,伤心得双目失明)。不管哥在世,还是哥死后,她对我一直很好。我读书花钱,她从未提过异议,总是鼓励我好好上进。可能是文化革命期间,风声鹤唳,说她知道我家的金银手饰藏在何处,扬言要斗争她,这样被迫出嫁了。男方家境贫寒,使她感到度日维艰,前途无望，自缢身亡。听人说她出嫁之前还想见我一面,这怎么可能呢?她死的消息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惨哉!惨哉!

我的家庭就这样悄悄地消逝了。作为一个革命者,在老家消逝的时候,只有默默地难过。古人云:“自古忠孝难两全",事实也是如此,要是我顾了家,我的命运会更惨,也就没有我的今天。

读书启蒙

　　农村有个规矩,孩子到了七岁就该上学读书了。我一九三三年春天开始上学。村里请了个老先生,好像是姓李,一共教二十来个孩子,全是男的,女孩子不兴读书。大约教了一年左右,国民党政府查封私塾,成立保学。这样,孩子们全都跑到离村一华里的地方一长乐宫读保学。

保学有两个班,五六十个学生一班,吵吵闹闹。家长们因受传统教育的影响,对保学不感兴趣,认为学不到东西,偷偷地不让孩子去了。于是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几家联合起来,请个老先生,在本村教七、八个小孩。我们请了个姓刘的老秀才,学校设在我们家,读的全是“四书”、“五经”,死读硬背,从不讲解。每天上午写两张毛笔字,下午读书。后因邻村刘益铮(伪县长)的侄子刘海昌考大学,由于语文成绩差而未录取,他们即跟我父亲商量,要我们请的老秀才上他家教刘海昌,这样我只得天天跑路,随先生到伪县长家去读书。先生到了伪县长家,在教学方法上有所改进,每天除早上、下午读书外,上午练两张毛笔字,还搞点吟诗作对联。记得最初一幅对联,上联先生出:“炸弹炸鱼炸死一名兵卒"(真实情况),要我 对下联。我苦思良久,无法对上。恰好我给先生做饭切菜,把两个指头切破了,于是我马上对上了:“菜刀切菜切破两个指头"。这下可把先生乐坏了,伪县长的哥哥,伪县长的太太(大学生)都夸我聪敏。他们还告诉我父亲,我父亲也为之高兴。

读了这么多年的私塾,获益不大,思想上有点抵触。稍有不慎,还要挨先生的耳光,有时还得挨先生用竹板打手心打屁股。人都十五、六岁了,多不好意思。一九四二年冬天,快要放寒假的时候,一天下午,先生令我背《诗经》(四本《诗经》一次背),我背到最后一本最末一页,背错了一个字,先生把我的四本《诗经》全丢到地上,要我第二天重背。真要命啊!多累不说,两条腿都发麻。我生气了,开始逃学。父亲打,母亲骂，不给饭吃。我躲着不进家门。从此,我告别了愚昧封建的奴化教育。

离别桑梓 上新学堂

　　抗日的烽火日益逼近,祖国的大半江山沦为敌手,原办在大城市的大、中学校纷纷南迁。江西省鸿声中学办在八景乡的澧港镇,距我家六十余里。一九四三年春,我和几个同窗好友,翻山越岭,不辞辛苦,投考鸿声中学初中部。我没有学过数学,啥也不懂,学校出了作文题,我写了篇八股文章,“之乎者也矣焉哉”。主考的是个老先生,他看过作文后,就对我说:·“你录取啦。”

社会动荡不安,有时正在上课,敌机狂轰滥炸,把我们吓得趴在课桌下面。初中三年,既花费了家里不少钱粮，又累苦了父亲和哥哥,旧社会交通不发达,没有公路,汽车也难得一见,全靠两条腿走路。去一趟学校起早摸黑,不是父亲便是哥哥用土车给我送行李、运大米,所以一个学期最多回一、二次家。

