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茅子”

冰客

文字撰写：冰 客

插图绘制：刘现辉

　　“茅子”，是老家农村对厕所的专属俗称。这两个字听着土气，却是家家户户离不开的地方，关乎着“人生三急”，藏着历代人最鲜活的乡土记忆。

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印象里的茅子分两类。一类是连着猪圈的，土墙把茅子和猪圈隔成两个空间，茅坑的粪便能直接掉进猪圈，成了猪的“口粮”之一；另一类是独立的旱厕，孤零零地建在院子的西南角。不管是哪种，建筑结构都简单得很——用黄土夯实的土坯垒起半人高的围墙，盖个半露天的顶子，就算是个“私密空间”了。

那时候上茅子，不像现在有专用的厕纸。几乎每家茅子的墙角都放着几块土坯，大便完就拿一块摔碎的土坯擦屁股。偶尔遇上土坯用完了，就只能撅着屁股在茅子的土坯墙角从下往上蹭。这方法虽原始，却非常实用，只是下次蹭之前，得先用鞋底把墙角上风干的“屎疙疤”涂擦干净，不然硬邦邦的屎疙疤能把屁股眼划得火辣辣的。

一家子共用一个茅子，难免会有尴尬时刻，于是村里人慢慢摸索出了“暗号”。要是老公公在茅子里方便，就把腰带搭在茅子入口的围墙上，儿媳妇路过看到腰带，就知道里面有人，会悄悄走开；要是儿媳妇在里面，公爹走到茅子附近，会故意干咳一声，里面的人听到了，也回一声干咳，彼此心照不宣。这简单的默契，藏着农村人朴素的相处智慧。

连着猪圈的茅子，为了防止小猪从茅坑钻出来，茅坑会垒得特别窄。晚上黑灯瞎火去上茅子，眼神不好就容易拉到茅坑外边。所以在茅子的角落里，总会放一根长约一米的木棍，专门用来把拉在外面的粪便戳进茅坑里——这也是“戳屎棍子”的由来，后来也被叫做“搅屎棍子”。谁也没想到，这个农村茅子里的简单工具，后来成了现代汉语里的贬义俗语，用来指那些搬弄是非、破坏集体秩序的人或行为，倒也透着几分形象的讽刺。

独立的旱厕没有猪圈“消化”粪便，除臭和防蛆虫就成了大问题。那时候没有现在的洁厕剂，村里人自有土办法——往茅坑里倒草木灰。家里烧火做饭产生的草木灰，掏出来装在簸箕里，每次上完茅子就撒上一层。草木灰能吸收粪便的潮气，还能抑制臭味，更能杀死滋生的蛆虫。夏天走进旱厕，闻不到刺鼻的臭味，反而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草木灰味，这是现在的卫生间里再也找不到的味道。

我的高祖父是举人，曾祖父是私塾的先生，我小时候家里有不少线装书。那时候不懂事，觉得线装书的纸又软又厚，比土坷垃好用，时不时就偷偷撕一本当手纸。奶奶每次发现后会一边阻止一边念叨：“这是你老祖宗留下的宝贝，可不能这么糟践！”可我哪听得进去，依旧趁奶奶不注意就撕上两页。现在想来，那些书里说不定有珍贵的古籍，就这么被我当成了“厕纸”，心里虽满是后悔，却再也找不回来了。

后来到衡水上学，又经历了一件和“茅子”有关的荒唐事。有一年冬天，我去电力局家属院找同学，刚进家属院突然肚子疼，就跑去家属院的公厕。提裤子的时候，上衣兜里的新华字典没放好，“扑通”一声掉进了茅坑。那时候的公厕是蹲坑，坑不深，我顾不上脏，伸手就把字典捞了上来。此时字典已经被尿泡湿了大半还沾着屎，透着一股臭味。我拿着跑到家属院的水管边，反复冲洗了好几遍，可字典浸水后变得肿肿的，我拿着字典反复挤压，却还是比原来厚了一半。放学后我把字典拿回家放在炉子边烘烤，又在上面压了块砖头，想让它恢复平整。结果字典受热后，蒸发的水汽里全是尿骚味，整个屋子都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即便如此，这本字典我还是用到了初中毕业，每次翻页都能闻到那股挥之不去的骚味，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非常好笑。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我在场馆里偶遇了好朋友李建民。那天中午我请他在场馆内吃自助餐，餐后他想上厕所，就操着一口纯正的安平话，故意逗志愿者：“你们这儿的茅窖子在哪儿？”志愿者愣了半天，摇摇头说听不懂。李建民又改口说“茅子”，志愿者还是一脸茫然。最后他特意改用普通话问：“你们的厕所在哪儿？”旁边的志愿者听了，笑着说：“先生您好，我们的卫生间在前面左拐的位置。”

李建民烟瘾很大，可世博会场馆内不允许带打火机，却可以在室外吸已经点燃的烟。他上完卫生间，竟在里面把四支卷烟的过滤嘴决断接在了一起，点燃后用手举着出来的时候，长长的烟卷像根小棍子，把旁边的志愿者逗得哈哈大笑。我看着他举着烟卷的样子，突然想起了老家茅子里的“戳屎棍子”，忍不住也笑了起来——原来不管是农村的“茅子”，还是城市的“卫生间”，总能发生些让人忍俊不禁的事，这些事串联起来，就成了岁月里最生动的印记。

如今村里的茅子大多早已改成了干净整洁的卫生间，土坯墙变成了瓷砖墙，土坷垃换成了柔软的厕纸，再也没有了草木灰的味道，也没有了那些关于“暗号”和“戳屎棍子”的故事。可每当想起“茅子”这两个字，心里还是会泛起一股暖意，那是属于农村的儿时记忆，是刻在骨子里的乡土味，永远都不会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