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团往事~110

十八子

第一百一十章：返城之路（终结篇）

内蒙河套地区的冬天总是来得格外早。刚进十一月，寒风就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冷得人根本伸不出手。广袤的大地一片萧瑟，往日里挺拔的白杨树，早已被风沙收拾得干干净净，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在风中摇晃，像是在诉说着冬日的寂寥。这是我在这片土地上度过的第九个寒冬，宿舍里的炉火烧得很旺，跳跃的火苗将屋子烘得暖洋洋的，可我的心里却满是凉意，那是对未来的迷茫，也是对故乡的思念。

时间回溯到1970年，那时的我还是个懵懂少女，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怀揣着一腔热血，加入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到了这片辽阔的边疆大地。如今，十年时光匆匆而过，我所在的原内蒙兵团三师二十二团，早已改制为农垦管理局下属的狼山农场。想当年，这里何等热闹，来自不同城市的知青，意气奋发，怀揣梦想建设边疆，流血流汗无怨无悔。顶峰时期知青有五千多人在此挥洒汗水，可到了1978年11月，只剩下两千多知青还坚守在这里。

一切的转变始于1978年十月，中央召开了第二次知青会议，放宽了知青回城就业的方向，这也意味着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式终结。消息传来，知青们沸腾了，一股返城浪潮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已然势不可挡。农场里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每个人都在谈论着返城的话题，空气中弥漫着期待与不安。

最先通过各种关系返城的是包头知青，他们大多通过招工、病退、上学等途径离开了；北京知青也走得很早，托关系调动回城的占了多数，病退和上学的也不在少数；而天津知青因为1976年唐山大地震，大部分都回了天津，病退、上学、招工顶替，几乎没剩下几个人。最后留在农场的，除了原场职工，就只有青岛、上海和保定知青了（1979年1月23号国务院下发文件，到1979年6月份所有知青开始大返城）。

我在农场医院工作，每天都能听到各种关于返城的小道消息。家里也几次来信，催促我赶紧想办法回天津。看着身边的同伴一个个离开，我的心也愈发急切。可我和别人不同，因为我早已提干，不属于知青管理范畴，这让返城之路变得格外艰难。

无奈之下，我先找到了候久梅副院长，向她咨询回天津的办理手续。候副院长听完我的情况，面露难色，告诉我提干人员的调动不归医院管，让我去找农场管理部门。我抱着一丝希望跑去找农场管理部门，可结果依旧是一无所获，他们对我的诉求推三阻四，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答复。

后来，我又鼓起勇气跑到陈景华院长家，恳请医院能帮我办理回天津的手续。我坐在陈院长家的沙发上，把自己的难处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言语间满是恳切。可陈院长只是叹了口气，说此事难度极大，医院也无能为力，我的心再次沉入谷底。

就在我近乎绝望的时候，事情有了一丝转机。一天，场部管人事的闫玉梅（大家都叫她二梅）来医院找候医生。候医生见状，连忙趁机向她询问我的情况。两人一番交谈后，终于得出了结论：想要回天津，必须先到农管局找人帮忙，把我的干部身份退回到知青身份，然后回天津开具调动函，再由农场审批通过后报到局里，局里通过了，才能回农场办理后续手续，最终落户天津。

这一道道门槛，像一座座大山压在我心头。为了帮我办理手续，家人来回跑了两个来回，四处求人，费尽了周折。直到陈景华院长终于松口放行，我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

当我办完所有手续，站在医院住院部库房，开始交接物品时，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那些年在医院里忙碌的身影、学习的场景一幕幕涌上心头，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这个时候，已经是1979年初了。

离别那天，候医生拉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她的眼神里满是不舍，我知道，这份情谊是我们在几年的相处中，用时光和汗水浇灌出来的。回首在兵团的这些年，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女，成长为一名掌握了一定技术技能的护士长。岁月的洗礼，让我褪去了青涩，变得成熟稳重。兵团医院的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我的脚印和学习奋斗的身影。

近十年的知青生活，兵团往事如烟。如今，我早已老去，每每和老伴谈起那段岁月，依旧觉得津津有味、历历在目。那十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我把自己的大好青春奉献给了这片辽阔的边疆大地。虽然也曾有过艰辛和迷茫，但这是我们无悔的选择，这段经历也让我在以后的生活中受益匪浅。

如今，我们虽已年老，但在梦中，那颗兵团战士的心依旧炽热。我爱巴盟的山山水水，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我的青春与回忆，永远是我最渴望的第二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