我读的是春季班,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毕业。毕业后打算考个好一点的学校。省立、国立学校春季不招生,只得在家待了半年。有人推荐我教保学,我也想教,免得一天到晚自学不好受。旧社会是个人吃人的世界,保长要我分一半薪水给他就让我教,我坚决不同意,故未教成。

父亲对我管教很严,早上、下午放牛,上午关在书房里习字、复习功课。临考前两个月在锦溪梁村补习数理化和外语。一九四六年八月,我和几个同学上南昌考学校,先考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后考省立医专。幸运得很,两校大红榜上都有我的名字。我们几个带着庆幸的心情在南昌街上玩,准备第二天回高安,不料在南昌街上与我初中的体育老师邂逅相遇,刘老师告诉我:“赶快回去,高安新成立了一个师范学校,读书不花钱,省办的学校。"于是我便马上赶回了高安。

抗日战争刚结束,高安城杂草丛生,残墙断壁,一片凄凉。高安师范参考的人数一千余人,考试的课堂都没有，就关在天主堂的大院里太阳晒着考,大汗淋漓,考后我全身生疮。我被录取了。《江西日报》登了我的名字。三个学校都录取了。这时我正考虑上什么学校。父亲--怕我远离故土,二是为了省钱,极力主张我读高安师范,当然我只有听从父命。

高师三年 获益不浅

　　高安师范是所新成立的中等专科学校。说实在的钱要少花,距家里又近,三桥胡村,我很多亲戚都在这里。校长涂冈。是个老搞教育的人,办学有方,对老师千挑百选,差的不要;对学生要求甚严。学校学风浓厚,生活紧张,考试非常认真,花样多变:全校学生打乱座位,一个考场各年级的学生都有,前后左右都是不认识的同学,一个考场四、五个老师监考,校长也亲自上阵;发现谁不遵守考试规则,当场撕卷。如果被校长发现,还得挨一记耳光,所以每个学生都刻苦学习。

学生的学习负担极重,除了上课做作业外还要练习毛笔字,写日记,天天如此。导师(当时班主任称导师)天天批改日记,校长不定期抽查。各方面都有个统一规定。校服一律青色中山装,领章校徽必须经常佩戴。冬天穿青色大衣,不准穿长袍。头发要剪成大西装,擦油,梳成光溜溜的飞机头。吃饭八人一桌,四菜一汤。那时,我这个农村娃生活在这个集体里,从内心感到满意,学习劲头也足。

我们班上有丰城、上高、宜丰、进贤、奉新、高安等县的同学,大家在一块相处得很好,是个友好的集体。我们的导师熊先轼,喜欢文学,爱好写作,他为首把我、漆光明、余文圣等组成一个写作小组,在当时的《高安民报》留了一块园地,定期登载我们的文章,使我在写作上提高较快。

当我入高安师范第一年,我哥即患病身亡,从此,我的思想负担重,精神压力大。父母只生我两兄弟,大哥离开了人世,母亲又因此双目失明,我在外读书,父母身边只有个寡嫂，家里的生产、生活、内内外外,全靠父母操劳,这些常常使我难过、分心,对学习有一定影响。

高安师范三年,是不平凡的三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当时国民党对学生管得很紧,卡得很严,向学校派了两名军事教官,对学生实行军事训练,经常了解学生思想动态,明察暗访,发现问题立即处理。尽管这样,有些进步书籍还是偷偷地溜进了学校,如《大众哲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民主主义论》等书。这些书究竟是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接近解放我才明白,因为学校有个进步老师名叫胡以群(民盟高安负责人),当师生大都离开学校,他召集少数师生在三桥胡村开了个会,告诉大家高安快解放了,不要害怕，不要听信谣言,要积极迎接解放。当时高安县城有钱的,当官的纷纷南逃,我们毕业班的同学大都领了毕业证离开了学校回家,我仍留在学校。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四日高安解放了,我跟着欢迎队伍贴标语,扭秧歌,满街狂欢。

