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干涸的大地

踏着星星走来 书海行㬢

11：“干涸的大地”

我考入韩张高小读书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生产队的集体大食堂偶尔管一顿饭，但平时各家各户还得靠自己做饭。

学校离家三里多路，我和二姐赵庆珍每天三顿饭都得往家跑，一天来回六趟。夏天，早餐多是前一天的剩菜汤。母亲会把汤盛进一个手提瓦罐，挂在树上——一来是为了让它自然凉透、防止发酸，二来也防小动物偷吃弄脏。早晨我和二姐一起提着罐子到学校，放在笼上蒸一下，一人分一半，就是早餐。可有几次，也许罐子没刷干净，汤已经发酸变质，我宁可饿着也喝不下去。二姐却舍不得倒，捧起罐子很快喝完——她怕浪费。

我清楚的记得，有天中午没回去吃饭，二姐给我带来两个肉包子，喜出望外，简直就是做梦。我想这次大锅饭破天荒了，只能一人一个，不可能每人两个，可是姐姐一再肯定的说就是两个，我狼吞虎咽的吃了一个，第二个犹豫不决，心里明白姐姐舍不得吃，她一在催我，问一起来的女同伴也如此回答。我将信将疑的吃了，还没吃完，在身边的桂琴姑说：“一人就是一个，你姐骗你的，怕你不吃。”

“那姐姐吃啥？”“能吃啥啊！饿了喝水当饭呗！”

我羞愧难当，恨自己太馋了只顾自己享受。每当回忆这段历史就泪流满面。

想起我们月光下，和几位姐姐的闺蜜去河北省翻红薯萝卜，姐姐是女英雄，每次我们都翻得最多，两袋子，满载而归，她们都很羡慕，反问自己为何找到的少。回到家还要整理，一天夜里点灯干活，瞌睡着了，灯头把簸箕点着，烟把我们熏醒，马上扑灭，可是留下一个洞，成了纪念。

二姐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算术，每次考试都是全年级第一。但家里供不起我们两个人读书，再加上重男轻女，她只好辍学。太可惜了，真的是埋没了一个人才。

一次放学路上，碰到村里的小朋友翻红薯回来。他说：“还上啥学啊？你看我翻了一大袋红薯，够一家人吃六七天。”我笑笑没说什么，但他的话倒提醒了我：我也可以帮家里减轻点负担。听说玻璃能卖钱，我就开始在放学后四处捡废瓶子，攒了整整一大篮，兴冲冲地去卖。期望很大，回报却可怜——那么一大堆，才卖了五分钱。来钱太慢，这条路走不通。

我又转向养羊。周末和假期去放羊、拔草、摘枣树叶，但这些活太占时间，影响功课。最后只好忍痛把羊牵到集上卖。有个人走过来对我说：“小朋友，卖羊吗？咱换个地方交易，不用交手续费，你也能多赚点。”第一次做生意，我没经验，就信了他。羊卖了七块钱。回去路上闻到白面馒头的香味，实在诱人，我狠狠心花一块钱买了一个，几口就吃完了。还想再吃，但不行，钱得交给家里。于是又买了一个带回去。

虽然没赚到什么钱，但也没灰心。之后我又开始养小兔，平时拔点草，用家里的青菜、萝卜缨喂它们。第一窝生了两个小兔，后来最多一窝生了十只，我特别喜欢。可惜后来兔子生了癣，很难治好，心疼也得全部卖掉。

手里终于有了点零钱，母亲就炒茄子给我当午餐，让我带到学校。我总舍不得一次吃完，剩下部分就放在教室的天窗台上。有一次几天后才想起来，天热，茄子早已变质，气味恶心难闻。本该扔掉，但我不忍心，强迫自己吃下去。没想到，从那以后，一闻到茄子味我就呕吐。茄子的“怒吼”让我十多年望而生畏，一口茄子菜都不能吃。

茄子的气味让人心情沮丧。但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捡到一个小布兜，打开一看，里面有二十多元人民币和两盒银针。同行的同学说：“这下你发财了，银针也能卖不少钱！”我说：“这肯定是针灸医生丢的。我母亲扎过针，医生没了工具一定很着急，得尽快还给他。”

到家后，母亲知道了也说：“不知是哪个先生丢的，怎么找到他呢？”我说：“天晚了，明天我交给学校处理。”

第二天我正要交给老师，有同学说：“你真傻，都穷成这样了，还想图个好名声？”我说：“我没想那么多，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大夫比我们着急。”

过了很久，一点消息也没有，有人就说：“你看，好心白费了吧？学校一点动静都没有。”实际上，我自己都快忘了这件事。

直到一个周六下午，全校在操场开表彰大会，校长给我戴上了大红花。

那天心情特别好，放学后我随意走走散心，不知不觉走到粮管所。这时感觉饿了，就走进院里想找点吃的。院子里没有人，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突然，我在广场边发现好大一堆花生壳，走过去扒了扒，竟找到些秕花生，偶尔还有饱满的——简直是宝藏！我爬到大垛中间，坐在那里专心挑拣起来……

一阵微风把我从梦中唤醒，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醒来已是满天星斗。挑花生的地方已被我掏出了一个大洞。我踏着星光回家，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花生之夜”。

说实在的，我吃的苦和同龄人相比还算幸运。我们班有一位姓寇的同学，很聪明。有一次周六布置了作文，周一老师提问他，他拿起一张纸就滔滔不绝地读起来。老师越听越觉得不对——他读了很久却没有翻页。走过去一看，他手里拿的竟是一张白纸。老师一把将白纸夺过去，撕得粉碎，言辞极其严厉地批评他。逼问之下，这位同学才道出实情：

原来，他之前和姐姐一起上学，但因为家境困难，姐姐退了学。每到周六下午，姐姐就在校门外等他，然后两人一起提着棉布袋，去山东讨饭。后来姐姐为了缓解家里的饥饿，嫁到了山东，换回了半袋红薯干。

那时河南的干部特别“左”，搞大锅饭，不准家里冒烟，还派搜查队挨家挨户翻箱倒柜，但凡有粮食面粉统统拿走。有的人家只好把仅有的一点食物用瓦罐埋在地下。山东情况稍好一些，所以很多人在后半夜偷偷组团去山东要饭，用衣服换点吃的。也有些姑娘，甚至已婚妇女，为糊口干脆嫁到那里，名义上是出嫁，其实是自卖自身。

白天干部在路口设卡，不准人去要饭，说是“影响形象”。有些人干脆整天躺着不动，省得消耗体力。有人饿得浮肿，也有人不知什么时候就悄悄离世了。

我记得一位按辈分该叫奶奶的老太太，牙都掉光了。有一次她在衣服里藏了一块红薯，被搜出来。大队长当着全村人的面，逼她当场吃完。可怜的奶奶，牙咬不动，就用指甲一点一点抠着吃……那些人真的太无人性了。

而这位同学，一直坚持边读书边要饭。每到周六，他就一个人趁夜去要饭。家人要求他：讨一天饭，得够全家人吃六天。除了自己要粥汤充饥，重点得要能存放的食物。如果要得少，就在路过姐姐家时添补点，但去得多了，姐姐也没好脸色……

他这样奔波，根本睡不好觉，更没时间写作文。

教室里安静得可怕。他感到自己最痛的隐私被公开，太丢人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来学校。

短短两年高小，我在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中度过。这些艰辛的故事，串起了那段岁月，既锤炼了我的身体，也雕琢了我思想的璞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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