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长征路，圆长征梦】№.04遵义会议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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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6月4日至6月29日在我一生中是难忘的。这25天的时间跟随星火旅行社重走长征路，从瑞金出发，继而踏上长征第一山、长征第一渡口，沿着九十年前红军先辈的足迹，血战湘江、通道转兵、四渡赤水、登娄山关，重温遵义会议大转折之后，了解鸡鸣三省会议，彝海结盟会址。又继续前行，巧渡金沙江、激战安顺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过大草地；经过腊子口、哈达铺进入陕甘宁边区，翻越六盘山后最终到达延安，这趟行程跨过十个省或自治区，亲历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用鲜血和生命铺成的道路。那种经历过的感悟远远超越过去课本里和课外书里知道的长征，有撕心裂肺，有痛不欲生，有敬佩瞻仰，更有对灵魂的洗礼，对今日和平年代的珍惜!

遵义会议前后

　　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它作为实现中国共产党伟大历史转折的会议将永载史册。

走长征路，才明白围绕着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经历了很多艰难曲折。

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30日，橘林谈话；

1934年12月31日—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

1935年1月，遵义会议；

1935年2月5日，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部分）

1935年3月5日，鸭溪会议；

1935年3月10—12日，苟坝会议。

历经磨难和斗争，才拨正航向，走向胜利!

　　一、 通道转兵会议首先通报敌情，红军主力如果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势必陷入数倍于我的敌军包围圈，有全军覆灭之险。而李德、博古不顾客观实际，坚持原定计划。危机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北上湘西的原计划，改向敌军薄弱的贵州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毛主席的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的一致同意。

　　通道会议至关重要，使红军改变了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避免再次钻入敌人布下的口袋阵里，遭受全军覆灭的危险。

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发言得到中央多数领导的赞同。

　　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黎平县二郎坡召开，也称“黎平会议”。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问题。李德请假缺席，博古代表李德发言，仍坚持进入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明确提出进军黔西北，夺取遵义，在川黔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发言，尖锐批评第五次反“围剿”以来错误的军事路线，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形成了黎平会议决议。

红军长征改道是从通道会议开始酝酿，由黎平会议最后决定的。

　　三、贵州省黄平县旧州镇东门外的橘林里，树上挂满黄橙橙的橘子。王稼祥身负重伤，躺在担架上，张闻天身体瘦弱，需要养病。在这片橘林中一番谈话直接推动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转变，成为遵义会议的重要前奏。

两人谈话中交换了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忧心忡忡。张闻天提到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王稼祥当即表示赞同。他们很快把这个想法告知给中央几个高级将领，达成共识。

　　四、“猴场会议”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再次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议，限制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从组织上保证了集体领导和军事决策的正确性。

　　猴场会议剥夺了“左”倾领导人的军事指挥权，是遵义会议前的重要准备。

　　五、遵义会议主要议题: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战役以来的经验教训。

形成决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初期“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委托张闻天起草决议。

从此，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六、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被人称为“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做出决议: 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总负责人”。由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在中央领导核心中落到实处。

　　“鸡鸣三省”决议之后，博古把象征中共中央最高权力的一副挑子（装有重要文件和印章）交给张闻天。进村时这副挑子由博古的勤务员挑着，第二天早上出村时就改成张闻天的勤务员挑着啦！挑子主人的更换，意味着中共中央最高权力实现了平稳交接。

　　七、鸭溪会议是遵义会议之后，红军长征途中的一次重要会议。鸭溪会议在遵义市播州区鸭溪镇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军事行动问题，成立前敌指挥部，朱德为司令员，毛主席为政治委员。

这是毛主席自1932年宁都会议后，重新获得了直接军事指挥权，毛主席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逐步恢复。

　　八、遵义市播州区苟坝村是一个三面高山环绕的坝子。红军长征曾驻扎在坝子里。　　

1935年3月10日深夜，苟坝村里的小路上，一盏马灯缓缓移动，毛主席点着马灯向周恩来、朱德的住所走去。他去说服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放弃攻打“打鼓新场”。因为攻打“打鼓新场”，红军会陷入南北夹击，腹背受敌的危险。周恩来、朱德听从了毛主席的建议。

　　后来的战局果真像毛主席分析的那样，敌军以八个师的兵力向打鼓新场进发，虎视眈眈。红军躲过了堪可灭顶的劫难。

　　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张闻天在苟坝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决议，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为长征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军山

　　铜像人物是红军卫生员龙思泉。红军长征到达遵义，龙思泉主动为百姓治病。他是行医世家，医术精，药到病除。白天上山采药，晚上为村民看病，治愈了很多伤寒、疟疾病人。老百姓称他为“红军菩萨”。

在一次外出诊病归来时，部队接到命令已紧急转移，龙思泉在追赶部队的过程中，遭到敌人袭击，倒在血泊中。附近的老百姓将他的遗体安葬在桑木垭路旁的松树林里，不知姓名，墓碑上刻着“红军坟”，并自发地守护“红军坟”。龙思泉牺牲时，年仅18岁。

1953年，遵义市人民政府将“红军坟”迁入红军烈士陵园。

　　邓萍是红三军团参谋长，是红军长征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

1935年2月，邓萍和张爱萍一同前往遵义老城北门外的凤凰山侦查敌情，突然一声冷枪袭来。子弹从邓萍的前额射入，后脑穿出，他当场倒在张爱萍的右臂上，殷红的鲜血瞬间浸透张爱萍的袖子和衣襟。张爱萍紧紧扶住邓萍，发现他已停止呼吸，年仅27岁。

　　在红军山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追悼烈士献上花圈。

娄山关

　　娄山关是大娄山脉的主峰，距离遵义120公里。

红军进入遵义以后，第一次攻打娄山关的任务交给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追歼北窜的黔军，攻克娄山关，占领桐梓县城。第二次娄山关战役由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红一军团配合。接受任务后，红军将士连夜出发，一路急行军，采取“攀崖奇袭+近身肉搏”战术，攻占最高峰点金山，然后居高临下，前后夹击，和敌人展开反复拼杀的拉锯战，最终突破敌人防线，击毙敌督战官，牢牢控制了关口。

1935年1月的娄山关战斗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再一次的娄山关大捷打破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使红军摆脱了被动地位，鼓舞了士气，为后续四渡赤水，跳出敌人包围圈奠定了基础。

　　一天傍晚时分，如血的残阳洒在娄山关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相继策马登上娄山关。毛主席在马背上，写下《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