投身革命 经受考验

　　刚刚拿到师范毕业证书,满脑子毕业即失业的思想包袱越背越重的时候,高安解放了,心情无比喜悦。解放后三天，我即正式参加工作,在县人民政府和老同志一块儿,接收伪县政府、伪银行、县城的中小学校,后确定在文教科任科员。初期,经常深入农村,做群众工作,借粮支援前线,搞减租减息，剿匪反霸。

记得一九四九年冬季至一九五0年春季,我们几个新干部随同县人民政府县长潘望峰、科长刘祥兆在燕溪一带工作，生活异常艰苦,群众觉悟不高,对人民政府的干部心存疑虑。白天不给正常的饭菜吃,吃发臭的生蛆的霉豆腐、菜粥、糠饼,装穷叫苦。我们白天吃不饱饭,晚上睡不好觉。坏蛋、土匪经常骚扰破坏。晚上开完会,已是十二点多钟了,精疲力竭,刚要入睡,则村村鸣锣狂叫:“土匪来啦!"我们则扛枪往麦地里躲,窥测动向,放几抢把敌人吓跑。

党对新干部的培养提高极为重视。我曾参加过两次离职进修:第一次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0年二月,在江西省文干班学习,主要学习“形势与任务”、解放区文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土地改革的政策、怎样划分农村的阶级成份。参加学习的人员均为各县送去的文教干部,大都是南下同志,本地人只有我一个。大家互不认识,但都和睦相处,亲如家人,互相帮助，共同关心,使人深感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第二次一九五四年二月到武汉参加中南行署举办的六省二市文教干部学习班，附设在华中师范大学内,作为华中师大的一个班,学习期限原定一年,直属中南行署教育部,后因中南行署撤销,我们于一九五四年十日结业回县。

一九五四年,全国遭受特大的洪水袭击,我回县后即参加南昌行署组织的民工团,赴新建县修复水毁工程。工地在鄱阳湖畔,数九寒天,满目疮痍,生活极端艰苦,周围没有一幢民房,住的全是我们自己用稻草盖起的工棚。我们天天在风雪中战斗,冰天雪地,交通断绝,吃、穿、用全靠空投。我在团部工作,民工思想混乱,晚间潜逃,思想工作艰巨。

一九五0年至一九五一年,我参加了两期土改,先后在杨圩、上湖两地,历时六、七个月。土地改革是个惊天动地的阶级斗争,工作不分白天黑夜,甚至通宵达旦,深入群众、发动群众、访贫问苦、扎根串连,斗地主、分田地,搞得轰轰烈烈,翻身农民高呼:“共产党好,毛主席亲!"在土改中我入了团。接着把我留在县委土改委员会办公室工作。根据土改工作的重点,随时转移,南征北战,搞了一两年。一九五三年春,我提拔为文教科副科长,一九五六年改任为文教局副局长,从此才真正坐下来搞文教业务。

生死搏斗的二十年（1958-1967）

　　城市和农村的民主改革告一段落,革命形势一天比一天好,生活也逐渐舒服。天天跑农村转为天天坐机关,搞业务。

一九五三年十月,我和许兰芬结婚,算是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庭。一九五四年十月,大儿建华出生了,喜得长子,心情无比激动。兰芬没奶,不会带小孩,工作又忙,请了个奶娘。一九五六年七月,美华又问世了。我的工作由文教科副科长改任为文教局副局长,可谓工作称心,生活愉快,干劲倍增。

谁知好景不长,随着党的整风运动开始,我则大祸临头，祸从天降。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傍晚,兰芬临产(二儿祖华出生),我送她入院分娩,我身后还跟着两个人监视我，神气十足。当时,我问心无愧,也就不理睬那么多。结果,每况愈下,人身无自由,医院也不能去了。老婆生崽也不能在旁照料。举目无亲,她们吃什么?钱从何而来?一概不知。我请了一家小吃馆的老板,蒸了一只鸡送去医院;内心痛苦，实难言表。兰芬和孩子的安危,也不得而知。只好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

惨绝人寰的大辩论开始了,其实就是斗争。几个昧着良心的家伙混淆是非,胡编瞎造,无中生有,照套报纸上的言论，把一些工作上正当的作法,硬说是我的反党行动,毫无实事求是的精神。我全盘予以否认。他们接连整了我四十五天,斥责我不老实,把我划为“极右分子”。从此,往日的同事,甚至亲密的朋友,都视若路人。我躲在房间里,白天扫厕所,晚上写检查,有时抽到下乡搞点中心工作,等待处理。

一九五八年二月,副县长何凤斌找我谈话,要我到相城垦殖场去劳动。相垦有血吸虫,我不同意去。我要求回家务农。何县长说:“你这又何苦呢?革命还有不犯错误的?你别急，待我和县委商量再定。”过了几天后,何县长对我说:“你去华林垦殖场和上山干部一块儿劳动,可以吗?”有什么可说的呢?我勉强同意了。

县政府管整风反右的人,毫无人道,事先不打个招呼,临走那天早上,突然通知我收拾行装,准备离开县政府,去哪里也不清楚,连跟老婆孩子告别的机会都没有。我急匆匆地随手拿了被褥和几件换洗衣服(大部分东西都丢在房里),走到姚家站(当时的汽车站),抬头一看,坐在那里的人全是各单位送去的“右派”,个个双眉紧锁,人基本上都认识,但互不作声。片刻,领导小组的人宣布发落:我去华林“劳动教养",每月生活费25元,保留供给。汽车只能到达村前,距华林还有20公里左右,山高林密,崎岖不平,人可走,车不通。天啊,怎么办?行李不多,可要拿去华林真不容易。幸好同去的人都是机关干部,论体力差不多,心情彼此都一样。大家跌跌撞撞,快天黑才到华林,腰酸腿痛肩膀肿,还要整理床铺,吃晚饭,谁也不理你,更谈不上有人帮忙,只得暗自流泪。辗转反侧,一夜未眠,想到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是死是活很难说,老婆、孩子怎么活?……

山区日短夜长,天黑得早,天亮得晚。第二天参加平生以来最艰苦的劳动挑塘泥。铲塘泥的人全是所谓的革命干部，挑塘泥的人多为“老右”。一担塘泥究竟有多重,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挑塘泥的赤着一双脚,挑着一担泥,实在受不了，对谁说?只有边走边摇头,边走边叫天。垦殖场秦光(老干部,游击队长,又名黄晓春)原是县政府卫生局长,我是文教局长,老同事。为了暗中照顾,他叫我上山放牛(两三头牛),当时我真喜出望外,却不知深山密林放牛的难处。牛上山后,乱跑乱钻,有时不易找到。一天下雨了,我准备收牛回场。一条牛在悬崖峭壁上吃草,它见我去后,吓得往前走了一步,跌入深坑,牛死了。天哪,这怎么得了!一定得罪上加罪,说“右派”搞破坏,谋害耕牛,肯定要挨批受斗。果然不出所料,晚上开斗争会斗争我。随便让他们说去吧,我一声不吭。有的人还说要我赔牛。我每月25元,不吃饭也难赔。我胆战心惊，无路可走,于是去找场长,场长说:“老胡,我们是老同事,我知道你不是坏人,你们高安不是有句土话:'放牛崽怎么赔得牛起!’不要怕,让他们说去吧!”

牛不让我放了,要我改行养猪。养猪组原有两个“右派"，一个女孩小“右派",学生出身,名叫许彩云,早就认识,为人老实。另一个是血防站徐医师,医术有一套。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是个好人。负责养猪的是个“革命干部"。这个人是个嫖客,据说这个人后来谋妻杀子,被枪毙了。可他待我较客气,经常带我打猪草,从未批评过我。我和老徐常常研究医治猪病,颇见成效,场领导还表扬过我们。

在华林垦殖场劳动了约一年半左右,历尽艰辛,上山扛毛竹,掮木料,放牛、养猪,挖木炭窑,烧木炭……一九五九年九月,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调我教书。共大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劳动时间多,上课时间少,可以说主要是劳动。作为教师,劳动要走在学生前面,还要时时关心学生的安全。分配教学任务，开始要我教语文,最合我的心意。教了一两个学期,学生也认为我教得不错,蛮受欢迎。不料又来了个新花样,说上级有规定:“右派”不能教语文、政治等类课程,防止灌输反动思想。没话可说,听之任之。后改教数学。共大的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小学、初中生居多,高中生极少。教材也是根据这个水平编写的。初教时困难不大,小学、初中课程稍钻一下,便可胜任,随着教学的进展,高中、大学的内容都有,自己不懂，怎么教人?我正为这个问题犯愁、难过,“吉人自有天相",上级派来了一个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的数学教师,姓赵,名字我记不起来,住在我隔壁,江苏人,年轻有为,为人和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当过伪乡长,枪毙了,思想包袱较重,常到我房里来玩,我告诉他我是“右派”,请少接触,免受牵连。他说不怕，他对我说:“数学教学上有困难,我帮你。"从此,我们俩常在一块儿钻研教材,解决疑难问题。有时我先听他讲课,然后自己再去讲课。教学上就这样应付过去了。学生反映教得好，学得懂。这真要感谢赵老师!

一九六二年元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了,原华林垦殖场场长秦光同志下山后,任中共高安县委统战部长。有一天早上亲自给我打电话说:“告诉你一个特大喜讯,你的“右派”帽子经上级批准摘掉了。你这么多年受苦了!快过春节了,上高安来看看老婆、孩子……”顿时,我欣喜若狂,泪如泉涌。不久,中共高安县委书记毛端草同志到共大视察工作,指示学校把我的工资由 25元提高到45元。学校领导提出还有其他几个摘了帽子的“右派”也应增加点工资,毛书记说:“他们怎么能和老胡比呢?老胡是对高安文化教育事业作过巨大贡献的嘛!"随后,工作也重新作了安排,要我任林学系主任兼场长,管理全面生产。

国家经过一阵浮夸风后,民不聊生,到处都有外出逃生的人群,湖南人居多。我趁着这个机会,大量招兵买马,收罗了几十个工人,大都有一技之长的,有木工、篾工、锯工、伐木工、打铁工,成立了几个车间,搞按件计酬。做过棺材、樟木箱、竹垫子、竹椅子。什么产品走俏,我们就组织工人赶做什么,甚至卖原材料(毛竹、杉木),也卖半成品(坑木、樟板、松板)。成天络绎不绝的客户上门,轰轰烈烈,火爆极啦。.

这时,学校领导对我比较信任、支持。学校总支书记徐钦民、张益之,系支部书记涂传玖,我们之间亲如兄弟,亲密无间。不久调我到校本部(雷锋岭)生产科工作,涂传玖任科长，我为办事员,作全校生产计划,写总结材料。记得有一年,我们试种的汕菜育苗移栽,在全县出色,邻县有名,招来不少人参观取经,轰动一时。

社会不稳定,今天搞这个运动,明天搞那个斗争。学校的领导也随着波动、撤换,我的命运也跟着随沉随浮。这时调来了个黄宝罗任学校总支书记。这个人我早就认识,当过区长、区委书记,爱耍两面三刀。要你时夸你,说:“老胡写的那篇汇报材料,毛书记听后赞不绝口。”运动来了,就把这些历史有点问题的人拿出来作替罪羊,无事生非,批你斗你,算老账。我对他非常不满。自此他要我写材料或作什么,我则反唇相讥，他却无奈我何。

根据上级指示,一九六三年四、五月间,县委统战部通知我到宜春社会主义学校学习,畅谈思想。过“三不”主义生活(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途经高安,还未进家门,在大观楼前碰上人民医院医疗股长徐世民。他说:“你赶快去医院,你儿子祖华刚发病危通知书。"晴天霹雳,我差点昏倒。我拖着徐股长返回医院,兰芬正哭得死去活来,我暗自叫天,世界上竟如此不公平,倒霉事尽往我头上堆来。接着组织抢救，大量输血,以血凝血。不久,祖华即苏醒过来,眼睛微睁,对着妈妈微笑,叫了一声久违了的爸爸,下午则在床上玩,我如释重负。后经了解,祖华和刘元伦老师的儿子同去学校,刘元伦老师的儿子把祖华推倒了,嘴巴碰在石头上,出血不止。兰芬即带他到校医疗室医治,谢医师给祖华擦了药,说不要紧。结果晚上流了很多血:枕头上,建华脸上都是血。大家吓慌了，急忙送医院。建华哭着一面送弟弟,一面把自己过生日妈给煮的两个鸡蛋全部给弟弟补身体。那时候,平日哪有鸡蛋吃啊!在那惨无人道的日子里,生活再苦,谁会同情你,医生也不会好好的给你看病。兰芬工作任务繁重,还拖着三个孩子。抬头遭白眼,低头愁工作,愁家务,愁没钱......幸好兄弟姊妹和睦友好相处,从不争吵,这样,我就放心了。第二天,我只有横下一条心,到宜春去学习。

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九六六年四、五月间,浩劫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妖风刮到穷乡僻壤的山村,共大停课闹革命。狗屁不通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整个校园。学校无人管事,没有事干。时下春耕在即,我则天天往农场里跑,耕田耙地,浸种育秧,潜心钻研农业技术,掌握过硬本领。什么也不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了一段这样逍遥的生活。可能是一九六七年九、十月间,突接一个致命的消息,说大儿建华在太阳血防站住院,已发病危通知书。我五内俱崩,不知所措。学校学生(造反派)当权,请假也容易。天黑路遥,交通不便，半夜还得横跨锦河,人地生疏,怎么办?造反派出于良心的驱使,在全校学生中代我找了两个太阳这边的学生做伴,学校派拖拉机(自己出钱)把我们送到杨墟。正好富生在杨墟小学小英处,已入睡多时,听我叫声,立即起床,同我步行至太阳。夜深人静,披星戴月,人累肚饥,天快亮才抵达太阳。建华高烧40度零3昏迷多日,兰芬泪如雨下,血防站催着转院。我看到建华危在旦夕,转院又身无半文,建议血防站就地抢救。天老爷开眼,建华转危为安,谢天谢地!

生死搏斗的二十年（1968-1978）

　　世界上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古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运动一个接一个,斗争越来越残酷,越来越没有人性。一九六八年五、六月间,“三查"运动开始了(又称清理阶级队伍),一天下午,将一个家庭出身为恶霸富农的学生金华民,用绳索悬于梁上,一帮暴徒大打出手,打得金华民呼爹叫娘,说他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兴华党”。这个可怜的孩子数次逃跑,终被抓回,屈打成招。金华民为了苟全生命,把学校出身不好的教工全部报为反革命,我也有个名字。顿时祸从天降,集体住进牛棚,日夜有人监视,无人身自由。

斗争开始了,革命、反革命这个有着鲜明区别的名词,这是生与死的分界线,岂可等闲视之。我被打得遍体鳞伤。我宁肯打死,也不敢苟同。最后他们下毒手,用绳索捆着我两个大拇指,每只脚上还绑着两块砖头,悬在屋梁上。我全身汗水如注,两个拇指皮全脱光,人昏死过去,他们则用冷水浇我身，醒后继续吊打,接连搞了四、五个晚上,残忍至极,惨绝人寰。全校每个教室都在打人吊人,整个校园人心惶惶,恐惧万分。有人说xxx自缢了,有人说xxx活活打死了。这时,我也想到以死了之,刺喉管的剪刀已拿好了。但犹豫再三,考虑两个问题:一是给造反派留下栽赃的理由-“畏罪自杀”,我死不瞑目;二是老婆孩子黑锅难背“反革命家属"。我宁愿硬着头皮让他们打死。之间,我曾找驻校军代表。他们热情接待我,并说:“哪有这么多反革命!不要怕,我们心中有底。他们打你吊你,你就承认,过后你可以翻案嘛!"

“四人帮”推行愚民政策,学校解散,“臭老九”(老师)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历史悠久的高安中学,搬到农村,与共大合并,领导力量加强了,武斗乱来的骇人的场面有所收敛。但一些胡作非为的事情仍时有发生。一群歹徒写了几句乱话,什么“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人们反对我，应该,应该……"令我谱曲,天天早敬、晚敬时,全校牛鬼蛇神集队齐唱,简直是胡说八道,侮辱人格,令人啼笑皆非。

高安中学搬来共大后,兰芬和孩子们(建华还在田南)都来了。劳动、学习时可以见面,但不能接触,不敢说话。兰芬瘦了,孩子们也瘦了,叫人心酸。这些年不知他们是怎样熬过来的,横遭迫害,受尽折磨,往日熟人成路人,亲朋不敢来往，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贤爱有时冒着风险送点土布,兰芬把它做成被套,给我做成劳动服寄给我。贤爱真是个好人呀!我可以说,对党对人民,我光明磊落;但对家庭,我是有罪的。一家人的生活,孩子们的抚育,全压在兰芬一人身上,兰芬却毫无怨言,真是贤妻良母。

在那凄风苦雨的年代里,像我这样的人,早就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了,为何我还安然无恙呢?这个功劳应全归兰芬了。她孤身一人,倍受欺凌。造反派把她污蔑得面目全非。酷暑炎天,窗户被大字报封住,不让打开,一家人全闷在屋子里。生活困难,钱无来源。口粮不足,她自己吃粗包菜皮,让孩子们吃大米饭。布票无钱买;把它送给别人,自己穿破衣烂裳。工作压力大,家务纠缠重,经常泪水洗脸,苦不堪言。情况稍有好转,儿女们长大成人了,建华要跳出苦海(离开血吸虫地区),夫妻工作安排,祖华夫妻工作调动,卢银弟工作调动;全靠她今天上八景,明天跑丰城,找县里领导,找省里官员,不辞辛劳。连县人大主任陈世柳同志都深表同情地说:“你为了儿女,鞋子都跑烂了几双。”美华身患重病,想方设法送进医院，经济极端困难,她又毅然提前退休,让美华接班。她没有参加工资调整,没有参加职称评定,至目前,她还是一九六三年的 工资。她心地善良,意志坚定,对子女,对学生鞠躬尽瘁,无私奉献,她的确是个好妈妈,好老师,我的好伴侣。功不可没。这是天作之合,天赐良缘予我也。

冤有头,债有主,反革命案平反昭雪了,我这条狗命算是偷生了。一九六九年九月通知下放杨墟乡四美大队直塘村。我经常反复捉摸自己,我是一颗报废的种子,抛落在这穷乡僻壤,只好用劳动来慰藉我这伤透了的心灵和忘却那些从天而降的苦难。每当只身独处或夜阑人静之时,那些忧伤又会从心坎里涌出,使我辗转反侧,难以成眠。我在这穷山沟里，足足种了两年半的田,天天和农民一块儿劳动。他们会做的,我全会,甚至比他们做得精,比他们做得更科学。他们不会做的,我也会做,我教他们怎样做。农民好。在农民眼里,我是个好人。我的一家人都受到尊重。有成果他们会称赞。生产队长龚怀也经常讲:“老胡来了以后,我们队里没有坏过禾种，没有烂过秧,真有本事!”在这里,我决心做个农民,以劳动来养活自已,养活一家人,心情稍感舒畅。苍天有眼,小儿国华一九七0十月降生了。我心满意足,一家人和和乐乐过田园日子算了。

一九七二年四月,上级通知我去杨墟中学教书,生产队长还跑到公社找领导,要求将我留下。有人向我祝贺,我丝毫不感到高兴。社会不安定,人心不古,学校也没有个正道。上课读报纸,读《毛主席语录》,一不小心,祸福难卜,能留农村也好。万一要去学校,尽量争取不教正课,干脆教《农业基础知识》,兼管学校生产。在杨墟中学四年多,在石脑中学三年多，心情比较舒畅。一家人在一块儿工作、生活,从此,结束了牛郎织女的生活。在杨墟中学,我试种的马兰瓜,震动了整个杨墟,瓜大味甜,大的一个30多斤,小的也有七、八斤,远销到铜鼓等地。在石脑中学,我种的山东大白菜,品质优良,个头挺大。在学校,我勤勤恳恳工作,领导满意,群众反映不错。在石脑工资调整时,经群众投票,给我增加了一级工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拨乱反正,无论是国家的形势,还是家庭生活,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偏偏老父在这个时候辞世了(1978年11月27日),享年 85 岁。我在旁送终，第二天兰芬带祖华去了。一切由贤爱操办。我这个吓破了胆的人,不敢穿孝服,不敢放声哭,就这样按一般常规把父亲安葬了。老父这一生,中年时期,忙于成家立业,晚年时期受尽折磨,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我这个不孝之子,泰山压顶,老老实实。我想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定会谅解儿子的苦衷。

二十年,不平凡的二十年,这是个使人变成鬼的二十年，是个受尽人间折磨吃尽人间苦头的二十年，是个不堪回首的二十年。经受的苦难足以使一个人灵魂麻木，不麻木的人也许早就死去了。我没有死,也许就因为麻木……

晚霞 余热

　　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遭遇磨难,并非是坏事,因为经历本身就是一种财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救了一大批濒临死亡的人,也给了广大知识分子施展才华的机会。一九七九年十月,我调回阔别二十余年的高安城。在县教育局筹办教具厂,驻守南昌,买设备,请师傅。刚刚快要投产,组织上通知我到高安中学任总务处副主任。总务处是学校的后勤部门，它必须为师生服务,为教学服务。在职期间,我着实做了不少实事:栽树绿化了校园,师生提前用上自来水,家家添置了液化汽灶。一九九九年以前盖的高楼均是我参与设计、监理、施工。一九九一年,我几经周折,批准了离休,享受副县级待遇。一九九二入党,《江西日报》社记者专程采访了我,发表了一篇较长的报(见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一日《江西日报》第三版《风雨难摧信仰,暮年终偿心愿-一老教师胡贤竹喜入党》)，市文教系统还为此专门召开了大会,要我作经验介绍。一九九二年教师节,教育局还评我为县先进工作者,通报全县。离休后,学校继续留用我八、九年,直到一九九九三月,我才正式休息。

人生易老天难老,从风华正茂到两鬓白发仿佛只是一瞬间的事。可惜了我二十多年的大好时光,有力不让使,任人宰割,任人诬陷,冤冤屈屈半辈子。

我的前半生,过得很狼狈,活得很累,不堪回首。晚年聊以自慰的是儿孙满堂,生活幸福。眼下子女都有工作。三个儿子两个副科级,一个副处级;三个儿媳,一个中学一级教师，一个中学高级教师,一个硕士,女儿为小学一级教师。孙辈也都不错。他们一个个各得其所,生活美满。写到这里，我要衷心感谢党，感谢邓小平同志！我要高呼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

后  序

　　谨以小诗作结:

华林山区二十年，

苟延残喘命保全。

改革开放结硕果，

子孙后代谱新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